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构主义美学的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

结构主义之所以能作为一股思潮在20世纪的60年代取代存在主义，并最先在法国流传开来，有多方面的客观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产生于德国的存在主义，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由萨特介绍到了法国，这种悲观主义的哲学，颇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可是战后法国的经济恢复较快，存在主义与这种社会现实已不合拍。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到了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出版时，便已经身价大跌了，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这些存在主义的基本概念失掉了早先的那种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正是作为对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的。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这正是对存在主义的根本性否定和批判。1962年，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野性的思维》一书，该书末章《历史和辩证法》批判了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基本观点，引起轰动，此事标志着结构主义取代了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一 结构主义美学的理论背景

结构主义美学的产生受到了多种思想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

首先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带来的革命性范式转换。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是瑞士语言学家。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即在语言学中标举起共时性的观念，而这同传统语言学一贯以历时态旧角度来看待语言有根本区别。在传统语言学中，语言被看作是一个命名过程及其产物。而在索绪尔看来这是一种误置。他认为，语言是作为能指的语音和作为所指的概念的结合。如我们说出“树”这个词，它是表达的一个概念，即一种木本植物，语音是同概念相联系而不是同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相联系。因此，在语言中是能指（signifant）与所指（signifie）发生关系，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他举例说，“可以把语言和一张纸相比，思想在前，声音在后，人们不能切断前面的而在同时不切断后面的。同样，在语言中，人们也不能把声音和思想分开，或把思想和声音分开”[1]。索绪尔在这一论说中是把共时性观点引入到了语言学中，同时他还指出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毕竟是约定俗成的，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词表达；反之，同一语词也可以表达不同概念。

这一状况促使索绪尔思考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他把以前普泛地讲的语言对象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作为系统、体制或规范的语言（language）；另一种是受制于前者，并使前者具体化的言语（parole）。对这两者的区别，“索绪尔自己的类比是：犹如称为‘象棋’的那套抽象的规则和惯例与真实世界中人们实际所玩的一盘盘象棋游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象棋的规则可以说是高于并超越每一局单独的棋赛而存在，然而，象棋规则只是在每一盘中的各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取得具体的形式。语言也是一样，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2]从索绪尔的这一语言观来看，就是人们说和听的都只是言语，它之所以能形成交流，就在于它体现了语言的规定性，它是人们都共同认可，也都明了的规约。索绪尔的这一观念表明，人的“言语”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有共同的内在结构（“语言”）。这成为了结构主义文论家寻求文本的内在结构的出发点。

此外，更早对结构主义具有启导作用的还有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在其《新科学》中维柯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构造一种“人的物理学”。他认为原始人类认识事物时并非常识所言的野蛮无知，而是“富于诗意”的。他在看到了中国的龙图腾的图案和象形文字后，曾惊叹道：“这一点值得惊讶，中国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相隔那么久又那么远，竟用同样的诗性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自己。”[3]那么，这一诗性方式有何特点呢？他提出了“真实—事实”（verum factun）原则，即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能理解的世界，事实状况是由他头脑中关于真实的信念来框定的。维柯这一思路实际上是在寻求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构”，可以说他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先驱人物。

其次是“深度模式”的寻求与人的主体性的消释。

一是对“深度模式”的追求。在西方的学术思想中，历来有着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它的由来和发展，都得由它的内在本质来说明。所以，许多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就在于它对于事物的规定性有着特殊的阐释，这种内在性质是在现象底层的，具有深度的东西，并且在阐释它时又是从某一普泛的模式来立论，因此不妨称之为深度模式。例如，柏拉图思想的轴心是理念，理念的论析就成为其理论的深度模式；黑格尔的哲学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转化作为其深度模式，等等。在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转向”中，深度模式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冷落，尤其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派别看来，它是形而上学的虚设。由此背景看，结构主义是在事物个别因素的考察中，努力建构出统合个别因素的整体的质，再由它来考察、说明个别因素的特征。因此，结构主义尽管没有统一的深度模式，但它在方法论上是有对深度模式的追求的，在这一点是它同“语言学转向”后的总体趋势有着异趣；可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对深度模式未作统一规定，使其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存在，因此，它就又与“语言学转向”后的深度模式消解趋势相吻合了。

二是当代西方人的主体性面临着消释的状况。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神的主体性逐渐被人的主体性所取代。有时，人的主体性被强调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仿佛整个外部世界都是人所征服、所奴役的对象。在此历史进程中，科技进步无疑起到了助长人的主体力量的作用。但到19、20世纪之交时，科技进步在助长人的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它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副作用也日益显露出来。在这时，开始出现了对科技进步持怀疑和批判的观点，人的主体性的地位也逐渐受到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地采用现代科技从事战争杀戮的行为，它对于否定人的主体性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国学者、前期有结构主义倾向的福柯曾回顾说，他们这一代对生活现实的兴趣已不及对概念和系统的兴趣。如果说近代以来的思想主潮是用人来代替神的主体性，那么，福柯的一代则是“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意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这里，实际上通过张扬结构系统自身的自主、自足特性来代替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思想界的主体性消释的趋势。

二 结构主义美学的主要特征

结构主义美学的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它的一般性的泛学科特征；二是具体考察其美学理论的特征。

首先看结构主义的一般特征。结构主义者之间在具体观点上可能歧异很大，但在方法上却体现出共同的结构主义特征。可以说，结构主义思潮的一般特征集中表现在对“结构”概念的独特理解上。对此，让·皮亚杰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有过专门阐述。

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年）是瑞士心理学家。曾师从于荣格，后来开创了发生心理学的学说。他的心理学学说具有结构主义倾向，以至于他在撰写心理学论著之余，写过一本《结构主义》来对自己所遵循的方法论作出系统梳理。皮亚杰对“结构”有三个基本概括：结构有整体性、转换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具体来讲，整体性是指结构整体中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各元素在整体中的性质，不同于它在单独时或在其他结构内时的性质。转换功能是指结构内部存在着具有构成作用的规律、法则等。以语言来说，正是由于这些规律、法则的构成作用，各个词汇可以组成不同语句，人能用语言来表达意思并使他人理解。自我调节功能是指，在结构执行转换程序时，它有自身的调节机制而无须求助于结构之外的某物，亦即结构相对地封闭和独立。例如一个人的体温大致稳定在37℃，不管外界气温是25℃还是35℃，人只是感到凉或热，即体温由体内的系统调节，不受外部因素的明显干扰。[4]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对结构提出了四点说明。一是结构中任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二是对任一结构来说，都有可能列出同类结构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三是结构能预测出当某一种或几种成分变化时，整体会有什么反应；四是结构内可观察到的事实，应是可以在结构内提出解释的。

一般认为，皮亚杰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的阐释是公允的、具权威性的。这里还应补充一点，结构主义者往往将结构分为表层和深层两种，表层结构可被直接观察，深层结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只有通过某种认知模式才可探知。结构主义者所说的主要是深层结构。另外，在结构主义的观念中，往往是凭借成对的概念来建构结构，如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历时和共时等。因此，“成双的功能性差异的复杂格局这个概念，或曰‘二元对立’概念显然是结构概念的基础”。[5]总括起来，皮亚杰说到的三点特征，再加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深度模式的构建，可以大致概括结构主义的一般特征。

再看结构主义美学、文论自身的基本特征。结构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是结构主义方法在美学、文学领域运用的结果。它遵循结构主义的一般要求，同时，在针对美学、文学的具体对象时，又有自身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

第一，寻求文学批评的恒定模式。

结构主义美学反对印象派一类的主观批评，要求用相对稳定的模式来把握文学，以达到有理性、有深度的认识。它的操作步骤大体是先提出一个假定的结构，或从其他学科中借用某模式，看它能否说明具体文本。如能，就用该模式作为文本的基本结构；如不甚满意，就另寻其他模式，直到大体满意为止。对同一类文学，可用不同模式来说明其不同方面。如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勃瑞蒙认为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对俄罗斯童话的结构概括并不完美，而另提出一种小说“三合一体”的假设，即任何小说都可被概括描述成一种原子系列三阶段纵横交错的“三合一体”模式：

敞开一个可能性的情景可能性的实现成功

失败

可能性的非实现

其中第二、第三阶段都有一个选择，小说的叙事结构就在这种选择过程中完成。[6]

很显然，结构主义始终把对某种恒定的叙事模式的追求作为文学研究的最终指向，这构成了结构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二，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与英美“新批评”强调“细读”，注重对单篇作品乃至单独某句话的分析不同，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看成一个整体，强调文学系统和外在于文学的文化系统对具体作品解读的重要性。结构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整体并非事物本来的整体，而是分割事物找出各元素后再组合而成的整体。罗兰·巴特说：“结构主义的人把真实的东西取来，予以分解，然后重新予以组合。”[7]在这个意义上看，结构主义美学、文论也要求细读，它要求将语段的细读与整体参照结合起来。它的整体观可以是就作品整体而言，还可以是对更大范围的文化背景而言。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中，有一段写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都争着跳入将安葬死者的墓穴，两人由此争执导致了决斗，酿成悲剧结局。单从作品中看不出其中缘由，而放到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原来它是原始殉葬文化的残留，即殉葬者应是死者生前亲近的人；后来逐渐取消了这一制度，就只是象征性地由死者的亲友在下棺前去墓穴里站一站，作为殉葬的仪式性表达。那么，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的争执就在于是否认可哈姆雷特的身份。雷欧提斯认为他杀死了死者的父亲，不配下墓穴；而哈姆雷特则认为自己是死者的恋人，最有理由下墓穴。而找出了这种整体联系，两人争执和决斗的意义就清晰了。

第三，追踪文学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的“结构”一词，通常是指事物内部的复杂关联，它是不能被直观，而是应凭借思想模式来探掘、来建构的，这样得到的是文学的深层结构。在这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对俄狄浦斯神话的分析（详见下文）提供了典型的个案材料。再如，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居莱恩提出，文学史也“有一种系统或结构化倾向”，“在那缓慢然而又是不停变化的整个文学领域内存在的一种顽强、深刻的‘秩序意志’”[8]，就是文学发展背后的深层结构。

第四，在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上有深入研究。

结构主义美学、文论对于作者、读者、社会生活等几个方面关注甚少，它突出研究的是文学作品的层面。而在对文学作品的研讨中，它注重对作品结构作客观分析，被分析出的作品元素往往用某些符号来表示，这就使它在文学符号学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往往叙事作品的结构要比抒情作品复杂，因此，对包括神话、史诗、民间故事等文体在内的叙事作品的研究，在结构主义批评中占有很大分量。应该说，从事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研究，可以是采用结构主义方法或立场，也可以不是，两者间没有等同的关系。只是在这种研究视角中，结构主义研究占了一个相当重要地位。

三 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发展概况

结构主义美学、文论并不是法国所专有的，然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则集中在法国，因此，这里着重介绍法国的结构主义美学的概况。

从美学和文论史看，法国结构主义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的逻辑延伸。20世纪20—30年代，原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雅各布森移居布拉格之后形成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仍将文学“形式”作为研究重点；另一方面又开始研究远为抽象的文学“结构”，它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到法国结构主义的中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拉格学派因其“形式主义”的性质而受到批评，1950年该学派解体，好些成员又移居到德、法等国，给西欧学术界带去了新的思想。雅各布森吸收了索绪尔的观点，并与列维-斯特劳斯一起发展了结构主义思想。列维-斯特劳斯在雅各布森主办的《言词：纽约语言学集团杂志》上发表了《语言学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结构分析》的著名文章，建立了结构人类学理论，并正式运用了“结构主义”这个名词。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解释其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和神话故事，为结构主义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他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批评，标志着结构主义思想的中心已迁移到法国。

法国结构主义的崛起不仅在于它对存在主义的有效反拨，而且也在于它涌现了一批理论上的优秀代表人物，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涌现了前、后“四子”作为突出代表。“前四子”是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和雅克·拉康；“后四子”是罗兰·巴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和克劳德·勃瑞蒙。前、后四子共八人，其中，前四子加上罗兰·巴特，被人称为结构主义的“五巨头”。

其中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年）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人的无意识活动，他潜心研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由于不满于前人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种种阐释，撰写了一本长达九百页的心理分析专著《文集》（Ecrits），一时间轰动巴黎。他认为无意识结构与语言结构相类似，强调无意识就是主体与他者的交流，他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心理分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也遭到了许多指责，不少学者认为他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同样是曲解了原意。

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探讨悲剧及悲剧作品的起源和美学意义，并且进一步探讨文学作品的起源，探讨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他同时也是法国“太凯尔”集团的领袖，为数众多的青年学子聚集在他的周围，讨论文艺批评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集团。托多洛夫是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

格雷马斯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叙事语义进行了严谨、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著名的“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等理论，在法国文艺批评和美学界颇有影响。

结构主义者中，对于叙事特性与一般属性研究最为深入的是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 ）。热奈特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该校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任教。他对结构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叙述的方式》一书中所建立的“关系学”。他同其他巴黎结构主义同行们一样，把语言学方式运用于叙述文体。在他的语言诗学研究中，大量采用语法修辞的现成术语，并加以改造和界定，甚至连语法学上关于动词的时态、语态、语气这三大范畴，也被纳入了他的理论之中。同时，他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重视“层次”的研究。他认为整个叙述文本大致分为三个层次：（1）叙述呈现的表层；（2）未经叙事安排的故事内容层次；（3）叙述行为。热奈特把叙事现象的技术性问题涵盖在几个范畴之中，以此来探讨叙事文本的变化。这些范畴所处理的其实正是这三个叙事文本层次中所显现的某些内在关系。

这些范畴主要是：（1）“时间”，处理“故事”里的时间与“叙述”层上的时间两者间的关系和异同；（2）“方式”，处理对现实模仿的形式，以及其中涉及的观点问题；（3）“声音”，处理叙述者与所叙述的内容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叙述者与读者地位的差异。

这种对叙述结构层次的强调，也自然反映在他对叙述关系的强调上。他首先考察到任何叙述都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第一，它必须讲故事，没有故事就不是叙述；第二，它必须由某个人讲，否则它也不会是叙述。因此，作为真正的叙述必须显示出三方面的内容：叙述活动、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这三大内容相互制约，相互联系，每一内容都以另外两大内容的存在为前提。但相对来说，他又更加重视“叙述方式”，按他的说法，这个方式就是讲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形式。叙述的方式作为一种关系结构，直接受其他关系的影响。

热奈特的叙述“关系学”，严格地说，是通过具体的作品对诗学的研究，也是对独立文本的阅读和批评，他的很多具体评论，打破了诗学与批评的截然划分，有很大的灵活性。

热奈特叙事理论，尤其重视叙事者的问题，他对叙事者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托多洛夫和巴特的理论。他在《叙事的方式》中，对语式和语态的分类加以辨别、正名，否定了普洛普、托多洛夫等人所采用的“视角”、“视野”、“视点”等概念，而改用相对抽象的“聚集”。他认为叙事作品所选择的视角有三种类型。第一类，叫做“非聚焦或零聚焦”，即叙述者所说的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这个叙述者类似无所不知的上帝和神，他的眼睛无处不在，对于他，历史和未来都毫无隐瞒，无论是旧时出现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还是穿梭跳跃在不同的时代，在他看来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古典叙事作品一般属于此类。第二类，取名为“内聚焦”，它又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固定式、不定内聚焦和多重内聚焦。这三种形式是以视点的变和不变划分的。第一种形式的叙事角度一直不变，典型的例子是《梅西所知道的》这篇小说；第二种形式的叙事角度随人物的变换而变化，各个人物看到和讲述的大都是不同的事件，从而扩大了有限视野，如福克纳的《喧哗与**》；第三种形式的叙述角度也是随视点人物的改变而改变，只是它让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角度讲述同一事件，这种手法能产生立体效果，使读者对发生的事件有更为完整的看法。严格意义上的内聚焦作品并不多见，同视角、内聚焦的技巧被詹姆斯以来的西方小说家普遍采用。这种技法的采用带来了大量的意识流文学。第三类，叫做“外聚焦”，即叙述人物的言语和行为，但不进入人物意识，也根本不想对他的所见所闻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在这类叙事中，单纯描写的话语越来越少，传递行为的话语越来越多，这种近似客观的外聚焦叙述方式在西方现代小说中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叙事体作品中叙述者是不可忽视的首要因素，他的变化影响作品的结构及其美学效果。叙述者运用不同的叙事方式绝非是简单的形式问题，它与作品的内容不可分割，属于整个作品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热奈特叙事理论的贡献所在。

戈德曼继承了皮亚杰的方法，并汲取了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美学领域里，他虽不及卢卡奇名声显赫，但他的思想对萨特等人形成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趋向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前期结构主义的共同特征是强调整体性，强调通过模式认识事物的内在结构，强调共时性比历时性更为重要，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社会结构中把握人的认识。

后期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为巴特和德里达等人，他们试图解决前期结构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难点——结构如何发展的问题。他们在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结构再组理论的影响下，否定固定的结构，肯定结构的发展变化，从而走向解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