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内容提要：逻辑经验主义是否“拒斥形而上学”？科学哲学有没有历史？导论主要讨论全书所要讨论的问题、研究思路的缘起、确立基本范畴的依据、思想史考察的范例等。逻辑经验主义确实提出过“拒斥形而上学”的观念并由此导致科学哲学没有历史的思想难题。我们破解这一难题的策略是从国际学界刚刚兴起的科学哲学史研究为框架，在逻辑经验主义和非分析传统的各种哲学思想体系中选择十对共有的范畴——科学与哲学，分析与综合，理论与观察，发现与辩护，解释与理解，规范与革命，实在与建构，自然与文化，知识与社会，事实与价值，并置于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思想史之中，用正题-反题-合题的论证方式进行理论考察。合乎逻辑地得出逻辑经验主义只是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科学哲学也有历史的结论。

关键词：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史 基本范畴

主要结构：一、问题的提出

二、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兴起

三、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从古希腊到后现代

四、基本范畴的选择

五、研究纲领的确立

做一个课题或写一本书，能够解决一个小问题，或者对解决某个小问题有所贡献就实属不易了。本书旨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或“科学哲学没有历史”这个命题做些考察：逻辑经验主义是否“拒斥形而上学”？科学哲学是否没有历史？

为了考察这个问题，我们把逻辑经验主义或分析的科学哲学分解为十对基本范畴：科学与哲学，分析与综合，理论与观察，发现与辩护，解释与理解，规范与革命，实在与建构，自然与文化，知识与社会，事实与价值。其实，这个分解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科学哲学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分别对上述十对范畴进行思想史考察。道理很简单：如果逻辑经验主义对上述十对范畴的解法是空前绝后的，也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逻辑经验主义或分析的科学哲学没有历史；反之，如果逻辑经验主义或分析的科学哲学对上述十对范畴的解法是承前启后的，也就是既有思想史依据又有后世的延续或重建，那么我们可以断定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拒斥形而上学”，分析的科学哲学也有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

“拒斥形而上学”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纲领，对此，卡尔纳普说得十分明确：“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应用逻辑或认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词语的意义，借助于逻辑分析，得到正反两方面的结论。正面结论是在经验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澄清了各门科学的各种概念，明确了各种概念之间的形式逻辑联系和认识论联系。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全都是无意义的。这就做到了彻底清除形而上学，这是早期反形而上学观点还不可能做到的。”[1]

从学术思想史看，任何一种新兴的哲学主张在标注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往往都要对以往或流行的哲学观念进行一番批判，以示自己学说在思想史中的必要性，这也无可非议。“某些深陷分析传统的哲学家认为，分析的科学哲学是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科学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the only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at is to be taken seriously），在历史进程中那些与科学相关的所有其他哲学探索简直就是形而上学垃圾。”（Thomas Mormann，2010：31）这就意味着，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在肯定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同时，否定了其他各种哲学思想，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兴起

有文字档案记载的科学哲学史研究组织最早出现在1993年，一个被称为“科学哲学史工作组”（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working group）的学术组织开始出现[2]，但直至1996年4月19～21日，第一届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1st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conference）在弗吉尼亚工学院和州立大学举行[3]，会上正式成立国际科学哲学史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标志着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兴起。2011年，国际科学哲学史学会杂志（HOPOS）正式创刊，创刊号包括这样一些重要文字：伦诺克斯（James G.Lennox）的“亚里斯多德关于研究规范”（Aristotle on Norms of Inquiry ）以及谢利瑟（Eric Schliesser）的“牛顿对哲学的挑战”（Newton’s Challenge to Philosophy ）。至此，科学哲学史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完成了体制化的建构。

HOPOS作为科学哲学史国际研究机构的官方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稿约中给出了一个定义，科学哲学史“在于对科学给予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将科学置于其赖以发展的历史和哲学的框架之中……以期解释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中的哲学、科学和数学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对理解哲学史是必不可少的”[4]。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其一，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与（一般）科学史不同，它强调那些对哲学有影响的科学；与（一般）哲学史不同，它强调与科学相关的哲学。其二，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架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双向思想关联，因而不同于目前流行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和STS（对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其三，科学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理解科学来理解哲学（史），因而不同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偏见与敌视。综合上述三点，科学哲学史就是通过研究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来揭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以期洞察哲学因科学而改变的思想过程。简言之，科学哲学史就是哲学在理解科学与哲学的思想关系中不断自我改变的历史。科学哲学史就是科学改变哲学的思想史。

因此科学哲学史研究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哲学本身以及珍视历史的方法。“科学哲学史的基本属性依然是科学的哲学（predominantly philosophyof science），它的研究规程是历史学的（Its modus operandis is historical），它的研究目的绝不意味着仅仅（尽管非常有必要）确立有关历史事件的性质、时间和人物。所以我们以为，既然科学哲学史是有别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其内在的历史方法的视界在于对任何研究主题都持有中立化立场（neutralised by the nature of its subject matter ）。”（参见Thomas Uebel，2010：19.）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史研究针对“分析传统”提出了两个“公正”：其一，公正地对待科学哲学的各种思想流派，反对“分析传统”对“非分析传统”的思想歧视；其二，公正地对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反对科学主义或分析主义在哲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偏颇。

科学哲学史研究在许多重要哲学问题特别是事关科学哲学重大问题上提供了新的视域，但就本著作而言，科学哲学史研究的思想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哲学史研究质疑了把逻辑经验主义等同于科学哲学并以此拒斥形而上学乃至整个哲学传统的正统观点，认为科学哲学当然包含逻辑经验主义，但不唯逻辑经验主义，在古希腊到后现代的漫长思想之旅中，有许多思想体系或学术流派都无愧于科学哲学的学科规范。

第二，科学哲学史研究质疑了把科学哲学定义为研究科学的性质和规律的传统观点，科学哲学不仅从哲学的角度反思科学，同时也在从科学的角度反思哲学，即使逻辑经验主义也着力于“哲学的改造”如哲学作为“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或“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卡尔纳普），科学改变哲学同样是科学哲学探索的重要主题。

第三，科学哲学史研究质疑了把科学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的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哲学（史）通过反思科学（史）与哲学（史）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解哲学本身。

三、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从古希腊到后现代

库克尔曼斯（Joseph J.Kockelmans）在1968年编写的“科学哲学的历史背景”（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指出，写一部科学哲学史的著述会遇到许多前提性的困难问题，即使将科学哲学局限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依然如故。首先遇到的重大问题是如何理解“科学哲学”这个表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科学哲学的历史起源的定位在“较早”还是“晚近”。例如，如果我们采纳科学哲学是分析或现象学哲学中的特殊部分的观点，那么科学哲学史的历史起点就不能先于分析哲学或现象学本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把科学哲学定位于澄清自然科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的逻辑分析，那么科学哲学的起源必定在19世纪的某个时段。但如果有人把科学哲学定义为对自然科学的原则、方法和结果进行哲学反思，那么很可能科学哲学的起点就是那些资格最老的科学家的最不自觉的自我反思，也就是培根、笛卡尔、休谟、莱布尼兹或与他们同等身份的科学家的哲学工作。但最后，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定义为对科学的任何哲学反思，也许科学哲学的起点能够被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以后的哲学，以及许多有关“科学分类”的文献。

（1）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文献与谱系：有关这一时期科学哲学史研究文献主要讨论科学及其哲学与史前文化特别是原始宗教的区别与联系、前苏格拉底诸学派作为西方科学文化的思想起点等，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有关对科学这种探索方式的界定及其各种不同的理解[5]。如R.W.Sharples的《古典时期的哲学与科学》（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in Antiquity ，Burlington，Ashgate，2005）就包括如下一些问题，如R.W.Sharples撰写的导言《古典时期的哲学与科学》（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in Antiquity ），Andre Laks撰写的对古希腊早期哲学不同特点的评论（Remark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R.J.Hankinson对亚里斯多德有关交叉类别的考察（Aristotle on Kind-crossing ），James G.Lennox对亚里斯多德的动物学在其自然哲学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zoology in Aristotle’s natural philosophy ）等思考。有影响的文本还有：“西方思想的奠基者：前苏格拉底诸派——前苏格拉底思想、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平行演化”（The Founders of Western Thought：The Presocratics：A Diachronic Parallelism between Presocratic thought and Philosoph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 Constantine J.Vamvacas，Dordrecht：Springer，c2009.）“对宇宙的解释：爱奥尼亚学派的科学哲学传统”（Explaining the Cosmos：The Ionian Tradition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 Daniel W.Graham,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2006.）“科学与思辨”（Science and Speculation：Studies in Hellen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 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原子论的知识谱系：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阿基米德。特别注意，在阿基米德的著述中，唯一被提到的哲学家的名字只有德谟克利特，这使得从事古典研究的学者才开始注意到阿基米德与德谟克利特之间的思想关联。[6]

理念论的知识谱系：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欧几里得-普鲁克鲁斯。这条知识谱系从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出发，论证观念特别是数理观念对世界特别是感性世界的支配性，其最高科学成就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并通过普鲁克鲁斯等演化为新柏拉图主义，对后世的科学及其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The philosophical and mathematical commentaries of Proclus，surnamed Plato’s successor，on the first book of Euclid’s Element：and his life by Marinus,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with a preliminary dissertation on the Platonic doctrine of ideas，&c.，by Thomas Taylor, Proclu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and sold by T.Payne，1788-1789.）

四因说的知识谱系：恩培多克勒-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这条知识谱系从恩培多克勒的四要素说出发，经过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及四要素说的哲学提升，在宇宙论问题上演化为托勒密的日心说天文学，在生理学上演化为希波克拉底的医学。[7]

（2）中世纪时期科学哲学思想的文献与谱系：有关这一时期科学哲学史研究文献主要讨论中世纪的科学及其哲学对近代科学革命的意义。有的学者持否定意见，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世纪的科学及其哲学思想奠定了近代科学革命的理论基础。著名科学家P.迪昂（Pierre Duhem）曾花十几年时间整理中世纪科学思想，直至生命的终点，其基本观点是中世纪与近代科学革命之间的思想发展是连续的，并因而奠定了其整体论的科学哲学主张，其代表性理论如“中世纪的宇宙论：有关有限性、时空观、虚空以及世界的多重性的讨论”（Medieval Cosmology：Theories of Infinity，Place，Time，Void，and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这些著述对于理解中世纪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种种误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有力地支撑了迪昂本人的科学哲学思想——科学思想的整体论。类似的著述还有：格兰特的“中世纪晚期的自然哲学的思想性质”（The Nature of Natural Philosoph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c2010.）以及Margaret J.Osler的“世界的重建：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的理解力”（Reconfiguring the World：Nature，God，and Human Understanding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Europe ,Margaret J.Osl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

新柏拉图主义的知识谱系：普拉提诺-波菲斯-奥古斯丁-哥白尼-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布鲁诺等。这条谱系的思想特点在于：建构了超自然的世界图式，更明确地规定了人在其中的位置，把人神关系置于道德修养的核心，强化了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同盟，具有更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也注重神圣世界对感性世界的“分有”，如此奠定了炼金术和医学的发展。[8]

亚里斯多德主义知识谱系：亚历山大（Alexandes of Aphrodisias）-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us）及其学生伊塔卢斯（John Italus）-波修斯（Boethius）-邓·司各脱（Duns Scotus）-大阿尔伯特-圣托马斯·阿奎那等。这条谱系认为个体占存在领域的首位；可用一系列概念解释实在，诸如十范畴、种-属-个体、质料-形式、潜能-现实、必然-偶然、四种物质元素及其基本性质，还有四因（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灵魂是动植物生命个体的形式，与肉体不可分割；活动是事物的本质；思辨活动高于实践活动。[9]

唯名论（Nominalism）的知识谱系：玻斐留斯（Porphyrius）-罗塞林（Roscelin）-亚贝拉（P.Abelard，1079—1142）-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马丁·路德（M.Luther）等。唯名论者认为，只有感官能够感受到的个别的存在，共相是不存在的。共相只是由感官虚构推论出来的一种概念。另一个比较弱的唯名论立场，称为概念论，它介于实在论与唯名论之间。他们认为，共相是由个别的性质所推论出的概念。但是，共相既然是由个别的共通特质，经过理性推导出来的，因此它存在于理性中。即使某一个体毁灭了，普遍的共相仍然是存在的。[10]

（3）近代时期科学哲学思想的文献与谱系：有关这一时期科学哲学史研究文献主要讨论用何种自然哲学来代言近代科学革命以及取代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斯多德主义等陈旧的自然哲学传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Ahmad Raza的《自从弗兰西斯·培根以来的科学哲学——有关理念与阐述的解读》（Philosophy of Science Since Bacon：Readings in Ideas and Interpretations ，2011），其中包括如下章节：Ahmad Raza 的“科学知识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ancis Bacon本人的“宇宙现象与自然史对推进哲学的意义”（Phenomena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for the Building up of the Philosophy ），Rene Descartes的“关于正确运用理性以及寻求科学真理的方法的对话”（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the Reason and Seeking for the Truth in Sciences ），Galileo Galeli对哥白尼观点的辩护（Considerations on the Copernican Opinion ）等。其他有代表性的著述还有：《早期自然哲学中的科学》（Scientia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Seventeenth-century Thinkers on Demonstrative Knowledge from First Principles ,edited by Tom Sorell，G.A.J.Rogers and Jill Kraye，Dordrecht：Springer，c2010），《近代哲学与科学的亲缘关系》（Friendship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By Smith，Vanessa，Parergon，2009，Vol.26 Issue 2），《十七世纪的自然科学：近代自然哲学的范式转变》（The Science of Na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tterns of Change in Early Modern Natural Philosophy ,edited by Peter R.Anstey and John A.Schuster,Dordrecht：The Netherlands，Springer，c2005）以及《有关科学的逻辑和方法论在近代思想的七种研究》（The Logic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Thought：Seven Studies,Fred Wils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

近代科学哲学发展的知识谱系主要有如下几条：哥白尼革命与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与理性怀疑主义；洛克与波意耳的合作，牛顿-莱布尼兹-康德等。

经验论的知识谱系：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引发了一场导致现代科学产生的科学革命，同时也引发了导致现代哲学产生的哲学革命，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 ）中多次提到哥白尼学说和伽利略学说。[11]

理性主义的知识谱系：笛卡尔的科学哲学路径基本上是一条从科学走到主体性的进路。Walter Soffer指出：“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在确立科学的稳固基础的旨趣中克服理论偏见的方法。同时也是他的‘方法谈’的第一原则，怀疑方法的提出是一种实践，一种克服另外一种偏见，前哲学灵魂的偏见的可能性。”[12]

机械论的知识谱系：牛顿、莱布尼兹和康德的科学哲学思想。牛顿和莱布尼兹有关诸多科学问题的争论引发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哲学不仅仅是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思想整合，而且更是对牛顿经典科学的哲学总结，最后完成了机械论的世界图景。[13]

（4）分析时代科学哲学思想的文献与谱系：有关这一时期科学哲学史研究文献主要讨论对维也纳学派的重新评价问题，例如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纲领究竟是“拒斥形而上学”还是“追求统一科学”？是解决科学的“辩护问题”还是解决“哲学的变革问题”？Sahotra Sarkar在1996年出版的《对维也纳学派遗产的当代再评价》（The Legacy of the Vienna Circle：Modern Reappraisals ）是一部由出自多位名家之手的论文集，是目前研究维也纳学派及逻辑经验主义的佳作。该书包括：Thomas A.Ryckman的“早期逻辑经验主义”（Early Logical Empiricism ）；Joia Lewis的“在知识与证明之间的深层机制”（Hidden Agendas：Knowledge and Verification ）；Rudolf Haller的“最早的维也纳学派”（The First Vienna Circle ）；Richard C.Jeffrey的“卡尔纳普之后”（After Carnap ）；Marx W.Wartofsky的“实证主义与政治：维也纳学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Positivism and Politics：The Vienna Circle as a Social Movement ）等。分析时代的科学哲学主要有如下三条谱系：罗素等人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与蒯因等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

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是思想史的原子主义在数理科学时代的新发展，与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三人的哲学探索密切相关。[14]

逻辑经验主义：维也纳学派（英语：Vienna Circle，德语：Wiener Kreis）是20世纪20年代发源于维也纳的一个哲学学派，其成员主要包括石里克、卡尔纳普、纽拉特、费格尔、汉恩、伯格曼、弗兰克、韦斯曼、哥德尔等。他们多是当时欧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们关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如数学基础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去探讨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等问题。[15]

逻辑经验主义（内部）批判：由于维也纳学派的内部矛盾，逻辑经验主义招致了汉森、波普尔与蒯因等人的批判。其实，自维也纳学派诞生那天起，就不断陷入各种思想冲突之中，如石里克与卡尔纳普的论战，卡尔纳普与波普尔的论战，维也纳学派与柏林学派的论战等。但导致逻辑经验主义走向衰败的理论原因主要来自于波普尔和蒯因的批判。[16]

（5）后现代哲学科学哲学思想的文献与谱系：有关这一时期科学哲学史研究文献主要讨论科学哲学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思想区别和联系，重点讨论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等研究纲领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转向”“实践转向”“修辞学转向”“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等。Babete E.Babich的《科学哲学的欧洲观点及后现代视角》（Continental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5）在诸多相关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著作的主要内容如下：“后现代科学哲学前沿”（Prolegomena to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Raphael Sassower）；“反对分析，超越后现代主义”（Against Analysis，Beyond Postmodernism ,Babettte E.Babich）；“一种反对有关量子论等进行认识论或本体论的解释”（An Anti-Epistemological or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Quantum Theory and Theories Like It ,Patrick A.Heelan）；“自然的游戏：实验作为操作”（The Play of Nature：Experimentation as Performance ,Robert P.Crease）；“后现代主义及其机制：话语及其实践的限度”（Postmodernism and Medicine：Discourse and the Limits of Practice ,Chip Colwell）；“科学规训和种族的起源：福柯对生物学史的解读”（Scientific Discipline and the Origins of Race：A Foucaultian Reading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Ladelle McWhorter）；“自然作为他者：对科学的解释学路径”（Nature as Other：A Hermeneu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Felix O’Murchadha）等。类似的作品还有：《科学作为超市：费耶阿本德晚期哲学中的后现代主题》（“Science as Supermarket：‘Post-modern’ Themes in Paul Feyerabend’s Later Philosophy of Science”,J.Preston，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p，1998）。

逻辑经验主义经历了内部冲突——石里克与卡尔纳普、卡尔纳普与纽拉特、卡尔纳普与波普尔、蒯因与整个维也纳学派等——之后，恰逢库恩的历史学派应运而生，从而引发了科学哲学从逻辑经验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向。

历史主义的知识谱系：历史转向是后实证主义的第一条进路。当然，库恩及其哲学是历史主义的核心人物，此后或同时还有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等。[17]

科学实在论的知识谱系：走向科学实在论是后实证主义的第二条进路。自库恩的历史主义之后，出现了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争，反科学实在论大多与历史主义及其相对主义相关联，而科学实在论的勃兴则特别值得关注。[18]

建构论的知识谱系：走向建构主义是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第三条也是最新近的进路。这条进路主要强调科学家的行动（认知行动和社会行动）对科学活动的决定性意义。[19]

科学哲学史的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对思想事件的清点和梳理，而是发现了几条重要的知识谱系，重新确认了一批科学哲学家或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思想共同体：原子论的知识谱系，数理论的知识谱系，四因说的知识谱系，经验论的知识谱系，机械论的知识谱系等，由于篇幅有限我们略掉了进化论或历史主义、多元论或相对主义等知识谱系。当然，各知识谱系之间有时是交叉的。与传统研究的区别在于，科学哲学史所说的知识谱系既不是科学史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是哲学史的“解释循环”，而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某些观念的共识、共建与共享。

四、基本范畴的选择

在科学哲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有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范畴，但这些范畴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存留并不是一致的。有些范畴较之其他范畴更重要，有些范畴较之其他范畴更有作用，有些范畴较之其他范畴具有更长的生命力。因此我们把那些地位重要的，发挥更大作用的且生命力更旺盛的范畴称之为基本范畴。

在科学哲学的长期思想演化过程中，在诸多范畴中，涌现出一批基本范畴。如古代的逻辑论证观念：古希腊罗马时期科学哲学思想家区别于同期文明的最大区别在于逻辑论证。东方文明如埃及和中东地区早已广泛使用了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间的数量关系，例如中国的商高定理等。但只有毕达哥拉斯才用逻辑论证的方法定义了“a2+b2=c2”。结果虽然一致，但论证方式却是革命性的。这也是东西方文明的重大分野之一。[20]中世纪的双重真理观念（来自于信仰的真理和来自于理性的真理）：认为同一个真理可用双重形式表述，即哲学的理性思辨形式和神学的隐寓象征形式；存在两种并行不悖的真理，即哲学和科学的真理与神学的真理，前者来自经验和科学实验，后者来自神的启示和信仰。伊本·路西德首倡此说，其后本格尔（Sigerus de Brantia）、邓斯·司各脱、奥卡姆以及弗兰西斯·培根等人有同样主张。[21]。近代的强调研究规则（基于归纳的方法和基于演绎的方法）：追求完美或确定性的追求也许成就科学事业，也许成就某种宗教信念，而近代科学大师能够区别于其他神职人员或信众的特质还在于，他们都创造并遵循某种特定的研究规则，如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尔的“方法谈”都在强调科学探索一定要遵循一种特定的行为规范，也就是科学方法。这些规则后方法使得近代科学家与经院哲学家区别开来。[22]现代的语言转向（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语言学转向”最早由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在《逻辑与实在》（Logic and Reality ，1964）一书中提出的。但使这个说法得到广泛流传和认同的，则主要缘于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67）一书的出版。[23]后现代的修辞转向（私人知识和公共知识）：例如，Herbert W.Simons早在1990年就发表了《修辞学转向：探索行为中的发明和劝诫》（The Rhetorical Turn：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拉图尔在他的“科学在行动”中也发挥了修辞学在真理接受中的重要作用。[24]

为了识别一般范畴与基本范畴，我们大致采用如下标准，所谓的基本范畴一般指：第一，往往作为某一流派的基本观念如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性命题和综合性命题；第二，作为基本范畴的范畴往往决定或影响着某一阶段后某些重大问题的思想走向如理论与观察；第三，作为基本范畴的范畴往往具有贯通性，不断地在不同流派中被讨论被修正，如科学与哲学；第四，作为基本范畴的范畴往往是任何一种流派都无法规避的，如知识与权力等。按照上述分析及其标准，选定了如下范畴：科学与哲学；分析与综合；理论与观察；发现与辩护；实在与建构；解释与理解；规范与革命；知识与社会；自然与文化；事实与价值。

上述十对范畴的选择不仅仅是对科学哲学一种分解，同时也是对科学哲学的一种重建。正是借助这些范畴，我们才有可能追寻科学哲学在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才能看清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假象，才能正确地定位科学哲学不同流派的思想地位和理论局限。

五、研究纲领的重建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思想方法和研究进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为了理解科学哲学在十对基本范畴中的思想演化规律，我们选择了如下几种思想要素。

D.布鲁尔的“强纲领”：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给我们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公正地对待不同立场的学术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布鲁尔的“强纲领”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嫌疑，但布鲁尔主张应该公正地对待不同性质的科学知识：（1）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2）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3）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它应当具有反身性。[25]虽然我们未必像布鲁尔那样把科学知识当作“集体认可的信念”，但是，布鲁尔的“强纲领”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给各种学术思想或研究纲领以平等的机会。我们不仅要正视科学对哲学的批判，同时也要正视哲学对科学的批判；我们不仅要正视分析传统的哲学思想，同时也要正视非分析传统的哲学思想。

迪昂-蒯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如果说布鲁尔的“强纲领”只是让我们公正地对待不同立场的学术思想，那么迪昂和蒯因则告诉我们不同立场的学术思想之间一定存在着连续的知识谱系。迪昂（P.M.M.Duhem）在20世纪初曾耗时十多年的时间整理出中世纪的科学成就，从而在古希腊学术和近代科学革命之间找到了一条连续的知识谱系。半个世纪以后，蒯因（W.V.O.Quine）通过批判“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发现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划界之不可能性。对于蒯因而言，观察命题总是包含理论要素，理论命题总是包含观察要素。不论是观察命题还是理论命题，都拥有共享的观察要素和理论要素。按照蒯因的这个思想，任何一对范畴，总是互相渗透的。深受蒯因对分析命题-综合命题的相互渗透性分析，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B.拉图尔（1999，279）提出了这样一个消解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对立的方案：

黑格尔-拉卡托斯—P.厄尼斯特的正题-反题-合题：早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就设计了一条把不同的哲学体系融在一个观念系统的辩证方法，也就是正题、反题和合题的思想发生方法；一个世纪后，拉卡托斯将这种思维方式同波普尔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数学发现的模式。最后P.厄尼斯特（Paul Ernest）在《社会建构主义作为数学哲学》（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 ）一书中总结出一套从黑格尔到拉卡托斯的编史学思想：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任何思想的演化都经历了一个正题、反题和合题的思想过程，正题（the thesis）必然要产生它的反题（the antithesis）；两者都归结为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合题（the synthesis），从而完成一个循环。[26]

续表

拉卡托斯将上述过程称之为“数学发现的逻辑”，当然，在这个正题-反题-合题的循环中，我们不难看到科学哲学思想演化的辩证过程。

将科学哲学史概念和科学哲学十对基本范畴的界定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的研究纲领：把科学哲学的十对范畴放在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思想史去进行考察。其中大体有三个思想步骤：

第一步（第一层次）：将科学哲学分解为十个基本范畴，由此我们看到科学哲学并不是由一个要素或一种矛盾构成的“罗格斯中心主义”，而是由多种思想矛盾所构成，其中包括科学与哲学（第1章）、分析与综合（第2章）、理论与观察（第3章）、发现与辩护（第4章）、解释与理解（第5章）、规范与革命（第6章）、实在与建构（第7章）、自然与文化（第8章）、知识与社会（第9章）、事实与价值（第10章）。我们不主张从维也纳学派开始的线性思路，也不主张科学-技术-社会的纵向思路。

第二步（第二层次）：科学哲学的每对矛盾都经历了正题、反题和合题的思想演化过程。因此，我们对每章中的每个理论矛盾至少展示三种观点：基本论题的提出（每章的第一节或第一部分）、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反驳或修补（每章的第二节或第二部分）、包容性的综合观点（每章的第三节或第三部分）。我们不主张每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也反对把不同答案看成是不可同约的相对主义论断。

第三步（第三层次）：对科学哲学每个问题的每个解答也并不是唯一的，也包含着内在矛盾或不同的思路。因此，每一章节中的目也不是只要一种理论，而是可能有多种理论或一种理论但包含不同的思想要素。例如，在理论与观察之间关系的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是奠基性的理论，但我们不能把逻辑经验主义理解为“绝对理念”，虽然逻辑经验主义根源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但纽拉特从整体主义所做的内部批判也不可忽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以科学哲学史的思想发展为经线，以十对科学哲学基本范畴为纬线，形成一个由科学哲学史与科学哲学基本范畴互相交叉的思想坐标。

总结与结论

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导致了科学哲学没有历史的思想难题，这是本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之所在，也是导言必须以浓缩的方式加以阐发的主要内容。

1996年4月19～21日，第一届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1st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弗吉尼亚工学院和州立大学举行，会上正式成立国际科学哲学史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标志着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兴起。科学哲学史研究针对“分析传统”提出了两个“公正”：其一，公正地对待科学哲学的各种思想流派，反对“分析传统”对“非分析传统”的思想歧视；其二，公正地对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反对科学主义或分析主义在哲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偏颇。

对科学哲学史的简要梳理使我们在分析传统和非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中筛选出十对基本范畴：科学与哲学、分析与综合、理论与观察、发现与辩护、实在与建构、解释与理解、规范与革命、自然与文化、知识与社会、事实与价值，并将这十对范畴放在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思想史中，用源自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编史模式进行考察。这十对基本范畴都经历了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发展过程，不同的流派对这十个范畴都有不同的诠释，其中包括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解。

上述分析的基本结论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谓的“拒斥形而上学”并非具有绝对意义，所谓科学哲学没有历史也缺乏应有明证，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仅仅是我们处理科学与哲学等基本范畴的一种思考，它源自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冲突融合的思想结果，其思想实质不过是用所谓梳理逻辑的分析方法解决哲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严格说来只是多种尝试的一种而不是唯一正确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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