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与结论

在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上，思想史上有不同的理解和探索。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源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认为一个理想国家的最高判据就是尊崇知识、以理性为原则，其具体体现就是最高统治者应该熟知哲学，或哲学家（真正的智者）出任最高统治者。柏拉图因其上述主张被公认为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之远祖。欧洲中世纪，哲学和科学都成为神学的婢女，Technocracy受到贬抑，甚至受到迫害。中世纪是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思想发展史中的最黑暗时期。但这并不否认像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神学大师曾以“双重真理”的名分给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以一席之地;也并不否认像库萨的尼古拉、伽利略和布鲁诺等思想家为了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的合法地位而上下求索。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像达·芬奇、蒙田、弗兰西斯·培根那样的“思想巨人”。他们高举“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用以批判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无视和对历史进步的窒息。达·芬奇一生都在为他的科学技术得到社会认可并付诸实施而奋斗，培根在他的晚年设想了一个以科技机构为中心、以智者为最高统治者的理想社会。近代以来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稍后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主义都包含着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思想。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或启蒙主义，都坚信人自身及其外在世界都是一架按照固定程序运转的机器。经验主义侧重于证明外部世界的机械性，理性主义侧重于证明主观世界的机械性，计算机和数理逻辑的奠基人大卫·休谟试图把人这架机器同外在世界这架大机器对接起来，他在《关于自然的对话》一书中确信自然界的创造者必定是一个工程师。洛克的《政府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在力图证明人类社会的理性本原和技术属性。理性革命带来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带来了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带来了政治革命。孔德、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都是这种政治革命的倡导者。电工技术革命之后，西方思想家继续追求技术社会的意义。凡勃伦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近年来的“知识社会”“创新型国家”等都是这种思潮的回响。

反科学主义也是源远流长。反科学主义并不是反对科学技术具有社会功能，而是反对这种功能的放大。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是思想家提出“人是万物尺度”的命题，亚里斯多德极其重视知识的社会作用，但依然坚信“四因说”的哲学主张，在知识之外还有人类的终极目的在指引着。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主题是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纠结，但实质是用理性（包括逻辑和实证知识）来论证上帝的信念，当时的欧洲社会是基督教信念统治的社会，但依然有大学、民间的技术活动特别是神职人员进行科学活动的空间和合法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得理性和人的地位得以提升，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意义凸显出来，但人的基本权利则是全社会关切的主题，直至马克思哲学。现代思想一直在维也纳学派代表的科学主义和源自现象学的存在主义之间激**着，科学主义凭借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得以张扬，但技术批判的思想也与日俱增如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近年来的各种后现代主义包括女性主义等。

两极相通。这是思想的必经之路。在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都难以贯彻到底，因而到头来只能选择温和的路线，但所谓的温和路线就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折中，知识与社会的互相穿行。

所谓的都灵模式给出了在数学与社会之间的渗透模式，其中包括生产，即数学知识被创造出来的语境；再语境化，即数学知识被选择出来并被转化为教育目的语境，例如教材文本的写作；再生产，即数学知识被学习者所接受的语境；运用，即数学知识被利用或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语境。他还区分了数学知识在实践中的社会空间。其中包括学术空间，即高等教育机构；学校空间，即中小学等；工作空间，即经济活动；大众空间，即消费者和国民活动。

拉图尔从角色网络理论走向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论，也就是他所说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或“正反馈循环”：科学的内部越大、越硬、越纯粹，其他科学家就必须处于（科学的）更远的外部。如果你处于实验室的内部，正是由于这种反馈作用，你看不到公共关系，看不到政治，看不到伦理问题，看不到阶级斗争，看不到律师；你将看到科学孤立于社会之外。但是这种孤立状态只有在另外一些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忙于招徕投资者、唤起人们的兴趣并说服他们的时候才能存在。纯粹的科学家犹如无助的雏鸟，而成鸟正忙于筑巢和喂养他们。正是因为韦斯特或者老板在科学外部的积极活动，那些小家伙或者合作者才能如此安然地工作于纯粹科学的内部。如果我们把内外两方面分开，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穿越技术科学的旅程。在每个交叉路口，我们都将不知道应该去追随谁。

芬伯格等人把社会建构主义与社会批判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应服从于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他承认现代技术包含强化等级和控制的政治因素，而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表明，民主化的技术是可能的，如果有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技术的选择且技术的发展是在民主控制之下，那么我们很可能选择民主性的技术。

L．Bucciarelli从工程师的经验出发，认为设计过程是一个社会工程，它的最终产品——器物——是一个社会的建构。参与设计过程的每个人都工作在他自己的对象世界中，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客观世界。技术的器物并不是一个纯然的客体，技术的设计和使用都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交汇。例如，一个新的物质诸如AL-MMC就是一个社会建构，它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境况下被有效的定义和使用。

在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看到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强调交互作用的几种方式。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仅仅是探索的某个阶段而已。但不管这么说，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知识的社会功能以及片面强调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都有失准绳。全面辩证地考察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方式将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之一。当然也不能排除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还会开发出新的思想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