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与文献

众所周知，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与社会的划界，这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声称“拒斥形而上学”的重要理由之一，我们的问题是，逻辑经验主义的这种划界有无思想史上的理头？它是不是真的远离社会事务？

从文献看，知识与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被思想家所关注，经典大作不乏于世，对这些经典大作的评论亦宏论辈出，堪称经典的延续，其实已经成为经典的一部分。

有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著述：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经典著述外，R.W.Sharples的《古典时期的哲学与科学》（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in Antiquity ，Burlington：Ashgate，2005）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哲学史研究文献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该书包括R.W.Sharples撰写的导言《古典时期的哲学与科学》（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in Antiquity），Andre Laks撰写的对古希腊早期哲学不同特定的评论（Remark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R.J.Hankinson对亚里斯多德有关交叉类别的考察（Aristotle on Kind-crossing）等思考。此外，M.R.科恩（Morris R.Cohen）等人编撰的《希腊科学文献总汇》（A Source Book in Greek Scienc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c1948）；G.罗伊奥德（G.E.R.Lloyd）编撰的《对手与权威：对希腊和中国科学的考察》（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以及《理性与经验》（Reason，and Experience：Studies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Greek Scienc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J.安东（John P.Anton）撰写的《柏拉图的科学观及具体科学》（Science and the Sciences in Plato ，New York：EIDOS，1980）等都值得关注。

中世纪的科技与社会问题的研究著述：除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有关章节）、罗吉尔·培根的《大著作》等经典著述外，著名科学家P.迪昂（Duhem，Pierre）曾花十数年整理中世纪科学思想及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直至晚年。其代表性如《中世纪的宇宙论：有关有限性、时空观、虚空以及世界的多重性的讨论》（Medieval Cosmology：Theories of Infinity，Place，Time，Void，and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这些著述对于理解中世纪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种种误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有力地支撑了迪昂本人的科学哲学思想——科学思想的整体论。除此而外，E.格兰特（Edward Grant）撰写的《中世纪的上帝与理性》（God and Reason in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以及《从亚里斯多德到哥白尼之间的科学与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 from Aristotle to Copernicus ，Santa Barbara，Calif.：Greenwood press 2004）；E.魏特妮撰写的《中世纪科学与技术》（Mediev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Santa Barbara，Calif.：Greenwood Press，2004）；D.林德伯格（David C.Lindberg）撰写的《西方科学的开端：欧洲哲学、宗教和制度环境中的科学传统》（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Religious，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Prehistory to A.D.145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等，都各有所论。近代科技与社会问题的研究著述主要有：A.拉兹（Ahmad Raza）编著的《自从弗兰西斯·培根以来的科学哲学——有关理念与阐述的解读》（Philosophy of Science Since Bacon：Readings in Ideas and Interpretations，NY：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11）极具代表性，其中包括如下章节：Ahmad Raza 的“科学知识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Francis Bacon本人的“宇宙现象与自然史对推进哲学的意义（Phenomena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for the Building up of the Philosophy），Rene Descartes“关于正确运用理性以及寻求科学真理的方法的对话”（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the Reason and Seeking for the Truth in Sciences），Galileo Galeli对哥白尼观点的辩护（Considerations on the Copernican Opinion），Bertrand Russell 关于“数理逻辑的哲学意义”（The Philosophical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al Logic），Karl Popper 的“客观知识：一种逻辑、物理学和历史的实在论视野”（Objective Knowledge;A Realist View of Logic，Physics and History），Ernst Mach的“感觉的分析以及物理事件与心理事件关系”（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Physical to the Psychical），Paul Feyerabend的“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的纲要”（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Konrad Lorenz的“对科学性的攻击以及科学人文品格”（On Aggression and the Virtue of Scientific Humility），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本质和必要性”（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等。此外，还有一些著述值得关注，如J.菲尔德（J.V.Field ）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Renaissance & Revolu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T.霍夫（Toby E.Huff）编撰的《现代科学的诞生》（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Islam，China，and the Wes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W.克里斯特都（Wayne Cristaudo）编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和自由：从笛卡尔到康德和黑格尔》（The Metaphysics of Science and Freedom：From Descartes to Kant to Hegel ，Aldershot，Hants：Gower，c1991）。

分析时代科技与社会的研究著述：除了怀德海和罗素有关“科学与宗教”等的著述外，Sahotra Sarkar在1996年出版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具体科学：莱辛巴哈、菲格尔和纳格尔》（Logical Empiricism and the Special Sciences：Reichenbach，Feigl，and Nagel ，New York：Garland Publ.，1996）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探讨了逻辑经验主义与当时各种具体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例如Herbert Feigl的《基础主义、心理学理论和统一科学》（Functionalism，Psychological Theory，and the Uniting Sciences：Some Discussion Remarks）；Otto Neurath的《社会学和物理主义》（Sociology and Physicalism ）；Carl G.Hempel的《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Adolf Grunbaum的《历史决定论、社会活动论以及社会科学中的预见》（Historical Determinism，Social Activism，and Predic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J.W.N.Watkins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等。Sahotra Sarkar在同年出版的《对维也纳学派遗产的当代再评价》（The Legacy of the Vienna Circle：Modern Reappraisals ）是一部由出自多位名家之手的论文集，如Friedrich Stadler的《纽拉特与石里克：维也纳学派在哲学和政治上的敌对》（Otto Neurath-Moritz Schlick：On the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Antagonisms in the Vienna Circle ）；George A.Reisch的《计划的科学：纽拉特和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Planning Science：Otto Neura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等。此外，还有一些著述值得关注，如霍尔默斯（Deborah Holmes）和西佛尔曼（Lisa Silverman）撰写的《维也纳学派内部的传统与现代观念之争》（Interwar Vienna：Cultur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ochester，N.Y.：Camden House Inc.，2009）等。

后现代科技与社会问题的研究著述：除了解构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SSK的倡导者有关著述外，一些以STS为名的综合性的著述大量涌现：“比较而言，科学研究是异化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技术科学’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科学和技术是统一的，但在传统的学科中是分开来的。就像工程师一样，科学家建构网络，这个网络越大，这个网络中的科学理论就越稳固，也就越好，稳定的网络创造一个有序的世界。科学的网络是异质的，这意味着科学家的网络将物质世界中分离的要素，如实验设备、成熟的理论、中子、资金和制度等结合起来。这些行动者共同创造了技术科学的成功，这些行动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决定世界的形成。”（Sergio Sismondo，2004：59）类似的作品还有：A.霍尔（A.Rupert Hall）的《科学与社会：关于科学技术与医药的历史评论》（Science and Society：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Relations of 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USA ：Variorum，1994）；B.拉图尔（Bruno Latour）的《重组社会：角色网络理论导论》（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S.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综合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4）；M.拜吉奥里（Mario Biagiolli）编辑的《科学综合研究导读》（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s，London，NY：Routledge，1999）以及S.卡特克里夫（Stephen H.Cutcliffe）编辑的《观念、器物和价值：科学综合研究导论》（Ideas，Machines，and Values，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Studies，Lond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

我国学界对STS[1]的存在合法性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于STS的学科定位却存在相当的差异。

第一种观点，把STS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学界有关STS的译名的争论，不论是“科技元勘”，还是“科学技术论”，或者是“科学技术学”，都把STS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一个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列的学科。我们以为，这种观点自然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我们想特别指出的是，问题不在于STS是否独立，而在于我们何以立，如何立等深层问题。

第二种观点，把STS当成一种元研究，这种元研究有两种含义：其一，在对象上超越于具体学科（特指具体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之上或者以具体学科（特指具体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为研究对象；其二，在方法论上超越具体学科（特指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对于具体科学的研究而论，元研究是绝对必要的，但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研究之“元”。

第三种观点，把STS当成一种包容诸多相关学科的总称，或可以称之为相关学科之集合的“独联体”。这种理解的STS实质上就是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科技历史学和科技政策学等相关学科的“学科群”。这种观点有助于STS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兼容，但我们很难识别这种“学科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科学共同体”或“研究传统”。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给STS开发出具有最高原则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或“研究传统”，我们就很难保障作为“学科群”的STS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思想规范。

第四种观点，用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包容“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有的学者曾经提到，前美国STS协会主席S．卡特克利夫和著名STS学者C．米切姆两位教授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科学、技术与社会讲习会”上明确指出：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STS包括三个方面：①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一般教育与技术素养，解释性分析）；②科学技术研究（科学与技术的文化条件，作为社会过程的科学与技术）；③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技术的管理、政策分析）。

我们以为，STS来说，不论是独立学科，还是学科的“元研究”，或者是“学科群”甚至也不论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还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问题的关键还是“Studies”，还是我们进行“Studies”时所依仗的“研究纲领”。我们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研究纲领”，我们就可以把STS建设成独立学科，就可以用STS进行“元研究”，就可以把相关学科整合起来。

[1] 在我国学界，STS这个缩略语有两个英文名称：一个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另一个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就一般的观点而论，我国学界都认可这个术语的存在，但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却存在歧义。有人认为，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是主导性的，因此有人主张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包容了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者说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只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一部分。但更多的人认为STS的主流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因而有人认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包容了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或者说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只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中的一个亚问题。对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意义上的STS，我国学界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界在如何翻译上也存在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山西大学等重要学术机构及其知名学者都有所言说。有人主张将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翻译为“科学技术元勘”，有人主张把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翻译为“科学技术论”，有人主张把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翻译为“科学技术学”。关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译名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不同的翻译方式也都各有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元勘”强调了STS是对科学技术的再认识，是一种元研究，但“元勘”作为学科名称过于生僻，不合我国学科目录上关于学科的称谓习惯。把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翻译为“科学技术论”在意义上比较平易，但难以与Theor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划分界限，而且“论”字的涵义实在太宽泛，容易混淆具体认识与再认识之间的界限。从学科归属的角度看，将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译作“科学技术学”比较好一些，能够避免一些误解，但在逻辑上难以处理本学科与所包容的学科群之间的语义悖论，其中关系到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与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科技历史、科技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之间的归属问题。我们以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关键是Studies，而Studies关键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研究纲领”来审视科学技术。国外同行有的用建构主义的一元论来研究科学技术，有的用理论与应用的二元论来研究科学技术，有的用观念、器物和价值的三元论来研究科学技术，有的用建构、语境、问题、民主的四元论来研究科学技术。这就是国外学界的Studies更富有思想的创造性。相比之下，关于STS的“元勘”与“学”和“论”之争，不在于如何翻译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而在于如何进行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在于如何创造自己的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