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一、托马斯·莫尔生平简介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亨利八世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
托马斯·莫尔正式登上英国政治舞台的时候，英国才刚刚迈进被称为“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的都铎王朝的门槛儿。
亨利七世结束了数十年的内战，开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代。随着政治的统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步得到加强，封建农业开始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导致英国农村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农场，出现了一批与资本主义密切联系的新贵族，他们把积累起来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工业，使得英国的工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新贵族和新兴资产者的力量在战争中特别是战后的迅速增长，隐隐呈现即将上升为新建立的君主专制政体支柱的趋势。
亨利七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积极保护和扶持英国民族工业，对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了毛纺织业的突飞猛进，而对羊毛的需求量激增，造成了羊毛价格的节节上扬，养羊业遂成一本万利的事业。贵族和乡绅为追求高额利润，把古老的公有“敞地”围起来，变成雇工放牧的草场，从而拉开了圈地运动的序幕。圈地运动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带来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经营方式和耕作方法的变革。
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这在西欧各国封建社会解体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不过，真正发展成大规模血腥的圈地运动的，则以英国最为典型。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首先侵袭了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极为粗放的经营方式即牧场经济在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扩张开来，使得地产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同时又通过耕作方式的改良造成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这种“解放”劳动力的过程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进行的。由于工业发展滞后无力吸收急剧增加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大量没有知识和技能的剩余劳动力，这样便造成了成千上万突然失去土地的农民到处流浪的惨剧。加上英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残酷惩办流浪者的血腥立法，失地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圈地运动一方面破坏了农村封建土地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土地日益集中到农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手里，而大批农民则同生产资料分离，沦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为随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也就是说，在英国，在资本主义尚在封建社会母体里孕育之时，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尚在形成之时，资本主义在日后发展中所暴露的根本性的问题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虽然它还是那样的朦胧不清，那样的孱弱无力。正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尚在形成中一样，这时的无产者更不可能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在那个封建专制王权尚无比强大的时代，在那个资产阶级的先祖们为自身发展尚托庇于专制王权的时代，近代无产者的先驱者在一切其他阶级眼里都仅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他们对自身苦难的控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还只能由别人以曲折的方式来代言。
这个代言人就是托马斯·莫尔，一位杰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家。
托马斯·莫尔于1478年2月7日出生在伦敦一个家境殷实的律师家庭。他的童年时光是在生活优裕、充满欢乐的气氛中度过的。不满五岁时被送往圣安东尼学校学习拉丁文。12岁时又被送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家里做少年仆从。大主教莫顿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律师和建筑师，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在莫顿家的经历让小托马斯深受教益，莫顿对他的教育、关心和帮助令其终生难忘。1492年，根据大主教莫顿的建议，未满15岁的托马斯被送到牛津大学的坎特伯雷学院继续学习拉丁文和逻辑学。不过他的父亲老莫尔则希望儿子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一名律师，因此他对儿子求学牛津并不热心。他急切想把儿子召回伦敦，送到法律学校去学习。迫于父亲的压力，莫尔最终于1494年离开牛津大学，回到伦敦。
通过父亲的关系，莫尔首先进了大法官厅的一个法律学校即新法学院接受法律预科教育。当时共有10所这类法律预科学校，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进入四大律师学院即林肯法学院、格雷法学院、内殿法学院和中殿法学院进一步深造。莫尔在新法学院只待了两年。1496年2月，刚满十八岁的莫尔便进入了著名的林肯法学院，专攻英国法律。莫尔的学业非常顺利，一路升级，仅用六年时间就取得了律师资格。1502年，莫尔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由于处事公道，不徇私，不枉法，不贪，不吝，不畏权势，不弃贫弱，莫尔很快便成为一名广为人们敬重的知名律师。
就在莫尔离开牛津返回伦敦改攻法律之时，牛津大学已然成为英国人文思潮的中心。来自欧陆的人文主义思潮在英国大地上日渐传播开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莫尔得以再续前缘，重沐人文主义之风。16世纪最初十年，是莫尔如饥似渴地攻读钻研拉丁文和希腊文献的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罗马的著名思想家的作品都是年轻的莫尔广泛涉猎的对象。与人文主义者的亲密交往，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广泛涉猎，使莫尔迅速成为一名坚定的人文主义信徒。到16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莫尔已成为英国人文主义群星中的佼佼者。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华、高尚的情操，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此后终其一生，莫尔始终都是人文主义精神的积极践行者、热诚传播者和坚定捍卫者。
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亨利八世继任王位。这时的莫尔，在法律界已有相当声望。1510年3月，莫尔被任命为伦敦市副司法行政官。还在担任律师期间，莫尔就同伦敦金融中心区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出任副司法行政官让他同金融中心区有影响力的商业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莫尔为官清正、声誉甚佳，博得了广大市民的信任与爱戴，影响力不断上升。
鉴于其地位、声望和学识，莫尔逐渐成了伦敦市民阶层的代言人。1515年5月，伦敦商人向英王建议委派莫尔出任赴法兰德斯使团成员，前往调解英国与荷兰之间因羊毛和呢绒贸易条约引起的纠纷。在伦敦商人的一再敦促下，英王终于同意委派莫尔以国王使节身份出使法兰德斯，前往欧陆的布鲁日参加谈判。令其声名大噪的《乌托邦》一书便与这次出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518年3月，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成为国王御前会议成员。莫尔离开了服务十年的伦敦市府，正式成为英王亨利八世的臣仆。1521年5月，莫尔受任为副财政大臣并受封爵士。1523年4月，亨利八世召开国会。莫尔当选下院议长。1525年，莫尔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以及剑桥大学总务长。此前一年，莫尔已经被委任为牛津大学的总务长。不过莫尔虽然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四年多，却一直留在国王身边，作为随侍国王左右的近臣。1529年10月，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跃升为王室重臣、政府最高长官。莫尔的政治生涯至此也达到了顶点。
这时，亨利八世因为与王后的离婚问题同罗马教廷发生矛盾，并以此为借口在英国推行宗教改革，宣布英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领，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莫尔对亨利八世处理与王后的婚姻问题以及与罗马教延的关系问题持不同看法，对亨利八世借宗教改革掠夺教会财产和地产的做法更是极为反感。莫尔无力改变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也无法让莫尔低头。1532年5月，莫尔辞去大法官职务，其政治生涯至此终结。1534年，莫尔被关进伦敦塔。1535年7月6日，莫尔被送上断头台，从容就义，终年57岁。莫尔最终成了专制王权的牺牲品，也成了自己所坚守的信仰的殉道者。
二、近代乌托邦思想的诞生
莫尔在1515年5月至10月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动笔用拉丁文撰写《乌托邦》。但在此期间只完成了该书的第二部的大部分，回到英国后才又补写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结语。《乌托邦》于1516年12月正式出版，出版时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世界名都伦敦才德出众、议论风生的市民、副司法行政官托马斯·莫尔著》。
当年这里一片蛮荒
乌托邦被称为乌有之乡
而今它已超越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氏的梦想在此已变成人间天堂
人们完全应该改变称呼
乌托邦实乃幸福之邦[1]
也就是说，现代英语中的Utopia（乌托邦）一词本身应该有两个词源，即Outopia和Eutopia，因而其本身也应该有双重含意，即它既指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有之乡”，也是人们理想中的“福地乐土”“幸福之邦”[2]。
《乌托邦》一书深受柏拉图《理想国》（一译《共和国》）的影响。早在青年时代，莫尔就对柏拉图的对话体名著《理想国》爱不释手。莫尔撰写《乌托邦》时，不仅在文体形式上模仿了柏拉图的对话体，而且在内容上也随处可见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不过，虽然从思想渊源上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莫尔《乌托邦》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毕竟是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描绘的是理想的奴隶制国家，而莫尔的《乌托邦》所勾勒的则是未来无阶级社会的蓝图。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那里，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3]，而莫尔的乌托邦却是近代共产主义思想的滥觞。
如果说柏拉图及其《理想国》相当于莫尔《乌托邦》的思想教父的话，那么地理大发现则可以看成是莫尔《乌托邦》诞生的温床。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正值欧洲历史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亦即欧洲人开辟美洲和亚洲新航路的时代。当时到过美洲新大陆和亚洲、非洲等地的一些水手和冒险家纷纷将美洲等地的见闻介绍给欧洲人。其中就有大量关于尚处于原始公有制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情景的报道。例如，1507年，阿美利哥·维斯普契的书信集问世，1511年，彼得·马丁的《论新大陆》出版。莫尔对这两部书非常熟悉，并在撰写《乌托邦》时加以参考，他甚至把《乌托邦》一书的主人公希斯拉德说成是维斯普契最后三次航行的参加者之一。在希斯拉德讲述有关乌托邦的故事时，就引用了维斯普契所描述的1503年最后一次航行时的情节。可以说，正是地理大发现时期大量关于世界其他地方未开垦处女地的游记、传闻和报道，使莫尔找到了灵感，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合适的形式。
《乌托邦》一书采用游记对话的文学体裁写成，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而莫尔撰写此书时又采用了当时的学术语言拉丁语，无疑更增加了该书的严肃性。在《乌托邦》中，莫尔精心安排了一个跟随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维斯普契三次航海到南美洲探险的葡萄牙人拉斐尔·希斯拉德作为对话的中心人物，详细记述了这个刚刚远洋航行归来的旅行家与莫尔关于乌托邦岛的谈话，借希斯拉德之口批判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莫尔在书中以在场者的身份叙述说：他奉国王之命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利用闲暇时间到访安特卫普，结识了彼得·贾尔斯，两人一见如故，过从甚密。一天，他在街上遇到贾尔斯同一个海员模样的人同行。此人便是曾随阿美利哥·维斯普契远航的葡萄牙人拉斐尔·希斯拉德。在阿美利哥·维斯普契第四次航行时，希斯拉德也曾随行前往，并且是阿美利哥留在新大陆一个要塞上的二十四人之中的一个。可是希斯拉德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在当地土人的帮助下，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有些地方具有文化很高的特别完备的制度，乌托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在乌托邦住了五年。为了把乌托邦的范例介绍给欧洲，他离开了那里。在到达印度时，他遇到了一艘葡萄牙船，于是便搭乘它回国了。莫尔对于这位曾经远航的人非常感兴趣，于是便邀请他和贾尔斯一起到自己家里畅谈。希斯拉德对乌托邦岛所见所闻惟妙惟肖的讲解，经莫尔的生花妙笔记述，便是《乌托邦》一书的由来。随着《乌托邦》一书的出版，近代乌托邦思想诞生了。
《乌托邦》一书的问世，开创了近代欧洲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先河，预示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三、从人文主义批判到社会主义批判
莫尔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成为他所处时代的人文主义巨擘。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人文主义作品。这些作品高扬人文主义大旗，反对蒙昧、歌颂理性，谴责暴政、呼唤良治，批判专制、畅言理想，代表了英国人文主义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人文情怀加上得天独厚的个人条件和英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共同推动莫尔由人文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使他成为欧洲近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开创者。他的《乌托邦》一书既是声讨圈地运动的檄文，也是擘画理想社会的长歌。
（一）对天主教会和专制暴政的批判
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莫尔对于教会制度的弊病和教士阶层的愚昧无知、贪婪无度、腐化堕落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和犀利的批判。这在其相关书信、拉丁文讽刺短诗及《乌托邦》中都有反映。
在《乌托邦》第一部分，莫尔借主人公之口，讲述了在红衣主教府的一次宴会上一名清客与一位托钵僧的对话，三言两语间便把修道士的昏庸、懒惰和贪欲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在《献给某位下流而贪婪的主教》一诗中，那位主教极其富有，他腰缠万贯，家仆成群，还出租土地，甚至拥有一些大城市，但他仍贪得无厌，进一步迫使穷人破产。诗中写道：“我找他是有事求他办，他见我却是因为把我那点儿可怜的家产挂念。”
莫尔所倡导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对天主教会的犀利批判，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反教权主义倾向，促使人们去怀疑天主教会权威所阐明的传统思想。在这方面，莫尔的一首讽刺短诗颇具代表性，它生动地刻画了教民在宗教忏悔时的滑稽可笑而又发人深省的情景：神父在查问教民的罪过时问他，“你不相信……可恶的渎神恶魔吗？”教民回答说：“哎哟，神父，我连上帝都快不信了，还信什么恶魔呀！”有学者在谈到莫尔的人文主义著作中潜在的反教权主义倾时曾指出，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不仅天主教，甚至连一般的基督教痕迹都很少见到。”“如果读者对《乌托邦》的作者不甚了解的话，很难想象他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莫尔反对暴政，认为一个国王如果与人民为敌，那么人民放逐国王也是正当的，但放逐的目的并不是不要君主制度，而是要用一个比较圣明的君主继承其王位。
莫尔在《乌托邦》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专制王权的为所欲为和专横暴虐，认为在欧洲各君主国，所谓正义，要么不过是广大老百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尚行为，要么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正义：一种是老百姓的正义，它低三下四，一钱不值，为各种枷锁所困；一种是国王的正义，它好像要比老百姓的正义要高尚得多，而且还比老百姓的正义自由得多，因为只要它高兴就可以为所欲为。《乌托邦》对封建王权的穷兵黩武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认为对外奉行侵略政策是导致一个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莫尔指出，国王考虑的不应该是如何去攫取新的土地，而应该是如何把现有的疆域治理好；不应该用连年的征战让生灵涂炭，而应该更关心臣民的福祉，因为国王的荣誉和安全与其说要靠他的私人金库，倒不如说要靠人民的安居乐业，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其职责是要把羊喂好，而不是只管自己吃饱。《乌托邦》在批判暴政时，字里行间隐含着对都铎王朝内政外交政策的谴责，尤其是它的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法律和繁重的苛捐杂税及其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和战争政策。
（二）“羊吃人”：莫尔笔下的英国原始积累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新贵族和新兴的资产者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只是当时英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现象，它实际上是欧洲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之初即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时期，传统封建制度在加速解体，旧贵族日渐没落，教会经济走向衰败，新贵族迅速崛起，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更早发展起来，所以，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比工业资本的胚胎更为显著。这主要得益于英国羊毛品质的优良，使羊毛成为毛制品手工工场争相求购的原料。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农村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在当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
莫尔在《乌托邦》等著作中对社会剧烈变革给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造成的苦难后果给予了高度关注，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对造成这一苦难后果的原因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乌托邦》详细描述了16世纪的英国农业经营方式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变化：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在教的封建领主都已不再满足于收些传统的地租了，他们开始抛弃需要劳动力较多而收入较少的那种土地经营方式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牧羊业。这就引起了大规模的针对农村居民的掠夺。被迫放弃土地的农民变得无以为生，漂泊四方。莫尔对农民遭受的苦难痛心疾首：
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赶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做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4]
在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就有7.2万名大小盗贼被处死。
莫尔在《乌托邦》中对圈地者的残酷无情痛加挞伐，认为那些贪图暴利的圈地者要对人民的贫困和苦难负责：
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顺温良，那么容易喂饱，可是我听说，现在却变得极其贪婪，并且极其凶猛，甚至会吃人。田地、房屋、城镇，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吃掉了。更确切地说，全国各地，凡是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地方，贵族豪绅以及一些自诩为圣人的主教，他们不再满足于祖传地产上的那点儿岁租年金，也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安逸闲适的生活，觉得这种生活不仅对社会无益，甚至还是一种负担。于是他们把田地圈起来改为牧场，推倒房屋，毁掉城镇，只留下教堂做羊圈。仿佛他们的鸟囿兽园还不够大，这帮家伙还要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个角落都变成荒地。[5]
《乌托邦》也叙述了手工艺人由于商人垄断羊毛所遭受的痛苦：“由于生羊毛的价格急剧高涨，从事毛织业的穷人，已经无力购买羊毛。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变得无事可做，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失业。”[6]
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基础的狭窄性以及手工工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数量太少，因此无法安置由于圈地而造成的大量游民。一方面是城市无力接收大量的农村流民，另一方面农村大规模向养羊业过渡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减，农村也无力养活昨天的全部农民，迫使他们陷入贫困和流浪。结果便是原始积累条件下广大群众的普遍性贫困化的加剧。
莫尔在指出政府残酷迫害破产农民的不道德行为时强调，这些可怜的人们被抛到大街上忍饥挨饿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工作，但他们却被视为流浪汉，被抓捕，被鞭打，被投入牢狱，甚至被处死。莫尔指出，
这种处理盗窃犯的方法不仅本身不够公正，而且对社会也不利。作为一种处罚，它过于严苛，而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它又是无效的。因为小偷小摸本来就够不上死罪，而如果他们只有盗窃才能活命，否则就会饿死的话，那死刑也是不足以制止盗窃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对盗窃者施以严刑峻法，而应该是为每个人提供谋生之道，这样才不会有那么多人沦落到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悲惨境地。[7]
也就是说，政府不应该先是纵民为盗，然后以盗窃为口实去惩罚他们，而应该
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必须亲手予以恢复，否则就将其出让给愿意恢复的人们。禁止富人囤积居奇和垄断市场，少养活些好吃懒做的人。振兴农业和织布业，使其成为光荣的职业，把手艺传授给那些闲人，让他们从事有益的工作。因为贫穷，他们或者去盗窃，或者四处流浪，或者沦为帮闲，而无论是流浪还是帮闲，最终还是难免沦为盗匪。倘若不能够从根本上医治这些弊病，只是夸口严办盗窃犯，那都是徒劳的。这样的执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则不公平，也不会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8]
（三）对私有制的批判：近代社会主义的先声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莫尔是站在他同时代人的前列的，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莫尔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
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莫尔不仅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而且对英国血腥的原始积累过程进行了无情的鞭挞。马克思曾把英国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称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9]，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而“羊吃人”则是莫尔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既真实又形象的概括，是他作为近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代言人对原始积累所造成的罪恶的第一声控诉。莫尔的这一概括，因其简洁明快而又鞭辟入里，成了描绘资本主义的先祖们血腥发迹史的不朽名言。莫尔对英国圈地运动及其后果所做的详细描述和全面分析，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为后人分析英国原始积累提供了完全可信的文献资料。
不过，如果只是停留在人道主义批判而止步，那莫尔也就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相较于他的同时代人，莫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人道主义批判又向前跨出了一步，从英国现实入手，深入到了经济分析的层面。他没有局限于分析批判产生社会灾难的部分原因，而是试图找出产生社会问题的总根源。莫尔认为，造成“一方面穷困不堪，而另一方面又奢侈无度”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的存在。他认识到在私有制下全部物质财富必不可能掌握在生产这些财富的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寄生者手里，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益处且寡廉鲜耻，是社会最坏的部分。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制度进行如此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证明莫尔已克服了很大一部分人道主义者身上所固有的个人主义，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
任何地方只要存在私有制，只要金钱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那里就不可能有公正和繁荣。除非你认为最坏的人过着最好的生活是正义，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是繁荣。其实当多数人穷苦不堪，过着凄惨的生活的时候，这些少数人也未必会有幸福感。[10]
既然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那么，要消除这种不公正现象，就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
柏拉图……认识到，通往全社会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就在于财富的共同享有。在我看来，这在财产私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倘若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把财物攫为己有，那么，不管财富多么丰裕，仍然只能是少数人富有，其余多数人贫困。这极少数的富人贪婪、虚伪、懒惰，对社会毫无用处，而广大贫民却勤俭、朴实，终日辛勤劳作，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自身利益，可结果却是广大平民百姓生活拮据，甚至穷困潦倒，而极少数富人却纸醉金迷，穷奢极欲，这哪里有公平可言呢？因此，我确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就不可能公平分配，全体人民的幸福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将会始终在贫穷和困苦的重压之下苟延残喘。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法缓和这种情况，但是绝不可能根除。[11]
莫尔在谴责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先祖们，即已经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于旧的贵族绅士阵营，而另一些人则是正在崛起的“新贵”，即垄断商人和粮食、羊毛、牲畜的投机倒把分子。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使得过去给英国带来昌盛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致命的灾难。他把善于投机钻营的新贵族和商人划进了剥削别人劳动的寄生虫一类，指责他们不仅搞个人欺骗，还借助国家的法律每天都从穷人日薪中勒索出一份，并借助法律占有并保护他们用形形色色的欺诈伎俩攫取的财富。金钱拜物教是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莫尔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初露端倪的社会现象，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事情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不知廉耻为何物、头脑比傻瓜聪明不了多少的蠢货，只因为手中握有大量的金币，就可以奴役许多聪明和善良的人们。[12]
但是，倘若情况发生变化，
这些金币从主人的手里转到他家仆人中一个最受歧视的懒汉手中，这时主人竟然会像金钱的附属品一样反过来去侍候自己的奴隶。[13]
莫尔不仅对广大劳动者寄予深深的同情，而且对他们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那些做零工的、赶货车的、卖手艺的、出苦力的、耕田的等等，他们终年胼手胝足，千辛万苦。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需的，假如没有他们的劳动，任何社会都难以维持。但他们的生活却极其悲惨，可谓牛马不如。[14]
他们用自己的劳动造福社会，在自己年轻力壮时遭受剥削，而“到老病交加时却遭忘恩负义的国家所丢弃，在凄凉的处境中悲惨地死去，这就是他们造福社会所得到的报酬！”不过，莫尔虽然同情广大劳动群众的遭遇，但却对他们的武力反抗持否定态度。所以，莫尔没有能够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社会力量。
对广大人民的同情，对劳动者利益的维护，对统治者的谴责，对私有制的分析和批判，所有这些都表明，莫尔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即早期资产阶级启蒙的代表者，而且在事实上充当了他所处时代的、近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情绪和愿望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