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12月23日上午10点，距离徐丽丽遇害的时间，只剩下37个小时。
马上就到圣诞夜了，即便是大清早，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商店橱窗依然张灯结彩，流光溢彩的灯饰亮灿灿的，把整个街道渲染得格外温馨。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下，走在大街上，哪怕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会微笑着相互问候一声“Merry Christmas”。
史蒂夫却感受不到一丁点的节日喜悦。
在第五大道42街的一座铜雕边上，史蒂夫身穿一件深灰色滑雪衫，头上顶着滑雪衫帽，站在铜雕旁不时地抬腕看表。
徐黄河听取了他的建议，安排徐丽丽在科研所休息，这两天绝对不许她外出，并且要不动声色地待在实验室内，帮助徐黄河暗中寻找窃密工具和叛徒。而他则按照事先想好的计划，乔装改扮进行反侦察行动，第一站就是来到这里。
上午10点整，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部——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建筑苏世民大厦准时向公众开放。史蒂夫低着头躲过监控摄像头，一个箭步沿石阶而上，混杂在几个游客中间，从大门的一侧闪入图书馆。
图书馆内的罗斯阅览室，面积有一个足球场这么大，天花板高达16米，拱形的大窗户和一盏盏大吊灯，使阅览室的环境宽敞明亮、舒适，许多著名作家和学者都会选择来这里进行部分工作。
此时的“罗斯阅览室”显得更大、更空旷，毕竟是圣诞节期间，人们都外出度假去了，绝大多数纽约人也都忙着过佳节，只有少数几个游客手里拿着地图，在里头边走边浏览，面对华丽的建筑啧啧称奇。
史蒂夫没有去罗斯阅览室，而是径直朝“综合研究部”走去。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纽约客，他很自豪自己居住的城市，拥有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馆藏超过4300万件物品，涵盖着无价的中世纪手稿、古代日本卷轴、当代小说、诗歌、报章杂志、漫画书……
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部以其非凡的全面性，致力于提供免费、平等的资源和先进设施闻名全美。这要归功于纽约州的州长山姆·蒂尔登。
19世纪下半叶，纽约已经超越巴黎的人口，并且迅速赶上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伦敦。幸运的是，这个蓬勃发展且有些傲慢的大都市明白，纽约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其文化性必不可少，必须拥有一个最棒的图书馆。
1886年，纽约州州长蒂尔登去世的时候，纽约已经有两个主要的图书馆：阿斯特和莱诺克斯。但是以蒂尔登的标准来衡量，这两个图书馆不免费为公众开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
蒂尔登便把他的大部分财产大约是240万美元，以信托基金的形式遗赠给纽约市——建立一个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于是当年最杰出的图书馆专家约翰·毕林斯博士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他选择了纽约人最喜爱的散步地点：第五大道的两个街区40街和42街，作为建造图书馆的首选地点。
毕林斯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把图书馆的设计构想，简要地描绘在一张白纸上，瞬间便成为图书馆的早期蓝图。从1897年工程立项开始，经过8年的艰辛奋战，一幢结构雄伟的地标性建筑：外面没有雄狮守护，却能丰富人们内心的图书馆——拥有傲人的巨大阅览室，在1911年屹立在了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上。
由于建造这座图书馆的根基，是立足于服务广大民众的，因此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的交付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捷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部署海岸线的战斗力，盟军军事情报部门需要各国的地图，“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部”奉献它的馆藏地图，为盟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从“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部”落成之后，无数的美国民众通过在其内阅读美国历史、地方历史和家族史，找到具有价值的寻根线索，重新修复了他们的家谱，并且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
因此，史蒂夫有理由相信，凭借着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根据他掌握的蛛丝马迹，从徐丽丽父母的车祸案子打开缺口，首先找出跟踪者的身份，然后顺藤摸瓜，弄清楚跟踪他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有希望。
史蒂夫找了一个靠近门口的座位，在电脑上“谷歌”了徐丽丽父母的名字，一瞬间，搜索词条出现了：徐子昂，杨芸姗。
他仔细浏览了一下，总共有5名记者撰写了车祸报道，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报社。综合这些记者的报道内容，他对徐丽丽的家庭背景，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徐子昂和杨芸姗生长在上海，他们中学毕业先后去北大荒插队，落户在同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两人凑巧都被分配去牧场放牛羊，做起了放牛倌的工作。
他们渴望进入大学读书，不甘心就此变成牧民，一辈子待在北大荒。于是两人私下商议决定，搭档起来一边放牛羊，一边轮流看书学习，互相讨论学习上的难题。
夏天的时候，在放牧的大草原上，他们跑累了，便任由牛羊低头吃着青草，两人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仰望天空，蓝天、白云、青草地和遍地的牛羊，谈话内容总是从自身的处境，不由自主地延伸到宇宙的奥秘上来。
每当他们讨论学问的时候，尤其是当谁也说服不了谁、激烈地争辩到面红耳赤的时候，总有调皮的牛羊逮着机会，一下子冲进农民的自留地，把人家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啃掉一大片。等农民发现后吵吵嚷嚷汇报兵团领导，他俩免不了被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挨一顿批评。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了他们学习的热情。
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下乡仅仅3年，便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徐子昂和杨芸姗考入清华大学。拆开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徐子昂站在大草原上，看了一眼遍地的牛羊，把羊鞭子往地上一扔，仰望蓝天大声吼道：我再也不要放牛羊了，这是我最后一天做牧羊人啦！
徐子昂的研究课题是量子力学，杨芸姗的专业是生物科学。大学的校园生活来之不易，他们无比珍惜读书的机会，读书期间非常刻苦努力。
4年后，他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一起远赴普林斯顿大学，在各自的领域继续攻读，一直读到博士后。
每天，他们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公寓和大学实验室，午饭空隙，常常漫步于校园的哥特式建筑中，徜徉在浓浓的西洋文化氛围里。周末，他们结伴到小镇外的大森林，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呼吸新鲜空气、聆听鸟鸣的欢叫声。偶尔他们也会改善生活，去法国餐馆Lahiere’换一下口味，那可是爱因斯坦最喜欢的餐馆。
爱因斯坦，是徐家走向科学道路的引路人，徐子昂选择普林斯顿大学和这位科学大师不无关系。
1922年，爱因斯坦应日本“改造社”的邀请，远赴日本讲学。他乘日本船“北野丸”出发的途中，11月的一天上午抵达上海。那天，瑞典驻上海总领事正式通知爱因斯坦，他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上海的大学生们在南京路上，高高地抬起爱因斯坦向他欢呼致敬。在这群大学生中间，就有徐子昂的祖父徐盛迪——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立誓要像爱因斯坦那样，献身于物理科学研究。
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乱时期，大多数百姓连吃饱饭的愿望都难以实现。徐盛迪想以科学救国的志向，因为缺乏研究经费而告吹。他只能面对现实，放弃梦想扛起家庭的经济重担，努力赚钱养家糊口。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复旦大学被迫内迁，与同为私立大学的大夏大学合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设在庐山的称为复旦大夏，而设在贵阳的则称为第二联合大学。不久，日军进犯江西，复旦大学再次迁往重庆的北碚，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迁返回上海。
徐子昂的父亲徐立志非常幸运，像他祖父徐盛迪那样，如愿地进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只可惜，徐立志大学毕业后，雄心勃勃地走上工作岗位，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结果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徐立志空有满腔热情，也像他父亲一样抱负落空，培养儿子成了他的生活目标。
由于徐子昂高中毕业的时候，**尚未结束，正值“读书无用论”盛行之际，大学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他不仅无缘复旦大学，甚至要到北大荒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徐子昂无法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于是从上小学开始，便在徐立志的辅导下系统地学习物理学。徐子昂把家中的藏书全都读完了。他考上清华大学后，几乎把图书馆里所有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书籍研读了一遍。
徐子昂站在父辈们的肩膀上，终于弄清楚了爱因斯坦来不及佐证的课题：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间相互并不自洽。如果要使二者统一起来，必须建立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于是，“超弦理论”在数学物理界诞生了！
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教授艾华·卫廷，是当代最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也是“超弦理论”和“量子场论”的顶尖专家。卫廷认为各种不同的粒子，不过是弦的不同震动模式而已，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相互作用包括物质和能量，都能用弦的分裂和结合来理解。在“超弦理论”的框架下，之前表面上不兼容的两个最主要的物理学理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了起来，它们之间的漏洞被填补了，并欲创造出能够描述整个宇宙的“万物理论”。
卫廷成为研究“超弦理论”的先锋者，更多年轻的物理学家投入到新的研究领域，徐子昂也被召唤而来，在卫廷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研究。
徐子昂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后，向各大学发送了履历，接下来就是等待工作邀请。他对自己充满信心。
那天，徐子昂和杨芸姗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埃瑞克·阿伦斯教授：“徐，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物理系的教授一致表决通过，决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提供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给你。”
“太棒了。”徐子昂情不自禁，脱口而出。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怎样把你的独立实验室建立起来。我们希望你能在8月1号前答复你是否接受这个职位。”
徐子昂马上说道：“我现在就答复你，我很高兴接受这个职位！”阿伦斯迟疑了片刻，似乎对徐子昂的回答，一时还反应不过来。片刻之后才说：“徐，你要慎重考虑这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工作条件和待遇，是不是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一下，来跟我们谈判呢？”
徐子昂暗想：“能拥有一个独立的实验室——量子理论实验室，而且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学术圣地，这已经是最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我还讨价还价什么呢？当然是好好准备面试，拿下这份工作邀请。”
他心里很清楚，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共有两个助教职位，但是申请的博士后科学家就有500名，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确定了5个人面试，真正是百里挑一。
徐子昂过五关斩六将，在物理系大厅发表了40分钟的学术报告，与6个教授一对一、进行了整整两天的面谈，终于拿到梦幻般的助教职位。
系主任阿伦斯感叹地说：“徐，祝贺你，但愿你能成为我们大学我们系的骄傲！”
徐子昂没有辜负阿伦斯的期望，沿着爱因斯坦的足迹奋勇前行。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妻子杨芸姗在生物学上的突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使用量子理论定律制造一台机器，根据需要，进行量子隐形传送量子态信息。
史蒂夫读着记者们的报道，其中一个记者的报道结尾，引起了他的注意：“……非常遗憾，徐子昂和杨芸姗正着手制造一台传送物质或信息的机器，在此关键时刻，一场致命车祸夺走了他们的生命，这项量子隐形传送的研究被迫终止了！”
史蒂夫敏感地察觉到，徐子昂和杨芸杉的致命车祸，与他们制造的机器不无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在圣约翰公墓的跟踪者出现在徐子昂的车祸现场，决不会那么简单，那场车祸很可能是谋杀。
他试图从图书馆的电脑资料里，调出记者们的采访视频，以便确认跟踪者的身份。同时，一个想法占据了他的脑海：按照逻辑推断挖掘下去，事情好像越来越清晰了，跟踪者似乎是冲着量子隐形传送技术来的，那么徐黄河也是他们的目标了。
“他们”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