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热浪笼罩的吴淞，和十三年前的瑜州没什么区别。

这是我在认识尚不趣之后，第六次回忆。

那时候我一身整洁的，蹲坐在热气蒙蒙的马路牙子上，嘴里还叼着一根嗤嗤叫唤的烟。面前奔流不止的车流，从家乡的这头流到家乡的那头，跟随着年久失修的红绿灯而潮起潮落。来来往往的车辆卷起层层沙尘，唰唰地落在我锃亮的皮鞋上。没有人看着我，叔本华病毒把他们变成冷漠的候鸟，依仗智力追逐适当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像个旁观者，看着二十二岁的我，想象着曾经。

那时候视网膜上闪过几条警告，提醒我控制紧张情绪。我随意地划掉它们，吐掉那根要烧到嘴唇的烟。心脏咚咚作响，眼睛前蓝色字样变成红色，像街头微微闪烁的红灯。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横冲直撞，无视着面具调控中心的警告。

在太阳西沉那刻，我走向车水马龙，大脑命令着身体释放出主导勇气的激素。二十二岁的我是十字路口的安全岛，将所有鸣笛抛向脑后。我望向街对面血盆大口的铁门，情绪的监控数值已经抵近阈值。那附在脊柱上的情绪微调装置刺激神经元，释放降低肾上腺素的命令。我很清楚在此时放弃，意味着功亏一篑。

“轻爵？站在路中间干嘛？”母亲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妈妈有个好消息告诉你，走，回家说。”

牙齿研磨得咯咯作响，“不了，我不去证券公司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死死地拽紧拳头，大脑和阿尔贝·沃茨面具兵戎相见。大脑的殊死抵抗让我有了机会，我吸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着，“我考上了警察学院，我要当警察。”

我记得她要说什么，说我那因公殉职的外公，说我那腿部残疾的父亲。心脏变得像是架子鼓一样，咚咚声经由骨头传到全身。耳朵里母亲的声音扭曲变形，成为怪物的尖啸。我看见乱成一团的世界，每样东西被一团施涡给吞噬着。

“你就不是当警察的料！”

那年的我，眼前重叠着真实和幻觉，恐惧在我眼前成形。我知道这种感觉，上一次是在我六岁的时候，那次我看见无数长满蛆虫的人脸。

这次我看见无数和我一模一样的人脸，还有从天而降的大雨。

我明白二十二岁的我，但我已经很难理解他了。

我耳边响起喊声，“老陈！”车内音响里的《viva la vida》骤然停歇，我醒来的时候面颊滚烫。

我们停在一盏昏暗的路灯下，雨似乎只落在这淡黄色光锥里，落在我们这辆孤零零的警车上。我迷迷糊糊地望向身后，路灯从灯红酒绿开始，蔓延到灯光依稀的老区。

眼角的疤痕没怎么疼，它证明我回到了现实。

“别乱想了，这次加入补充干部行列还行，你还是后补大队长人选之一呢！慢慢来嘛。”老搭档的罗一鸣摸索着中控台，和指挥中心那边连接着。“老区451区域出事了，上头让我们马上去。”他甩给我根烟，自己也啪嗒一下抽起来，“有两个新人也去，有四个人的情绪监控数据在那里断掉了。”

我翻身调整了一下坐姿，“检查？还是病患犯罪？”用病患这词来称呼罪犯是三十多年来的惯例，正如我是疾病警察。

这些东西能追溯到遥远的信息革命。计算机在继数据处理能力之后，再一次在逻辑分析能力碾压脆弱的人类，人工智能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解释新发现、新理论，可大脑实在是愚笨。对不理解事物的固有恐惧，让全球各地的抗议民众冲击了研究所和政府，硬生生的让科学的支柱崩塌，从布鲁诺开始就是这副模样。

长达半个世纪的科学黑暗，直到筚路蓝缕的脑神经学家提出在基因层面修改人类大脑，让感官系统从外界获得更多信息，让大脑更好更快地分析事件。这项科技刚冒出脑袋，深陷于科技停顿的人类呼啦啦的冲向了它。直到他们发现即便如此，人类也理解不了那些讳莫如深的科学。愚蒙落后的心理状态绑架了异常发达的智慧，整个时代被巨大的信息量给逼疯了，我们叫它叔本华病毒。

一直到阿尔贝·沃茨发明面具系统。

“检查，不然怎么会有什么新人。”老罗发动警车，“再说了，要真出事，我们这种又是一线又有八年工龄老家伙，可以直接击毙病患，能出什么幺蛾子？”他摇下两边的车窗，车里积攒起来的烟一涌而出，窗外细微雨滴打到我被回忆烘热的脸庞，像骄阳下放置的冰块似的。

整整八年了，我的精神和情绪都不像年轻人那样平稳，以至于今年我破天荒地回到二十二岁六次。在学校的三年，当巡警的两年，一线做刑侦的八年，这十三年或许在外公的年代算不上什么。但对我和罗一鸣这种警察而言，我们面临的精神压力和情绪压力总有一天会决堤，而决堤带来就是叔本华病毒第三阶段，成为我们的对立面——一个精神崩溃、情绪污染、潜意识犯罪的病患。

我必须找机会调离一线岗位，热血沸腾早就离我而去。我已经三十五岁，有过些功劳，得过些荣誉，但是还达不到功成身退。我能像很多前辈那样申请病退，可我忘不了母亲的那句话。

即便我这十三年都没见过她，但我还记得那句话。

“你就不是当警察的料！”

我往车前窗上吐着烟圈，它在冰凉的车窗上晕成转瞬即逝的雾气，“你觉得咱俩还能撑几年？今年十二队病了三个，指不定明年就轮到咱俩。”

“瞎扯，疯不了。”他猛吸得烟头通红，“真不知道说你深思熟虑好，还是犹豫不决好，老是想一堆没由头的事情。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好吗？”

其实我和他都在刻意回避这事，和理性世界里的人刻意去回避情绪一样。我们这种一线刑警在局里自成一派，那些做办公室的、做专业技术分析的、做交通管制的都不太愿意和我们这种人交往太多。一线刑警虽然工资高得吓人，福利多得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但是没有休假、限制外出、甚至于想在健康调离前恋爱结婚都困难重重。

谁也不愿意和一个整天与重度病患罪犯打交道的人相处吧！

我吸掉最后一口烟，“那我说点中听的，今天来两个小年轻，只要带他们搞定个大案子，妥妥地调去当个小领导，就像当初陆队带我们两那样。”

“中听个屁！陆队出院了吗！”罗一鸣切换手动驾驶，狠狠踩了一脚油门，“别像陆队那样，临调离中了一招。”

老罗晃动着手，手掌中心伤痕累累，那是八年前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