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在牡蛎湾消防站的站长办公室，杰森·摩尔关紧房门，先给太太打电话报了平安，随即便联络他的好朋友丹·科茨。
科茨是联邦调查局（FBI）“国家安全处”的助理局长，级别仅次于正、副局长。科茨和杰森·摩尔是纽约市警察学院的同学，他们私下交情非常好，从警察学院毕业后便各奔前程，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
当然，在他们这批警察学院的同学中，科茨通往华盛顿的仕途走得最为顺畅，简直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联邦调查局下属5个执行系统单位：包括刑事数码响应及服务处、人力资源处、资讯及科技处、国家安全处和科学及科技处，主管由一位助理局长来担任。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捍卫美国的利益，保护美国免受恐怖袭击，避免受到外国情报部门和间谍活动的侵害，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美国宪法的前提下履行职责，为联邦、州、市和国际机构及合作伙伴，提供领导和刑事司法服务，严厉打击各级公共腐败行为、跨国犯罪组织、外国反间谍活动和白领阶层的犯罪，以及重大的暴力犯罪和毒品，在每一次调查获得情报资料之后，递交美国司法部官员和检察官，由他们决定是否批准起诉采取行动。
话说联邦调查局在全美境内受到普遍的关注，同时还保持着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运营了60个法律事务处（LEGAT）和办事处，以及15个办事分处。这些驻外办事处主要是为了与外国安全部门协调，通常不在东道国进行单方面行动。但有时候出于特殊原因，他们也可以在海外进行秘密活动。
为此，联邦调查局的专业特工每年都在增长，目前全球有超过11,000名成员，去年的财政年度总预算约为87亿美元，大多数专业特工作为大使的法律专员——他们自谑为“LEGATS”（Legal Attachés），全都派驻海外在美国驻外使馆工作。
然而联邦调查局维护法律的使命，既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也有破坏法律的不光彩之处。科茨通往华盛顿升迁的道路，就是因为破获一起重大的间谍案，而走上了光明的仕途。
科茨从警察学院毕业后，在纽约警界仅工作1年，第2年便跳槽去了联邦调查局。1980年经过特殊培训，他作为特工人员投入复杂的反情报工作——针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
10年后的圣诞夜，科茨晋升为“国家安全处”情报组组长。那晚，他邀请警院的同学去夜总会，杰森·摩尔也应邀前往。他们平时忙于工作，见面的机会有限，但两人相见甚欢毫无疏远感，吃喝玩乐好不热闹。
老同学举杯庆贺科茨的升迁之喜，陪酒女郎们在一旁吆喝助兴，大家喝酒叙旧好不快乐。他们正玩得兴头上呢，此时两名身穿黑西服的男人，径直走向科茨，凑近他的耳边说道：“头儿，不好意思，打扰了。老板联络不到你。你必须马上回局里。”
科茨听了之后，眉头紧蹙，下意识地问道：“给我喂点材料，出什么大事了？”他清楚，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圣诞夜放假，上头不会派人找来的。
“情报泄密，‘老鹰’被害身亡。”来人压低声音，简单明了地向科茨汇报。
“老鹰”是科茨的老搭档马克·尼克尔森的代号，潜伏莫斯科已经5年了。尼克尔森做事向来考虑周全小心谨慎，他俩密切配合杀入敌人内部，获得过具有杀伤力的情报。尼克尔森突然被害，他马上判断是内部出了奸细——叛国者。
“走，我们回去！”
眼见聚会在**中被打断，科茨感到颇为抱歉，好在大家都是干这行的，突发案情走人不用多解释。不过他向老同学承诺道：“我知道大家没有尽兴，等我忙完案子，我们再来玩个痛快。”
等他们再次来到夜总会，已经是半年之后了，叛国案宣布告破，叛国者依法接受法律审判。这起叛国案轰动全美，那阵子电视新闻连篇累牍讨论此案，他们老同学见面聚会，免不了向科茨打探详情。
“啊呀，这个案件不比007逊色，有些细节我现在可以透露了，那小子太狡猾。但我是谁呀？他能骗得过我吗？”科茨的口吻洋洋得意。
科茨倒是有资格这么夸耀自己。他确实聪明能干，活该叛国者倒霉遇上劲敌。
就在马克·尼克尔森遇害的当晚，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个联合破案小组，代号“眼镜蛇”，以寻找泄漏情报的可疑人。他们列出一份清单，一一排除潜在的嫌疑人，通过莫斯科的一个“线人”，根据支离破碎的线报，拼凑出泄密者的一些基本轮廓，代号“眼镜蛇”的调查正式启动。
当调查范围缩小至两名嫌疑人的时候，他们仍然无法确认谁是泄密者。与此同时，大量的机密情报依旧不断地泄露出去，5个隐藏在苏联的“Asset”——情报人员，接二连三地遇害。
科茨日夜颠倒两眼熬得通红，犹如一头猛兽骤然伸出利爪，蓄势待发。他胡子拉碴的，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逼迫“眼镜蛇”的每一位成员不敢怠慢，加班加点扑在案子上。
眼看同僚的生命危在旦夕，科茨采取了极端的行动，承诺向一名克格勃代理人支付800万美元，以获取一名匿名“黄鼠狼”的档案。“眼镜蛇”成员经过指纹和语音分析，一个名字从重重迷雾中显现出来——艾姆斯·费曼，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初战告捷，“眼镜蛇”的成员异常兴奋。但是想要抓住费曼，需要确凿的犯罪证据，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授权联邦调查局，对费曼实施电子监听，从他的信件和个人生活垃圾中循迹拼图，并在其车辆上安装追踪器。
他们在监听电话的记录中，发现费曼喜欢女人，频繁往来于各种族裔的女人之间。他言语猥亵，对她们谈不上有任何感情，看上去纯粹是肉体交易。这大概是他唯一花钱的地方。不过他很狡猾，把自己伪装成普通工薪阶层，不开豪车，不买奢侈品，总是以快餐果腹，生活毫不招摇。
科茨请来一位行为学家，对费曼做了一个全面的人格分析，得出的结论发现：费曼似乎不能、也不愿与人发展亲密关系，这是一个优秀间谍所具备的素质。他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所做的一切完全为了钱，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间谍。
一天，科茨听手下的组员汇报说，费曼订了一张去墨西哥的机票，很可能是去和克格勃的人联络，这是获取铁证，一招制胜的绝好机会。
科茨急忙去法院申请了一张搜查令，带领他的部下奔赴机场，瞄准费曼的行李，进行了秘密的搜查。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行李箱，每一层的物品都拍照留底，随后再根据照片，把物品原样放回去。
他们很失望，行李箱内没有发现机密文件。费曼去墨西哥是会见女人！
但是科茨不甘心。这似乎不合乎逻辑。一个对女人只有肉欲、谈不上任何感情的人，大老远地跑去墨西哥找女人？纽约充斥着各色出卖肉体的女人，费曼为什么舍近求远，非要去墨西哥会女人呢？
科茨立刻命令“眼镜蛇”的成员：“给我盯紧墨西哥女人，别让她跑了。她身上有情报。”
他绝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费曼喜欢女人不假。他很有可能利用会见女人作掩护，实际上是递送和交割机密文件。
后来对费曼的审讯和他自己的交代证明，科茨的判断是正确的。
费曼在加入联邦调查局的第3年，便接近苏联“格鲁乌”——苏联总参谋部情报部，启动了他的第一次间谍活动，在苏联解体期间担心会被曝光，选择暂停与“格鲁乌”的联络，到了1989年重新启动他的间谍活动，直到被捕。
费曼始终以匿名的身份，21年的时间，向苏联情报部的克格勃出售数千份机密文件，泄密美国在核战争中的战略、军事武器技术的发展，以及美国反情报的计划。费曼在进行间谍活动的时候，泄露了为美国秘密工作的克格勃特工的名字，其中很多人因叛国罪被苏联情报部处决。
当费曼置于“眼镜蛇”的监视之下，1990年，很快被发现再次与俄罗斯人接触。联邦调查局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调动费曼回总部，使他远离敏感的机密信息，并且便于密切监控。
费曼知道他早晚会暴露，其实在调回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时候，便明白自己被怀疑了。即便已经成为怀疑的目标，也没能阻止他把情报送出去。
1991年3月11日，费曼最后一次坐飞机前往墨西哥，与选中的女人在宾馆会面，两人你情我愿地做完交易。他大方地请她共进晚餐，条件是要这个女人去一趟车站，帮他把一个包裹放进储物箱。当然，递送情报的过程全在费曼的监控下完成。
那天晚餐过后，费曼按照惯例，把机密文件用垃圾袋密封包装，交到墨西哥女人的手中。他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她的身后，两人走进汽车站，女人打开储物箱，把包裹放进去锁上门，然后在门上贴了一个十字架贴纸。
“十字架贴纸”，是费曼与克格勃设定的暗号，苏联情报部获得包裹便会把报酬——美元，存进费曼在瑞士银行的账户里。费曼从来不告诉克格勃自己的身份，并且拒绝与他们见面，只通过网络完成整个交易，每一次都约见不同的女人，利用她们在不同的地方，帮他投放机密文件。
眼看费曼转身即将离开，科茨带领“眼镜蛇”成员冲进车站，团团围住费曼和墨西哥女人。科茨出其不意地掏出手铐，“咔嚓”一声铐住费曼，向他宣告米兰达规则，以叛国罪逮捕他。
不料，费曼竟然昂起头，笑着问道：“你们怎么才来呀？”
科茨听了费曼的傲慢质问，真想上去赏他一巴掌，此人在20年间出卖美国，司法部描述他的间谍活动，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灾难。这个叛国贼，何来如此的底气？
其实费曼倒不是傲慢。20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担心暴露卖国的行径，日复一日地侥幸过日子，似乎天天等着自己被捕。所以，看见联邦调查局的同僚来抓捕他，心里反倒踏实了。
但是费曼知道自己罪孽深重，20年向苏联出售数千份机密文件，收受超过160万美金，对美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很担心会被判处死刑。于是费曼通过律师，与检方谈判达成一项辩诉交易，使他能够逃脱死刑，以换取与当局的合作。
1991年6月6日，费曼在纽约法院承认14项间谍罪，外加一项串谋间谍罪。第2年，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能假释。在纽约附近的联邦监狱服刑，每天单独监禁23小时。
经过6个月的日夜奋战，费曼的叛国案终于尘埃落定，科茨作为主管此案的特工，挽回了联邦调查局的尊严，这就奠定了他在局里的地位。纽约警察学院的师生无不为科茨感到自豪，老校长邀请他回学院，为在校的学生演讲，鼓舞士气增加学生的荣誉感。
这一晃18年过去了，科茨已晋升为联邦调查局的第三把交椅，下一任总统换届，他很有可能被提升为局长。杰森·摩尔相信科茨的能力，当然也最信任这个老朋友。
“丹，我是杰森。我需要你帮忙。”杰森·摩尔开门见山，毫不迟疑地发出请求。
“杰森，很遗憾，汉瑞的不幸我知道了。你节哀顺变！我已经在去你家的路上，我明早有一个会议，今晚就睡在你家。”
科茨没有多余的安慰话，可是杰森·摩尔听了，一时哽咽难言。科茨每次从华盛顿来纽约，总是在他家里落脚，可以说是看着汉瑞长大的。科茨第一时间前来探望，尽管言语不多，却触碰了他心中的软肋。
“老兄，我马上就到。今晚，我们好好聊聊。我带了一瓶‘布罗拉35年’威士忌，你记得吗？我们上次一起买的。”
杰森·摩尔当然记得了。那是2012年10月的一个周末，他们相约去参加纽约威士忌节（Whisky Fest New York 2012），地点在时代广场的万豪（Marriott）酒店。他俩平时喜欢小酌几杯，纽约威士忌节已经举办15年了，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没有机会去。今年可能是经济不景气，威士忌节第一次安排在周末，一张门票325美元。
他们本来觉得票价挺昂贵的，不过举办方安排的第一项活动，是“威士忌收藏和拍卖”，可以让大家品尝极品威士忌，像是“布罗拉30年”威士忌（Brora 30 Year Old），还有1963年的格兰杰（Glenmorangie 1963），以及金·波摩尔（Gold Bowmore）。
波摩尔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威士忌杰作，也是非常奢华的威士忌，在拍卖会上拍出了7000美元一瓶，只要喝一口（其实不止一口），立刻值回票价。况且拍卖会后的4个小时，来自世界不同国家超过250种威士忌，都可以慢慢去品尝，瓶装相当精致漂亮，简直眼花缭乱！
他和科茨在拍卖会上两人拼凑了645美元，一起拍下一瓶2012年专场发行的“布罗拉35年”（Brora 35 Year Old Special Release 2012），在1976年和1977年期间蒸馏完毕，“陈年”于美国橡木桶内，充满香草、蜂窝和柠檬的香味。他们相约由科茨收藏，等待一个特殊的日子一起品味。
杰森·摩尔没想到这个特殊的日子，居然是儿子因公殉职，他们不得不借酒来解愁，思念过早故去的亲人。
“杰森，我说的话你听见吗？我马上到了，你等我。”科茨在电话那头，感觉杰森·摩尔悲伤至极，可能他们见了面，老朋友的情绪兴许会好一些。
“好吧。我等你。这里还有一个人要见你。”
“他是谁？”
“我们见面再谈，我等你。”
杰森·摩尔挂断电话，走出办公室对史蒂夫说：“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然后，掉头对消防站值班组长说：“我正在办案子，我的车子不能用，你能派车送我回家吗？”
“可以，没问题。我开消防车送你回去。”
“谢谢你！”
在佛罗伦萨大道靠近牡蛎湾海湾，弗兰西斯坐在奔驰汽车上，两眼盯着不远处的一栋独立洋房，收起手机，命令手下的打手说：“走吧。上头命令我们撤。”
“头儿，我们一个不留，全撤吗？”
“废什么话，全都给我撤。难道你想被FBI抓走？”
“好嘞。我通知他们。”
小喽啰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向后车窗闪了3下，这是“撤退”的暗号。后面3辆车子一一启动，沿着佛罗伦萨大道向着墨尔本大街开去。
“杰森，据我的线报提供的情报，法拉利已经死了，明天在圣约翰公墓举行葬礼。”
科茨坐进杰森·摩尔家的客厅，发现史蒂夫坐在他的对面，夜已深，又是这么特殊的时候，摩尔的家里出现陌生人，情况非同寻常。他马上判断杰森把来人介绍给他，一定和汉瑞的死亡事件有关。
果不其然。科茨听完杰森和史蒂夫的叙述，明白了汉瑞的死因确实蹊跷，而他面前的年轻人看着相当精明，对整起事件的推理很合乎逻辑，于是连夜打电话，通过线人了解安德烈·法拉利的情况。
杰森·摩尔急忙问道：“法拉利是怎么死的？他一定被灭口了，我们的线索就此中断。”他看着史蒂夫，心下暗想：“这小子分析得挺有道理的，这一连串的谋杀确实有隐情。”这样一想，便连忙建议道：“还有一个人可以追查。”
科茨问：“谁？”
史蒂夫抢先回答道：“埃里克·克拉克。”
杰森略微一想，看着科茨说：“嗯。现在间接证据找到了，我们可以立案调查。我觉得可以兵分两路，一暗一明，顺藤摸瓜一查到底。”
史蒂夫连忙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引蛇出洞。由我和太太做诱饵，你们负责调查和抓凶手。”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杰森·摩尔表示反对。
科茨站了起来，低头寻思片刻，果断地说道：“我看这方案可行。不过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安排，首先要保证你和你太太的生命安全。”职业敏感告诉他，这起案子隐藏的真相，绝非普通谋杀这么简单，很有可能又是一起重大案件。
史蒂夫立刻提议说：“明天我们社区有一个派对，在教会的中学礼堂举行，你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抓捕罪犯。我想知道是谁想要杀我们。”
“好，你给我具体地址，我马上来做一个计划。”
科茨说着，打开手机“谷歌”地图，与史蒂夫和杰森·摩尔一起，连夜商量和研究“诱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