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被控制了。”

我说出这句话时,对面的许老师抛来一个宽厚的微笑,眼角的细纹也温柔地皱起,不像我总笑得那么干瘪。

许老师是一个有二十年经验的老牌咨询师,他是我的体验师(给心理咨询师做咨询的人),更是我信赖的朋友。只有在他这里,我才能放下防备畅所欲言,用近乎撒娇的自我放任说出觉得自己被控制了这种蠢话。他没有责怪我的不专业,而是和蔼地问道:

“和里克沟通还是不顺畅?”

我和里克之间的问题由来已久,我是个理性的人,他却习惯于随心所欲,奇怪的是直到结婚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更年轻的时候我们无话不谈。我们在大学里的草坪上相遇,从光亮的下午聊到月光微凉的黑夜。我以为,我们足够熟悉彼此。我以为我们的交往是充分交流后的理性决定,显然对他而言不是。也许,对他不过是荷尔蒙牵制下极力的自我彰显。

我叹了口气,“昨天晚上又和他吵起来了,女儿也哭了。”

“亲密关系的改变需要时间和耐心,但这个过程尽量不要在女儿面前吵架,即使只有两岁半,也容易留下不好的影响。”

“我知道这个,我当然知道……问题就在于,我明明看到女儿哭了,还是一个劲儿地在讲我的道理,居然没有先停下来去安慰女儿。我又不是不知道及时安慰孩子的重要性,我怎么能作出为了吵架把哭泣的女儿丢在一旁的事……”我痛苦地用拳头顶自己的额角。

“先不要急着责怪自己,文。”许老师的声音充满安慰,“你一向是个理性又有自制力的人,最近有遇到什么额外的压力事件吗?”

黑色的鬼影又笼罩了我,我向他说了跳楼男人的事。

许老师淡然地在笔记上记了点什么,然后对我说:“有没有可能,因为你眼见着他坠楼却没有任何举措,你为自己的不作为感到愧疚?”

“可我根本不认识他,只见过他一次,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可以说说你遇到他那天的情形吗?”

我回想起那天,我和每天一样随着通勤的人流涌入写字楼,拘谨地站在电梯口等待。电梯“叮—”了一声,人们依次进入,匆忙但仍礼貌地保持距离。电梯里响起一阵报楼层数字和谢谢的声音,随后是死水般的沉寂。这个时候,只有沈新会说话,面对别人冷漠的脸做自我介绍。但我对他的自我介绍无动于衷,对他介绍的卵巢癌保险也无动于衷。我走出电梯,他还在身后卖力地讲述,我连头也没回。后来他在我眼前坠落,我也无动于衷,什么也没做,甚至没有为他停顿一秒。

“你看,你记得很清楚。你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冷漠。”

我像被凭空飞来的冷箭击中,紧紧抓住椅子把手,但还是被泄露出的愧疚感吞噬了。

我和往常一样乘电梯回自己的咨询室,却久久无法恢复平静。电梯走走停停,标识楼层的红色数字不断变大。二十八层到了,我没有出去。许老师刚才的话仍在我耳边回**:

“愧疚感来源于一种,以后只要自己做了什么,就能避免坏结果的想象。”“如果你去了解他的人生,了解他的死因,会发现很多你根本控制不了的因素。”

或许是为了弥补曾经的冷漠,我摁下了三十四层。我想要了解他。

这一层和我工作的楼层一样,低矮的空间被磨砂玻璃分割成若干块儿,每一块空间的玻璃门上贴着各自的公司名。我看到“人安保险公司”,应该就是沈新工作的地方了。

我对前台站着的女员工说要找沈新。她皱了皱鼻子,仿佛闻到什么怪味,冷漠地告诉我他死了。我说:“我知道,我来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自杀?”

“谁知道呢,他这个人一直挺怪的。有一段时间不要命地工作,只要是个人就推销,业绩在公司保持了好几个月的第一。前一阵子却连着好几周一单也没成,然后就跳楼了。”

听起来似乎和工作挫折有关。“他自杀前有发生过什么事吗?比如公司要辞掉他?”

“我哪知道这么多,我也是听同事说的。他妈妈今天在这儿呢,要不你去问她吧。”

她胖胖的手指朝办公室里指了一个方向。那儿的工位上有一位农妇打扮的老人在收拾东西,瘦弱佝偻的背影看着十分哀伤。

我朝她走去,那个工位的铭牌上写着沈新。老妇人对我的靠近有些不知所措,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沈新的一个朋友。

“哦哦……”老妇人连连答应,为不认得我而抱歉,说沈新生前不太跟她提及他生活里的事,主要是提了她也听不懂。

我帮着老人一起收拾沈新的遗物,将他的茶杯、笔、书、文件夹,一一放入纸箱。沈新桌上竟摆着很多科学类的大部头,这点出乎我的意料。老人絮絮叨叨地说起过往,说沈新从小如何懂事,如何学习好,虽然他们两口子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却一心想成为科学家。他本来是要继续读生物学研究生的,却碰上父亲查出来胃癌,治病很花钱。听说销售赚钱快,他就去做了销售。

原来是受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理想的故事,我心想。

“小新他……是个好孩子啊……怎么会想不开就……”老人泣不成声。

“也许他觉得活着太累了吧……”我安慰道,尽管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很想问她沈新为什么自杀,但眼前的情境不适合问出这么尖锐的问题,而且老人恐怕也未必说得清。

之前站在前台的女员工走过来,礼貌地让我们快一点,老人停止哭泣,我低下头默默整理。

一本手掌大的笔记本从《机器人叛乱》里掉了出来,我马上蹲下身去捡。我蹲在桌子后面快速翻了一下,第一页第一行赫然写着:“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一定不是因为自杀。”

密密麻麻的文字和被笔迹划透的单薄纸页透出浓厚的私人气息,显然与他的工作无关。我悄悄将它塞进了我的外套口袋。谜底就藏在其中,它像一块被烧红的滚烫煤块,隔着衣服灼烧着我,又不舍抛弃。一回到我的个人咨询室,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