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启蒙与成果：人的自由与制度设计
文艺复兴、宗教革新和启蒙运动，标志着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和变革时代，它们承继着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历史遗产，同时又开启了现代哲学重大变革的时代序幕。
1.文艺复兴：开启现代世界的序幕
文艺复兴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序幕。两个世界的相互关系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领一切的时代，其基本的倾向和特征在于上帝的神学理念对人的感性自由的过度压抑。文艺复兴开始了以人为中心重塑两个世界相互关系的变革历程。文艺复兴标志着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过渡，它的两大历史成果是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人文主义作为与经院哲学相对立的世俗文化，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学说。人文主义者在神学信仰的垄断开始衰落的时代倡导了一种崭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以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论为思想基础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命运、自由意志问题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强调个人生存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要求现世的人生享受、精神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然平等，反对禁欲主义、来世观念和封建等级观念。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哲学向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提出挑战，在实验观察和科学方法论上做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预示着未来历史发展方向的成就。
自然哲学家们把笼罩在神学信仰下的人的理性精神不断独立、凸显出来，强调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的理性智慧才是认识自然的真正工具。“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新大陆的发现和哥白尼的革命，在宇宙和地理两方面打破了传统的空间概念。”[1]而在探索自然、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人的理性与自由力量的充分发挥，导致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诞生。
文艺复兴作为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先声，在反对中世纪以来的神学主义、弘扬人文主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创造出一种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腊人的成就，而且个人的天才也能够在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就绝迹的自由状况下蓬勃生长。”[2]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成为孕育、诞生一大批思想家和科学巨人的“巨人时代”，就在于它并不是对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回归和盲目崇拜，而在于它是一个摆脱神学、解放人性的时代，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成为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城市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的获得、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及政治法律制度的形成、教会权威的衰落和民族主权国家的产生，等等，文艺复兴都在思想上精神上回应了并且极大地推动了这个伟大时代的需要，它所做的一切都为资本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世俗的君主权力的持续兴起，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并最终为摧毁封建专制制度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发挥了先行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3]而这种历史性作用的发挥之所以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文艺复兴在现代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刻，开始了重新建构和全面革新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两个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新的使命：它是为神学观念压抑下的人的感性解放、为人的独立和自由的合理地位寻求思想资源和精神依据的必然产物。
2.宗教改革：自由精神成为现实世界的普遍原则
作为基督教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即新教从罗马天主教中分离的宗教革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领域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建构和全面革新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相互关系的意义重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宗教革新彻底震撼了教会神权统治的基石，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运动，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在宗教方式下进行的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
宗教革新运动的两个杰出的代表是路德和加尔文。
路德宗教革新的核心问题是灵魂如何获救的问题。路德宗教革新确立因信称义、《圣经》权威、信徒皆祭司三个基本原则[4]的实质，是否定罗马教会在宗教教义问题上的裁定权，排除教士在人的获救问题上的中介作用，强调恢复《圣经》本身的权威，主张任何人都有同等地位理解《圣经》和接受《圣经》的启示，人人有权解释《圣经》，并在其中与上帝进行交流。因此路德宗教改革的根本特征是人的自由的精神，它剥夺了罗马教皇垄断《圣经》、解释《圣经》的特权，反对教会等级制；路德反对的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信仰的权力化、专断化和独断化。路德在反对罗马天主教会权威的同时，坚持世俗国家权力的必要性，反对教会对世俗政权的任何干预。路德的宗教改革的目的是为所有基督徒争取平等与自由，客观上促成了理性权威和宗教自由的发生。
加尔文与路德一样认为教徒因信得救，但他主要发挥了奥古斯丁的预定说。加尔文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帝的永远不变的预定，上帝已经预先安排好了对人的拯救，人被拯救还是被遗弃取决于上帝的挑选。同时加尔文又认为，人们不愿放弃现世的努力，因为只要个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就是实现了上帝赋予的预定使命，是人死后可以得救的可靠证明。
宗教革新运动是新兴市民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争取民族教会的独立和改变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从个人信仰自由出发，制定了新的时代条件下新兴市民阶级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新教教义，为建立清廉的民族教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以革新了的独特的宗教方式表达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时代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5]海涅高度评价路德的宗教改革：“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之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争论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利，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6]从理性与自由出发解释世界历史的黑格尔，更是从自由、从精神得到解放的角度看待路德宗教改革的重大意义：“伟大的革命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才出现的，出现在这个时候：从无休止的冲突里面、从顽强的日尔曼性格经受过并不得不经受的那种可怕的管教里面，精神解放出来了，意识达到了与自身和解……盲目的服从，那种压抑人的自由的服从，先前是〔僧侣教会宣誓履行的〕第三种品德，相反地，现在同婚姻和财产两者一样，自由也被认为是神圣的了。”[7]“同样地，在知识方面，人也从外界的权威回到了自己里面：理性被视为绝对具有普遍性 ，被认为是神圣的。现在已经认识到宗教应当是在人的精神中存在的，并且得救的整个过程也应当是在他的精神里面进行的，他的得救乃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借它而与自己的良心发生关系和直接面对上帝，而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手中握有神恩的教士们来作媒介。”[8]
黑格尔把精神的自由界定为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成为宗教改革的原则的，是精神深入自己这个环节、自由这个环节、回归于自己这个环节；自由正意味着：在某一特定的内容中自己对自己发生关系，——精神的生命，就在于在显得是他物的东西里面回归于自身中。……因此这个规定，即精神应当实质上是本身自由的、是在自身之内——这个抽象的环节，就构成了基本规定。”[9]正是基于自由原则的世界历史观念，黑格尔高度评价了宗教改革的现代意义，认为它所旌举的是“自由精神的旗帜。……自从那时到我们现在，时间所进行的唯一的工作，便是要使世界正式吸收这个原则，要使那在本身的‘调和’和真理依照形式变为客观的。……‘文化’的工作便是要实现‘普遍性的形式’，这就是‘思想’。因为这个缘故，‘法律’、‘财产’、‘社会道德’、‘政府’、‘宪法’等等必须遵守各种普遍的原则，才可以符合‘自由意志’的概念而成为合理的”。[10]总之，宗教革新运动所产生的新教伦理使资本主义行为与资本主义规范达到了有机结合，孕育和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
自由的概念与普遍原则对现实的塑造，是黑格尔理解宗教改革的基本点。黑格尔从两个世界之内在张力的基本观念和解释框架出发，清醒地认识到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对重新建构现代意义上的理念与现实的相互关系、即在理性主导下以自由原则构筑现实的社会秩序的世界历史性意义。[11]恩格斯也指出，宗教改革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12]
3.启蒙哲学：理性自由的原则与新的社会制度的设计
启蒙哲学的基本成就，是在理性自由的原则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架设了可以通达的桥梁。尽管启蒙哲学导致了目的论哲学的隐退和机械论思想方式的高歌猛进，在两个世界之内在张力的表现形态上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历史哲学存在着重大差异，但它依然以自己的方式行进在理性自由的原则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并由此历史地影响和改变了现代世界的面貌。
启蒙哲学在根本原则上继承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17世纪以来以理性与自由为核心主题的基本传统。它高举理性的旗帜，树立理性的权威，以理性的**、态度和精神引导人们向着自由的目标前进，并以洋溢着青春热血的战斗精神和批判力量，极大地开拓了理性与自由的发展领域和实践空间，从而赋予理性与自由特定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性。因此有论者认为：“理性是法国启蒙时代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但是，其含义却是‘非哲学’的；既不是经院哲学意义上的理性知识，也不是思辨意义上的概念。恰恰相反，就总体而言，它的基本含义有二：其一是‘感性’或自然性，其二是‘合理性’。……理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13]“‘理性’的实际内容是感性的自然。……启蒙思想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些多才多艺的文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以个人的切身感受为基础的，他们相信理当如此，是无须推论的自然权利（法），因此只是信念。”[1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与英国、德国的哲学多么不同，但它们之间却同样存在着一个共有的特征：力图用理性自由的理念去审察、批判和塑造现实的社会秩序，从而体现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的内在张力。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共同采用自然法作为他们历史—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和逻辑起点。这说明了，启蒙思想家们从两个世界的基本理念出发，努力寻求新兴市民阶级所需理论的最终根据，并从理念世界出发去反观、审察、批判现存世界，提供重塑现存世界的理性基础和理想范式。他们“把对初始原因的探讨作为阐发理论或构建体系的首要问题。启蒙思想家们所找到的‘初始原因’或曰‘推理的逻辑前提’就是包括‘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等内容在内的自然法理论。他们认为其中包括的自由、平等、公正、权利等价值范畴像数学原理和几何公理一样不证自明”[15]。但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完全从人自身去考察自然法。在他们那儿，自然法不再是‘自然’的理性，更不再是神的理性，而是人的理性。……启蒙思想家们正是以自然法为准则，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构思了一幅幅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和需要的理想国蓝图”，并把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作为“所有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体系的归宿”，使启蒙运动成为“制度设计”时代。[16]也就是说，“‘理性’不是思辨的，还在于它意味着‘合理性’，由它增补出一系列字眼：公正、平等（与‘宽容’甚至‘自由’概念交叉）等。……‘合理性’还意味着，人们所习惯的身份或出身不应该成为判断人的品德与才能的标准：人是生而平等、自由的，尽管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几乎每个启蒙学者都谈论社会与国家的起源、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变革。‘合理性’的主张直接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纲领”[17]。“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争取人权，而当时的专制制度是违反人权的。人权！人权！这就是革命的教条。它的纲领性文献，就是著名的《人权宣言》，她呼吁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神圣的权利。它确立了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启蒙的自然权利概念同时以牛顿的自然哲学或科学为蓝本，并产生出一些如何实现这些科学性的方法，其中包括分权、宪法、议会、法院等。其目的是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正义、自由、平等或合理性。它们是启蒙时代哲学的一系列副产品，即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一言以蔽之，就是以立法的形式废除种种封建特权，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8]启蒙运动的最大成就，不仅在于它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声，而且更在于它打通了从理念达于现实的桥梁，提出了实现现代人权理念的方法和措施，为设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之所以着力阐发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过渡，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试图建立理性的法则以确保自然状态下得不到基本保障的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理性因此成为人类历史实现这一伟大过渡的根本标志和最有力的思想工具。在启蒙主义者那里，理性不仅是人的自我保存能力走向成熟的象征，而且是一切合理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合理的政治—法律秩序得以确立的最终根源。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宗教批判，其根本心理动机不是从根本上摧毁和否定宗教，而是把宗教理性化，创立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推动西方思想的世俗化过程，以争得人们精神世界的独立及其自由。[19]
启蒙运动所热烈倡导的理性与自由的历史—政治哲学的理念与原则，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以伟大的创新精神所进行的意义深远的制度设计，塑造和发展了现代人权问题的理论的与实践的内涵，成为北美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声，成就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可能并最终爆发的基本理由[20]，为在实践上开创和确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的新时代做出了世界历史性的贡献。[21]
[1] 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5页。
[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7页。
[3] 参见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07页。
[4] 参见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6—719页。
[5] 参见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新教改革的政治遗传是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这场改革通过授予世俗统治以神圣权威而重新塑造了世俗统治，同时也为设立一套宪政价值来制约世俗统治打下基础。……新教改革者努力使每个人独立阅读《圣经》的权利得到认可，从这种努力中出现了宗教个人主义的概念。与这种个人主义一起，容忍和保护宗教少数派的权利成为一项议题。所有这些变化对此后的现代政治思想都有重大影响。”（坦论鲍姆、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黑体为引者加）
[6]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版，第42页。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6页。黑体为引者加。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6页。黑体为引者加。
[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4页。
[10]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黑体为引者加。
[11] 俞吾金先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甚至从莱布尼兹以来的整个德国哲学都是由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革新运动催生出来的，以至海涅干脆宣布德国哲学是‘新教教会的女儿’，……‘凡是承认宗教改革的诸侯，都把这种思想自由合法化了，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黑体为引者加）“与路德一样，康德对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态度也是不彻底的。在理论上，他希望融入启蒙运动唤起的理性，对基督教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在实践上，他又倒过来论证基督教存在的必要性”。（同上书，第7页）“正如路德同时扮演了以下两个角色——罗马教廷的反抗者和世俗政权的顺民及虔诚的教徒一样，康德也同时扮演了以下两个角色——基督教的改革者和恭顺的臣民及教义的辩护者。”（同上书，第8页）“路德思想遗产的本质是促进德国民众思想的解放，并为这个民族确立起一种探本求原地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同上书，第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9页。
[13] 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同时，我们不要忽视以上‘理性’的目的，它服务于人们快乐的情趣，实现人的幸福。就是说，‘理性’是心或心情的问题。……在启蒙的概念中，‘精神’是‘心情’的规则，……这些规则构造幸福观念的合理性。我们把这样的‘理性’归结为‘心情哲学’。”（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4] 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5] 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16] 参见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05页。
[17] 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8] 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黑体为引者加。
[19] “近代启蒙运动的伟大和力量所在，就在于它以哲学的方式达到了对‘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因而每个人都能够完全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断自己的行动’的觉悟，这也就是对所谓‘个人自由的原则’的觉悟。正是启蒙运动对这个最高原则的自觉，使这个原则构成了近现代一切人文科学和主流社会的最高原则。”（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0]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理由，就是专制制度剥夺了人这样的自然权利或意志。……自由与平等是属于人的……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应该按照这个原则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黑体为引者加）以自由原则变革社会秩序所表达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启蒙运动的生命活力和根本特征。
[21] 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政治哲学“对法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海涅在告诫法国革命的参与者时所指出的那样：‘记住吧，你们这些骄傲的行动者！你们不过是思想家们的不自觉的助手而已。……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是不可分离地关联在一起的。事实上，德国人在接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时，总是连同其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一起加以接受的”（俞吾金、汪行福、忘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把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张力从理念形态变成现实的社会秩序，是法国人在现代世界所建立的最重大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