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凶兆与流年

大明崇祯十六年，岁在癸未，依西历，为公元1643年，即甲申之变的前一年。这一年初夏，远离京师的四川南部出了一桩怪事：当地一户农民院子里的一株李子树，结出的果实不是往年那种圆而翠的李子，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黄瓜。这件事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人们把它当作不祥之兆而议论纷纷。有好事者就请了巫师占卜，巫师得出的谶语是：“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放在承平时代，这种公然宣布天下就要大乱的胡言乱语，必定会遭到官方的严惩。但这一回，官方对此充耳不闻，甚至有不少下级官吏也加入到流言散布者的行列。总之，这件事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可以想象，大动乱来临的前夜，这种稀奇古怪的事件必然激起民间的**不安。

科学家早就发现，大地震之前，比人低等的其他动物，往往都能凭借它们敏锐的直觉预感到大祸临头，从而烦燥不安或是疯狂奔跑，而比它们高级的人类却毫无知觉。与此相类，王朝更替，社会大动**即将到来之时，底层民众往往多了些敏感，而达官贵人却浑然不觉。他们不愿意相信也不敢相信，天下真的就要大乱，改朝换代真的就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李子树长出黄瓜也许是基因的变异。但身处末世的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是上天对乱世即将到来的预警。为此，当地民众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有钱人开始囤积粮食，纷纷在家里深挖地窖，把大量小麦和稻谷埋藏在地下，以备将来救命之用。悲惨的是一些无钱无粮的穷人，他们看不到希望何在，却感受到了绝望的脚步日益临近。为此，有一户赤贫人家竟然变卖了财产，把得来的几两银子割肉买酒，大吃大喝。钱花光之后，这家人关门闭户，举家自杀。对这种完全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地地方官却不闻不问。或者说，太多的怪异之事已经麻木了他们的神经，见怪不怪。

几个月后，大明帝国的许多子民都惊恐地看到，那一年的太阳发出血红的光，“日中有赤气数道，下宽上锐，自东指西”。晚上，一颗大星出现于西天，芒焰闪烁不定。北斗是中国古人借以辨别方向的标志性星座，但当人们仰视天空时，竟然再也找寻不到北斗的踪影。

按照古老东方天人合一的观点，一个朝代即将崩溃的前夜，上天一定会通过各种奇特的灾异或是怪诞之事警告世人，尤其是警告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你的江山已经不再固若金汤，上天将要抛弃你。

民间如此风声鹤唳，而即便是居于国家机器这座金字塔上层的朝廷高级官员们，也为甲申年初春发生的另一桩怪事深感不安：按照惯例，每年二月初八，朝廷要派出高级官员在学宫里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甲申年的祭孔，由官居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崇祯帝早年亲自面试录取并一步步提拔起来的魏藻德主持。典礼前本来天气晴朗，一派祥和景致，孰知就在一大群官员准备行礼时却突然间狂风大作，学宫庭院里高大的松树也被吹得东倒西歪。原本熊熊燃烧于孔子神位前的几十盏灯烛竟然全被狂风扑灭，甚至连学宫外的仪仗队伍也被狂风吹散。等了半天，狂风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魏藻德和其他高级官员商议了一通，只得宣布祭孔典礼暂停。官员们私下里说：这是孔夫子的在天之灵不愿意接受明朝的祭祀了，圣人的眷顾已经转移，大明朝还有什么希望呢？

1643年到1644年的冬春之交，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崇祯，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厦将倾的悲剧将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笔记小说里记载了一个崇祯算命的故事——

故事说，内忧外患的崇祯心急如焚，有一天独自走出皇宫，微服上街。宫门外不远处，他遇到一个据说特别灵验的测字先生。崇祯一向很迷信，他也想测个字，看看国运如何。测字先生让崇祯随手写个字，崇祯就写了个友字。测字先生见了，皱着眉头说：友字乃是反字出头，现在李自成已攻下洛阳，这不意味着反贼已经出头了吗？大为不利啊。崇祯十分不快，强自镇静地说，我要写的是有没有的有，不是这个朋友的友。测字先生连连摇头：这回更不妙，有字拆开来看，就是大明两个字各自去掉了一半。崇祯忙改口说，还是没对，我想写的是申酉戌亥的酉。测字先生这回神色紧张地说：不得了啊，酉字就是把尊字去首去尾而成，这不是说至尊连头都保不住了吗？

崇祯本想讨个口彩，没想到却被测字先生迎头三记闷棍，内心的气急败坏可想而知。等他回到宫中，派人前去捉拿测字先生，可哪里还找得到测字先生的人影呢？据说，这个测字先生乃是李自成手下最得力的谋士矮子宋献策，他有意装成测字先生，企图从精神上打垮强弩之末的老对手崇祯。

这显然只是文人的创作，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但这个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在得意的时候往往相信自己，失意的时候则大抵相信天命。这个故事所塑造的崇祯，身上集合了敏感、侥幸和外强中干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与历史上的崇祯本人倒是基本一致。作为大明十六个皇帝中的最后一任，他将亲身体验国破家亡的旷世悲剧。

甲申年春节是崇祯一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他一生中所过的新年里最黯然无光的一个。除夕之夜，北中国上空飘着细细的雪花，风呼呼地吹，偌大的北京城像一只沉默的巨兽，笼罩在一派肃穆和压抑之中。虽然风雨频仍，皇宫里仍然小规模地张灯结彩，燃放烟火，安排晚宴，努力营造祥和的节日气氛，如同江河日下的大户人家绷着面子搞排场。到了子时，按照规矩和传统，皇帝要在太极殿接受臣子们的新年朝贺。当崇祯强装笑脸来到太极殿时，空****的大殿里竟然一个大臣也没有。

正当崇祯又惊又恼时，只见刚入阁不久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独自匆匆赶来——其他众多臣子，他们在新年的第一次早朝时集体迟到了。崇祯很生气，一生气便宣布取消新年早朝，自顾回后宫去了。等到集体迟到的臣子们来到太极殿，才发现他们威严的陛下早已不知去向。大臣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吭一声。雕梁画栋的太极殿，死一般的沉寂。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以西的西安却是另一派欢乐景象：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在这里宣布建立大顺王朝，自称顺王，改元永昌，定都西安；并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和李自成一同征战多年的手下兄弟，一个个都得到了应有的封赏：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西京城里鼓乐震天，酒香飘溢，恰好与北京城的死寂和压抑形成鲜明对比。

李自成称王之日，西安天气不好，风沙弥漫，黄雾四塞，李自成见状有些不悦。学士姜学一进言道：如此大雾，正预示着大王将要掩盖明朝呢。李自成听罢，大感宽慰。当天夜里，西安张灯结彩，农民军——现在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大顺军——全体将士都沉浸在如梦如癫的狂欢之中。这些当初为了混口饭吃而揭竿起义的泥腿子，终于迎来了和原本高高在上的大明皇帝分庭抗礼的机会。

几天后的正月初九，放在往年，还是举国狂欢闹新春的佳节，但这一年的北京城注定不会再有任何欢乐了，哪怕这欢乐只是强扮欢颜的伪装，也统统不会再有了。这天，兵部官员们收到了李自成派人送来的通牒，上写大顺永昌年号，约定双方决战，并宣称他的百万大军将于三月十日抵达京师。这个多年来一直被朝廷视作反贼和流寇的陕西汉子，已经不再承认大明王朝的合法性。大明王朝上上下下已然明白，下岗驿卒李自成不再是当年的流寇，而是一支志在推翻大明王朝并取而代之的可怕力量。兵部官员们读罢通牒，相顾失色，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匆匆商议了一番，只得把反贼的通牒火速呈报给崇祯。崇祯同样大惊失色，下令召开御前会议。

然而这样的会议注定不能讨论出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会上，大臣们顾左右而言他，却没人能够或者愿意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崇祯当着大臣们一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当大臣们无人敢吭一声时，他又似乎很慷慨激昂地表示：“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可还没等到大臣们对他的慷慨激昂有所回应，他又愤然指责文武百官没人能为他分忧——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大臣身上，崇祯算是独一例。

圣上的话说到这种地步，大臣们要是还不站出来有所表示，游戏恐怕就玩不下去了。果然，内阁首辅——名义上是皇帝的首席秘书，事实上相当于宰相——陈演表态说他愿意代替圣上出征，崇祯想也没想就说“南人不可”。接着，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范景文等人按各自的职务、资历为序先后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仍然不同意。最后，新入阁才两个多月、资历最浅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站出来说：“主忧如此，臣敢不竭驽力。臣晋人，颇知贼中事，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这时，崇祯才转怒为喜：一者，他本来就属意李建泰；二者，也是至关重要的，李建泰明确表示不需要国家拨给军费，而是由自己出钱为国家打仗。

崇祯欣喜地表示，如果李建泰愿代他出征，他将仿效古代帝王遣将的最高礼仪，亲自为他举行郊饯之礼——就是由皇帝亲自送到城外并喝一席酒。但李建泰不敢领受这样高规格的礼仪，坚决辞谢。崇祯只得令礼部另议。

甲申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半个月的筹备，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行。崇祯特地行遣将礼，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不多的最隆重的出征仪式之一，仿佛是大明王朝临终前的回光返照。当是时，驸马万炜代表崇祯到太庙祭告祖宗，崇祯则来到大殿，当场手书“代朕亲征”条幅送给李建泰，并授予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此后赐宴正阳门楼，崇祯又亲自为李建泰倒了三杯酒，连同盛酒的金杯一起赐给他。行前，崇祯勉励李说：“愿卿蚤**妖氛，旋师奏凯，侯封进爵，鼎彝铭功。……朕仍亲迎庆赏，共享太平。”然而，恐怕包括崇祯本人在内，已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一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梦话。在崇祯的目送下，李建泰带着这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出城而去。

说这是一支乌合之众，乃是因为这支部队全由基本没有战斗力的京营兵组成。京营兵大多由富家子弟或中低级官员的子侄充任，平时作威作福，一听说要打仗就吓得要死，纷纷出钱雇佣贫民或是市井无赖为自己充差。这之前，李建泰只拨得京营兵五百人，看看实在不成样子，崇祯才又拨了一千名，加在一起也不过区区一千五百人，而兵强马壮的李自成麾下已有数十万之众，而且很多是多年征战的老兵。更为重要的是，李建泰之所以愿意代帝出征，并不是真的为国分忧，而是想借此机会保护他在山西曲沃的老家。《明史·李建泰传》明确指出：李自成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

李建泰带部队出北京城后，慢腾腾地按照古代军队日行三十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李自成的军队早已渡过黄河，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山西。当李建泰行至离北京城不过百里之遥的河北境内时，他的军队已经有不少人开小差扔下武器逃跑了。

荒唐的是，沿途所经过的州县害怕李建泰进城征兵索饷，竟然关上城门，不准这位持有尚方宝剑的内阁大学士进城。李建泰大为光火，下令派兵攻打，这才得以进入一座叫广宗的县城。攻打帝国治理下的广宗，这几乎是李建泰此次代帝亲征中唯一一次像样的军事行动。当李建泰的老家曲沃失陷的消息传来，他又气又怕，病倒在军营。此后，他就一直在河北境内徘徊。等到李自成部下刘芳亮围攻他所在的保定时，他完全放弃了抵抗，干净彻底地向反贼投降。一个多月前崇祯赐给他的金杯、敕书、尚方宝剑和关防大印都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此时，几百里外的北京城里，崇祯还在苦苦等待他凯旋的消息。

早在李建泰出北京城之后第三天，崇祯误听传闻，忽然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问他：真定陷落了，李建泰也遇害了，你知道吗？张缙彦回答说不知道。崇祯生气地说，我在深宫都知道了，你作为兵部尚书怎么还不知道？张缙彦说，我还没见到塘报。崇祯说，那为什么不派人远侦？张缙彦回答说：骑侦须工食，臣部钱无一缗，无从侦骑。——兵部作为帝国的最高军事机构，竟然穷到了连派几个骑兵出去侦察也没钱的地步，这在历史上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奇闻，说明甲申年的明王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

眼看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的崇祯悻悻地发了一道罪己诏。

罪己诏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国粹。在古代，大凡遇到天下有灾异或是大动**，做皇帝的就得下一道诏书，诏书的主题就是皇帝自我批评。苏东坡认为，罪己诏有利于挽回人心，网罗民意。著名的如汉武帝，晚年就向全国吏民下达过《轮台罪己诏》。

对崇祯来说，下罪己诏已不是什么新鲜花样了，在他执掌帝国的十七年里，一共下过五次罪己诏：

第一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八年十月，原因是农民军攻克凤阳并把朱家的皇陵挖得一片狼藉。被人刨了祖坟，就是平头百姓也要红眼拼命，何况皇家呢？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原因是清军入塞深入山东，俘走人丁近四十万；第三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十六年六月，原因是张献忠攻破武昌，宗室楚王被杀，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第四次、五次下罪己诏便是崇祯十七年——也就是甲申年——二月和三月，当是时，帝国如同汪洋中的一条破船，随时都有被风雨吞没的危险。

然而，几乎和以往所有的罪己诏一样，崇祯的第四道罪己诏充斥的仍然是文过饰非的空洞说教和对满朝文武的严厉批评。估计有幸读到这道罪己诏的吏民已经不多了——其时，帝国命令的传达范围早就局限在极其有限的区域内。

空洞虚伪的罪己诏对生民涂炭、兵火连天的天下于事无补。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崇祯的第四道罪己诏下达四天后，李自成也发布了一道诏书，像是要和北京城里的崇祯唱对台戏。这道传布天下的诏书中，李自成历数了大明帝国的种种罪恶，如“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阎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同样在这道诏书中，李自成要求明朝君臣审时度势，及早向他投降，这样还可以“如杞如宋，享祀永延”。就是说，如果崇祯愿意把天下拱手交出来，不但可以保全身家性命，还能得到小国封君的待遇。

至此，哪怕是最麻木的明朝官员也已明白，享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真正走到油枯灯灭的最后时刻。他们那位多年来一直阴沉着脸的皇帝陛下，在龙椅上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和大臣们相比，崇祯心里更加明白火烧眉毛的严竣局势，但他一直还在等待，等待并不可能发生的奇迹。他的臣子们把这封类似最后通牒的李自成诏书给他呈上去时，他出奇地没有大发雷霆或是痛哭流涕。他很冷静，反常地冷静。

但他不可能选择李自成给他指出的道路：投降。

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将和祖宗打下的江山一起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从做皇帝的那一天起，他就被命运锁定成大明王朝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