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希腊化时期概况
希腊化或希腊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史学家德罗依森（1808—1884年）在《希腊化时期史》（1836—1843年）中提出来的。他把这个概念局限在文化领域，把希腊化文化或希腊主义文化狭义地理解为希腊的文化，认为希腊化是指希腊人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非希腊血统的国家。
事实上，决非是希腊单纯地影响东方。在本卷第一编引论中已概要地指出过，不仅作为希腊艺术的武库和土壤以及孕育着希腊哲学—美学观念的神话，就深受东方的宗教和神话的影响，而且整个希腊远古文化—文明，是属于西亚、北非、南欧文明区，从而深受西亚、北非文明的影响。实际上，早在希腊向东方进行大移民（约前8世纪—前6世纪）前，希腊和东方就处于密切交往中，结果导致希腊和非希腊文化的融合。由于古代欧亚大陆曾有过很多文化中心，像公元前2500年或以前，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一带，就出现繁盛的早期奴隶制文化，它同亚洲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并受到亚洲西部和埃及更繁荣的早期奴隶制文化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未开化的蒙昧地区。所以，包括希腊在内的这种远古地中海东部的文化，与其说是属于欧洲的，不如说是属于东方的更为贴切。诸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里的若干故事，在亚非文化中早就有所反映。就是荷马本人，多数古代记载说他是爱琴海东岸希俄斯岛人，或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士麦拿。另一位史诗诗人赫西奥德，自称祖籍是小亚细亚的库墨。此外，早期自然哲学家、美学思想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里特，都并非出生希腊本土，而是出生于希腊在爱琴海东岸或附近的殖民城邦，这些地方都处在东方思想的洪流中。因此，正本清源，倒是西亚、北非地区的文化先影响了希腊，而后起的希腊化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和东方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不是简单的“合并”。亚历山大大帝曾企图把希腊人和波斯人合成为一个新民族，然而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进入东方的希腊—马其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却不可避免地同当地固有的东方文化处在交互影响中。或者如罗斯托夫采夫所认为的，是希腊和东方文化复合成为的一种新文化。以后，当罗马帝国入侵和长期统治这些东方希腊化国家时，希腊化文化对罗马文化明显占着压倒的优势。日益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的基督教，正是这种希腊化文化的产物：
从罗马帝国时期初期开始的基督教，迅速地被希腊化，并作为一种希腊化的宗教，尤其是作为一种已经希腊化的犹太宗教的继承人，出现在罗马世界中。[4]
即便是整个晚期美学史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普洛丁，他的思想也是在当时东西方文化汇合点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形成的。
希腊化时期胜利女神塑像
现藏于法国罗浮宫博物馆
王齐云 摄
一 希腊化国家的形成
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5年即位后，就于次年秋冬之际，把尚未完全慑服的希腊本土，交给手下将军安提珀特（前397—前319年）镇守，自己则率领大军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从波斯人手里夺取了伊奥尼亚地区。不久，于格拉尼库斯之役，打败了波斯在小亚细亚的驻军。
亚历山大从事侵略的结果，产生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版图达到200万平方英里（约32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5]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和他采取的一系列比较温和的政策分不开的。关于这点，著名的英国希腊史学者伯里曾揭示：
（亚历山大）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帝国概念，在这个帝国中，亚洲人不应该受到欧洲入侵者的统治，欧洲人和亚洲人，同样应该平等地受到一个君主的统治，对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区别不加考虑；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要把这个君主看作是自己的国王……打破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藩篱。[6]
但是，这个新帝国，不仅包括东方许多曾多次被隶属某个王国的地区，而且还包括了整个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然而，它们只是一些没有统一经济基础的国家，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不稳固的军事联合。其中，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原希腊各城邦，和半开化的马其顿就大不相同；拥有悠久文明和几乎凝固的复杂管理制度的埃及等，同处于半游牧部落所居住的波斯东部地区也大不相同；两河流域富庶的、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同波斯和印度的人烟稀少的地区，更是大不相同。结果，随着亚万山大的突然去世，他所建立的世界性帝国也就陷于瓦解。他的“继承者”们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接着，就形成了若干希腊化国家：塞琉西王国、托勒密王国、马其顿王国、帕加马王国，以及短暂的莱西马基王国等。这些由希腊—马其顿人建立的王国，和原先由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地区等地建立的移民（殖民）城邦，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原先的移民城邦是单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孤立的希腊人居住地，它们环绕着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岸地带。但是现在，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所碰到的却是奴隶制社会，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已有许多世纪独立发展的历史，它们已经创立了独特的和成熟的文明。正因为这样，就需要正确地评价这些希腊化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英国著名的希腊史家格罗特（1794—1871年）在其被誉为“堪称世界上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的《希腊史》[7]中对整个希腊化时期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果说希腊曾代表过自由，那么希腊化时代的亚洲却是无可救药的专制。马其顿征服所带来的唯一确切利益便是，交通的发展、商业的扩大与地理知识的增进，“到了亚历山大以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已经难以开展，它的影响也日益衰微，这对历史读者不再感觉兴味，对于世界命运也不再起作用”[8]。
格罗特的这种全盘否定希腊化时期历史的观点，已越来越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塔恩就曾比较公允地指出：要是把希腊化时期看作是一个没落甚至堕落的时期，那是错误的，即便是它的后期，也要进行具体分析。[9]法国学者洛里哀则从比较文化的宏观立场，积极评价了希腊化时期：
但是实际上，希腊的思想只是移转地方，并不是衰落。它只是将旧时的范围打破，“深”的方面不如从前，“广”的方面却比从前加大。[10]
从总体上来讲，希腊—马其顿的征服者和当地奴隶主贵族结成了联盟，把东方传统的君主制度和希腊—马其顿的城邦制度结合了起来，消除了原先两种奴隶制度之间的明显区别。希腊化国家的君主制度，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原东方专制帝国的许多特征，如土地的最高所有制、税务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城邦制度，但它已丧失了原先在政治上独立的城市国家的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各个希腊化国家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出现了一种统一性。诚然，这里所讲的统一，不是指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指在同一帝国范围内，各城邦间的民族统一意识的急速成长，它们之间的政治冲突的仲裁的迅速发展；各个国家间的公民，彼此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保护某些庙宇（神殿），不受报复性暴行的侵犯；彼此慷慨地承认或赐予对方城邦公民以荣誉公民权；各国之间，协调处理他们的公民之间的私人纠纷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在伦理和政治思想上，出现了人与人是兄弟、世界主义等观点。具体体现在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学说中。他们认为，野蛮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区别，纯粹是人为的和不中肯的。结果，这些希腊化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一种内聚力。以后，当它们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后，后者就把它作为一份遗产，继承了下来。[11]
二 马其顿帝国——希腊和雅典
包括希腊在内的马其顿帝国，虽然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初，处于左右历史事件的中心，但是，亚历山大东征后留给继承者的本土面积不超过4万平方英里（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也较少。[12]由于亚历山大东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后继承者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引起的互相残杀，加之外来部落的**，直到安提戈诺二世（前283—前239年在位），在争夺希腊的霸权的斗争中获胜，并强化马其顿对整个希腊本土的统治，马其顿帝国才趋于巩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安提戈诺二世，是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的学生，他的统治所遵循的正是斯多葛学派的理论。
这里要特别讨论希腊和雅典的情况。希腊自从公元前338年在凯罗尼亚战争中失败以后，它的没落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了。从此以后，它相继受到马其顿和罗马的统治，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独立。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帕加马等一系列新兴希腊化城市兴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代替雅典执文明的牛耳。[13]加之，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之间的纷争，希腊经常沦为战场。当时的官方文件就提到，希腊人生活在“巨大的恐怖和危险中”[14]。这种可悲的现状，反映到心理上，正像策勒指出的那样：“悲观是这个时期希腊的状况。”[15]当时的喜剧之“星”、雅典的米南德（约前342—前291年），通过他的喜剧中的角色，也发出相类似的呼号：人类的命运就是“遭受苦痛的折磨”，“不幸的人在我们的时代的确不少”[16]。
由于战争时期毁灭性的打击，居民大批沦为奴隶，加上不利的经济条件，总的说来，整个希腊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变得荒凉起来。这点，在雅典尤其明显。当时，雅典的政治家和作家法勒戎的德米特里乌在他的演说中，把雅典这个被打败了的城市描绘为：“不再是我们先辈的海上强国，而是一个穿着拖鞋，备受折磨的丑陋的老妓。”[17]雅典不但不再是商业的中心，而且也不再是产生文学作品的中心。但是，由于往日的光荣，它依然吸引着希腊和希腊化世界的学子。在文学创作和哲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种新形式：以米南德等为代表的新喜剧，以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为代表的新哲学。在意识形态上也出现了两种前所未有的新思潮：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都是亚历山大发动征战的产物。古老城邦的自足和安全感丧失殆尽。雅典经过曲折的斗争，虽则维持着表面上的民主，但已从一个主权国家逐渐沦落为一个地方性的城市。结果，上了年纪的雅典人，开始学习从地方性角度去思考问题，而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则到东方的希腊化国家中去猎取自己的幸运。这样，就导致希腊人和所谓野蛮人之间的界限的消失，承认彼此间有一种共同的人性。这种思想，早在智者那里已经出现，在理论上由斯多葛学派表述为世界主义，在现实中由伊壁鸠鲁学派付诸实施。[18]
由此而引起的是，希腊人开始认真面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东方希腊化国家，从而打破了原先把希腊人和外国人区别开来的界线，在希腊人的视野前展开了一个新世界，为他们的探索能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进一步推动他们和东方各民族发生广泛的接触，促进了东西文化的汇合。这种情况同样也反映到哲学中：
在长期的持续中，同时产生出一种东方思想的缓慢的回流，它的踪迹，若干世纪后出现在希腊哲学中。在希腊母邦著名学术中心旁边，产生了若干适合形势、居民和特殊环境的新的学术中心，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联结起来，把不同种族的理智力量，融合成为一种同质的群体。[19]
也就是说，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和东方希腊化国家的建立，希腊的影响进入东方，与之同时，东方反过来也在影响着希腊和西方。这点，对理解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雅典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是文化和知识的象征，直到罗马帝国时期，仍被认为是世界的文化首都，即便已经名不符实。雅典继续是哲学活动的中心，世界各地学习哲学的人依然来到这里，直到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时期仍然还是这样。[20]
三 帕加马帝国和小亚细亚
小亚细亚是古代世界中最为特殊的地区之一，除了是古老而巨大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外，有些地方仍然保持着原始公社流传下来的生产关系。人种十分复杂，同一个狭小地带，使用着几种语言。在希腊化时期的初期，各种势力在这里接触并相互发生冲突。
这里出现的帕加马帝国，以帕加马为首都（即今土耳其伊兹密尔省贝尔加马镇）。它的面积在公元前187年时达到7万平方英里（约11万平方公里）[21]，其中包括小亚细亚最文明的地区：弗里基亚、密细亚、吕底亚、庇西狄亚和潘菲利亚的一部分。这里原先隶属塞琉西王国，后来，欧美涅斯一世于公元前263年脱离安条克一世，宣告独立，在欧美涅斯二世（前160／159年去世）时达到全盛，成为当时主要的世界强国。随着阿塔罗斯三世（约前170—前133年）于公元前133年去世，阿塔利德王朝终结，帕加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亚细亚行省。
帕加马帝国境内资源（木材、银和铜）丰富，农业发达，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是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模式进行的，并具有有利的国际环境。阿塔利德王朝使帕加马成为希腊化时期最重要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可以和亚历山大里亚相媲美，但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阿塔利德王朝的君主，是希腊艺术和学术研究的最著名的保护人。
四 埃及和亚历山大里亚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2年到达埃及并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城，以后他的朋友、马其顿人索特尔（约前367—前283年）于公元前304年在这里建立托勒密王朝，版图最大时达到6万平方英里（约9.7万平方公里，沙漠除外）。[22]其人口，根据古代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约37—100年）的记载，除亚历山大里亚外共计750万[23]，其中有100万是犹太人。[24]它是希腊化国家中持续得最长久的。埃及在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年在位）和托勒密三世（前246—前221年在位）统治时期，达到强盛的顶峰，成为公元前3世纪中叶地中海地区第一等强国。直到公元前30年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
托勒密王朝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首都和中心，继续把埃及划分为上、下埃及，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把法老埃及的制度和希腊—马其顿的管理原则结合了起来。它是一个强大的军人、官僚统治的奴隶制国家，统治的主要支柱是大地主、雇佣兵、军事移民、祭司，神庙是巨大的经济中心。埃及的经济活动是高度集中和国有化的，一切部门都受到国家的监督，有些部门甚至由国家垄断，如银行和工商业。[25]以后，罗马帝国在这里继续维持原托勒密王朝的许多现成制度，并未作出多大变革。[26]
亚历山大里亚城，在托勒密二世、三世的治理下，成为工商业和学术活动的中心，直到罗马帝国时期，仍然是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基地之一，加之地处欧亚非交通要道，成为当时希腊化世界最大的市场。随着文化中心自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它又逐渐取代雅典，成为希腊化世界的主要文化中心，以后还是闪族[27]主义的中心。整个城市的居民由希腊—马其顿人、犹太人、埃及人等组成。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280年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是当时最完备的科学研究机构，成为希腊化的自然科学的诞生地，在僧侣们的指导下，把学者们像一个宗教团体那样组织起来。这里，不仅是“希腊化世界的首府”[28]，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城市。犹太教希伯来语的《圣经》的希腊语译本，即《七十子希腊语本》，就是公元前2世纪在国王支持下在这里译出来的。后来，在罗马帝国直接统治下继续繁荣，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市场、罗马和远东贸易的基地。[29]
正是亚历山大里亚，最先和最完全地实现了希腊和东方的结合[30]，成为哲学、宗教、美学发展的各种潮流的汇合点，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探讨的中心，成为半哲学半宗教学说的发源地。[31]亚历山大里亚突出地成为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和当地原有的传统的埃及文化的汇合点，此种汇合，既有经济上的原因：这里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达3世纪之久；又有政治上的原因：托勒密王朝致力于希腊—马其顿和法老埃及的政治制度相结合，使埃及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祭典，穿上希腊的新装。正由于希腊、希伯来、埃及三种文化的交互影响，从而在宗教、神学和哲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犹太人斐洛为代表的犹太教神学，以普洛丁等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克雷芒和奥利金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神学，都是在这里诞生的。更进一步，从哲学、神学、美学的发展而言，以普洛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正是希伯来、希腊、埃及文化凝聚的结晶：
公元3世纪，由于以古希腊哲学和以犹太哲学家与道德家、多神教与基督教诺斯替派信徒的新东方宗教学说为代表的各种发展倾向的结合，在这里产生了新柏拉图主义。普洛丁是这一运动中的大人物，他还充满着古希腊的观念：他以审美概念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神和世界，对神的理性、灵魂和物质，对精神下降为物体及其上升为太一等的反动神秘观。[32]
五 塞琉西王国和叙利亚
塞琉西王国是公元前312年由马其顿将领塞琉库斯一世建立，是疆域最大的希腊化国家。极盛时期的领土，西至欧洲色雷斯（大体相当于今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东至印度边境，面积达150万平方英里（约2400万平方公里）。[33]它是由以下三个地区组成的：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北部、巴勒斯坦）和伊朗。人口达三千万左右。[34]都城有两个，一个是塞琉西亚，另一个是安条克。公元前64年被罗马人最后征服时，疆域仅限于叙利亚和西利西亚。
所有塞琉西王国的继承者们，都把自己理解为希腊传统的继承人，希腊文化的保护人和宣扬者，希腊化的化身。庞大的塞琉西王国，未能建立一种统一的经济制度，开始时采用原波斯帝国政权的许多制度，但以希腊法律作为构成个人及经济关系的基础，推行波斯和亚历山大的税收政策。希腊—马其顿人中间的特权阶层，实际上控制了王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而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
六 希腊化国家的灭亡
希腊化国家，虽然依然是奴隶制国家，但当时它们都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狭隘的城邦奴隶制度，促进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繁荣，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到公元前3世纪末，在希腊化国家的统治下，加速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奴隶占有制的发展进程。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个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危机日益加深，经济衰退，阶级和民族（种族）矛盾上升。罗马就利用这个时机，使自己繁荣和强盛起来，各个击破，分别消灭了这些国家，并把它们悉数纳入自己的版图。
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经济中心和贸易路线的大转移。由于地中海地区跟东方各国贸易的扩大，罗马成为这个地区经济上最重要的国家。罗马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早在他们的军队侵入这些国家之前就进入了。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前215—前168年），罗马完全打垮了马其顿，马其顿王国就此灭亡，并于公元前148年降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东方帕加马王国的地位也动摇了，阿塔罗斯三世迫于人民的起义的威胁，公元前133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规定，把整个王国交给罗马，帕加马王国随之也就并入罗马，成为其一个行省。塞琉西王国则于公元前1世纪初迅速没落，其中犹太、腓尼基地区相继出现独立的国家。结果，于公元前64年，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托勒密王朝则是于公元前30年，成为被罗马并吞的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这样，希腊化时期终结，罗马帝国时期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