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雪泥——百年仰韶的人和事
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
东经111°—112°，北纬34°—35°。黄土高原自西向东缓缓轻垂，高耸的崤山灵巧地托起了高原的余脉。崤山高山绝谷，峻坂迂回，形势险要，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满是褶皱的断块山脉自西南向东北逐渐低缓，将蜿蜒在黄河、洛河之间的崤山整齐地切割为东崤、西崤。
东西二崤巍峨耸峙，中间一泓清澈，便是渑池。
渑池之名来源于古水池名，本名黾池，以池内注水生黾（一种水虫）而得名。黾池，上古属豫州，西周时为雒都（今洛阳）边邑，春秋时属虢国、郑国。战国时，韩国灭郑，渑池归属于韩。
1921年4月18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还有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他想起了西方的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产生了比较研究的兴趣。
这一年的10月27日，他和中国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再次来到仰韶遗址。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数月，经过深入发掘，发现了大量精美彩陶，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正是安特生、袁复礼、师丹斯基这些无意之中的发现，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历史，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第一页、中国新石器考古事业第一页、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页、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第一页。
1921年——由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原点。
安特生将他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华夏文明沧桑遗存——距今7000年到5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形态，命名为仰韶文化。
一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顷刻之间将渑池带进冬天。
穿越茫茫雪原，从渑池县城一路向北，不到十公里便是安特生发现彩陶遗址的仰韶村。
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的诗句不是夸张。如席大的雪片从天而降，天地一片混沌，山河银装素裹，往事在风中一一重演：
公元前279年（周赧王三十六年），秦国与赵国会盟于西河外黾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
公元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苏辙送苏轼至郑州，分手回京途中作诗寄苏轼。苏辙十九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中进士。他与苏轼赴京应试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而今，苏轼赴任途中再次经过渑池，睹物思人，应和苏辙寄诗，写出了《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两千多年的时光倥偬而逝，赵国上大夫蔺相如正气凛然的呐喊仿佛还在此地回响；一千年的日子蹉跎至今，东坡居士那前尘往事的深情眷念、来去无定的人生怅惘，似乎还在这里飘**。
雪花飘飘，落在沉睡的大地上，厚厚的黄土堆积着岁月的痕迹。黄河边凛冽的北风，愈加凛冽，未有一刻停歇。我们的祖先究竟怀着怎样的情感、怎样的心绪在这里生活、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的祖先——那些身着褐衣的劳作者，他们用粗糙的双手搅拌着泥浆，将泥浆做成半干半湿的泥坯，再用半干半湿的泥坯做成各式各样的陶罐——这或许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生产生活器具。他们在太阳下挥洒着汗水，叮叮当当石块与石块的声音、扑哧扑哧泥坯与泥坯的声音、哗哗啦啦泉水冲进溪流的声音——汇成了一曲恢宏的乐章。那些简陋、质朴却曼妙、智慧的乐章终归平静，时间留给了未来，历史帷幕上镌刻着我们的祖先自豪而自信的身影。
这是偶然，可也是必然吧？安特生一次偶然的漫步，成就了一场我们和祖先暌隔数千年的会晤，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桩趣事！当年的挖掘现场，已经成为今天的仰韶遗址。仰韶村南部的缓坡台地上，被各种符号和数据整齐标记的遗址，更像是一个巨大舞台的巨大后台，纷纭复杂中，一场大戏刚刚结束，另一场大戏正要拉开帷幕。仰韶村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所谓仰韶，当地人说，就是“仰望韶山”。仰韶村遗址由北而南，地势由高向低，呈缓坡状。半岛形状的遗址地面，已经被当地农民因势造型地整修成梯田。在梯田的地堰断面，留下了很多**在外的文化层断面。长约900米，宽约300米，面积仅仅30万平方米的遗址区，文化层堆积竟然厚达5米。
由于被发源于韶山的两条自然冲沟不断下切，遗址两边形成了东西两条深沟。这两条沟在遗址南部相交，汇成小寨沟向下直达南部的涧河，使遗址呈半岛状。两条沟从两侧到沟底，形成了乔、灌、草结合的自然立体形生态植被地貌。亲切的场景让人顿生好奇，7000年到5000年前的祖先们，怎样用满是老茧的双手，建设了一个繁衍生息温暖如斯的家园？历尽沧桑的石块，从雪野里挺立起高昂的头，见证着我们的祖先对于韶山的仰望，诉说着今日的我们对祖先的仰望。阳光，从地平线上炸开一丝缝隙，将耀眼的光明送到雪后人间。对天堂的渴盼是从神道开始的，石阙、石碑、石柱、石人、石虎、石马、石牛、石羊、石椁、石棺、石阙、石祠……笨重的石雕，紧贴大地的皇皇匠心；对人间的诉说是从彩陶出发的，陶罐、陶瓶、陶碗、陶盘、陶盒、陶瓮、陶灯、陶枕、陶篮、陶俑、陶马、陶豆、陶鼎、陶鬲……笨拙的花纹，展示着中华民族先祖在平凡生活中的浪漫热烈与汪洋恣肆。
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千的原因。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100至300公尺，其广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为960公尺，东西480公尺，灰土层厚1至5公尺不等。“则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安特生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青海、陕西等地，系统发掘了约50个文化遗迹，并获得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对仰韶村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遗址出土的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蚌器，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世界考古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
仰韶村遗址——
这是将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和源头追寻到文献与传说边界之外的实证。
在仰韶村，安特生和他的团队挖掘了大量精美的彩陶。但是，在一百年前考古发掘几乎为零的中国，安特生找不到进行对比研究的其他参照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彩陶不可能原发于中国本土，而是受西方的安诺文化的彩陶影响而产生的。安特生依据仰韶彩陶与西亚、东欧彩陶的某些相似性，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余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中国远古之文化》）
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影响了世界考古学界，让中国考古学家很受打击。他们努力开展更多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华夏文明终于从仰韶文化中得以实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家对多个仰韶文化遗址——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进行了正规的考古发掘。考古结果证实这些遗址大多在距今7000年到5000年间，前后延续了约两千年，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史前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时代。
一条黄河，贯连着仰韶文化，黍与粟，则标记着黄土高原文化圈的典型特征。仰韶时代，华夏文明自我认知的时代。从散布黄河岸边的遗址群落中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的祖先们乐观自信、青春浪漫，他们沿着黄土高原，沿着黄河两岸，士气高昂、开疆拓土。
这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旋律和回声。仰韶文化，为突破血缘、超越部落和部族的国家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条件。从仰韶文化不同的遗址中，考古学家逐步了解到仰韶时期人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态、经济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婚姻关系、丧葬习俗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叠加，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
仰韶文化早期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动物骨制作的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或者浪漫恣肆、奇异诡谲，或者厚重质朴、憨态可掬，散发着中华民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文化气质。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是刀耕火种的代表，那些带着泥土的石器——石斧、石铲、磨盘——标记着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可以想象，除农耕外，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渔猎的技巧。出土文物中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以及陶器上大量的与鱼相关的图案，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秘密。从这些图案中不难看出，先民们过上了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中华文明在早期的古拙天成、艰苦卓绝中，已经有着浑厚沉雄的精神特质，我们的祖先们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历史的风霜雪雨，尽在这些回肠**气的命题里。这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或大或小，村落外散布着墓地和制陶的窑场，房屋的墙壁是泥做成的，零零碎碎的草茎混在里面，有些已经开始用木头制作骨架，墙的外部多被裹草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古人的智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仰韶文化极其丰富多彩，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由于来源不同，去向也不一样，被学者命名为不同的文化——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和大司空文化。一百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界认识的深入，原来单一命名的仰韶文化，现在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且名字各自不同的仰韶文化群。这些不同的仰韶文化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半坡是早期的代表。中期则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晚期的仰韶文化以山西芮城县西王村遗址上层为代表，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带状网格纹成为基本图案。
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是当时中国文化圈中最强势的文化。它不仅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都有发现；它的影响，向西远抵青海，西南则深入川西北，向北越过河套，东南则进入苏北，范围之大，差不多遍及半个中国，是任何中国史前文化所不及的。庙底沟的彩陶是其标志性器物，在传播的过程中，携带了文化传统，将广大区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酝酿与准备。
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局先后七次对河南灵宝西坡进行了考古发掘。在2004年至2006年的发掘中，更是发现了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开始转变为开放式布局，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也昭示着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
虽然有数以千计的仰韶文化遗址被发现，有数以百计的仰韶文化遗址被发掘，总体看，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大致都演变成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则是夏商文明或者说华夏文明形成的基础。有一段时期，也有部分学者将仰韶文化认定为夏文化，不过随着二里头等与夏文化更为贴近的遗址的出现，这一观点就被放弃了。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一直伴随着对仰韶文化的不断认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到现在的多地区多元起源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三
一百年过去了，对于仰韶文化，中国考古学界的新发现、新进步不断刷新世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左右、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吸收广阔地域的早期文化因素融合形成、自身演变脉络相当复杂、辐射广泛甚至可以说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人口最众的一支史前农业文化体系——正在逐渐丰富，而关于仰韶文化的源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也经过西方学者的西来说到举世公认的本土说，从安志敏、夏鼐的中原中心说，到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和严文明、张光直的多元一体说，认识日趋丰富，思考渐趋细密。
仰韶初早期农业稳步发展，推动了仰韶文化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是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下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进入仰韶中晚期，仰韶文化开始丰富化、复杂化。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憨厚淳朴、务实重农、兼收包容、尊重世俗等诸多中原文化的基本品质，在这个时期得以完成。
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的特点、发展模式，符合中原地区的生存条件、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其分布区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地域舞台。因此，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其文化特质被继承和发展。
一条黄河，串联起仰韶文化——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全长5464公里。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时而温柔时而强悍，历史中黄河下游决口达千次之多。上古时期大禹治水，将高山劈开疏通河道，形成人门、鬼门和神门，三门峡因此而得名，仰韶文化便位于三门峡的渑池县。
西看黄河卷沙而来，东送黄河平稳入海。黄河沿岸，特别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遗址数量众多，仅河南就有3000余处，它充分吸收了黄河上下游及南北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南邓州八里岗、淅川龙山岗、南阳黄山遗址，都发现有仰韶中晚期带先进木质推拉门的套间房址，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陕西高陵杨官寨仰韶中晚期聚落面积80余万平方米，大型环壕、大片墓地、制陶作坊区规划显著，中部发现大型池苑遗迹，可带给附近的排水设施1000立方米的储水量。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中心聚落有一座特大型复合体宏伟建筑，具有“前堂后室、东西厢房”的独特结构，占地290多平方米，主室地面抗压强度相当100号水泥，出土重要公共用器，显系殿堂。
凡此表明，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或正壮大，或已形成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
仰韶文化，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它向外更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力。没有黄河文明的海纳百川，就不会有那些富有特色、线条柔美流畅、色泽艳丽的彩陶的大范围传播；没有仰韶文化的吞吐八荒，就不会有华夏文明史中的第一次艺术浪潮、第一次艺术高峰。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史前文化有多个文化圈，而仰韶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互动从未停止，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出现的。
与此同时，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一样，中间隔着在古代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与距离相对最近的印度文明之间，也隔着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极其艰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在大航海和工业化之前，一直没有受到来自西方其他文明的武力入侵和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压力。波斯帝国只到达帕米尔高原，亚历山大止步于开伯尔山口，阿拉伯帝国与唐朝仅仅是在中亚偶然遭遇一次交战，铁木尔也还来不及入侵明朝；伊斯兰的东扩止于西北，基督教只在唐朝有过短时间小范围的传播，十字军东征从未以中国为目标……这使得中华文明没有被外来因素干扰或者中断，并能够独立地延续和发展。
这是乐章，更是史诗。这激越雄浑的仰韶文化，从远古走来，一刻不曾停息。中华民族，用血泪、用汗水、用陶土、用铁磨写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血脉的偾张，心灵的绽放，天地间仿佛听得到我们先祖的呼喊，看得到我们先祖的奔跑。岁月，如同一道神秘幽深的隧道，它的深处，是中华民族雄健的肌肤、伟岸的骨骼。
“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坚忍，顽强，雄浑，苍劲，这就是仰韶文化中透射出的雄壮之风、凛冽之气，这是中华民族的丰碑。无数缤纷的陶片、无数灵动的碎石、无数无言的沙砾，占领了惊涛轰鸣的历史河岸，带来激越浩**的时代气象，横亘在千山暮雪，绵延在万里长空。
伟哉，仰韶！
（原载于《散文》5期）
诗经·邶风·击鼓
这是一位远征异地、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唱的一首思乡之歌。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