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多重的内在紧张：社会主义史的一个解释

存在于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两个世界内在张力，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无论就其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而言，都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塑造和决定了马克思历史理论自身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征，而且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理解史，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1.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理解和批判现实的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

作为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政治理念之深刻主题、之内在灵魂的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是在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中得到表达、体现和完成的。尽管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政治理念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在思想内容、在表现形态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尽管康德、黑格尔理性与自由的历史—政治理念在马克思的实践批判中得到了彻底的革命性变革，但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这一精神传统和基本特征，却依然共同地存在于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政治理念中。

理性与自由是贯穿康德、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深刻主题。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框架下的理性、自由、普遍法治与现代理性国家的基本理念和哲学追求，构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历史—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和基本特征。康德、黑格尔关于理性与自由的历史—政治理念，以及从这一历史—政治理念出发去考察、反思、关照和批判现实世界的哲学原则和基本主张，都是在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这一特定的表达形态和解释框架中进行、实现和完成的。康德所宣示的理性的绝对命令，以及他关于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是大自然向人类提出的最高任务的历史—政治理念，黑格尔以理念建筑现实的哲学追求，特别是他关于现代理性国家之为市民社会的真理这一历史—政治理念，都深刻地凸显了以理性、自由、普遍法治与现代理性国家的理念和原则，去规约政治实践、塑造现实世界的巨大的内在张力。康德、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通过以理性、自由、普遍法治、现代国家和世界历史等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群落和范畴序列，以及在此基地上所展示出来的详尽、具体、系统的表达形态，共同创制和组建了观照、解释、反思、塑造现象世界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这一肇始于古希腊哲学、并经由基督教哲学之重新塑造的漫长洗礼之后，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气势恢弘的哲学体系中得到了系统更新和逻辑自觉，从而具有了与以往哲学相比更加丰富、更加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思想形态。

但是在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即实践批判的历史理论的基本语境中，为德国古典历史哲学所表达、所展开的两个世界的历史—政治理念的哲学形态，由于它们的特定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基础和阶级性格，而遭到了马克思深刻的哲学—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艰辛劳作数十年之久的规模空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而又鲜明地地凸显了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马克思历史理论基于实践批判的基本观念，即作为社会批判理论与行动—实践哲学，作为透视资本的本质和秘密、揭露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资本哲学，对理性、自由、普遍法治和现代国家的基本内涵和阶级基础，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视角出发，进行了彻底的实践批判和历史论证：在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系统阐释中，以不容辩驳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证明了，必须超越现代世界劳动与所有权的历史性分裂，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成就的基地上重建劳动与所有权的统一。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为康德、黑格尔所钟情有加的理性，却成为资本凭借占有他人的劳动而掠夺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自由也只有在超越了资产阶级阶级（资本）自由的阶级局限，在扬弃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才能走向彻底的和真正的统一，从而才能确立以个性自由为核心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以普遍法治为表达形态的现代国家的狭隘的阶级性质，也必须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打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社会革命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确立中才能得到革命性的根本变革。因此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理性、自由、普遍法治、国家之阶级本质的理论的、实践的、历史的批判，就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理论工具和精神旗帜。

尽管马克思严厉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关于“理念与现实已经和解（调和）”的历史—政治理念，尽管马克思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具有不同于以往所有哲学的根本特征和阶级性格，但两个世界的基本理念与内在张力仍然以其独特的阶级内容和表现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内核和理论逻辑之中：在人的物化、异化与自由个性之间，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在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与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以及在现代资产阶级的越出国界、开辟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之间，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黑格尔哲学的“理念与现实的和解（调和）”，在马克思这里变成了理念与现实的分裂，马克思的和解与统一是在扬弃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共产主义世界中实现和完成的。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现有”与“能有”的内在张力，在历史与逻辑的维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在资本逻辑、世界历史与自由个性（人类解放）三位一体的内在贯通中，在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开辟着不断扬弃现代世界的内在矛盾、走向世界历史未来的发展道路。

2.资本概念的三个维度：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

我们在前面相关章节中已经反复说明，马克思历史理论是一个包涵着多重的内在张力、具有多种解释框架的思想体系。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三个维度所具有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为我们历史地考察、梳理、研究和表达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机、秘密与魅力，提供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解释框架。资本是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主题，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出于本“余论”结构安排和阐释表达的需要，我们仍然有必要在这里再次阐明，资本概念在马克思实践批判的基本逻辑和总体框架中所包涵着的三个基本的维度：一是从整个人类史来看的、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资本概念。在这一维度和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的诞生和自由工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包含着一部世界史；二是克服自然崇拜、克服地方性发展和旧的生产方式、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创造世界市场和世界文学的资本概念。这两个维度或方面，即关于资本的生成史的历史时间维度，关于资产阶级（资本）越出国界、开辟世界历史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资本的客观历史作用的世界空间维度，马克思没有专门著作加以系统的、严密的论述和展开，而是体现、散见、表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等一系列前《资本论》的著作文本和大量的政论、时评中；三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资本与劳动对立意义上的作为批判对象的否定性的资本概念。这一维度或方面体现在马克思的一系列主要著作特别是《资本论》这一卷帙浩繁的巨著所展开、所表达的理论语境中。《资本论》通过使用从抽象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实证分析与理论推论相结合、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辩证法等一系列科学方法所进行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这一维度或方面得到了最大篇幅和文字规模的系统而严密的阐释和表达。

马克思在探索、解剖、阐释资本概念所包涵的三个维度（方面）的过程中，形成了并深刻地阐明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总体说来，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历史观点，亦即关于资本的文明面即伟大作用的历史分析，主要体现在1844—1858年的一系列著作和手稿中。尽管马克思在这些著作和手稿中依然以资本批判即资本与劳动对立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为重心，但马克思在资本诞生史、资本殖民扩张史的分析和阐释上，依然用了大量的笔墨、文字和篇幅，并由此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特别是世界历史理论中大放光彩的思想篇章。我们把马克思关于资本诞生、资本殖民扩张之客观历史后果即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精彩论述和基本观念，称之为历史观点。

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阶级观点，除了一以贯之地存在于马克思整个一生的著作之外，最集中最系统的表达，是在已经出版的《资本论》诸卷、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中。尽管已经出版的三卷《资本论》中依然留有关于资本诞生史、资本殖民扩张史的分析和阐释，例如《资本论》第1卷的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但恰恰在这一我们本应期待关于一个殖民扩张问题的篇幅可观、意蕴精深的最后一章中，马克思却并没有为我们展示出他自己关于殖民地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系统分析和详细展示，马克思安排和写作这一章的目的，依然是通过批判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来展示殖民地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状况即现代阶级关系的产生问题。与此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相比，马克思关于资本诞生史和殖民扩张史之进步和文明作用的那些关于历史观点的大放光彩的深刻论断，在《资本论》第1卷中都已经被大大精简和删除。[1]马克思之所以在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大大收窄、压缩了关于资本的客观历史作用的肯定性评价的文字，基本原因当在于通过凸显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把论述和阐发的重心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基本主题上来，并以此自觉地去培育、塑造现代无产阶级批判和改变现代世界的阶级意识。我们把马克思重在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即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来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一基本的阐释维度，称之为阶级观点。

马克思在作为实践批判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中，在揭示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的过程中，内在地包涵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马克思通过这种紧张所表达出来的内在紧张、矛盾、对立和冲突，为我们考察、解释和规定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为我们探索、挖掘和揭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青春与生机、魅力与秘密，提供了特别深刻的透视视角和异常有力的解释框架。

由此可见，马克思以资本的概念、法则和逻辑为核心主线逐步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全部历史理论，之所以充满着巨大的生机和深刻的魅力，最根本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资本概念三个维度之间的内在贯通、相互支撑和协同作战中，所共同形成的具有多重的复合结构和深刻的内在张力。

3.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社会主义史的一个分析

马克思历史理论所包涵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为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理解史，为我们反思世界社会主义史的成就和教训，提供了特别重要的解释框架和富有生命力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历史理论所包涵着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理念，是在资本批判、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解放（自由个性）理论三者内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实践批判和理论论证的过程中进行、实现和完成的。而在以资本批判、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解放（自由个性）理论的内在统一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又始终贯穿着包括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历史观点与自然观点、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等在内的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三个维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对立和冲突，不仅是我们考察和研究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我们考察、研究和反思世界社会主义史，特别是审视、剖析和反思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就与教训的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本来存在着或所包涵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过度地强化、凸显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导致了对资本文明面和历史作用的严重遮蔽和全面否定，导致了对形式自由的纯粹否定和全面忽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向度推向极端的教条主义，把马克思关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推向纯粹的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的极端境地，从而造成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张力结构的理论解体和实践分裂，并由此在实际上、在根本上否定和消解了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历史观点和形式自由问题的基本意义，从而造成了长时间排斥市场经济、忽视法治立国、拒绝对西方市场—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借鉴，并因此出现苏联20世纪30年代“肃反”严重扩大化和中国“**”的严重历史事件。这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学术界、理论界，在评价康德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问题上的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过度夸大了康德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从而基本否定了他们关于理性、自由、普遍法治和理性国家之理论观念的实践价值和合理意义。康德黑格尔关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自由的历史理念，之所以长期被不加边界、缺乏分析地批判为唯心主义，与历史观点和形式自由观点的退隐和遮蔽，与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出发对现代（形式）自由的全面批评和彻底否定，存在着深刻的逻辑上的关联。这是导致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批判向度的夸张和教条主义运用，未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理性地、开放地对待、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自由、民主、法治、市场、资本与国际惯例等问题，阻断了通往充满生机、活力与繁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实践道路，造成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和历史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尽可能深入挖掘和认真考察马克思著作文本，阐发马克思历史理论中蕴涵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张力，并以这一观点为透视视角和解读框架，历史地考察、梳理和阐释马克思历史理论所内涵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及其表现形态，尝试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问题和教训进行历史的和哲学的反思，就成为我们的重要学术任务之一。[2]

马克思在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中所深刻揭示的现代自由的虚假性与现代国家的阶级本质，为从实质自由的维度出发去批判、否定形式自由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无可争辩的理论理由和实践理由。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之所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和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就在于它在理论上提供了追求真实的实质自由、否定虚假的形式自由的理论根据和伦理理由。因此存在于马克思历史理论语境中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转变中，由于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否定性的片面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强大历史惯性和思维惯性，就逐渐把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发展为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传统社会主义框架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和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由此被隐遁、掩蔽在这种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的理论语境和实践语境中。

列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旗帜鲜明地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阶级本质的革命性批判，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反动的、残缺不全的，是彻头彻尾地骗人的民主。在列宁那里，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制“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为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3]。“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4]列宁还敏锐地从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种种限制细节上，去批判和揭露它那排斥穷人的阶级实质：“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5]“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6]

列宁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这一政治批判，成为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二元分裂的最有力的解释方式，并在后继者那里被更进一步地推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之绝对对立、而非双向开放的极端境地。列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和政治领袖，他的政治理念无疑在整个东方社会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领袖和民族英雄们所坚定坚持的共同信念和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保持其自身发展的必要张力和超越追求，自然有其理论根据和实践理由，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割裂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内在紧张的单向度批判的政治理念，由于普遍地特别强化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而看不到基于形式理性、形式自由的现代法律体系的合理性而断然拒之门外。但恰恰是这种抽象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却在长时间内未反思地、理所当然地把现代法律体系批判为抽象的和非历史的，并由此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因此以这种片面追求实质自由为目的、实际上却严重封闭的社会政治理念，在拒斥以形式合法性即普遍性形式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世界政治法律的理论成就和制度成果的过程中，实质自由本身反而由于表达形式自由的法律体系的严重缺失，而成为空无内容的抽象形态的乌托邦了。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中国“反右”扩大化和20世纪60、70年代的“**”，以及在20世纪50—70年代普遍存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扩大化了的清洗运动和阶级斗争，作为传统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就是在上述的理论语境、实践语境和时代语境下发生的。而之所以发生种种巨大的悲剧性的历史—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在彻底掩蔽马克思历史观点、形式自由观点的同时，夸大并普遍使用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由此凸显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从而彻底批判和根本否定了形式自由的基本价值和重大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领袖们没有从彻底批判、根本否定的理论理念和思想方式，转向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文明之批判与借鉴有机统一的理论理念和思想方式，没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死我活、彻底决裂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方式，转向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既相互矛盾、又应当理性对话和相互借鉴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上来。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国体制之所以僵化，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观，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盛行，特别是国民的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普遍保障，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关于对法律的自由理念和普遍性形式的肯定，对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政治—历史智慧，都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论注意和实践重视。我们知道，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学会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但列宁关于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和资本功能的深刻观念和政治智慧，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话语笼罩一切、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全面越界的时代语境中，统统被彻底遮蔽、淹没和沦陷在激进主义的浪潮和洪流中了。因此列宁关于“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7]的严重忧患意识和谆谆政治告诫，就根本不可能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世界中，被凸显出来而引起人们的意识关注和理论注意，从而也就更不可能通过立法、政策而化为实践了。列宁的担忧和预言在经历了70年漫长历史岁月后，即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苏东剧变中成为悲剧性现实。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世界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革命性力量。

因此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抽象对立或绝对断裂，即为获得实质自由而否定、摈弃形式自由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法则，是导致遏抑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动领域的独立性、导致普遍缺乏专业化的他律，从而造成个人的消极被动和个体自由的普遍丧失，并最终导致集体主义的标志性衰落的基本原因之一。如何认识、探索和确立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开放和平等对话的途径、形式和规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以至生死存亡，是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人（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所一直面临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问题所在。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命运与这些重大问题的判断、认识和处理始终紧密相连，是我们解读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兴衰成败、苏东剧变之悲剧性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异军突起和革命性变革的深刻秘密所在。

在漫长的“**”终于结束，在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三落三起后终于复出的邓小平，深刻意识到从制度和体制上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的根本性意义。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意义深远的著名讲话，深刻地总结了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犯错误的一个基本原因：“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及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8]“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针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9]邓小平的这篇历史—政治意蕴深刻、意义深远的重要讲话，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将留下深刻印记。因此之所以会发生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事件，之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那段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中，存在着把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内在紧张推到了极端境地，在严重割裂两者关系的同时，只剩下了纯粹的、**裸的阶级观点和实质自由的观点，从而严重地导致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推向绝对对立的境地，导致了对具有普遍性形式特征的形式自由以及表达这一形式自由的法律体系的抽象否定，从而阻断了向西方世界的法律—法治体系开放的桥梁和道路，并因此失去了通过理性借鉴、对话交流来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特别是这一理论所深刻揭示的作为资本、世界历史与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之内在一致的历史法则，要求我们从理性精神的态度出发，反思和解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成就和历史教训，革新和重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理念和意识形态。

[1] 张盾先生敏锐地指出了《资本论》第1卷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关于资本的历史观点问题上存在着篇幅上的重大区别：“历史研究的内容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大大压缩。”（张盾、田冠浩：《黑格尔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黑体为引者加）这一重要区别说明，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中，关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张力并非一成不变的均衡结构，论域、问题、重心、语境不同，构成这一内在张力的两个方面的地位、作用和特征，甚至篇幅、文字和语气等，都会显示出不容忽视的情形和差异。

[2] 我们已经反复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意味着对资本诞生史和殖民扩张史的历史性肯定，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大放光彩、意义深远的思想篇章。而如何认真考察、挖掘和识别马克思在历史观点的维度上关于形式自由的肯定性的文字和论断，应当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重大，是因为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即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中，与马克思阶级观点密切相关的、从实质自由的维度否定现代自由的理论与实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绝对主导和绝对统治的地位。而由此带来的严重历史后果，就是由于抽象批判和彻底否定形式自由，而彻底否定了表达形式自由的现代法理系统、法治体系的基本意义，从而一方面造成了与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形式的法律体系的决裂和中断，一方面阻断了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开放、对话、交流、借鉴的桥梁和道路。这样一来，由于表达形式自由的现代法理系统、法治体系的长期空场，亦即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一旦被历史性割裂，普遍法治秩序、普遍法权意义下的实质自由问题也就付诸东流了。由此看来，如何对待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如何坚持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和解（调和）、之对立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理解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批判性反思就是在这样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的。

[3]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黑体为引者加。

[4]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5]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6]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7]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455页。

[8]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3页。黑体为引者加。

[9]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3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