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

玉华这一天没有去上课，在家里替学生改卷子。

一见大林分外兴奋，笑着说：“你说三几天就回，一去却是半个多月。”大林也是情绪热烈的，即使在百忙中也从没把她忘记，这时更是情不自禁，把她从书台上拉了起来就是几个热吻。“让我来看看你，”他**地说，“听说你病啦？”玉华大笑，轻轻推开他：“是的，害了一场小病。”顺手从书桌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妙极了！”

大林把那信打开，是一封怪信，写信人满纸恭维她，说她文章写得好，是刺州难得的“文学天才”。在信中又露骨地表示了这封信作者的立场、态度。言外之意寄信者自己也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只因组织破坏，失掉联系，现在“颇有孤军苦战之苦”。玉华问：“你知道这个人？”大林道：“似乎在《刺州日报》上见过他的名字。”玉华道：“对！就是这个人！”

原来在刺州文化界不久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奇特人物。此公年在四十左右，高高瘦瘦，一副苍白而又自作多情的面孔，留着一头不男不女的长发；平时喜着大方灰格子西式外套，打大红领结，戴金丝眼镜；手不离“文明杖”，挟着只大皮包，走路时双眼朝天，目空一切，像是留洋绅士，又像大学教授。他的大名叫吴启超。身份是《刺州日报》编辑，主编副刊。

刺州原有日报三家，其中历史最老、读者最多的是《刺州日报》。此报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垮台后创刊，因为立论比较公正，也有些进步人士在那儿工作过，所以颇受读者欢迎。它又一向重视副刊，当地文艺青年大都在那儿投稿，又成为文艺界的活动中心。周维国莅刺坐镇后对地方实力派把持这份报表示不满，进行改组，因而面目全非，满纸是“清匪剿共”，连副刊也取消了，因之销路大跌。不意过了半年，报上刊出启事，又进行改组，恢复副刊，并“重金礼聘文坛健将吴启超先生主编副刊”。

这“文坛健将”吴启超主编了副刊后，不但副刊篇幅从八栏扩大到十二栏，宣布“稿费从优”，还出现不少“左”的文章，其中有吴启超一个专栏叫“匕首集”，专事抨击“不公正”现象，揭发“社会黑暗”，并且提倡“阶级斗争”，反对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代表青年对“现状表示不满”。有一篇文章甚至用这样大胆火热的字句发表：“……为什么革命的烈火在到处燃烧？为什么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人铤而走险？是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地主恶霸横行，贪官污吏盘剥，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镇压、逮捕、杀人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问题是在社会制度方面，必须打倒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改变这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这篇文章发表后，刺州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奔走相告，大喊痛快：“我们已多少年没读过这样的文章了。”“吴启超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不怕人头落地，在这个时候写这样文章？”有人去信向编者致敬，过去有人怕惹火烧身而长期不敢投稿，现在也鼓起勇气投稿。自然也有人因之大惊失色，把状告到党部去：“那简直是公开为共党张目！”“此人应该立即逮捕法办！”

而吴启超不但没有因此被“逮捕法办”或“停笔不写”，反而“变本加厉”发表了《答读者问》说：“有人认为我言论偏激，有人认为我该受法律制裁，我为真理立言，为正义呼吁，何怕之有？人可杀，头可断，也不能改变我这种立场！”自然，又获得一部分人叫好！

吴启超与历来副刊编者不同，他非常重视与读者、作者联系，有稿来必亲自批阅，尽可能地发表，并致以丰厚稿酬，今天把稿子一发表，明天就派人把稿酬奉上。对读者来信，也必亲自拟复。对那些稿件写得特别进步，特别多，“有培养前途的作者”，也必亲自登门拜访。

在谈话中，他不但表示对现状不满，攻击军事独裁，有时根据不同对象，有意无意表露自己身份，他会神秘地问：“你们读过在上海出版的《红流》月刊吗？那是一份党的地下文艺读物呀，我经常在那儿写小说。”说着，他就从大方格子外套口袋里神秘地掏出几本《红流》，请人过目。打开一看，果然每期都有吴启超“大作”。

这样表态一番之后，又感慨万千地说：“可是环境太恶劣了，为了这些文章我受到反动派的迫害，被迫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为了生活，不能不流落到这个小地方，当小编辑。”他对《刺州日报》还很不满：“舆论是代表谁的？应该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可是《刺州日报》不是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地主、官僚、党棍，站在反动立场。我很痛心，可是没办法。我只不过是个小小副刊编辑，影响不了整张报纸，只能在自己小地盘上说话。我算做了该做的事，可以问心无愧。要是党老爷生气，我不在乎，要我滚，也无所惜。反正我是站稳阶级立场，决心不为几个臭钱出卖革命利益！”接着，他往往又要自怨自艾：“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同志，办事真困难呀，现在我叫孤军苦战……”

他又到处打听有哪些“志同道合者”，他说：“这个副刊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刺州全体进步文艺界的！我的立场已很鲜明，一定要请那些无产阶级作家来支持。我要尽量地发表具有革命内容、革命热情的作品，至于那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让它滚吧！资产阶级、反动派用得着它，我们副刊用不着！”他的努力不是没有结果，果然有人介绍他去找刺州女作家蔡玉华和诗人黄洛夫。

那黄洛夫是被认为刺州文艺界后起之秀，他的诗充满了对革命的歌颂和**，连那些对新诗大有成见的人，读了也不得不承认颇有才华。

刺州文艺界沉闷窒息了一年多后，突然爆出这“冷门”，杀出这样一员闯将，颇引起震动。玉华迷惑，黄洛夫却满怀高兴，认为整个革命形势正在向更好、更有利的形势发展，反动派被迫不得不改变作风，以笼络人心。他认为《刺州日报》副刊九十度大转弯是自然的，不足为奇的。“既然有此时机，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替在窒息中的人民做点好事？”因此当吴启超在副刊上刊出“代邮”请诗人黄洛夫先生惠赐大作，以光篇幅时，他就投了稿，并附以热情短简，对副刊的“新面貌，新精神，新作风”，大加赞扬。他的“大作”立即被发表，热情的复信也来了，紧接着这具有文人学者风度的吴启超先生，也亲自到立明高中登门拜访。从此他们就做了朋友，而且过从颇密。吴启超还请他吃饭，纵谈天下大事，据说十分投机，相见恨晚。

吴启超见玉华反应冷淡颇有意见，他私下问黄洛夫：“蔡玉华为什么不支持我？”黄洛夫这次倒不糊涂了，他说：“我们虽然先后同学，同住在一个城市，从未来往。”吴启超问：“听说她长得很漂亮，年已三十尚抱独身主义，有迟开的玫瑰之称？”黄洛夫不表示什么。“听说她对人又很骄傲？”黄洛夫也只笑笑。最后吴启超说：“看来，她对我还不了解，我又得亲自登门拜访。”不久，吴启超果然亲自到私立刺州女子中学去拜访了。

蔡玉华对这个貌作热情谦虚的“大文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不失礼节，又相当淡漠。她对吴启超的恭维、拉拢，只是说：“我已多年不写东西了，对贵报也不大看，几百学生作文本子已够我改啦。”第二天，吴启超就派人把报送来，说是“免费赠阅”。公开代读者“呼吁”：“务请惠赐佳作，以解读者饥渴。”

虽然仅仅是一次会见，但蔡玉华给吴启超的印象，却相当“深刻”，他对黄洛夫说：“蔡玉华是个温柔、沉静而兼有非凡傲骨的女子，她生活在这个地方，简直是好花插在牛粪上，埋没天才！”又说：“为什么她年近三十尚保持独身？叫作找不到知音，我也找到解答了！”就在大林离开期间，他的拜访频繁起来了，几乎每天都到她那儿去纠缠，并且逐渐地表露自己身份：“……离开组织，离开同志……”最后甚至向她写起“多情善感”的信了。

玉华说明了那经过，又把黄洛夫最近发表在《刺州日报》上的文章交给大林：“我很替他担忧。找你来商量这件事。”大林把黄洛夫文章披阅着，也觉得问题颇多，他问：“你没对黄洛夫提出意见？”玉华道：“我不便去找他！”又说：“这个人不迟不早偏在这个时候出现，言行异于常人，行动怪诞，很值得研究。”大林问：“你对他还有什么看法？”玉华道：“不能过分相信，我倒不怕自己上当，我担心的是黄洛夫，他和他打得那么热，听说还要把刺州文艺社的人介绍给他。这一来问题就不简单了。一个姓刘的已把我们整得够惨，不能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说时情绪激动，大林也很同意她的看法。玉华又道：“必须制止黄洛夫和吴启超关系再发展！我们不随便怀疑一个好人，但也不能随便相信一个坏人。”问题已经摆出来了，大林觉得很有找黄洛夫深入了解一下的必要。

二

大林亲自到立明高中去找黄洛夫。

这立明高中设在中山公园内，原是坍塌了的武庙旧址，好些年前由一批热心乡梓教育的人士向海外募集了一笔基金修建创办起来的，因此又挂了个侨办名义。黄洛夫一直在校内寄宿，为了便于对外联络，也便于在夜间出外参加活动，他拣了间西面有大窗的房间住。窗口正对着公园环行马路，只要把大窗打开，就可以利用那二尺半高一尺半宽的大窗做个后门自由进出。学校当局早有意把所有向公园的大窗都安上铁枝，杜绝走私通路，因预算没有着落一拖再拖，而黄洛夫也得以继续利用。

大林并不进校门，他习惯于利用这面后窗和黄洛夫进行联系。他选中了这样一个时候，在公园环行路上来回地“散步”，经过几个来回，看准黄洛夫房间有人，悄悄地踅过去，在棉纸窗上轻轻地只敲了三下，就见黄洛夫推开窗门探出身来。大林对他招招手，黄洛夫把头一点，重又把窗门关上。

大林直上八角亭。那是个暑天纳凉的好去处，亭子盖在假山上，离地有两丈多高，前后各有石级，供上下之用，有棵古榕，高可十丈，枝叶茂盛，正如一把大伞笼罩着它，因此显得格外阴凉。过去凡来游园的人都争着到八角亭去歇歇，乘乘凉，自从接连发生了几宗上吊事件，相传有鬼魂出没，也就没人敢去，因此游人稀少，十分幽静，大林和黄洛夫正好利用这个特点常常在那儿碰头会谈。

大林自在八角亭坐着，约过二十分钟，在环行道上也出现一个年在二十上下、身材高大、满面胡须、一头乱发、穿一身破破烂烂黄色咔叽布料学生装、赤足上穿着对木屐的青年。匆匆奔向八角亭。当他将近亭前，闪进榕荫下，看看无人注意，才把木屐脱下，用手提着，赤足沿石级上来。他正是刺州诗人黄洛夫。

这黄洛夫是侨办立明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出身贫寒，亲生父母原都是种田的，因兄弟姊妹众多，教养有困难，从小就被过继给一远房亲戚，从此连姓也改了。养父在石叻开菜馆，颇有积蓄，一妻两妾均无所出，所以对这过继儿子，也当作亲生的看待，不惜工本地让他受教育，从小学一直培养到高中，还打算把他送进大学，以便在他学成之后，出洋承继父业。

黄洛夫原名黄新，性好文艺，在小学时就接触到一些文艺书籍，读初中时受苏联文艺影响，开始学习写作，并改名为洛夫，以示他对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的崇拜。他原是安县人，从初中开始来刺州当寄宿生，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班。养父对他的期望是深的，多年来侨汇没断过，但他对出洋经商却没兴趣，他最大的兴趣是做文学家。对银钱的事也看得很淡，有钱来就花，没钱来也从不去信追索。为人热情、爽直、乐观、愉快，好打抱不平，好助人，而生活则散漫不羁。

他每一季度都从养父那儿收到一笔可观侨汇，做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可是他一见有些同学生活特别困难，交不起学、膳费，被学校停学停膳，激于义愤，只要身上有钱便自动代为缴纳。平时身上有几个钱，谁需要了就让谁用，也从不计较。因此常常闹穷，头发几个月不理，衣服都是破烂补丁，没有鞋穿就赤足走路，交不起膳费被学校停膳，也满不在乎，一天仅吃一餐。正因为他为人豪放，才华出众，因此人缘极好，在学校中成为中心人物。又因为能写一手好诗，被社会誉为当代刺州诗人。

黄洛夫在政治上的发展也很快，十七岁参加CY，十八岁入党，被提拔为CY特支负责人之一，负责领导反帝大同盟。在他努力下，这个学校的反帝大同盟有了很大发展，它们掌握了学生会领导权，还策动成立刺州学生联合会。由于时局变化过快，学联没有成立，而环境则日益恶劣，反帝大同盟活动也一天天困难，组织上决定用灰色面目出现，黄洛夫因此又成立一个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的“刺州文艺社”，还出版了一份名为《刺州文艺》的油印月刊。这份月刊，从集稿、编稿、刻蜡纸、印刷、发行都由黄洛夫一人承担。

文艺社的活动除了出版月刊外，还经常召集文艺讲座，讨论有关写作问题。以立明为中心，不少中等学校都有它的“文艺小组”，相当活跃。但自吴启超复刊《刺州日报》副刊后，黄洛夫带头投稿，大部分文艺社社员也都转而向副刊投稿，《刺州文艺》因之就有两个月没出版，看来要解体。而黄洛夫自从和吴启超结交后，也觉得《刺州文艺》的出版已无现实意义了。还想利用吴启超来扩大文艺社的影响。

上了八角亭后，两人默默地拉过手，大林就问：“在哪儿谈？”他们已有一个多月没见过面了。黄洛夫回答：“不会有人来的，就在这儿怎样？”大林也不反对：“你说怎么谈？”黄洛夫实际上也有很多话要谈，只是很难找到大林，这时他就热情洋溢地说：“我要谈的话可多哩，我想先向你汇报一下文艺社的工作，最近我们可大开展，沉闷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大林微笑着，没有打断他的兴致。“我们找到新地盘，我打算把那份小油印月刊停掉，在《刺州日报》上编个文艺周刊，也叫《刺州文艺》，这样影响大，也不费力……”大林只是微笑，不表示什么。黄洛夫继续说道：“我找吴启超谈过，他也赞成，并答应由我挂名主编……”

大林忍不住要开口了，他问：“你怎样认识吴启超的？”黄洛夫兴致勃勃地回答：“先是他来找我，请我支持，而后我们就常常来往，关系搞得很不错。”大林又问：“你了解这个人？”黄洛夫道：“这人不错，思想进步，对人热情爽直，曾经是个同志，在上海左翼文艺刊物《红流》上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都读过，是真正普罗文学，那刊物不幸被反动派查封了，同志们相继被捕，他因此也被迫逃亡……”大林越觉得问题复杂了：“谁告诉你这些情况的？”黄洛夫坦率地说：“是他，吴启超自己。有一天，我们两人在馆子吃饭，他心情悒闷，多喝了几杯，就把什么都告诉我，还一再叮嘱：不许告诉别人，不然我也待不下去呢。除了玉华和你，我什么人都不说。”

大林面色变了，黄洛夫却没觉察到：“你们还有些什么来往？”黄洛夫道：“他很有学问，一套文艺理论说得真好，我请他和文艺社社员座谈座谈，他也一口答应，还说可以把座谈记录在他副刊上发表，以扩大文艺社的影响。”大林问：“座谈会已举行过？”黄洛夫道：“还没有，我等问过你再举行。这些日子我真焦急，要找你，找不到，时机又好，要利用；对这新形势，对吴启超这样个人，我们也得有个对策才好。”大林问：“你想该用什么对策？”黄洛夫很感乐观：“形势好得很，对我们有利。先说说《刺州日报》的转变，这和反动派不得人心，报纸销路大跌，不能不改变调子，以争取读者有关；至于吴启超这个人，我认为是可以相信的，必须利用他的地盘，多发表一些好文章，多替革命做些有益的事。”

大林反问：“你说吴启超这个人可靠，有什么根据？”黄洛夫还是满腔热情：“不多，但他的表现不坏，他就对我说过，他在报馆里处境不好，有人监视他，找他麻烦，说他太革命。他说，我不肯改变编辑方针，除非把我开除，干革命就得有这样不怕死精神，头可断，血可流，而革命气节必须保留。”大林问：“你根据的就是这些？”黄洛夫继续说道：“他说他从报馆记者那儿，知道有好多革命同志被捕，个人、家属都很困难，他问我：这儿有革命互济会没有，我现在是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不能直接为革命牺牲流血，却可以做点别的工作，我的薪水不少，一个人用不完，很想捐一部分钱给那些受难的革命同志……”大林注意地问：“你怎样答复他？”黄洛夫道：“涉及组织问题，我当然不说。”

大林又问：“他还对你说过什么？”黄洛夫沉思片刻：“对！他对玉华同志非常注意，几次问到我，为什么她不肯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她对他那样冷淡？还谈了好多不必要的话……”大林问：“是哪些不必要的话？”黄洛夫道：“比方说：人人都说她是迟开的玫瑰，为什么她年近三十尚独身不嫁，她有男朋友吗？和你们文艺社关系怎样？我说：我们虽是先后同学，又住在同一个城市，却不来往，她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大林浑身热辣辣的，起身说：“我们下去走走。”

玉华的汇报，引起大林的深切注意，而在听完黄洛夫亲口汇报之后，他觉得一个类似姓刘的叛变前严重的情况，又摆在党组织面前了。当年，姓刘的打进了吴当本控制下的刺州总工会，他何尝不是满腔热血，幻想利用吴当本的地盘，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做一番有利革命的事业，还妄想得到吴当本的信任，把总工会大权交给他。当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利，××军反蒋，闹独立，吴当本又故意对姓刘的表示进步，说他是一贯主张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以国家民族为重，他不反共，主张联共，把那姓刘的耍弄得蒙头转向，得意忘形，竟把吴当本当进步分子看待，认为可以利用他，可以合作。结果，把自己面目暴露了，组织暴露了。周维国一来，吴当本一马当先，出面告发……这教训还不够惨重？

现在又出了个黄洛夫！这吴启超到底是个什么人，来历如何，意图何在，自然还可以研究；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些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中，进行空前的白色恐怖，组织破坏，许多同志不能在原来地区工作，纷纷转移，而且还在失掉组织联系下坚持工作。但在情况未判明前，是不该轻易把组织暴露在人家面前！玉华说的话对：一个姓刘的已把我们整得够惨了，不能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自然，黄洛夫与姓刘的不同，他年轻、幼稚……

两个人并排着缓缓地沿着环行路走，公园里很寂静，因电力不足，偶见几盏路灯，也很黯淡，正便利他们做这样一次“散步”。这次是轮到大林说话了，他先对黄洛夫传达了当前形势。这个传达加强了黄洛夫的信念：“对！形势的确好，连反动报纸都转向哩！”接着大林又说：“我不怀疑你反映的有关吴启超的情况，但你缺乏分析。小黄，在这儿，我要批评你，你对吴启超这个人下的结论太早，也太随便了！”他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说：“你为什么事先不加分析研究，不和组织商量，就那样肯定他是个好人？就把自己和文艺社轻易暴露给他？”

他的严肃态度，给黄洛夫带来紧张气氛，很想辩解：“我没对他表示自己是什么样人！”大林打断他：“如果他是个曾经参加过组织的，如果他是敌人有意放出来的，就不会那样笨，看不出你来！”黄洛夫的热度在减低。“我承认：你的想法、做法、动机都是好的，从工作出发的，但是动机好，不等于效果也能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不是唯心主义者。要有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凭动机。你对《刺州日报》突然转变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你想周维国是个什么人，他会允许在他铁拳统治下，有份进步报纸？刺州文艺社是个什么样组织，谁在领导的，谁同意过你把吴启超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引了进来？”大林严厉地看了黄洛夫一眼，黄洛夫把头低着。“你自己先就不该在副刊上带头写那样文章！如果说这份报纸的突然转变是为了欺骗读者，你不正做了反动派帮凶？如果，是敌人有意布置，情况就更严重，反动派仅仅根据你写的那几篇诗，就可以逮捕你，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说？”

黄洛夫从来就没想到这些，更体会不到它的严重性，经大林这一指出，才开始感到严重，热度已降到零下了。大林接着说：“你忘记了组织上给你的指示，隐蔽地工作，用灰色面目出现；你这样做，不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话说得那么沉重，使黄洛夫急得几乎要掉泪。

他们在环行路上走过一圈又一圈。大林激动，黄洛夫沉重，有好一会儿两人都不说话。“现在该怎么办？”大林忽又开口，“我现在还不能立即就下结论：吴启超是个坏人，是敌人有意识派下来的，但他的可疑之处很多……”黄洛夫低声问：“要我马上离开吗？”大林道：“还得看发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的文章不能再写了，和吴启超的关系也不能再维持下去，所有的打算都得暂时放弃，同时，也得做更坏的准备！”最后，他又问：“有什么不同意见？”黄洛夫心烦意乱，情绪沮丧地说：“也只有这样！”

三

大林怀着不安心情回到进士第。他暗自在检查，这一场谈话是不是过分了，使黄洛夫难以接受？过后一想，也好，让他有所警惕。这个同志也太粗心大意了！玉华也刚从她伯父蔡监察家回来，她是受母亲的委托，送一些刚从后园摘下的水果到他那儿去的，随便探些情况。她边用面巾抹汗，边对大林说：“形势很紧。我一到那儿，就听见伯父和几个地方实力派在谈话，他们说红军主力开走了，但留下的人实力还不弱，据侦察结果有一股万余人，正向章县移动。现在留在章县的只是一些杂牌，几次‘围剿’早已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没多大战斗力，形势危急。周维国十天前被召到省城开会，刚回来，听说带来一个什么巩固后方方案，要请乡绅议事组织乡团。”

大林很注意地听着：“军队要调动吗？”玉华道：“说是意见分歧，省方叫他抽两个团去支援章县，周维国不同意，说：一个专区，五个县，我手头只有六个团，泥菩萨过江，别说两个团，就是两个连也抽不走。但省里很坚决一定要他抽。他没办法，只好同意。现在就是要组织乡团，弥补兵力空虚。”大林想：“情况重要，必须马上通知组织。”他见玉华要进里屋，便说：“你等会儿还得来，我们要谈谈工作。”

玉华进内室去换了衣服，叫陈妈倒水洗澡，大林就在书房里给组织密写了一封信。信写完，看看手表，还没到戒严时间，又匆匆出去。他找到小林，把信交给他：“明早送到清源，交给老黄。”小林把信在货架上藏好，又告诉他今天在东大街发生的一件怪事。

原来这天，在东大街好多间铺头都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装出极为神秘仓皇姿态跑进去问：“请问德昌同志在家吗？我是从外地来的，有很重要事情找他。”这个神秘人物也撞到十八号。当店铺答他：“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呀！”就表示，十分焦急失望，叹着气：“我是从很远地方来的，找不到他怎么办，你们做做好事，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大林回进士第后用十分忧虑的心情对玉华说起这件事，玉华却又说了另外一件怪事。

她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在那些被捕的同志中，有几个意志不坚定、动摇怕死的人，写了“自新书”出来，满以为从此可以太平无事，过安定日子了。想不到保安司令部却要他们按期去“汇报思想情况”，还分配他们工作，有两个特别坏的，就奉命跑到宋日升同志和陈天保同志家去，劝日升女人庚娘和天保娘：“在里面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你们在外面过的，也不是人的日子，你们不如去劝劝他们，叫他们自新，像我们一样一自新出来就没事，老刘还做了大事哩。”

那庆娘是个明白人，她一言不发，一面掩着鼻子，一面故意问她大儿子大狗：“哪来这股臭气，把人熏得难过，大狗，你找找看，是哪家的狗偷偷进来屙下臭屎？”把那坏家伙丑的逃出门去。天保娘却说：“天保是个堂堂男子汉，没偷人抢人，自新什么？！姓刘的是姓刘的，我天保却不是姓刘的！”也把那坏家伙撵跑了。

这一手失败了，又有两三个自新分子奉命到处乱跑，看见从前认识的就向密探告密。可是成绩也不好，没有找到新线索，使保安司令部特务科长朱大同非常不满，把姓刘的叛徒叫去骂了一通：“你们这些自新分子都是饭桶，放出去这许久，没一点表现，不如杀掉算了！”据说姓刘的叛徒又提了个新方案，叫把自新分子送回第一监狱，散布谣言说：在外面的家属苦死了，有人当光吃尽，当叫花子过日；有人煎熬不过干起“半掩门”勾当，也有闹着要重新嫁人的。劝那些还在坚持的同志：“自新算了，共产党不再照顾我们这些受难人啦，还守这股气节做什么！”他们按这新方案做了，却也做不出什么成绩来。

玉华说：“从老魏那条线我们听到一些消息，日升同志吃苦最多，已被打成残废了，但表现得很坚决，他对那些叛徒说：你们做你们的官去吧，我坐我的牢，我们叫作道不合不相为谋，早已一刀两断，请不要白费心机！天保这个人顶粗暴，一见这些人就恨得刺骨，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他对这些人说：不要用你的狗屁来熏人！为了他打人，也吃过不少苦头，可是他不怕，一见那些家伙在散布谣言，还是动手打人。只有那陈山在记挂他那新婚女人，他听说有人在外头闹着要改嫁，把眼睛都哭红了。”大林问：“家属的情况怎样？”玉华还没把话说出，就先掉泪了：“苦呀……”大林道：“正是有这样的迫切情况，特区才决定我回来布置这一场斗争，现在，你没事了吧？坐下，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几天后，一个由革命互济会发动的“捐助受难革命同志家属”的捐献运动就悄悄地铺开了。发动范围比较的广，党团组织和外围团体都动了，他们把这次运动和时事教育相结合，要做到提高革命群众斗争的信心，又能发挥阶级友爱精神，因此也是一次阶级教育运动。大林亲自主持这个运动，玉华却到处在奔跑，主持会议传达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党团员满意：“许久来，我们没开过这样的会了！”革命群众也表示：“国民党反动派所说的，全是吹牛，共产党、红军是越战越强的！”曾停顿了相当时候的组织又恢复活动了，并且是生气勃勃的。

黄洛夫刚刚收到从石叻寄来的一笔侨汇，他对大林说：“你全拿去。”大林问：“那你的生活费怎么办？”黄洛夫道：“我另想办法。”老互济会会员老魏原是个肉贩，他在衙门口菜场内摆了个肉摊，听了传达就对玉华说：“这件事早就该做了，我们苦点没什么，可不能伤了里面同志们的心！”他从褡裢内拿出一叠银圆：“这是猪本，你全拿去，我们一定要叫反动派谣言破产！”学生们有捐零用费，教员捐出了薪水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老黄也及时给他们支援，从农村挑来好多农副产品，有鸡鸭、米粮和番薯，都放在小林那儿。农会、妇女会还写了慰问信，对受难家属说：“你们在城里住不下去，就到我们乡里来住！反动派猖狂一时，却消灭不了我们千千万万颗炽热的心！”

每天有成绩汇报到来，都使大林感动，他几乎是热血奔腾地说：“我们有这样好的党，这样多的革命群众，反动派想来消灭我们？痴人说梦！”运动将近结束时玉华也把几件首饰拿出来，她说：“这是娘为我准备的，有你一份，也有我一份，来，我们把它也加上！”

四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梅天，有个侨眷打扮的妇女，打着把黑布伞，穿了双陈嘉庚雨鞋，提着只布口袋，小心翼翼地在打铁巷出现。她一边看着份简便路线图，一边在泥泞曲折的路上打听庆娘家。连下半月阴雨，这儿又是烂泥地，到处是水潭、泥坑，路非常难走。她进入打铁巷，转了几个弯，到了一片“火烧地”。

相传在十多年前，这儿发生过一场大火，烧去一片房子，留下的只有十来间烂泥屋，后来有人临时在火烧地上搭了些简陋木屋贱价出租，因此又成了个新居民区。但居住在这儿的，都是些贫民，有挑夫、小贩、工人，甚至有小偷、妓女，一向被人认为是“肮脏、污秽”地方。日升、天保就是住在这儿的。

这个在烂泥地徜徉着，按图索骥的妇女，几乎走了大半个火烧地，才在一间半塌的民房门口停下。她轻轻地敲着门，有个十岁来大，衣衫褴褛，满面乌烟的孩子出来开门。他睁大双眼，用惊异不安的眼光望着这个陌生人。那妇女和气地问：“小朋友，你叫大狗吧？你娘在家吗？”那孩子更加吃惊了，在他记忆中，这一年来他们家里就很少有外面的人来过，更不用说像这样阔气的“太太”。他问：“找娘有什么事？”那妇女道：“你带我进去，我有事找她。”大狗反复地把她打量着，还是让她进门了。

来的正是玉华，她是来执行任务的。

她走进门，只觉得一片阴黑，到处是水漏，地上也是一片泥泞。她把布伞放开一边，用手拍去身上的雨滴，只听得从门后灶间，有个女人沙哑的声音传出：“大狗，谁来哪？”大狗边答着，边进内：“娘，有个太太找。”玉华正待跟大狗一同进去，那庆娘已经出来，一个三十四五年纪妇女，头发蓬松，衣衫不整，拖了双木屐，用背兜背着一个约一岁半孩子，那孩子正在呼呼入睡。

玉华迎上前去，叫了声：“宋太太，是我。”庆娘一时愣住了，哪来的风把这个阔太太送来？她不安地把她打量着。从日升吃了官司后，她们这儿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来，使她起了反感，因此对一些“来历不明的”总是有些戒心。她粗声粗气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玉华一直是和和气气的，微笑着说：“我是从城外来的，听说宋师傅手艺高，特地来请他去打锡器。”那庆娘见她的打扮、神态、说话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不同，而在过去，像这种自己找上门来请宋日升去打锡器的也常有，因此也信了。她的神态也变了，一面请坐，一面说：“太太，你来迟哩，日升不在家……”

玉华自己掇条板凳坐下，也请她一同就座。还是诚诚恳恳地说：“宋师傅是不是出去干活，什么时候完工回来？”庆娘是个直性子的人，一有不满就冲口而出，她既认定来人不是个坏人，也就冲口说出：“我们家当家的，不是被人请去做工，是被人用绳子拉出去坐牢！”玉华故作吃惊道：“为什么？”庆娘双眼闪光，声调激昂：“他们说他是共产党！”玉华表示同情道：“宋师傅一向是忠厚、正直。”庆娘一听这话就更加气愤：“这个年头就是忠厚人吃亏！”她对大狗说：“看火去，水快开啦。”小狗醒了，哭着，她解开背兜，抱在怀里，顺手把那干瘪的**塞到他口里。玉华问：“小狗有多大啦，还在吃奶？”庆娘道：“保安司令部来拉他爸时，刚半岁。孩子不足月就生下，身体不好，我说多奶他几个月，一岁多了，还吃奶。”接着又说：“日升吃这门官司，我不失望，他干的事光明正大，不偷不抢，说到哪儿我面都不红！”玉华乘机问：“这一年多来，你们一家人怎么过？”庆娘见话说得投机，也不再回避，她说：“把三餐改作两餐，稀粥改吃番薯，大不了当叫花！”

玉华原担心她对一个陌生人不会这样爽快利落，现在情况变了，肯谈，而且也接触到正题，她想：她的政治情况大家都清楚，似乎也不必那样转弯抹角，便说：“宋师傅没有可靠朋友吗？”庆娘忽然警惕起来：“他有什么好朋友我不知道。”答得也很利落。玉华倒很欣赏，这个人粗中有细，不愧是日升同志的爱人。便又道：“宋太太，你很机警，这句话我本来不该问的。”庆娘有意避开：“我叫庆娘，你叫我庆娘好啦。”玉华却紧追着不放，她说：“庆娘，你允许我和你多谈几句吗？我知道你不会信任我的，但我还是要设法争取你信任。我不是来请宋师傅，是来探望你和你的孩子。和宋师傅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是他可靠朋友，他的事，我早已知道；你还不认识我，但我早就认识你……”庆娘把面孔一沉：“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玉华回头望望门外：“这儿谈话方便吗？”庆娘没搭腔，却向灶间大声叫：“大狗，番薯下锅没有？”大狗在灶间答道：“熟哩，妈妈。”庆娘道：“你出来。”大狗一头大汗出来。“到门外去站，有人来就说声。”大狗答声“是”便出门去。玉华问：“到你这儿来的人不多吧？”庆娘口里不说，心中却暗自在想：当年日升在时，也常有些陌生人来家，他们在谈话时，也常问：“方便吗？”日升也常对她说：“庆娘，你出去看看，有人来，打个招呼！”她就拿起小木凳，坐到门外做手活。这个人说话为什么和日升朋友说的一模一样，难道是我们的人又来啦？也低低回答说：“坏人已许久没来。”

庆娘实在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她扑向玉华，玉华张开双臂搂住她，当时两个人搂成一团，低低地像多年不见的亲人在一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会见了似的哭着。庆娘呜呜咽咽，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日升在时常常对我这样说过，只要我能守下去，你们会来，你们一定会来！”玉华也哭道：“我现在不是来了吗？庆娘同志，只是来迟了一步。”庆娘摇摇头：“只要能见到你们，什么时候来都一样！”两个人就这样，搂在一起又分开，分开后又搂成一团，说着又哭，哭了又说。多少话，多少心里的话、痛苦的话、欢欣的话想说呀！可是，时间过得真快，她们还有多少事要做，多少问题要研究讨论呀！

小狗睡着了，庆娘把他抱进里屋去，玉华也跟着进去，她们就在床沿坐着，手拉着手，抒发衷情。玉华说：“组织上知道你这些日子生活艰苦，叫我送了点钱来，还有各地同志寄来的慰问信和一些农副产品，你一定要收下，把一家大小生活安顿安顿。钱不多，做点小买卖过活还可以。除了你们一家，天保娘也有一份。组织上还准备了另一笔钱给其他受难同志的家属，现在我都交给你，也请你代表组织对她们表示慰问。”说着，她读了那些慰问信，又从布袋里拿出三个纸包，一包是给她，一包给天保娘，另一大包给其他家属摊分，都交到庆娘手里。

庆娘虽然感到生活困苦，但对于接受人家帮助，却还不习惯，她面红地说：“钱我不要，情领啦。你能来看我们，就是最大恩情。你放心，日子再苦，我也会熬下去。”说着，又把东西退回给玉华。玉华道：“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组织的决定，不能拒绝的。”说服了半天，庆娘才叹了口气：“我该怎样感谢你们？”说说，又哭。玉华替她抹去眼泪：“除你和天保娘的外，其他受难同志家属都托你们两个去分配，该多该少，谁该给，谁不给，都由你们两个决定，千万不能暴露关系，说我来看你，防止里面有坏人。还有那些吃的，过后我也叫人送来……”庆娘点头道：“我虽不是组织内的人，道理我也懂。你们托我办的事，我一定好好办，这些受难人的家属，除了那些‘自新’出来的，我们也常在一起，不是到天保娘家，就是到我家。”玉华又道：“这就更方便啦。不过，我还有个建议，为了安排大家今后生活，也为了叫牢里同志安心，你们最好组织在一起，互相帮助照顾，有困难大家设法。”庆娘点头。

庆娘心里热烘烘的：“苏姑娘以后还来吗？”玉华问：“到你这儿方便，还是另找一个地方碰头方便？”庆娘道：“初时反动派派人来，守了几个月，看看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以后就不来哩。你来时，先看看我窗口有没尿片挂着，有尿片人在没事，不见尿片就不进来。”玉华笑道：“你也学会做地下工作哪。”庆娘面红了一阵：“我是向日升学来的。”玉华和她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起身要离开，庆娘却又忙着把她止住：“你等等，我先出去看看。”她开门出去，只见大狗缩着身坐在屋檐下东瞧西望，庆娘低声问：“没坏人？”大狗摇头，庆娘返身对玉华招手，玉华打开布伞出去。

庆娘在门口，以难舍心情，望着玉华匆匆离去，一直到她的背影在转角处细雨飘飞中消失了。大狗早已溜进灶间去，这孩子成日总在叫饿，好像从没吃饱饭似的，一会儿就用粗瓷大碗装着香甜番薯出来，说：“娘，吃饭。”庆娘心不在焉地说：“你先吃，我有事。”说着，就解下围兜披在头上，朝天保娘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