追寻城市精神之根[1]

众所周知，在历史研究中，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断代史，因为整个历史的发展是连贯的；同样地，在精神现象的研究中，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城市精神，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消融在包围着它的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之中。如果说，地理空间还可以机械地加以划分的话，那么，精神空间就始终是连贯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城市精神的探索是无意义的事，全部问题在于，探讨者心中必须确立起这样一种观念，即真正的探讨对象乃是处于匿名状态中的民族精神。换言之，人们应该自觉地把关于城市精神的任何言说奠基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

在探讨者的思想中常常存在着这样的错觉，即城市精神是在我们周围喧哗着的、离我们最近的东西，而民族精神则似乎是远离我们的、处于沉寂状态中的东西。其实，结果正好颠倒过来：最近的东西反倒是最远的，而最远的东西反倒是最近的，因为我们的精神总是在沉寂的状态中运行，老子说：“大音希声”，良非虚言也；而在我们周围喧哗着的一切不过是感性的事物。事实上，只有当我们从喧哗返回到寂静，不是用感性的眼睛和耳朵来观察，而是用心灵的眼睛和耳朵来思索的时候，才能发现隐藏在民族精神深处的原始经验，并努力把它带到意识层面上来。因此，在城市精神的探讨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不是去虚构，甚至打造出一个理想化的、十全十美的城市精神，而是把隐藏在民族精神深处的、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被边缘化的、但对于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来说又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原始经验，带入到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中，否则，我们就是在从事无聊的语言游戏了。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始的经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这个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城市的精神王国来说，有着奠基性的意义呢？我们的回答是：求真与忏悔。其实，这两个概念所显示的原始经验是无法完全分离开来的，它们实际上是共属一体的。忏悔本来就是奠基于求真的，一旦求真缺席，忏悔就蜕化为无方向、无意义的活动；反之，求真的深度和完整性又必须通过忏悔来量度。质言之，在忏悔缺席的情况下，求真多半是肤浅的，形式化的，甚至是虚假的。总之，只有当共属一体的原始经验——求真与忏悔一起向我们开启出来时，我们关于任何精神现象的探索才不会停留在游谈无根的状态中。

求真地志学

为什么使用“求真地志学”这样的提法？因为“地志学”（topology）展示的不是孤零零的线索，而是类似于地图的整个平面。我们借用这个概念表明，求真不是一个线性的观念，而是由“讲真话”“慕真理”和“见真诚”这三个不同的层面组建起来的观念扇面。

我们先来看“讲真话”。所谓“讲真话”也就是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即让事情按其本来面貌显现出来。正如巴金所说：“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2]乍看起来，讲真话是极容易的，人们似乎无须花费什么努力就能做到这一点，然而，生活经验常常会纠正这种浮浅的看法。凡是读过安徒生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的人都会发现，讲真话是多么困难！这个故事的意味深长之处不在于一个小孩不顾人们对皇帝新装的一片赞美而道出了真相：“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而在于那些大臣和老百姓明明知道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却因害怕自己被视为蠢人而说了假话，甚至连皇帝本人也是如此。这里发人深省的是：小孩因为缺乏成熟的理性才说真话，而大人则因为理性发达才说假话。多么可怕的颠倒，不讲真话竟然成了理性成熟的根本标志！

更为不幸的是，《皇帝的新装》不仅是童话，也是现实生活；不仅是某个民族的思维惯性，也是一切民族的思维惯性。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大众传媒早已使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习惯于下面这样的故事。比如，一家公司在招聘人才时竟出了这样的考题：“二加二等于多少？”当一个机敏的应聘者回答“经理说多少就是多少”时，他马上就被录用了。又如，一家公司招聘会计，第一个问题就是：“愿意不愿意做假账？”只有回答“愿意”的人才可能被录用。有趣的是，在抽象的言谈中，人人都慷慨激昂地表示要“讲真话”，但是一进入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语境中，“讲真话”就转变为人人避之如瘟疫的愚蠢行为，而“听话”“顺从”和“讲假话”则成了最高的美德。

巴金的感慨是，讲真话是不容易的，可是更难做到的是不讲假话。他在《卖真货》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3]上海的另一位文化人顾准也在他的《商城日记》（1959，10～1960，1）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公开说谎，已成风气。”[4]虽然巴金和顾准言说的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然而在当今时代中，讲真话就变得轻松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讲假话、办假事的幽灵仍然到处游**着。

且不说到处泛滥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假币、假账、假发票、假名片、假文凭、假离婚、假检讨、假身份证、假处女膜等，甚至人们在从事高尚的科学研究活动时，也常常会无奈地面对假著作和假论文；在从事超功利的审美活动时，也常常会尴尬地面对假山、假城和假造的名胜古迹。几乎在所有的旅游胜地，人们都发现了同样的题词，如“天下第一峰”“天下第一泉”“天下第一洞”等。不用我们置评，它们自己就已经把自己给否定了。由此可见，讲真话难，在任何时候都不讲假话更难，简直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乍看起来，讲真话似乎是对人们的最低要求，实际上不妨说它是最高要求。但不管如何，真话却是城市精神的基础，一旦抽去这个基础，生命和精神就会黯然失色。所以，巴金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5]

我们再来看“慕真理”。所谓“慕真理”就是仰慕和追求真理。众所周知，真理隐藏在现象的深处，并不是通过我们的感官就能把捉住的。追求真理，不光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缜密而艰苦的思索。据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在大革命中从事保皇活动，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作为科学家，他临死前最萦怀的是他正在进行的汗的研究，他请求法庭宽以时日，让他完成这一研究，但当时法庭的副庭长却这样回答他：“共和国不需要学者。”[6]我们也知道，法国化学家拉普拉斯曾把自己的著作《天体力学》赠送给拿破仑。拿破仑批评说：“拉普拉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写了这部讨论宇宙体系的大著作，但从不提到它的创造者（即上帝——引者）。”拉普拉斯以殉道者的口吻回答道：“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7]这些例子表明了科学家追求真理的思想勇气和忘我精神。

当然，在人们追求的真理中，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真理，也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真理。但不管哪一种真理，都需要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浮躁的情绪到处蔓延，追求真理的**却急剧地消通。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是利益、交易、功用和价格，而不是真理和奋斗。真理已经被放逐了，即便它还存在，也不过是在那些再也无人问津的、尘封的文本里；再也听不到真理这个词了，即便这个词偶尔还能透进耳膜，也细小得简直就像从外星球飘过来的声音，而且多半是人们对不合时尚的迂夫子的调侃。理性再也不愿意履行真理的守护者的职责了，它早已忘怀昔日的尊严，心甘情愿地蜕变为单纯的计算理性。

是的，我们在大众传媒上目睹了长盛不衰的“考研热”，然而，又有多少研究生把倾心学术、追求真理作为自己“考研”的第一动机呢？不，第一动机几乎只可能是其他的动机，诸如出国镀金、留在沿海的大城市、觅一份高酬而轻松的工作、找一个理想的伴侣等。“追求真理”这句口号至多不过是表格上、宣誓里和言谈中的装饰品，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是的，我们也亲身经历了“文化热”“国学热”或其他学术研究的热潮，见到了大量新出版的刊物和论著，然而，遗憾的是，其中低水平的重复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完全有理由怀疑，有多少研究者的第一动机是追求真理和推进学术？事实上，触目可见的不是学术上的推进，而是学术上的应景。所谓“学术上的应景”，就是使学位、职称等非学术因素上升为第一动机。于是，学术和真理一起被边缘化了，更不用说学术活动中经常出现的抄袭现象了。总之，利益取代了真理，计算取代了思考，现象取代了本质，纸币取代了真金。一切都飘浮起来了，连真理也失去了自己的重量！但我们能容许这样的现象长久地继续下去吗？我们能设想一种真理缺位的城市精神吗？显然不能。

最后，我们再来看“见真诚”。所谓“见真诚”就是人们在行为中处处透显自己的真诚。这里说的“见真诚”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而不是在照相机或摄像机面前故意摆出来的“秀”。其实，这种所谓“真诚秀”本身就是不真诚的产物。只要真诚还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离开我们就始终是遥远的！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真诚发自人之为人的尊严。所谓“人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云云，都暗示出真诚和人的尊严之间的本质关系。西方哲学家康德倡言“人是目的”，也无非是启示我们：一个人不仅要自尊自爱，也要尊重他人的人格。要言之，真诚不是摆在外面的形式，而是理性内在的命令。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浓郁的商业气氛却日益使真诚成为一种过时的时尚。真诚从价值理性的内在命令渐渐蜕变为计算理性的交易手段。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表现出自己的“真诚”，或者是为了使对方放松警惕，无戒心地和自己交往，从而获得可观的利益；或者是为了确保自己不受他人的欺骗，从而在交往中不受损失。这是何等可怜的“真诚”呀！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不少人现身说法，表明他们以“真诚”待人得到了多少回报和好处。比如，因为他们做生意讲究诚信，所以生意越做越大。这里的潜台词无非是：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才真诚待人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真诚从不发自内心，它不过是他们赚钱的一种手段。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有些服务人员的微笑是如此吝啬，以至于它们只持续到消费者付完钱为止。显然，对于他们来说，多余的微笑乃是奢侈的，甚至是浪费的，因为它们是得不到回报的。

当这种形式化的“真诚”在生活中变得如此普遍时，连真正的真诚也蒙受了不应有的猜忌。当一个人不图任何回报、纯粹出于理性的命令做好事时，常常会使其他人感到困惑，他们会用瞧外星人的目光瞧他，试图解开他内心的秘密。反之，当人们自愿对做好事的人进行回报时，通常的回报方式就是给钱。仿佛金钱就是真诚的最高象征，没有金钱在场，真诚就会黯然失色！人们是如此之缺乏想象力，以至于除了金钱，他们觉得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表达真诚。多么可怜的人们呀，就在他们以为自己是最高尚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低贱的！我们这里说的“见真诚”，就是要回到真正意义的真诚上去。这种真诚源自理性的命令，它既不在现实中索取回报，也不在想象中索取回报；它既不能用金钱加以度量，也不愿意把自己还原为金钱。真诚就是真诚，它只是良知和理性的产物。

上面，通过“求真地志学”，我们考察了求真的三个不同的维度，即“讲真话”“慕真理”和“见真诚”。这三个维度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实际上它们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互支援的，从而体现出求真的全幅内容。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种求真的观念，城市精神何以组建起来？！

另一种忏悔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忏悔源于求真。但在通常的意义上，忏悔似乎只与个人对自己以往的过失或罪责的反思有关。无论是西方哲人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及作为西方基督教日常生活中的忏悔行为；还是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下的《我的忏悔》及他通过《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所显露出来的忏悔情绪，都关涉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经历的重新认识。我们不妨把这种忏悔称为“个体生命之忏悔”。也就是说，这种忏悔乃是个人心中与良知结伴而行的求真观念与已经逝去的个体生命经历之间的一场隐蔽的或公开的对话。然而，应该注意，还存在着另一种更重要的忏悔。这种忏悔植根于对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经验和意义的关切，我们不妨称之为“群体生存之忏悔”。后一种忏悔常常与前一种忏悔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但只要我们的思想与形而上学的原始经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就能解读出另一种忏悔。比如，当一个德国人在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景并发出“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的感慨时，他正置身于另一种忏悔之中。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既然缺乏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因而难以把求真的观念汇集起来，使之向忏悔意识敞开。当然，我们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文本中触碰到一些忏悔意识的碎片，但它们恐怕永远不过是碎片而已。中国人既缺乏“个体生命之忏悔”，也缺乏“群体生存之忏悔”，特别是当后一种忏悔同时关涉个体自身的罪责时，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或掩饰。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能自觉地担当起后一种忏悔，亦即另一种忏悔的人几乎屈指可数。这从每天都在生产出来的、数量可观的传记、日记和回忆录一类的作品中尤其可以见出来。在这类作品中，主人公总是无例外地被描述为完美的，至少是天真无邪的人。如果有任何恶的意向和事件存在，那总是在主人公的周围发生的。而那些主人公的崇拜者也通过所谓“技术性的处理”，抹去了他们的崇拜对象可能在历史上留下的罪恶。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传记、日记和回忆录从来不塑造人物，而只塑造神祇！在这类作品中，不要说忏悔意识，恐怕连容纳谦虚意识的空间都没有！

在这类作品中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比如，巴金在《序跋集》跋中对自己的叙旧做了如下的评价：“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裸地掏了出来。”[8]巴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说真话之四》一文中写道：“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耻辱，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9]在这里，巴金勇敢地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在顾准的《商城日记》中，也能读到他对自己的痛切的自嘲：“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10]与巴金比较起来，顾准更多地停留在另一种忏悔中。在他的日记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段落：“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11]“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12]凡此各种，都属于“群体生存之忏悔”。在这样的段落中，我们才能看出一个伟大的灵魂与民族生存意义之间的本质联系。试问，如果我们努力加以打造的城市精神缺乏这种源于求真和良知的博大的忏悔意识，那它又何以立足于尘世之中呢？

总之，问题不在于形式和表面，而在于内容和实质。只有当我们的思考进入到求真与忏悔意识的层面时，我们正在言谈的城市精神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奠基。

[1] 本文原来的标题为“求真与忏悔：追寻城市精神之根”，原载上海证大研究所编：《证大》，2003（6）。

[2] 巴金：《真话集》，1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 巴金：《无题集》，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 顾准：《顾准日记》，58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5] 巴金：《探索集》，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6] W.C.丹皮尔：《科学史》，2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 W.C.丹皮尔：《科学史》，2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 巴金：《真话集》，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 巴金：《真话集》，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0] 顾准：《顾准日记》，15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11] 顾准：《顾准日记》，19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12] 顾准：《顾准日记》，74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