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认识[55]

一、重视“历史的启示”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这里，恩格斯肯定了“历史的启示”这个命题，并强调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那么，他所指的“历史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呢？恩格斯接着写道：“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56]

恩格斯关于“历史的启示”的这种论点告诉我们：人类可以通过正确认识自己的过去，来认识自己活动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于未来的意义，从而对自身的前途充满信心。因为社会历史本来就是人创造的，所以“历史的启示”自然“只能是人的启示”；这就是说，人类自身的活动必将对人类在认识上产生作用。由此，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这样一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57]这些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多么重视“历史的启示”对于人类认识发展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的认识。有人往往认为，历史只是关于人类过去的事情，跟今天的人们和现实生活没有什么紧要的关系。这种看法，无疑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正在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经济效益，关心企业管理，关心科学技术等，因为这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实践。但是，搞改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不关心历史，不重视“历史的启示”，那也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而一定的现实都是一定的历史的产物。历史发展的这种连续性，必然要在人们的实践和认识上反映出来，只是有的人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有的人则不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罢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8]这一段话十分明白地告诉我们：人们越是关注现实的生活条件、现实的社会环境，就越是需要了解历史。换言之，人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所遇到的生活条件、社会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以及这样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是怎样形成的，怎样被保留下来的，应当如何去改变它。在这里，历史对于人们在实践中和认识中的作用，就看得很清楚了。要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便不能不了解社会的历史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时候，他们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而且以巨大的精力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整个人类社会史。列宁为了阐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历史巨著。至于毛泽东同志在从理论上说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的时候，曾经反复讲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一事实，更为许多人所熟知。同样，人们为了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也必须了解自然的历史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历史；人们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前进，不能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历史；人们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不了解生产力的发展史以及生产力同科学技术关系的历史；人们为了繁荣当前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不能不涉足于它们各个领域的历史和各个分支学科的历史；等等。总之，人们为了今天的社会实践，即为了正确地认识现实和按照更高的目标与要求改造现实，不能不了解历史，不能不重视“历史的启示”。

二、历史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

那么，从具体的方面来说，在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启示”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最古老的历史典籍开始，到后来历代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著作与言论中，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能发人深思的见解。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科学的阶段。这里，只是从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积累以及当今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列举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谈谈历史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

（一）历史和规律。中国古代，很多人都懂得从历史中认识社会发展和各种事物发展的趋势。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考察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59]，因而重视对“事势”的分析。后来，杜佑讲“事理”，柳宗元讲“势”，直到王夫之提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60]，都反映了古人从历史中认识事物发展趋势的进程。胡三省说：“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61]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62]他们说的“道”，比“事势”“事理”似乎又要广泛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十分强调“史”中包含着“道”。以上这些，是古人关于从历史中认识规律的萌芽观念和初步尝试。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总的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前无古人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堵塞人们从历史中认识和总结某些具体规律的道路，即没有终结人们对这些规律的探讨和认识。恰恰相反，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人们才有可能从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中，在经济、政治、军事、科学和文化活动方面，不断总结出一些具体的规律，并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事实证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实践，要总结出某些带规律性的认识，是不能离开对于与其相关的历史知识的了解和分析的。

（二）历史和现实。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两三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懂得这个道理。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63]，“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64]，就是这个意思。后来，人们说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65]；“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66]，等等，也都是从这个意思发展而来的。

以历史为鉴，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待社会改革的问题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前发生的一次激烈的辩论，中心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历史。“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是变法反对派的看法，“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是商鞅的看法。[67]王安石在变法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在这个变法论纲里一再讲到历史，特别提出以唐初改革的成效作为实行变法的根据。近代，戊戌变法前也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人们越是了解历史，越是能够认识到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诚如鲁迅讲的那样：“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68]当然，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所从事的社会改革，在内容上和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研究历史的经验，对推动人们立志改革，往往有直接的触发意义。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历史对于人们认识现实的启迪，在每一个人的社会实践中都可能产生积极的作用。要做好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专业的工作，无疑要了解它们的历史。例如，我国现存的大约八千种的地方志，记载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情况，内容所及，有天文、地理、经济、政治、史事、人物、考古、民俗、物产、矿藏等。在一个地区工作，读一读这个地区的方志，对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有很大好处。又如，唐代史学家、政治家杜佑用三十六年的时间写了一部有关中国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杜佑写这部二百卷巨著的宗旨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现实政治服务即达到“富国安人（民）”的目的。后人称赞这部书是“经国之良模”“有用之实学”。今天，我们的各项制度跟《通典》所记述的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杜佑在这本书里所阐述的经济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即使今天读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们进行分析，也是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的。《通典》如此，其他许多历史典籍亦然。就某个专业来说，历史也是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专业及专业与社会的联系，从而成为人们在实践中走向成功之路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蜚声中外的已故气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显示了这位科学家的渊博的历史知识。研究现代水利工程的姚汉源教授，以大半生的精力在中国水利史这个领域里探索，从而对现代水利建设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创造性见解。这正像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援引近代科学先驱培根的说法那样：学史使人明智。苏老认为：读一点科学技术史，对我们今后选择研究课题、掌握研究方法，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可见，只要人们重视历史，了解历史，都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应有的教益。

（三）历史和未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不仅可以得到有益于现实的种种借鉴，而且还可以帮助自己观察未来，预见未来。中国古代史学家历来有一种看法，叫作：“述往事，思来者”，“彰往考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等等。他们认为，总结、陈述历史，对于考察、展望将来是有好处的。而这二者的中间环节，便是人们对史事的“始终”“盛衰”“改易”“通变”的认识。章学诚也认为历史撰述应当做到“神以知来”。“神”，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的理解和鉴识；只有达到了“神”，才能“知来”。这些见解具有非常朴素的性质，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力图从对历史的了解中去观察未来的发展趋势的这种认识和尝试，却是一种可贵的、启发后人的精神财富。

人们能够从历史和现实中科学地观察未来，预见未来，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从根本的方面来说，因为马克思发现：“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69]诚如列宁所说，对于未来的预见，“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70]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的预见，不是模糊的，而是明确的；不是想象的，而是科学的。

（四）历史和修养。了解历史，对于人们增长见识、辨别是非、陶冶精神、开阔胸襟是有益的。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蓄）其德。”[71]后人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多闻多见，以畜（蓄）积己德。”所谓“前言往行”比起我们说的历史，自然狭隘得多，但它毕竟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一个方面的历史的重视，认为人们广泛地去了解它，从而能够达到培养和积累自己的德行的目的，这就肯定了历史对提高人们修养的作用。这里说的“德”，当不只是指的人们的品德、行为而言，至少还包含了人们对于事物鉴识的能力。孔子自称是“信而好古”的人。他直率地承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这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向他的学生表明，他的渊博的学识是通过学习古代历史文化而得到的。从《论语》所记他和他的学生的问答中，可以证明孔子的历史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孔子不仅写了《春秋》这部编年史，而且还以《春秋》为教材教育他的学生，他是我国最早的重视历史教育的学者和老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孔门弟子中不少人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这跟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历史教育是分不开的。

历史对于人们的修养的作用，是通过人们对于历史的自觉的认识来实现的。李大钊认为，进步的、革命的历史观能够引导人们从了解历史中确立起神圣的使命感，他说：“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73]是的，如果人们对历史有所理解，尤其是对历史上那些有意义的人和事有所理解的话，是会促进人们对于自己跟社会、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的升华的，是会增强人们对于历史的使命感的。我们经常讲到历史教育问题，而就它的广泛的社会目的来说，就是为了促进人们在知识、道德、心理、理想等方面的修养。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他批评一些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74]这些话，对于说明历史和人们修养的关系，是极其深刻的。

当然，历史并不能使人们获得一切认识，因为人们认识的重要来源是人们当前的社会实践；但是，人们的认识却离不开历史，因为历史毕竟是前人的实践。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作风。[75]他的这些话，对于一切从事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提高学习历史的自觉性，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深化

人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正确认识，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已经得到的认识，也不是永远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深入，人们会不断地对历史有新的了解和评价，对以往一些不能解释或者解释得不完全正确的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发展到能够解释或者解释得比较正确了。这样，人们的认识就向前推进了一步，就更加深化了。在19世纪中期以前，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没有科学的认识的。“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76]这是从人们对历史和社会的根本认识上说的。人们对于某些具体的历史现象的认识也是如此。例如，屈原的《天问》，对夏商至战国间的历史提出了许多疑问。一千多年后，柳宗元写出《天对》一文，回答了屈原提出的那些问题；他的回答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可议之处，但毕竟比屈原时代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深刻多了。再如，汉初，刘邦要总结秦亡汉兴的原因，命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撰《新语》十二篇[77]。唐初，唐太宗君臣也反复讨论隋亡唐兴的原因，这在吴兢撰的《贞观政要》一书中有很详尽的记载。而魏徵以隋与秦相比较，从而把人们对于这两个皇朝的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可见，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并不是近人的发明，更不是“舶来品”。还有，在近代，中国人民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只是一般地认识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则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都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不断趋于正确，不断达到真理或接近真理。历史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而它对于人们在认识上的这种作用也是没有止境的。李大钊说得好：“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沈[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78]这就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认识的辩证法。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换言之，现实是当前的活的历史。因此，人们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从事社会实践所获得的新的认识，其实也就是“当前的活的历史”对人们的认识的作用。总之，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历史中不断地获得新的认识；历史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人们的认识也就不断地得到深化。这是符合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