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正史”撰述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史学发展的重大变局

一、关于私人撰写国史的禁令和隋朝修史的失误

在隋朝与唐朝初年的五六十年中，中国史学曾经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局，即隋朝修史的失误和唐初史学的兴盛。它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有隋一代，在史学上没有产生辉煌的著作，未能造就出有较大影响的史家。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隋皇朝在历史上只存在三十多年就灭亡了，因而不可能在史学上有什么成就吗？不然。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的皇朝，也并非都不能产生有影响的史家和史书。例如，西晋（265—316年）时陈寿撰《三国志》，为著名的“前四史”之一；魏收著《魏书》于北齐（550—577年）；南朝宋、齐、梁、陈，“运祚”都不长，史学上也颇有成就[1]，而以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臧荣绪《晋书》、沈约《宋书》价值尤高；五代时期，仅在历史上存在十一个年头的后晋（936—946年），也出现了《旧唐书》这样的鸿篇巨制，等等。可见，隋代史学上缺少重大成就，固然与其“短祚”有关，但其在修史上的一系列失误却是更重要的原因。揭示这些原因，对于说明隋代史学状况是必要的。

隋文帝初年，为加强对史学的控制，乃“制禁私撰国史”，违者，严惩不贷。如著作郎王劭因母忧去职，在家著《齐史》而被人告发，隋文帝“遣使收其书”[2]。因为王劭得到文帝好感，才幸免于罪。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曾明确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3]。这表明，隋皇朝不仅要垄断修史，而且还要垄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于是，撰写史书和评论人物都成了“禁区”。私人撰史，已成畏途，史学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阻碍。

梁启超认为：“两晋六朝，百学荒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而中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4]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学荒秽”，恐未必尽然，王仲荦即力排此说[5]；若云“治史者独盛”，似有一定道理。这个时期，各个皇朝，或前后相承，或同时割据，然皆争为“正朔”，故多鼓励史家著书立说，为其统治服务。此外，如民族关系的活跃，门阀地主的兴盛，臧否人物的世风，传统经学的衰落，等等，都有利于史学的发展。于是，私人撰史，蔚为风气，形成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次生气勃勃的发展时期。

然而，随着隋皇朝的建立和统一，史学蓬勃发展的局面受到了破坏。隋文帝禁止民间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诏书和与此相关的一些做法，是隋代史学不能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私人撰史之路已被堵塞，朝廷垄断修史，故官府修史成了唯一途径。隋代官府修史，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看，是有很多失误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如若以隋代官府修史与唐代官府修史相比，无论在认识上、制度上、撰述上前者都远不如后者。

首先，从政治上看：唐统治者在皇朝建立初期，就提出了撰写前朝历史的宏大计划[6]，李渊、李世民先后颁发了《修六代史诏》和《修晋书诏》等重要指示，认为“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7]，“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8]，把修史作为国家政治上的一件重大事情来对待。这个认识，是唐初统治集团的共同认识，反映出这个统治集团的宏大的政治魄力和深刻的历史见解。而隋朝最高统治者却没有这种魄力和见解，因而提不出切实的、宏大的修史计划。他们对史学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对于它的严密的控制和频繁的禁令。这说明，隋朝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认识是肤浅的、狭隘的。

其次，从制度上看：唐皇朝为了把官府修史切实地抓起来，于贞观三年（629年）建立了史馆，设官分职，负责修撰前朝史和本朝史。史馆由宰相负责，称“监修国史”。史馆官员除专职的“史馆修撰”外，还可由品秩较高的官员兼职，称“兼修国史”。同时也选拔一些品秩虽然不高，但确有史才的官员兼任，称“直史馆”。这样做，一是健全了机构，二是保证了修史人才的来源[9]。唐代许多著名史家如令狐德棻、李延寿、刘知幾、吴兢、韦述等，都曾经在史馆任过职。反之，隋朝最高统治者把修史垄断起来，表面上看似乎很重视修史，但却拿不出有效的措施，又未建立相应的机构，修史人才的来源也缺乏保证。因此，垄断修史的结果，只是限制和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再次，从工作上看：唐初的官府修史，办法是分工明确，通力合作[10]，因而在短时间内取得突出成绩。如贞观三年（629年）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五史皆成，效率是很高的。隋朝则不然，官府修史，既无明确目的，又无分工合作，修修停停，没有计划；王劭一人执掌国史二十余年，形同一潭死水，没有多少变化。

总之，隋代官府修史是很不得力的。当然，这里不仅仅是认识上、制度上和撰述上的问题。修史者多不称职，是隋代史学未能产生有影响的学者的原因之一，如李德林“在（北）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隋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11]。但是，李德林毕竟只是文章家，而非历史学家。史称李德林“少有才名，重以显贵，凡制文章，动行于世。或有不知者，谓为古人焉”[12]。他在北齐武平（570—572年）初，奉诏改作《世祖武皇帝颂》，“上颂十六章并序”，深受褒奖，足见其长处在于辞章而不在于史事。又如牛弘为隋代显官，他在整理典籍、修订礼仪、选拔人才等方面颇有一些建树。《隋书·牛弘传》称赞他“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然牛弘所撰《周纪》十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13]，存在不少缺点，证明他虽为著名学者，却非称职史家。《大业起居注》的撰者王胄，也是一个“少有逸才”的文学之士。他在大业初年，官著作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14]，修史亦非其所长。

隋代在修史方面的任非其才、用人不当的事例甚多，而以王劭一人最为突出。王劭是隋文帝重用的史官，其“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15]。这是魏徵等人从内容、语言、体裁、史实诸方面对王著《隋书》的批评。据《隋书·王劭传》考之，王劭于文帝初年修起居注，至炀帝大业初年任秘书少监时尚在撰述《隋书》，主史二十余年。然其《隋书》非但未使有隋一代史事昭彰于后世，反而弄到几乎是“堙没无闻”的地步。这对于一个史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事业上的重大失败。从隋朝统治集团来说，则是用人方面的一个失误。刘知幾评论王劭《隋书》曰：“王劭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16]他在论说“《尚书》家”时又说：“如君懋（按：王劭字君懋——引者）《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17]这样一个结果，不独是王劭个人的悲剧性结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酿成了隋代史学的悲剧性结局。王劭不仅撰写《隋书》未获成功，其所撰北齐史亦有不少问题。《隋书·王劭传》记：王劭“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体，一百卷”。《齐书》百卷，早佚，唐人多未论及。其《齐志》二十卷，“或文辞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者所嗤鄙”。像王劭这样一个长期“专典国史”的史官，如何能使隋代史学出现辉煌的成就呢？有的论者认为，王劭并非无能，而是“由触讳得恶传”[18]，且以刘知幾确曾说过：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书其所讳，曾无惮色”[19]。刘知幾既然可以称道王劭的“直书”，为什么又不对《齐志》予以肯定呢？为什么又批评他的《隋书》“画虎不成反类犬也”、“受嗤当代，良有以焉”呢？足见书法是史家写好史书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唯一的条件。隋朝的用人不当和王劭的失职，这是隋朝史学的双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