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辑人间烟火

淮安

作为运河城市，淮安是个重要的标本。光绪二十三年的淮安，还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虽然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时，淮安已经入选全国第九大城市，排在它后面的城市有扬州、临清、济宁、仪真（征）、芜湖、景德镇等。而在康熙三年（1664年）时，彼德?冯霍姆率领荷兰使团经过淮安时，旅行日志称该城是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这一切都说明，淮安的人间烟火气还是源远流长的。运河的水滋润了它，运河人家的散淡日子在光绪二十三年依旧不紧不慢地过着。这一年，淮安的常住人口在百万以上，大量外来人口，尤其是高素质的南来北往的官员、文人墨客及参加科举的士子在淮安城中进出，他们大多在西门与北角楼之间的江西会馆、河下的湖南会馆、周宣灵王庙同善堂的新安会馆、福建庵（今淮安区莲花新村北）的福建会馆、北角楼的镇江会馆、竹巷晋商的定阳会馆、湖嘴街浙商的四明会馆、中街句容人的江宁会馆等歇息、立足、安身立命，构成了淮安市井生活的流动部分。盐商们寓居或落户淮安，由此揭开了在淮安地区兴建私家园林的序幕。据记载，兴建在河下镇的私家园林有六十五座之多，其中盐商程嗣立的菰蒲曲、盐商程鉴的荻庄、官绅张新标的曲江楼等负有盛名。在光绪二十三年的时空之下，这些园林及他们的主人——盐商及官绅等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

散淡日子离不开饮食男女。男女先不说，说饮食。在淮安，从山阳城南到清河马头镇，一路上酒楼饭庄、饼铺面馆、小吃棚叫卖担鳞次栉比。这其中位于淮安旧城西南角万柳池边的清溪馆名噪一时。《淮壖小记》记载：“清溪馆在万柳池侧，昔漕镇建牙南府，谓之三堂，南门迤西有水门，漕艘到淮，泊南角楼，人由此进城，集此酒肆名播南北。”

因为酒馆众多，淮扬菜就此声名远播，《清稗类钞》中记载的“全羊席”与“全鳝席”，堪称淮扬菜的精品。南来北往人，丰富了淮扬菜的口味，而大运河漕运的便利，全国各地各种做菜原料在淮安的汇聚，最终打造了淮扬菜成为中国著名菜系的坚实基础。以盐商为代表的富庶群体在淮安出现，使得类似“全羊席”这样的奢华消费滋润了这座运河城市的寻常日子。

光绪二十三年，由于淮安作为运河城市工商业经济发达，老百姓的生活开始逐渐摆脱农业社会的传统影响，走向富足与奢华雅致。诗酒雅集、听戏品茗、食药养生，成为市民阶层的时尚追求。这座运河城市，仓廪实而知礼节。单以河下小镇为例，明清两代科举，共中67名进士，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一时闻名遐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下的刘氏家族五世魁科，一门六进士，李氏兄弟同科进士，张氏父子同试博学宏词科，都传为佳话。

一切似乎花好月圆，日子还将长长久久地过下去。但因为是运河城市，淮安的流变一定是与大运河绑在一起的。我们还是将目光投射到那条河上吧。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世上大拙之物事，向来是欲辨已忘言的。大运河就是这样，从南到北，仿佛自天地初辟鸿蒙开始，就这么地老天荒地流着了。但一些起承转合的微妙节点，却悄悄提醒了世事的流变。

此前42年，也就是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了，这一改变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事实上，这是致命的中断。如果从文化或者文明角度观照大运河，光绪二十三年之前，这条河已经承载了太多文明间融会贯通的功能。早年间中原文化对江南文化的渗透，以及宋以后江南文化对北方、中原文化的反哺，特别是运河开通后，江南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及各种文化书籍大量传往北方，这条河的转运功能都功不可没。再推而广之，作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段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见《运河访古》）。大运河就是这样连通起了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脉络。

但是咸丰五年（1855年）时，这样的连通中断了。虽然说时移世易的消息是以天灾的形式呈现的，却也与人力有关。早在道光五年（1825年）时,39岁的两江总督琦善发现自己的仕途有了新动向——作为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琦善在这一年开始总办大清历史上的首次海运。一些机构开始成立：上海设了海运总局，天津设了收兑局，一个王朝从漕运向海运的静悄悄转变在一个平常的年头开始了。道光六年（1826年）正月，一批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驶了4000余里后抵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漕船上运载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163.3万余石。这个数量其实是蛮惊人的，因为它标志着这一年朝廷的海运粮占了全部漕粮总数的一半。此后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又称海漕）；咸丰三年（1853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指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这样一来，漕运的消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所以光绪二十三年的大运河，便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从前因后果看，前因方面,1851年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全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清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区成了太平天国主要的活动地区，在此后长达14年的战乱中，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紧随而至的捻军起义活动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八省之间，并且一度进攻漕运重镇淮安府等，对清政府的漕运秩序带来重创，加速了漕运的衰败。大运河由此唱响了挽歌。

真正的挽歌可能还要在三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唱起——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淮安漕运总督部院因无漕粮可运而撤销，这标志着淮安不再具有南北漕运枢纽的地位。此后的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毕竟时移世易的消息里，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光从运输时间看，漕运是属于田园牧歌时代的。大运河上，漕粮运到目的地需要数月或半年以上，但改为铁路运输后，快则不足十天，慢则也在一月以内就可以运入京城了。

一切都在快速的改变中。无论是大运河，还是附着其上的淮安城。而作为节点时间，光绪二十三年悄悄提醒了世事的一种流变，虽然百姓的日子，并未觉察到，变化正加速度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