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的哲学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实践哲学。对于这样一种哲学，不能仅将其置于哲学理论体系发展的序列中去考察，而是必须放在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关系中去理解。毛泽东哲学贡献最核心之处，并不在于他如何比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更好地描述了认识过程，更好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等等，而是从根本上说在于他提供了一种能够解决理论与实践、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的实践哲学构想。这一构想虽然并未构成一个逻辑关系严整、等级森严的概念体系，但它却以前提性的结构内蕴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之中，并且有着切切实实的实际效果。如何将毛泽东的这一深层结构概念化，构成一种实践哲学理论，当是今日哲学研究者的一项理论任务。
1.如何把握实践家的哲学思想
我们前面主要从其专门的哲学著作中讨论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诸方面，也曾涉及毛泽东对于“世界”的本体论预设等问题，但这些讨论似乎不足以勾画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全貌。我们在对毛泽东这些著作的研读中，似乎能够体会到其思想深处的某种原则性或前提性的东西，但又是未经明确表述过的。这些内容涉及对于世界的某种根本性的预设，在传统上属于本体论的内容。关于这部分内容，毛泽东虽然在其《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论述过，但这部著作除过其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外，毛泽东又曾不承认是自己的东西[84]，且其他内容的确多来自苏联教科书和其他人的著作，因而我们似乎不能据此而推断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本体论预设。看来，我们还必须另想办法去探讨这一问题。或许，与毛泽东一样地同时身兼理论家与实践家的葛兰西，能基于类似的生活体验而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葛兰西曾经说过：“一个搞政治的人进行哲学写作：情况可能是，他的‘真正的’哲学反倒应该在他的政治论著中去寻找。每个人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活动：正是必须从这里去寻找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处在一种往往不是暗含在、而且甚至经常是同公开表达的东西相互矛盾的形式中。”[85]当然，葛兰西随后对这一历史判断标准作了限制，要求人们必须非常小心。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其哲学思想恐怕会以某种方式在其政治著作之中得到更好的体现。因为政治著作的主题虽然并非哲学，但是政治家的“专业”既然是政治，而政治又是人类所有问题中最为复杂难解的问题，因而政治家在其论述政治问题时自然便会全力以赴，迸发出其最高的智慧，以求得问题的合理解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地就会显露出其最为深层的哲学观念。因而，毫不奇怪，已有不少人指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更应该在他的政治、军事著作中去寻找。就此而言，李泽厚的看法无疑是深刻的：“毛最光辉的理论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其代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在这些论著中，总是尽量地把这些战争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和叙说。同时他又非常重视为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的许多论著的论述形式似乎是从一般到特殊，而思维的实际过程却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由于从实际出发，很重视事物的经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又总是把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的规律上来，这成为他思想的一个特点。”[86]如果认可这一说法，那就至少应该更多地从毛泽东的此类著作来探查其哲学思想之前提性核心结构。
2.毛泽东辩证法的深层结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写道：“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87]这里虽然写的是军事家，但将其主体换为一般的人，也应当是适合的。而在《论持久战》中，则说得更具一般性：“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88]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是“强调这种‘自觉能动性’，并把它看作‘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族类本性，强调运动、活动、劳动、实践、直接经验，从而强调产生和支配行动的实践意志，强调‘精神变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等，似乎是毛从早年到晚岁一以贯之的基本哲学观念”。另一个方面则是“强调对经验规律客观性的认识，强调‘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即‘实事求是’”。而正是“这种经验论的唯物论，亦即‘经验理性’，保证了‘自觉的能动性’不流于乱闯盲干，使得革命战争和革命的政治斗争能不断取得胜利”[89]。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引出这样一个观念：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由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两个方面构成的关于人与其活动环境的存在论或本体论结构。
那么，毛泽东思想中这样一个存在论结构是什么性质的呢？李泽厚认为，在“自觉能动性”与“经验理性”之间，毛泽东是把前者即自觉能动性作为本质、目的、世界观，后者即经验论、客观性的认识方面，作为手段、方法、认识论，两者仍有主从的不同。[90]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泽东似乎便是一个主张客观规律性从属于自觉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者了。但李泽厚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着含混与不确切之处。如果单纯从人的活动这一直接性层面上来看，而不考虑更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李泽厚的这一看法或可成立。但如果是从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看，则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从毛泽东早年的思想来看，他的“我即宇宙”、“宇宙一大我”等说法，似乎表明，此时毛泽东思想中的“我”与“宇宙”的关系，只有执著于“小我”之时，才是对立的，而如果达到“宇宙一大我”的境界，则“我”与“宇宙”之间便不存在相隔之处，而是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则这种二元对立之中并不存在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属的问题。诚然，“我即宇宙”是一种带着某种神秘性的说法，因而在其信奉马克思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之后，似乎便不再能立足了。但也许不尽然。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一种物质世界自身具有能动性的视角再行将“我”与“宇宙”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视之最终为一统一性的存在。否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我们如何设想人的能动性的根据呢？这样的话，或许可认为，最终的统一性是一种可以思辨地设想的境界，而在实际生活实践领域，我们所能设定的则只能是自觉的能动性与客观的规律性的对待与通过能动活动加以改变而后实现的相对的统一。
但无论如何，毛泽东的这一存在论结构却能够为合理地解决理论与实践、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提供一种存在论和方法论前提。依据这一存在论前提，人们便可将人的能动性与实践环境的客观规律性视作可并存的二重结构或双重视角，而不必去构想种种辩证模式去消除这一二元对立。在第一章中我们也提到过，即便深刻如卢卡奇，甚至黑格尔，也无法通过辩证进展来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劳心费神所构造起来的庞大体系，并未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陷入了一种隐性的历史决定论之中，从而也就使得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成为不可理解的。
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核心的观念，并未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中明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如葛兰西所言，只是在其政治论著当中有所表现。而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为了严守理论逻辑上的一义性，却只能表述一种单一视角的东西。理论的单一视角自然只是一种抽象，无法表达出双重视角的视界来。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那样，毛泽东在非严格理论论述的场合，如在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有通过对于教科书某些观点的批评而表露出自己观点的例子。但不管怎样，只是在其政治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的核心哲学观念才得到了明确的表达。这说明，葛兰西果然目光如炬，能洞穿理论与实践的奥秘。这样的慧眼大概也只有他这样的集政治领袖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人才会具有。
当然，如果毛泽东思想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前提性的本体论结构，那人们就有理由对此进行评判。换言之，如果将这一结构与毛泽东一生的成功与所犯错误联系起来，则人们便有理由从这一结构中找到某种说明何以会成功，又何以会犯错误的思想方法根据。循此思路去考虑，或许，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一二元性结构的不确定性上面。这种不确定性是指在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清楚的界限，也不能清晰地描述出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确定的结构关系，而只能有一般性的构想。这种不确定性当然是为现实实践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变性所决定的。既然实践自身是如此复杂多变，如何又能够要求思想的不变呢？这正是实践智慧的特征。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了实践者以极大的自主性去重构其实践境况，并给了实践者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决断的极大空间，从而极易导致偏离，即偏向自觉能动性一面，而罔顾客观规律性的制约。
当然，克服或至少防范这种偏离的方式也只能在这一结构中探寻。这种解决之道，倒也简单，那就是不可罔顾客观规律之限制。具体说来，就是用以科学理论为典范的理论智慧来制约实践智慧。当然，这又不可以理论智慧代替实践智慧而导向教条主义。显然，如何处理这两种智慧之间的关系，仍然不会有一个确定的原理，而只能还是一种不甚确定的实践智慧。
[1] 关于苏联的评价，王若水写道：“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载《炎黄春秋》，1999（11））法国人米歇尔·卢瓦亦写道：“苏联人认为这篇论文‘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而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篇论文‘补充’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评论家们指出，这两个说法，苏联的报刊只用于列宁和斯大林所作的贡献。”（［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20—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西方学界的评价，除卢瓦在前述文章中的高度赞扬外，康福斯、威尔逊、麦克莱伦、莱文等都对《实践论》有过高度评价（见［英］康福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1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英］威尔逊：《毛泽东》，1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41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2] 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阐释《实践论》的实践哲学意蕴，以纠正以往对于《实践论》的理论哲学阐释，故将不涉及有关《实践论》的文本方面的问题。关于《实践论》不同版本的差异等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但对于本项研究的目的而言，却是可以暂时悬置的。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赵永茂、叶卫平等人的著作（赵永茂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57页以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149页以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3] 参见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6）。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 同上书，123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同上书，282—283页。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同上书，283页。
[11]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间，虽然缺乏确实的材料证明，但仍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读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268—269页，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这方面传统教科书可作为典型代表。教科书一方面说真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另一方面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方面的说法无论如何是无法统一起来的。如果我们没有独立于实践中获得成功的手段证明真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的话，那么，实践中的成功便是所谓的正确反映的唯一依据。但教科书又是坚决反对这一说法的，因为承认这一点，便已走向了实用主义，而与教科书的实体性哲学立场相去甚远了。
[14] 这一区别比较复杂，无法在此展开讨论。可参见王南湜：《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再思考》，载《浙江学刊》，2005（6）。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285—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 同上书，28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苏］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205—206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19] 同上书，207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296—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 同上书，292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 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5] 参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6] 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03—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7] 参见王树人等：《传统智慧再发现》上，8—6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28] 参见王南湜：《辩证法与实践智慧》，载《哲学动态》，2005（4）。
[29] 关于《矛盾论》中的辩证法之为一种用以形成实践智慧的实践辩证法的讨论，请参阅本章第二节对于《矛盾论》的讨论。
[30] 技术可理解为生产实践中与实践智慧处于同一层面的对等物。国人常将“科学”与“技术”两词合起来使用，似乎二者是一回事。但其实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科学是抽象的理论，而技术则是实际的生产实践。技术可能是科学的应用，也可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或者说科学向技术的大规模转化，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越是在历史的早期，技术越是有着独立的发展。
[31] 哥德尔关于一个足够丰富的系统内完全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的不完全性定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康德二律背反理论的精确化证明。而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数学的巨大冲击我们也可以想见康德在哲学上革命的意义。
[32] 诚然，人们已经成功地用数学理论描述了运动，但运动方程是如何描述运动的呢？运动方程只不过是将时间点与空间点一一对应起来而已。这种时间点与空间点的对应是将时间空间化，从而将运动转变成了一种纯粹空间化的东西，亦即静态的存在。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所感觉到的运动，而只是对现实运动的一种抽象的描述而已（参见［美］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106—10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33] 马克思关于实践活动优先于理论活动的观点，几乎是其所有哲学著作的主题，只是长期以来被严重地忽视或误读了。为此，这里我们有必要引证马克思在批判一位信奉理论哲学的经济学家时所写下的一段话：“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4] 这里只是对于理论与实践之特征的描述，并不涉及评价问题。理论的单一视角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无用，而是恰恰由于其视角的单一才构成了理论的有效性。
[3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7、1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6] 同上书，120页。
[37] 关于实践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演变，可参见王南湜：《实践、艺术与自由》，载《哲学动态》，2003（6）。
[3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7、1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9] 同上书，123页。
[40] 同上书，124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1卷，319—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2] 《毛泽东选集》第1卷，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3]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4] 同上书，308—320页。
[45] 同上书，320—327页。
[46]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7、1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8] 同上书，115页。
[49] 同上书，117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1卷，300、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1] 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140—14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2] 《毛泽东选集》第1卷，322、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3]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87—8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54] 《毛泽东选集》第1卷，320—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5] 《毛泽东选集》第1卷，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6] 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批注集》，85—8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57] 《毛泽东选集》第1卷，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8] 《毛泽东选集》第1卷，325—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9]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86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60] 列宁这段话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列宁全集》第55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并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毛泽东选集》第1卷，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1] 汪澍白：《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载《求索》，1982（6）。
[62] 石仲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文献——〈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介绍》，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37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63] ［美］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42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64] 参见张非：《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几个问题的探讨概要》，载《哲学动态》，1982（4）。
[65] 林青山：《任何矛盾双方都有“主次之分”并在转化时“互易其位”吗？》，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2）。
[66] 舒炜光：《论基本矛盾与矛盾的基本方面》，载《哲学研究》，1957（4）。
[67] 参见刘林元、尚庆飞：《毛泽东读书批注中的重要哲学思想》，载《江苏大学学报》，2007（2）。
[68]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3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69]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85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70]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505—5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71] 转引自［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1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2] 参见王南湜：《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视角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3）。
[73] 汪澍白：《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载《求索》，1982（6）。
[74] 黄楠森：《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2）。
[75] 刘长林：《圜道观与中国思维》，载《哲学动态》，1988（1）。
[76] 参见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三重意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5）。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9] 田辰山：《要重视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结构差异》，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8）。
[80] 《毛泽东选集》第1卷，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1] 参见王南湜：《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视角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3）。
[82] 参见徐长福：《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西方实践哲学源头初探》，载《学习与探索》，2005（2）。
[83] 关于实践方式与思维范式匹配性问题较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王南湜：《社会哲学何以可能》，载《学海》，2000（1）。
[84] 施拉姆说：“值得注意的是，当斯诺在1965年问及此事时，毛泽东否认他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部著作的作者。”（［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5]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3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6]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44—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87] 《毛泽东选集》第1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8] 《毛泽东选集》第2卷，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9]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53—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90] 同上书，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