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冯契那样创造价值、追求理想、履行责任[2]

冯契先生不仅作为哲学家建立了一个受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哲学体系，而且作为哲学教育家和科研单位领导对上海、尤其是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的哲学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冯契先生的职业哲学家生涯开始于1944年9月，那时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受聘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的哲学和逻辑学讲师。1946年8月他从昆明来到上海，先后在同济大学、上海纺织工学院、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任教或兼课。1951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在大夏大学等高校及院系的基础上成立，“文革”后担任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的周抗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的首任党委书记。冯契先由大夏兼课老师转为师大兼课老师，后被正式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3年，学校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冯契担任副主任。1954年，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修科改为政治教育系，冯契担任副系主任。1955年，学校举办哲学研究班，选拔了袁运开等5名理科优秀青年教师，加上政教系的青年教师丁祯彦，在冯契指导下阅读哲学原著、研究哲学问题。丁祯彦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所长，袁运开在担任校领导（先为副校长，后为校长）之前，则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两个所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与张天飞担任首届主任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整合，构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主体。

华东师范大学这些哲学系所都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以前，冯契参与建设的专业哲学研究机构，主要是上海社科院的哲学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成立于1958年9月，其哲学所成立于1959年8月，由原党委书记李培南兼任所长，冯契兼任副所长。哲学所的基础是原有的哲学教研组，主要以研究现代哲学问题为主，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和逻辑学三个研究组，1961年增设自然辩证法研究组。那时的上海社科院设在现在的华东政法学院的校园内，离华东师范大学和冯契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一村的寓所很近。冯契先生就在当时还相当冷僻的沪西一隅埋头研究、教学，包括开设列宁《哲学笔记》系列讲座、主持编写中宣部项目《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海版及后来的华东版）、编修《辞海》哲学条目、指导两个单位的青年同志，等等。

但好景不长。1964年10月，冯契被安排去安徽参加“四清”运动，次年夏天被派往北京参与撰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文章，第三年5月则爆发了“文革”，冯契相继在社科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被斗，数百万字的手稿、更多的写作准备资料，被从家里抄走，从此下落不明。

但幸好，“文革”中关门停办的上海社科院的命运，比冯契的这些手稿要好些。1978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正式同意着手重建社科院；10月11日，市委正式任命社科院领导班子，冯契兼任社科院副院长（直至1984年1月）。冯契除参与院部一些会议以外，主要在哲学所参加由所长周抗负责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教学工作。在冯契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全国首批申报学位点的学校中，社科院哲学所获得了4个硕士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获得了2个硕士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1个博士点（中国哲学）。冯契同时在社科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指导学生、开设课程。张天飞所藏的冯契讲解列宁《哲学笔记》的油印纪录稿，成为“文革”前冯契哲学手稿中仅有的幸存者，冯契在此基础上再次系统讲解“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逻辑问题”，同时新开设了其他一些课程。在冯契去世后出版的10卷《冯契文集》中，多半的内容都是冯契在这些课上讲过的。其中，长期成为华东师大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教材、实际上构成冯契《智慧说三篇》之雏形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最初是冯契在淮海路为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研究生讲课的记录。

冯契先生留给我们的财富不仅是这些有形的文字，还有他那无形的精神。为说明这一点，我想引用先生晚年的三封信。

在1978年4月26日的一封信中，63岁的冯契写道：“年龄虽然大了，只要持之以恒，搞上10年，写100万字著作（当然不在字数，要真正有点价值的）留赠后人，也就不枉此生了。”

在1991年8月19日的一封信中，76岁的冯契写道：“我的学生说我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这话大概不错。我确实想用我的著作来培养人的理想、信念、德性。现实走着自己的路，是个必然王国。人的理想面对着现实，往往被碰得粉碎，变得像流星那样，一闪即逝。或者算是实现了，却变了形，完全不是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原封不动地实现的理想是很难找到的。即使如此，人还是需要理想。这是人的尊严所在。”

收在《冯契文集》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95年1月20日，也就是他去世前38天。冯契先生写道：

“我几次讲到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自我批判与‘反思’阶段（王元化大概也是这个用法），这是期望。系统地从各方面进行‘反思’，是下一代人的事。我们若能开个头，那就是尽了历史的责任了。”

“价值”“理想”“责任”，冯契先生在这三封信中似乎不经意地使用的这三个词，再恰当不过地概括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尤其是他辉煌的晚年。从1978年到1995年，从63岁到80岁，冯契先生仅独立撰写的著作就有两百万字。他确实留下了“真正有点价值的”东西，实现了对其革命理想和学术理想的追求，尽了他对中华民族和哲学事业的历史责任。

前辈尽了责任，接下来就是“下一代人的事”了。冯契先生去世已过十年，进入21世纪也已有数载，冯契先生的那个期望，即系统、全面地反思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近现代学术史和哲学史，完成得怎么样了？了解冯契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所说的“自我批判”和“反思”，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回顾、资料汇编和文本诠释，而是如荀子之于先秦哲学、王夫之之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或者说黑格尔之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之于资本主义时代，需要一支贯通古今、汇合中西，把历史和逻辑结合起来、把综合与创新统一起来的如椽之笔。当然，以一人之力擎持此笔的巨匠，有赖于诸多因素相遇而无法以常规之法求之。但是，形成一个既相互争辩又彼此尊重、既弘扬传统又面向世界、既遵守规范又勇于创新的学术共同体，则不仅会提高产生此类巨匠的机会，而且有希望用集体智慧提升个人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