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002
“津村先生长得特别帅，像个电影演员，花钱也很大方，经常给我买好吃的。在那个建筑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对我好，我特别喜欢他。”
聪一郎上初中三年级那年夏天，那些坏人聚赌高中棒球联赛，要求每个人都要出钱，津村不想出钱，就被关了起来，还被暴打了一顿。一个小头目用玻璃烟灰缸砸在他头上，津村头破血流。那些坏人不但不同情，还继续殴打他。那情景让聪一郎想起在车里被狐目男殴打的情景，怕得要命。津村到最后也不想出钱参加赌博，结果被绑起来，关在了办公室里。大热天的，他们还把空调给关了。聪一郎和一个小喽啰还有一个小头目负责看守他。
“夜里，打开窗户也热得要命。跟我一起值班的小喽啰说要出去打电话，看守津村先生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津村先生求我帮他解开绳子，说要和我一起逃走，还说他会照顾我一辈子。我觉得听这个人的没错，就把绑着津村先生的绳子解开了。”
津村让聪一郎给他倒点水来。喝完水以后，津村活动了一下身体，拿起一根金属棒球棒，冲到二楼小头目睡觉的房间，抡起球棒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以后逼他把保险柜里的钱拿出来，但是那个小头目坚决不开保险柜。叫聪一郎感到吃惊的是，那个小头目竟唱起歌来。津村让聪一郎下楼把冬天用剩下的取暖用的煤油拿上来，聪一郎把煤油拿上来以后，津村把煤油浇在小头目身上，威胁说不打开保险柜就点火。小头目扛不住，终于把保险柜打开了。津村先把小头目捆绑起来，然后把保险柜里的钱往包里装。这时，那个出去打电话的小喽啰回来了，聪一郎照着小喽啰的脸就是一拳。
“那时候我就像疯了似的。那个小喽啰平时总是欺负我，这回可找到报复的机会了。在津村先生的帮助下，我把那个小喽啰摁倒在地捆绑起来。本来我们应该赶快逃走的，但我觉得不解气，掏出拿煤油时找到的一盒火柴，划着了火柴。”
“你？”
“是的。那时候我的视线跟那个小头目的视线撞在了一起。想起他摸我母亲胸部的情景，我怒火中烧。小头目挑衅地冷笑道：‘你试试！’那时候我真想把划着的火柴扔在他身上。但是，我胆子还是太小，把火柴弄灭了。那个小头目更猖狂了，狞笑着骂我们是脓包软蛋，没骨头。津村先生听了大怒，从我手上把火柴夺了过去。小头目还是频频点头挑衅，津村先生二话没说就把点着的火柴扔在了小头目身上。”
大火很快就燃烧起来，转眼间就是一片火海。津村的怒吼声和小喽啰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整个房间变成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热浪扑面，他们待不下去了。
“津村先生说了声‘快跑’，拉着我就往外跑。津村先生虽然也很害怕，但到了大阪走进一个餐馆吃饭的时候，就冷静多了。那时候他已经豁出去了，说哪怕被青木组的抓回去杀死也无所谓了。”
津村在朋友的帮助下，先去了兵库县，后来又去了冈山县，换一个地方就换一份工作。两年以后到了广岛。聪一郎跟着津村在广岛的自由市场打工。
“你们从保险柜里拿到的钱不够生活吗？”
“每次藏身都得求人，求人的时候人家都会跟我们要钱，很快就用光了。我们害怕青木组的人找到我们，藏身是第一位的。津村先生一直很照顾我，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后来津村先生改行去开大卡车，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我十八岁那年，津村先生有了女人，住进了我们租的公寓，我觉得住在那里不方便，就搬出来自己过了。”
“津村先生没挽留你吗？”
“他有女人了，而且一直照顾我，也累了。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三十万日元。”
聪一郎到了宫崎县，在一个鸡肉加工厂一干就是四年。后来跟工厂发生债务纠葛，被炒了鱿鱼。他又辗转回到冈山县，先是在一个烤鸡肉串的小铺子里打杂，后来就开始在三谷浩二的中餐馆“西华楼”当跑堂的。
“三谷先生家的院子里有一个放杂物的小房间，我就住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的时候，三谷夫妇给我照了一张成人礼的照片。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三岁，早就过了成人礼的年龄，他们还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给我补照了成人礼照片。”
那天晚上，聪一郎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三谷。把憋在心里好多年，跟谁都没法说的话说出来的时候，聪一郎泪流满面。三谷嘱咐聪一郎不要再对任何人讲，没有孩子的三谷夫妇对聪一郎更是照顾有加。
二十七岁的时候，聪一郎认识了一个叫栗林知美的业务员。那是他第一次谈恋爱，连怎么约会都不知道。比他大三岁的知美接纳了他。知美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恋爱一年多以后，两人开始考虑结婚的问题。但是，聪一郎一直没有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知美。聪一郎跟三谷商量，是否应该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未婚妻。
“三谷先生对我说，以后就是夫妻了，应该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知美。我不想失去知美，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觉得瞒着自己的爱人是不对的，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聪一郎把俊也给他的手绢紧紧攥在手里，沉默良久。
阿久津见聪一郎不想再说下去了，就问：“知美跟您分手了？”
聪一郎摇摇头：“没有，她接受了。不过，她说要把这事告诉她的父母。我觉得将来她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就同意了……”
“她的父母反对你们的婚姻？”
“知美先跟她母亲说的。她母亲听了就哭了，说这事千万不能告诉她父亲。那以后，她就开始动摇了……那时候，我觉得她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通过结婚，我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
三个月以后，聪一郎和知美分手了。知美辞了工作，二十八岁的聪一郎再次掉进孤独的深渊。无论三谷怎么劝他，他都听不进去，人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一年半以后，我在百花大楼前的便道上偶然遇到了知美。”聪一郎太阳穴上的细血管剧烈地跳动着，“她挺着个大肚子，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跟我分手不到半年，别人给她介绍了个男人，她很快就结婚了，现在都快生孩子了。她高高兴兴地向我报告她的近况，她已经把我忘了。我是那么痛苦，她却那么快活。她不是说过要跟我相守一生吗？她自己说过的话难道都忘了吗？我觉得她是一个恶魔……”
阿久津认为，聪一郎和知美对于爱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聪一郎看得重，知美看得轻。当然，不能说很干脆地了断一段爱情的知美就是坏人。但是，阿久津还是同情不想放弃爱情的聪一郎，因为那时候的他处于绝望的边缘。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正在冲着她大喊大叫。她哭着向我道歉我也不听，还是骂她，周围的人过来劝解我也不管，只顾一个劲儿地骂她。她捂着肚子蹲了下去。我感到害怕，自己也厌恶自己，转身跑了。”
等聪一郎平静下来以后，阿久津问知美后来怎么样了。
“听三谷先生说，知美早产了。”
“孩子没事吧？”
“大概没事……”
聪一郎的闪烁其词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阿久津想起津村克也用麻将馆里的电脑查看互联网上的公告板的事，也许知美把聪一郎的事通过公告板传到网上去了。想到这里，阿久津心中布满了乌云。
“我从知美身边跑开以后，跑回三谷先生家，也没跟他打个招呼就离开了那里。后来我以打工为生，也没手机也没电脑，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可疑的人。我搬了好多次家，换了好多工作。”
聪一郎离开三谷家的时候是三十岁左右，到现在已经七年了。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就知道他的日子很苦，他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呢？阿久津对此有疑问。
“光靠打工就能生活吗？一点存款都没有吗？”
“一点存款都没有。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花的时候……有时钻到没有人住的房子里，有时替人违法扔废料……”
“扔废料？”
“工业废料、废油什么的，帮人家扔掉以后能拿到一点钱。”聪一郎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默默地低下了头，“实在生活不下去了。”聪一郎也许还干过更丢人的事，不过他不想说了，阿久津也没再问。
聪一郎又说：“现在能在东京这个修鞋铺干活，就算幸运了。也不知道还能雇用我几年。要是丢了这个工作，再找就难了。”聪一郎紧闭着嘴唇，脸上渗透着疲劳。
“您身体不要紧吗？”
“从三年前开始，眼睛渐渐看不清楚了，身体也时常感到倦怠。”
“视力很差吗？”
“戴着眼镜也看不清阿久津先生的脸。”
聪一郎一直垂着眼皮，大概是因为视力低下吧。
“您没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没去。我没有健康保险证，也没交过健康保险。”
在随时都有可能被抓住的恐惧之中，聪一郎根本就顾不上自己的健康。阿久津想起这个年末特辑的题目是《住在深渊里的人》，在阿久津看来，聪一郎心中的黑暗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深渊。
“我活着一点快乐都没有，就是一天一天地混日子。有一天，我不想再混下去了，就给三谷先生打电话向他道歉，感谢他以前对我的关照。我打算打了那个电话就自杀。三谷先生察觉到了我的心思，特意跑到东京来，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让我跟他回冈山……但是，我不想再去麻烦三谷先生……”
“不会有人再抓你了，你不知道吗？”一直沉默的俊也忍不住说话了。俊也温和的目光里透着坚强。
阿久津认为，俊也要把内心的纠结做一个了断了。
“青木龙一五年前就死了，青木组也解散了。”俊也又说。
“……青木死了？”聪一郎呆呆地愣了一会儿，哈地吐了一口气，用双手捂住了脸。不知道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什么心情，但可以看出他一直紧绷着的弦松弛下来了。
“而且，放火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才是个初中生，放火的人也不是你，是津村。你完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俊也的话是诚挚的，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聪一郎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一切都晚了。
“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阿久津问道。
聪一郎看着阿久津，眼神里分明含着某种愿望。
“我想见我母亲。”
听到聪一郎本人这样说，阿久津松了一口气。这个直截了当的要求，正是作为记者的阿久津追求的银万事件的“未来”。
“您知道您母亲后来的情况吗？”
“不知道。”聪一郎低下了头。
阿久津虽然知道问下去很残酷，但也只能问下去了。
“您和津村先生逃走的时候，跟母亲联系过吗？”
听了阿久津的问话，聪一郎呜咽起来。他用手绢捂着眼睛，懊悔地一个劲摇头。
阿久津和俊也耐心地等着聪一郎往下说。
“我……扔下母亲……扔下母亲……自己逃走了……”
挤出这句话以后，聪一郎紧紧咬住了颤抖的嘴唇。
母亲看着在宵山夜市又蹦又跳的儿子开心地欢笑，儿子在建筑公司看着母亲被侮辱伤心地痛哭。父亲和女儿从家里消失了，剩下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只有聪一郎这一个亲人，聪一郎是有切肤之感的。正因为有切肤之感，背叛了母亲的罪恶感才更大。
“在我的眼睛还能看见的时候，我想见到母亲，向她道歉。”
看到俊也抹眼泪，阿久津也忍不住了。
如果问聪一郎什么是幸福，他会怎样回答呢？阿久津想起在神户的父母，从心底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对父母的感谢之情涌上心头，阿久津的眼睛潮湿了。自己已经三十六岁了，可还像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害羞。
让孩子卷入犯罪，就会夺走孩子的未来和希望。银万事件最大的罪恶，就是把孩子的人生碾得粉碎。
阿久津看着满脸是泪的聪一郎，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见到母亲！
5
脚踩在木制楼梯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本来是听惯了的声音，这时候却使俊也产生了一种不快感，好像是决心被泼上了冷水。爬上二楼以后，他先在楼梯边站了一会儿。白炽灯橘黄色的灯光，照在走廊尽头的门板上。白炽灯像平时那样平均地分配着光亮，但在俊也眼里，明暗的差别非常之大。进入他的视野的，只有母亲住的那个房间的门。
走到薄薄的门板前，昨天听到过的聪一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想见到母亲……”
发自内心的声音，在俊也胸中产生了复杂的反响。俊也无论如何也要见母亲一面。
昨天，俊也犹豫了半天，也没说出“我也为罪犯录过音”这句话来。当然，“西华楼”的店老板应该跟聪一郎说过了，但是，俊也没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聪一郎的命运跟自己相差太大了。聪一郎的人生，一直没有摆脱过银万事件的阴影：被赶出家门，姐姐死去，离开母亲，在黑暗中彷徨，唯一的爱也失去了。跟聪一郎比起来，自己呢？作为独生子，自己一个人享受了父母全部的爱，长大以后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有幸福的家庭。
但是，这些跟曾根家的罪孽是两码事。俊也攥紧了拳头，敲了敲门板。敲门的声音硬邦邦的，似乎表达了俊也的心境。这种心境也许传达进去了吧，母亲过了一会儿才应声。
“我是俊也，可以进去吗？”
“进来吧。”
拉开门进去一看，母亲正坐在电热地毯上看小说呢。房间很小，开着空调挺暖和的。左边的壁橱前面的加湿器吐着白色的水雾。
“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想吃肉了。”
胃溃疡治好以后，母亲恢复了健康。但天冷以后，母亲有时也说胃疼。前几天恶心想吐，到医院检查了，现在正在等检查结果。
俊也坐在母亲对面，把拿来的录音磁带和黑皮笔记本放在面前。母亲好像早就预料到会有今天似的，把小说放在了一边。
“这四个月以来，我在干什么，您知道吗？”
母亲看着俊也的眼睛，点了一下头。
“夏天，母亲住院的时候，让我把以前的影集找出来，我就在那个放电话的台子下边的抽屉里找了一下。”俊也指了指壁橱对面、电视机旁边的台子，“这盘录音磁带和这个笔记本跟父亲的遗物放在一起，我发现这些东西跟银万事件有关，就去找堀田先生商量。现在，几乎所有的谜底都揭开了，只剩下咱们曾根家的问题了。”
俊也把伯父的来信放在笔记本上：“《大日新闻》的记者去英国见到了伯父，后来伯父给我寄来了这封信。”
母亲把身子坐端正，用清晰的声音说道：
“这盘录音磁带，是我录的。”
母亲真由美，1956年生于大阪。她的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小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真由美短期大学毕业，在百货商店工作了两年以后，跟曾根光雄结婚。结婚第二年，也就是二十三岁那年生了俊也。此后，她一直协助丈夫经营西装定制店，养育孩子……
但是，俊也所知道的母亲，只限于她的简历。真由美在成为母亲之前的前半生的经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真由美的父母性格都很温和。她的父亲从来没有大声斥责过别人。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父亲是很少见的。但是，真由美认为父亲的温和是软弱，很看不起对社会没有任何诉求的父亲。父母对这个性格火辣的独生女也感到很棘手。
真由美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日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真由美喜欢置身于火热的学生运动中，一个人跑遍了关西地区搞学生运动的大学。有一次在京都的一个大学，正赶上两派学生互相投掷石块，真由美头部被石块击中，流了不少血。
上高中和短期大学的时候，真由美也喜欢参加集会斗争、示威游行，但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高喊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学校里学的却是英美文学专业。美国作家海明威、卡波特，都是她喜欢的作家。这可以说是真由美柔软性的一面吧。
使真由美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的，是短期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件。人生的黑暗，一般都是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一天，真由美的父亲捡到一个挎包，就把挎包交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打开挎包一看，里面有很多钞票。当天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父亲说起了这件事，还开玩笑说：“要是找不到失主，咱家就成大款了[2]。”
后来，失主找到了。但失主说，包里的钱少了很多。父亲被叫到警察署，经过两次审问就被逮捕了。父亲一直主张自己没拿包里的钱，没想到警方拿出来一个所谓的状况证据：指称父亲在把包交给警察以后，买了很多赛马彩票。买赛马彩票是父亲唯一的兴趣，但是父亲否认自己买了那么多赛马彩票：“我发誓，我绝对不会把那么多钱拿去赌博。”
但是，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父亲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不用说，工作丢了，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家也从铁路职工宿舍搬到了比较便宜的公寓里。一天，一个报社记者来到真由美家，告诉他们说，在派出所接收父亲交的挎包的那个警察被开除了。记者认为，一定是那个警察在这件事上做了手脚。
这是恢复名誉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是，不知为什么，记者写的记事没能见报。
后来记者到真由美家来道歉：“对不起，我没敢写。”说完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一个月以后，父亲上吊自杀了，连遗书都没有留下。
母女俩默默度日，没想到真由美工作的百货商店知道了父亲自杀的事，私下里议论纷纷，真由美在那里待不下去了。就在这时，有人给真由美介绍了一个对象，就是俊也的父亲光雄。最吸引真由美的就是光雄有手艺，手艺人永远都不会没有饭吃的。她不想找一个像自己父亲那样没有手艺的小职员。
恋爱期间，当光雄把真由美介绍给他的哥哥达雄的时候，真由美诅咒起自己的人生来。原来，她早就认识达雄。在狭山斗争和三里塚斗争集会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可以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对于光雄来说，哥哥达雄跟自己走的不是一条路。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哥哥原来是一丘之貉，肯定会感到幻灭的。而对于真由美来说，就要到手的幸福就会从手边滑落。幸亏达雄反应快，装作第一次见到真由美，后来也没提到过真由美的过去，客观上促成了真由美和光雄的婚姻。
俊也所知道的“曾根西装定制”，也从此诞生。
“也就是说，伯父对您有恩？”
听完母亲长长的独白以后，俊也推测母亲与伯父这种奇妙的关系，跟录音磁带有关。
“不是有没有恩的问题。怎么说呢，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解释一下吧……当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精神振奋’。”
听了母亲的话，俊也吃了一惊。“精神振奋”，这句话跟伯父在约克城对阿久津说过的话是一样的。当生岛请伯父制订犯罪计划的时候，伯父的心情就是“精神振奋”。伯父和母亲联合起来也许是必然的。
1984年11月，最后一个事件——希望食品事件发生之前，达雄瞒着光雄找到真由美，请她帮忙录一盘录音磁带。
“您听到伯父就是‘黑魔天狗’的成员，精神上没觉得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吗？”
“当然是吓了一跳啊。不过，听了达雄写给警察的挑战书，我觉得特别解气，马上决定帮他这个忙。”
“伯父可是散布混入了氰化钠的点心的罪犯啊。”
“那种事我不能干。可是，我无法原谅警察，我要报仇。现在我都这个岁数了，想起你外公就难过。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警察。”母亲皱起眉头，把右手放在了胸口上，“而且我跟达雄早就认识，他请我帮忙，我觉得是命运的安排。”
“可是，用自己孩子的声音去犯罪，您不觉得……”
“现在想想的确不应该。可是，当时我才二十八岁，而且我认为那是我报复警察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二十八岁，是啊，比现在的自己还小八岁呢。作为儿子，总觉得母亲一直就是大人，从来没有年轻过，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错觉。
“您没有后悔过吗？”
母亲今天说得太多了，显得很疲劳，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没有，因为我不能原谅警察。”
俊也想起伯父在给他的信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关于录音磁带的事，去问你的母亲吧。”看到这句话时，俊也一阵头晕目眩。他做梦也没想到过母亲会参与银万事件，虽然只参与了一点，也让他感到愤怒。
银万事件会使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乃至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其中，当时母亲想到过吗？一听到“警察”这个词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向没有任何过错的人们发泄自己仇恨的行为，绝对不是正义的行为。
录音磁带和黑色真皮笔记本，是达雄离开日本的时候放在母亲这里的。阿久津认为笔迹不太一样的第一页上的“The G. M. Case”这个标题，是母亲写上去的。
“一想到可以把日本的警察耍弄得团团转，我就特别兴奋。”
“您觉得解气了吗？”
“开始觉得很解气，不过，解气的心情持续时间并不长。”
跟伯父一样，母亲也是什么都没得到。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把录音磁带和笔记本处理掉，或者说，没能处理掉呢？俊也向母亲提出了这个问题。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俊也的问题，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存放录音磁带和笔记本的抽屉里，也存放着母亲的怨恨和悔恨吧。母亲没有把录音磁带和笔记本扔掉，是因为一直在“沉默”与“终结”之间摇摆。于是，当她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感到不安的时候，就把处理这件事的权力交给了儿子。
“这三十年来，您跟谁都没说过这件事吗？就算没说过，父亲也一点都没察觉吗？”俊也用同情的口气问道。
“你父亲这个人啊，除了西装什么都不知道。”母亲垂下眼皮笑了，“不过，堀田先生也许觉得有点不对劲。”
俊也听到堀田的名字，不由得吃了一惊：“为什么堀田先生……”
“那天……趁你父亲去弹子房的机会，达雄把这个笔记本和录音磁带送到店里来了。因为得在家带你，不能离家太远，我几乎天天在家。达雄走的时候，我怕被邻居看到，也没把他送到门外去。不过，透过店里橱窗的玻璃，我看见堀田先生盯着达雄远去的背影，盯了很长时间呢。”
“堀田先生认出是伯父了吗？”
“不知道。不过，肯定看到了达雄的背影。随后，堀田先生来到了店里，见你父亲不在，马上就走了。”
“关于伯父的事，堀田先生没问过什么吧？”
母亲点点头：“什么也没问过。”
俊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母亲和伯父接触过的事，堀田先生一定有所察觉。堀田先生为了不让俊也担心，没有对俊也说母亲的事，就像亲人一样陪着俊也调查，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真是一个替别人着想的好心人。
看着陷入沉思的俊也，母亲小声说道：“我的病检查以后还没出结果，万一是不治之症的话，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亚美。”
在俊也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婆媳二人早就有交代了。表面上常吵嘴的两个女人，原来关系是那么亲密。
听母亲说她对自己的病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俊也心里很难过。但是，入夏以来四处调查经历的事情太多，已经使他变得坚强多了。
跟银万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曾根家的不幸，只能靠自己把联系斩断。
俊也把低头坐在电热地毯上的母亲留在房间里，默默地走出了母亲的房间。他对母亲爱得很深，所以非常难过。但是，他已经不害怕了。
俊也回到一楼的操作间，拿起了手机。他想找人诉说自己现在的想法。查到阿久津的电话号码以后，他按下了通话键。
“阿久津先生在我的店里说过的未来……”
阿久津一接电话，俊也没说自己是谁就开始说话了。阿久津默默地听着。
“我想用我的方法向未来迈进！”
6
眼睛虽然看不到，但能感受到腾腾的热气。
《大日新闻》大阪本社大楼里的大厅，挤满了来自各新闻媒体的两百多名记者。记者招待会将于晚上7点举行。
12月21日，也就是今天，年末特辑的第一辑在《大日新闻》第一版，以及社会版面和另一个版面全面铺开。电视新闻也直播了这个消息。《“银万事件”的罪犯在英国被找到》《为犯罪团伙录音的两个孩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等报道，以及经过马赛克处理的达雄的照片、盒式录音磁带的照片、黑色真皮笔记本的照片、事件的年表等，都上了版面。并且预报，其他照片以及罪犯的无线通话记录是否在网上公开，正在进行研究。
三天前，以大阪府警察本部为源头，发出了“《大日新闻》与制造银万事件的罪犯接触”的信息。第二天，各报社记者开始向常驻各府县警察本部的记者打听情况。
《大日新闻》虽然刊登了独家报道，但各家报社的晚报和电视台也就是作为“诸多新闻之一”淡淡地报道了一下。被别人抢了先的记者最大的报复手段就是“不追风”，无视所谓的独家报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不受伤，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使然。淡淡地报道一下，也是一种抵抗的手段。但是，只有这一次，就是不想采访也不能不关心一下了。
亲眼见过犯罪团伙集会的“紫乃”的大厨，保留着罪犯之间无线通话录音的名古屋的山根治郎，金田哲司的同学秋山宏昌，曾亲自踏入犯罪团伙窝点的已故暴对刑警的儿子中村——都是很难找到的采访对象。反过来说，就像用各种颜色的碎纸片拼贴图画，把一个又一个信息的碎片合在一起，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这种手法，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人们不断追求的写调查报道的手法。
当然，没能解决的课题还有。对于留下了大量的物证，使搜查本部的刑警们陷入迷雾的罪犯们来说，银万事件决定性的物证应该是菊池社长的原始录音磁带和打印挑战书与恐吓信的打字机。相信这些物证还存在，要以极大的耐心把它们找出来。当然，找到曾根达雄以外的还在世的罪犯也很重要。
跟宽敞的大厅比起来，旁边的休息室显得非常寒酸。平时用来开小型会议的休息室，进来十个人就会非常拥挤，现在已经有七个人了。除了一张放东西用的桌子，还有几把钢管椅子，再有就是临时搬过来的一个大衣架。
现在，聪一郎站在大镜子前面，就像一个木偶。俊也要给他找一套最合适他穿的西装，没想到花了那么长时间。由于不是定制的，不可能那么合身，但俊也总是觉得不太满意。堀田在旁边一个劲地说“差不多了”，俊也还是歪着头左看右看。
聪一郎非常希望参加记者招待会。在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咖啡馆见面的第二天，聪一郎就给阿久津打电话说过。最初三谷浩二坚决反对，但聪一郎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尽快找到母亲，三谷只好答应了。不过三谷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露脸。俊也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也提出了“匿名”“不录像”的条件，单独接受采访。即便如此，阿久津也能感受到俊也的诚意，相信他不会逃避，相信他一定会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如果这个记者招待会能引起警方注意并使之行动起来，各报社的记者也紧跟着开始采访聪一郎和俊也，他们的周围就会掀起轩然大波。当然，作为记者还要继续写报道，但结果还是要把他们两个当作被害者来看待。
“你怎么还是那么沉不住气啊？”
鸟居看着下意识地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的阿久津挖苦道。阿久津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力气采访，还是听不到鸟居一声表扬。不过，阿久津对这样的上司已经习惯了。如果鸟居说几句表扬的话，阿久津听了反而要出荨麻疹。
鸟居走出房间以后，满面笑容的水岛凑到阿久津身边，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道：“那家伙，早就看上你阿久津了。”
“早就看上我了？”
“你还记得三年前你提出的关西小剧场的采访计划吗？”
当时，文艺组主任富田最初并不赞成那个采访计划，后来才勉强同意。没想到采访开始以后，发现这个采访计划非常有意思。关西小剧场为了动员更多的观众来看剧，不但广泛利用社交网络服务软件，还安排演员到街头去表演。采访取得了巨大成功。
“你看他装得多像啊。明明很喜欢你，却一句表扬的话都不说。到底是个演员啊。”
“什么？”阿久津听不懂水岛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家伙，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生剧团的。”
“您在开玩笑吧？”
“小金宝！”
“……什么？什么意思？”
“那家伙的艺名。”
“您骗我吧？莫非是‘洪金宝’二世的意思？”
“不骗你。别忘了为信息来源保密哦。”水岛说完走出了房间。
阿久津眼前浮现出鸟居那张严肃的面孔，这个“小金宝”在他的人生中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
聪一郎的西装总算定下来了。
阿久津递给战战兢兢地坐在椅子上的聪一郎一瓶茶：“紧张吗？”
“我想逃。”
在场的人都笑了。
“不过，我已经没地方逃了。我一定要说真话。”
聪一郎消瘦的脸庞显得有些僵硬，但脸色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多了。没有律师，聪一郎要一个人面对诸多记者。阿久津虽然有些担心，但看到聪一郎那决心已定的样子，还是要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出去。
“时间到了。”堀田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用有磁性的声音说道。他也是这次调查报道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
“那好，我去了！”
阿久津跟聪一郎握手，可以感觉到现在的聪一郎坚强有力。
俊也和堀田走在前面，聪一郎和三谷跟在后面。皮鞋敲打着楼道的地面。走在最前面的俊也推开了大厅的门。
大厅前面是不太高的舞台，舞台上有铺着白桌布的长方形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各报社的麦克风和微型录音机。从门口到舞台的距离有十米左右，但那段距离有屏风，记者们看不到他们，所以还不会暴露在闪光灯下。现在，聪一郎和三谷站在了前面，俊也和堀田站在他们后边，再后边是阿久津。阿久津看着聪一郎，想起了这个特辑开头的第一句话。
“我……扔下母亲……扔下母亲……自己逃走了……”
写新闻报道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在开头使用对话体。但如果那句话是稿件的核心的时候，就不必拘泥。
那句话是一个从火海里逃出后扔下母亲的少年，发自内心的悲痛的呐喊。少年时代的聪一郎，一定希望斩断束缚着这个倒霉的家庭的负面连锁，哪怕斩断自己和母亲的联系也在所不惜。他也许会认为放火的不是津村，而是万能的神。
但是，逃走以后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在广岛、在宫崎、在冈山，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每次绝望他都会感到更加孤独。熬过了昨天又熬今天，时光在流逝，他已经被忘记了。
聪一郎不理解别人，不理解社会，也不理解伴随着时间流逝吹拂的风。他存在于绝对不会有太阳升起的边缘。他身上刻着数不清的不幸，像一座石碑矗立在那里。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站在阿久津身边的鸟居自言自语道。这位主任大概也有难言的过去吧，但在阿久津眼里，鸟居只是一个疯狂的事件记者。
自己一直追踪的事件，好像就要撒手了似的，阿久津感到一丝失落。一想到采访就要告一段落了，阿久津从心里到身体都感到疲劳。
“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因式分解。不管有多麻烦，面对不幸和悲伤的时候，都不能假装看不见，要一步一步地追究这是为什么。虽说很难分解到素数，但也不能放弃努力。素数就是事件的本质，就是人们追求的真实。”
阿久津转过头去，看了鸟居一眼。鸟居轻轻地把手放在了阿久津的肩膀上：“阿久津，你辛苦了。”说完转身离去。
鸟居的话在阿久津胸中回**。然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现在是否分解到了素数。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还可以分解下去！
阿久津向前方看去。聪一郎开始向舞台上移动了。阿久津看着聪一郎的后背，默默地为他祈祷着。
[1] 合是日本容积单位，每合约等于180毫升。
[2] 日本法律规定，捡到钱物之后，三个月之内找不到失主的话，钱物归捡到钱物的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