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与汗血马（代序）：「自高自大」的诗人

——牛汉人格诗品浅论

孙晓娅

艾青曾经这样评价牛汉：“你的人和你的诗都有性格—像一头牛”。[1]这一概括几乎归纳了牛汉一生的人格和诗品。确然，牛汉的诗就是其人格的映照，通过他的诗歌，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牛汉一生都没有学会外圆内方的圆融和变通式的灵活，从逆境中闯出后，顽倔与坚执的牛脾气成为其典型的人格特征。

顽倔是很多正直老作家的品格，它是多难的历史赋予一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礼物，在牛汉那里，这一性格特点突出地表现为“自高自大”的人格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批评牛汉太“自高自大”，牛汉自己却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他就是“自高自大”。[2]然而，可能很少有人发现，牛汉所言的“自高自大”不是非常年代政治批评和人品批评术语中的自以为是或者是盲目虚幻地估计自己的自高自大，它是一种在内部精神的发展中超越了外部世界产生的人格精神，是主观对自我灵魂的肯定，是独立而富有自主意识的个体向庸众挑战的生命勇气，是鲁迅所推崇的“个人的自大”。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来，政治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3]牛汉的“自高自大”正是在外界空间的多重压迫下自我爆炸的人格诞生物。“**”时期，现实世界的沉滞性和落后性不仅没能造成诗人思想意识的退化和精神的萎靡，反而强化了他超越现实世界的思想意识。这种“自高自大”精神在中国现当代诗坛中尤显珍贵，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抉心自食”的刚性精神的体现。

人类常常在自然界面前感喟自身的渺小和自然的伟大，牛汉却没有这种感觉，他在《无题》中写道：“头顶长天/面向大海/身后是高山//我并不觉得自己渺小/我是一个/人//此刻在我心中/有一首诗如热血沸腾/是大诗，如大海/是长诗，如长天/是峻拔的诗，如高山/是飞翔的诗，如歌唱的海鸥”。在这种精神支撑下，诗人笔下的鹰才敢向死亡宣言，小溪才敢与悬崖对峙，鲤鱼才无所顾及地投入“似乎可以吞没一切的激流里”，并“学会了在泥浆似的激流里/睁着圆圆的眼睛，一眨不眨/学会了在恶浪与恶浪的缝隙中从容地呼吸”（《黄河与鲤鱼》）……克利斯朵夫在他的乐器旁边，便谁也不怕了，在诗的世界中，一个巨大的灵魂深入到牛汉的身体内部，使诗人毫不畏惧风雨在生命内部的吹打。在诗与现实的世界中，诗人选择了“自高自大”，一个富有现代意识的自主精神，其刚烈倔强、拒绝被命运规定和安排的性格在《我的手相》一诗中再度体现出来。胡风曾经说过：在人生的旅途上，人的性格中的一个优点在历史的考验中甚至历史的一个转折里可以使人由渺小升到崇高，人的性格中的一个弱点在历史的考验甚至历史的一个转折里，也可以使人由优秀降为愚蠢，甚至卑劣。胡风及其同仁们在殉道的历程中获得了灵魂的升华，他们因代表一个时代的良知而进入历史并成为整个民族的骄傲与鉴戒。牛汉的“自高自大”正是在历史的考验和转折里诞生并且日益坚定的人格品性，他促进诗人精神发展的轨迹不断呈现出螺旋式的上升。即使是在人类几千年的绝对精神的面前，诗人仍秉持着他的自信走自己的路（《三危山下一片梦境》）早在“**”期间，很多作家都产生过自卑感。牛汉却反而在逆境中形成强烈自尊的主体意识和叛逆精神。牛汉“自高自大”的人格恰恰形成于那段非常时期，是“一下鞭子一条血痕的”，“肉体的痛楚和精神的扩展的过程”，毫无疑问，它是牛汉深入生活或历史的实践体验，是和生活肉搏、与时代碰撞后产生的人格力量。20世纪30年代，身心经过炼狱般的考验后，一个崇高的灵魂从劫难中赤坦地**，重见天日。回首既往岁月，牛汉自知没有做过亏心事，他坦**、真诚、正直、无私，他无须忏悔和自责，他可以当之无愧地得出：我是高贵的、成熟的，与那些庸众的苟活比，在精神上我完全应该自高自大这样的结论。“自高自大”的人格价值观在当代多元多样的生命存在形态中有其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它突破了中国人身上“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它足以警示那些随波逐流、浮躁张扬、没有个性、没有生活根基的作家认真地从人格品行上进行自省、自审。

牛汉始终实践着他一贯推崇的“第一义诗人”的观念，他的人和诗里外相通一致，他的诗就是其人格的实践活动，是捍守精神价值的一种斗争策略，是中国古代诗人一向推崇的人格修养的延续。与西方人重视诗歌史的恢宏和气势不同，中国诗人更看重的是人格的内敛，从屈原到嵇康和文天祥，从陶渊明到李白和杜甫，他们的伟大在于其辉煌人格与卓越诗品的完美融合。牛汉一生的创作经历也是其人格不断完善、丰盈的过程，经过各种磨砺后，逐渐完善了贯穿他一生的人格特征—坚执的反抗精神，也就是鲁迅一向赞扬的“过客意识”。相对历史而言，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过客”，然而，不同的作家对于自己在人生之旅上的过客意识，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的过客会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牛汉的“过客”意识从20世纪40年代到“**”及至当下，从未间断地延续着，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方式。20世纪40年代，诗人受郁闷、彷徨、沮丧、期盼等多种情绪的影响，其作品中呈现出的“过客”意识并不十分清晰和自觉，诗人着重体现的是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即革命探索精神。“**”时期，诗人的“过客”意识体现了特殊年代受难的悲剧意识和反叛的诗学立场，呈现出坚执的生命态度。80年代以来，渗透在其作品中的“过客”意识主要倾向于诗人向自己命运所发起的挑战，侧重于生命意志和人格修养，同时，诗人有意识地强化了反抗个体命运的自主性，更加重视追求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诗歌主体性的改造。其笔下的意象多凝聚着诗人沉重而丰富的人生感悟，其中，帆船航海和进港的意象反复出现，大海是无岸的，航海的帆于生命的终极追求过程中体悟出生命的真谛。那些跋涉的诗歌意象体现了诗人的过客精神—于前行中体味生命、超越此在、实践终极追求。

自20世纪80年代起，牛汉迎来生命的再生，重新踏出路的起点和方向的同时，他就已经将视觉伸向了远方，带着坚定的信念，诗人不再迷惘亦不用等待，他说：“我的一生也总想远行/却只知道要寻求什么/并不晓得躲避什么”（《蒙田和我》）。曾经，评论《过客》时鲁迅也说过：“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4]牛汉将这种大无畏的人格品性寄寓在荒漠中一只跋涉的鹰形象中（《一只跋涉的鹰》），在牛汉的很多诗作中，坚守着生命的阵地、与暴烈者展开不屈不挠搏战的鹰不仅象征了诗人自身所具有的坚实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力，鹰的跋涉还喻指了诗人在创作中体验到的创造生命的艰难和不断突破自己的探索心态，他每写一首诗就像鹰在飞翔和跋涉一样。牛汉始终将诗歌创作的过程看作酝酿生命的过程，所以写了一辈子诗歌，到了晚年，他仍感觉自己每写一首诗仿佛都在写生命中的第一首诗歌，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诗人的重要标志之一。

牛汉的诗生发于灵魂的深处，融合了他以血与火铸造的中国式的现代文化精神和“五四”战斗精神，他永远都不为生活所驯服，他的诗是其独立人格的呐喊，是诗人发给自己的宣战书。在牛汉颇富代表性的诗作《汗血马》中，这一精神得到质的升华，诗人将巨大的历史痛感和坚韧不屈的执着情怀以及为抵达理想境地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都倾注在那匹飞奔不息的汗血马身上：“无风的七月八月天/戈壁是火的领地/只有飞奔/四脚腾空的飞奔/胸前才感觉有风/才能穿过几百里闷热的浮尘”。像鲁迅笔下于黑夜中行走的过客，不敢停歇，怕就此终止了前行的意志，汗血马不停地飞奔，“汗水全被焦渴的尘砂舐光/汗水结晶成马的白色的斑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汗血马最后“扑倒在生命的顶点/焚化成了一朵/雪白的花”。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鹰、汗血马还是长跑者……他们都是生命的跋涉者、不屈的过客，是牛汉刚烈执着的人格化身。牛汉笔下的汗血马和鹰，背负着现代人的痛苦，在自我跋涉的途中，用自体储存的水分解渴，用自体的汗水和血水补给，他们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执的人格美和不屈的尊严。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1] 江边：《牛汉论诗一席谈》，《当代诗歌》1987年第6期，第39页。

[2] 《附录·牛汉访谈录》（2000年7月17日），参见笔者拙著《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在2000年大连诗会上的发言中，牛汉再次郑重地承认自己的个性就是“自高自大”，当时众多与会者都对他为人的坦诚和透明深表敬意。

[3]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4] 《华盖集·北京通信》（1925年5月8日），《鲁迅全集》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