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范晔历史思想的局限性
范晔《后汉书》史论的开篇,是《光武帝纪》的后论,他这样写道:
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120]
读了这一篇《光武帝纪》后论,再对照前面所引证的范晔关于对自己所撰史论的评价,人们不禁会哑然失笑,认为这是极其荒唐的事情。在这篇后论里,范晔为了说明“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他一连列举了“赤光照室”、卜者王长所语、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之叹、道士西门君惠和李守的预言等。可以说,一切可以用来说明“王者受命”“有符”的手段都派上了用场。对于一个确信“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的史家来说,这篇史论无疑是一堆荒诞之词。
诚然,这或许就是一个史家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局限的一种反映。南北朝时期,史家著史,凡论及改朝换代之君,都要表明他有异于常人之处。如《南齐书·高帝纪》说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体”[121];《梁书·武帝本纪》称,梁武帝萧衍“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122];《陈书·高祖本纪》也说,陈高祖陈霸先既长,“身长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尝游义兴,馆于许氏,夜梦天开数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开口纳焉。及觉,腹中犹热,高祖心独负之”[123]。这些记载,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荒诞成分,也都是为开国之君编织神秘的外衣。其中,《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虽是唐初人,这两部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但姚思廉是继承了其父姚察的事业,思想上和撰述上都深受其父的影响,自然保留着南朝史家的遗风。至于北朝史家,我们从北齐人魏收所著《魏书》里的《序纪》、《太祖纪》中,可以读到有关类似说法的荒唐故事。可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是南北朝时期一些史家之庸俗性的通病,而范晔亦未能免俗,故有此不伦不类的史论开篇。
当然,范晔《后汉书》帝纪后论的这一开篇,还有历史上的渊源。这是因为,《东观汉记》出于东汉史家之手,是东汉史的最早撰述,对其后的诸家东汉史撰述有很大的影响。查《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记光武出生时的情境,是这样记述的:
皇考初为济阳令,济阳有武帝行过宫,常封闭。上将生,皇考以令舍下湿,开宫后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之,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嘉禾生,一茎九穗,大于凡禾,县界大丰熟,因名上曰秀。是岁凤凰来集济阳,故宫皆画凤凰。圣瑞萌兆,始形于此。上为人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长七尺三寸。在舂陵时,望气者苏伯阿望舂陵城曰:“美哉!王气郁郁葱葱。”
这些传说和杜撰,带有浓厚的谶纬色彩,自不能视为信史,它们只是反映了东汉史家对东汉开国之君的美化和神化罢了。以这一段文字同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后论相对照,可见后者本出于前者,且增写了“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等语。范晔去东汉灭亡已二百余年,他本应完全摆脱这种美化和神化的羁绊,但是他却未能摆脱它,这令人不解,但又在情理之中。
范晔是一个有批判意识和深刻历史见解的史家,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给予史家们的思想局限和政治局限,即对于开国皇帝的种种美化和神化。这样一个消极的史学传统,也不只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当中存在,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不过是时强时弱、时隐时现而已。从这一客观事实来看,我们指出范晔在这方面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是必要的,但也不好苛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