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在想来，就算没有被土耳其警察逮捕，我也会落到希腊警察的手里。我根本别无选择，只能按照这个叫哈珀的人说的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
我原先以为他是美国人。他看上去确实像个美国人，高个儿、平头，穿着宽松的浅色西装，系着细细的领带，扣子一直扣到领子，一张漂亮的脸蛋让人看不出年龄。他说话也像美国人，至少像是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德国人。当然，我现在知道他不是美国人，但他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就说他的行李吧，塑料皮、仿金锁，标准的美式行李，我一看就知道。我没看他的护照。
他从维也纳乘飞机抵达雅典机场，可能真的来自维也纳，也可能来自纽约、伦敦、法兰克福或莫斯科，只是搭乘了维也纳的航班，这很难说。行李上没有酒店标签。我想当然地以为他来自纽约。这是任何人都可能会犯的错。不不，我知道我说这些像是在为自己开脱，就好像我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但我只是真心实意地想坦率地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
他真的一点儿也没有让我起疑。我顺其自然地从机场接到他。当然，开出租车只是我的副业，我正儿八经的职业是一名记者，但妮基一直唠唠叨叨想要更多的新衣服，那一周的房租也快到期了。我需要钱，而这个人又恰好看起来有钱。赚钱是罪过吗？
诚然，有些人赚钱的方式的确有犯罪之嫌。法律就是法律，没什么好抱怨的，我只是无法忍受欺骗和虚伪。如果一个人独自去红灯区，大家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他想做点儿好事，给同伴、朋友或者熟人指明找快乐的路，那就成十恶不赦了。我对此真是厌烦透了。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我引以为傲的，那是我的通情达理，还有我的幽默感。
我的真名是亚瑟·辛普森。啊!我说过我会完全坦率的，说到做到。我的真名全名是亚瑟·阿卜杜勒·辛普森。其中阿卜杜勒源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埃及人。实际上，我是在开罗出生的。但是我父亲是一名英国军官，正规军军官，而我本人也是纯粹的英国人，甚至连受到的教育都是典型的英式教育。
我父亲出身行伍。我出生时，他还是皇家东肯特团的一名一级准尉。但是在1916年，他被任命为陆军兵站部的中尉军需官，并在一年后丧生，那时我们还住在伊斯梅利亚的已婚军官宿舍。当时我还太小，不了解其中的详情，只是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被土耳其人杀死的。但是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父亲是晚上从军官餐厅步行回家时，被一辆军用卡车撞死的。
母亲自然领到了抚恤金，但是有人叫她给军队烈士遗孤慈善协会写信，而他们将我送进了开罗的英国学校。但是，母亲仍然继续向他们写信说我的事情。等到我9岁的时候，协会表示如果我在英国有可以寄住的亲戚，他们可以供我在那里上学。恰好，父亲有一个嫁了人的姐姐就住在伦敦东南部的希瑟格林。
当得知慈善协会愿意每周替我支付12先令6便士的生活费时，姑妈同意了收留我。这让母亲获得了极大的安慰，因为这意味着她可以嫁给哈菲兹先生了。后者在我撞破他们的好事并告诉伊玛目之后，就一直对我耿耿于怀。哈菲兹先生经营餐饮业，胖得像猪一样。看到他这么大年纪的男人和母亲睡在一起真是令人作呕。
我在医务舱护士长的照看下，跟着部队的船去了英格兰。我很乐意去。我从来都不喜欢待在被人讨厌的地方。医务舱里大多是性病患者，我经常听他们说话，从中收集到许多有用的信息，直到被护士长那条老狗(没有更好的词能形容她了)发现，并在接下来的航程里将我扔给了物理治疗师。
我在希瑟格林的姑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愿意收留我不过是因为我来得正是时候。她嫁给了一个会计，后者半辈子都在失业。我每周12先令6便士的生活费相当于及时雨。不过，姑妈也不敢表现得太过分。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慈善协会就会派人过来看看我过得如何。如果我向他告状，他们就会把我带走。跟那个年龄段的大多数男孩子一样，我想自己当时就是现在所谓的“刺儿头”。
我念的学校位于布莱克希思的刘易舍姆区。学校外面竖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几行金灿灿的大字：
科勒姆文法学校
绅士子弟学校
始建于1781年
牌子顶部是学校的校徽和校训，Mensaequainarduis。拉丁语老师说这是贺拉斯的名言。但是英语老师喜欢用吉卜林的话翻译：“在周围的人都迷失自我时，如果你还能保持清醒……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我的孩子。”
学校并不完全是伊顿或温彻斯特公学那样的私立寄宿学校，它不提供寄宿，所有的学生都是走读生，但是运营机制相同。父母或监护人(就比如我这种情况)必须付费才能将孩子送到那里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来自地方公立学校拿奖学金的学生(我猜学校之所以会收他们是因为有教育委员会的补贴)，但全校最多不超过20个。1920年的时候，学校来了新的负责人，叫布拉什，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猪鬃”。他曾在一所大型公校担任老师，因此知道该怎么处理每件事，而且采取了许多措施。自从他来了，我们就用橄榄球代替了足球，用小组代替了班级，而且开始学习如何像绅士一样讲话。有一两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师被解雇了，这是好事儿。“猪鬃”让所有老师在晨间祈祷时都穿上学士服。按照他的话说，科勒姆是一所具有优良传统的学校，虽然可能没有伊顿或温彻斯特那样古老，但是我们的历史却比布莱顿或克利夫顿要悠久得多。如果没有特色和传统，世界上所有的勤学苦练都没有意义。他要求我们停止阅读像《宝石》和《磁铁》这样的垃圾书，转读更有价值的书籍，比如史蒂文森和塔尔伯特·贝恩斯·里德等作家的作品。
父亲死的时候我还太小，对他了解不多，但是他最爱说的几句话却让我一直印象深刻。或许是因为他动辄就在母亲或战友面前提起又被我听见的缘故。我记得其中一句话是“凡事都不要去当志愿者”，而另一句则是“花言巧语最能忽悠人”。
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军官和绅士的人生准则，是吗？好吧，我也不是十分确定。但我不会反驳。我只能说这是一位务实的职业军人的人生准则，而且在科勒姆非常管用。譬如，我很早就发现，老师们最烦的其实是字迹潦草。实际上，在一些老师那里，错误的答案如果书写规范，几乎能够与字迹潦草或涂抹得乱七八糟的正确答案获得同样的分数。所以，我总是写得工工整整。同样，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说“知道的人举手”时，即使不知道，也可以把手举起来，只要跟在那些急于表现的人后面，并且保持微笑就可以了。微笑什么时候都很重要，当然我的意思是，亲切友好的微笑，而不是嬉皮笑脸或咧着嘴傻笑。一般情况下，只要看上去问心无愧，老师们就不会找你的麻烦。
我与其他同学处得都不错。因为我在埃及出生，所以他们叫我“中东佬”，但是反正我和父亲一样是金发，所以我也不介意。我很早就进入变声期，大概在12岁的时候。没多久，我就和琼斯家的小子一起晚上去希利菲尔兹。小琼斯那时才15岁，已经交过五位女友。我们那个时候经常会去勾搭女孩，就像他们在军队中所说的那样：“泡妞”。我很快发现，有些女孩根本不介意你用手去掀她们的裙子，甚至再过分一点儿也没关系。有时我们会在外面待到很晚。这就代表着我第二天不得不一大早就爬起来赶作业，或者让我的姑妈替我写张假条捎到学校，说我昨晚因为发烧头痛，吃完饭就睡了。如果这些都行不通，我还可以抄一个叫作里斯的孩子的作业，并在厕所里写完。里斯长了一脸的痘痘，从不在乎是否有人抄他作业。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乐在其中。但是抄作业时必须小心，因为里斯属于学霸，一般的题目都能做对。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就有得满分的风险。对我而言，这会让老师起疑。有一次，我的化学论文得了满分，结果因为作弊被老师杖责。我对这个老师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后来作为报复，我在他的自行车车座上倒了一试管浓硫酸。但是这件事还是让我吸取到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永远不要装成比自己厉害的样子。我想我完全可以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当然，英国私立公学的教育宗旨主要在于培养个性，培养学生的公平竞争意识和健全的价值观，教会他们泰然处世，言谈举止都要具有绅士风范。
至少科勒姆教过我这些事情。现在想来，我觉得自己应该心怀感激。但我实在不能说我喜欢这个过程。就好比打架应该是件很爷们儿的事，而如果你不喜欢它，就会被人叫“蛋”。可我不认为不愿意让人抡起拳头揍得鼻血直流，就叫。问题在于我反击的时候经常会扭到拇指或擦伤关节。最后，我发现最好的反击方法是用书包打，尤其是边上有笔或直尺的尖端露出来的时候。但是我向来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暴力。就像我不喜欢不公正的待遇一样。我在科勒姆的最后一个学期被彻底毁了。本来，因为是最后一个学期，我完全可以好好享受一番的。
说起来都要怪小琼斯。他那时已经不上学了，跟着父亲在自己家的汽车修理厂干活儿，但我有时仍会和他一起去希利菲尔兹。有天晚上，他给我看了一首长诗，整整打印了四页大纸，是他从修理厂的一位客人那里拿到的。诗的名字叫“销魂”，应该是拜伦勋爵所作。开头写着：
这是阴沉闷热的一天，
我躺在阁楼**，
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将我的思绪从梦中惊醒，
笑声很近，
落在我受惊的耳旁，
清脆响亮，近在咫尺。
事实上，笑声是从他床后墙上的洞里传出来的，所以他就朝那个洞望去。
房间里有一对青年男女，
两人都拥有最美丽的青春年华。
然后，诗歌就继续描述了这对男女在之后半个小时里所做的事情。当然，非常诗情画意，但是也非常具体。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我将这首诗抄了下来，然后拿去给学校的一些男生看。如果有人想抄录，就得给我四便士抄一次的费用。我赚了不少钱，直到一个四组男生的母亲在他的夹克衫口袋里发现了他抄的诗歌。她的丈夫将诗歌连同投诉信一起寄给了“猪鬃”。“猪鬃”开始挨个调查诗是从谁那里传出来的。当然，他最终找到了我。我和他说是一个已经离校的孩子给的，“猪鬃”找不到他，但是我想他并不相信我。他坐在那里，用铅笔轻轻敲着桌子，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色情垃圾”。他涨红了脸，好像非常尴尬。我记得自己当时还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儿同性恋倾向。最后，他说因为是最后一个学期，所以不会开除我，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不能与任何低年级的男生有交集。他没有打我，也没有写信给慈善协会，着实让我松了口气。但是这次的事依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经历，也让我备受打击。事实上，我认为自己后来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也是因为受到此事的影响。
在科勒姆，大学入学考试是件很重要的事。显然，上不了大学就意味着没法在银行或保险公司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虽然我本来也没想去银行或保险公司工作——哈菲兹先生已经去世，母亲希望我回去学习餐饮经营，但这依然很令人泄气。我觉得如果“猪鬃”当时能够大度开明一些，而不是让我感觉自己好像犯了罪，那么事情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是一个敏感的男生，我觉得科勒姆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失望了，所以后来我一直没有申请加入学校的校友会。
当然，如今再回头看这些事情，我可以一笑了之。我想说的是，不论是校长还是警官，当权者都能给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哪怕仅仅是没有理解对方的想法。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哈珀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同我刚才说过的，我只是开车去雅典机场揽活儿，恰好注意到这个男人在办理通关手续，而且看到他的机票装在一个美国运通卡的卡套里，于是就给了其中一个行李搬运工两德拉克马[1]，从海关申报单上得知此人的名字。然后，又让一名身穿制服的航空公司小姐递给他我的名片，并跟他说：“外面有车恭候哈珀先生。”
这是一个小花招，我用过许多次，可以说屡试不爽。要知道，许多美国人或英国人不懂当地的希腊语。他们在过机场海关时，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里被行李搬运工推搡着团团转的时候，往往只会跟着那些能听懂他们说话并且关心小费的人走。而那天的天真的是非常闷热潮湿。
当他从海关出口出来时，我迎了上去。
“这边，哈珀先生。”
他停下来看向我，我报以热情的微笑，但他却并没有给我同样的回应。
“等一下，”他干脆地说，“我没订车。”
我故作困惑道：“先生，是美国运通派我来的。他们说您想要一个会说英语的司机。”
他又盯着我看了看，然后耸耸肩说：“哦，那好吧。我要去布列塔尼大酒店。”
“好的，先生。您所有的行李都在这儿了吗？”
拐上格利法扎附近的海滨公路后不久，他就开始问问题。我是英国人吗？我像往常一样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车是我自己的吗？经常有客人想知道这个。碰巧，车还真是我的车，而且关于车的问题我还准备了两套说辞。车是1954年的普利茅斯。如果是美国人，我会和他吹嘘这辆车已经开了几千英里而且没出任何毛病；如果是英国人，我就会没什么感情地说等到我攒够钱，就把它卖掉，换一辆奥斯汀公主或二手劳斯莱斯或其他高档车。为什么不让客人听到他们想听到的呢？
这个叫哈珀的男人跟其他人似乎没什么区别。我跟他扯这些的时候，他一边听，一边还不时咕哝两句。干我们这行的得学会察言观色，当你发现客人开始感到厌烦时，就得学会适可而止。他没有跟其他客人一样问我为什么会在希腊生活和工作。我觉得他之后可能会问，是否之后他还能坐我的车。我得确定一下。
“先生，您是来雅典出差的吗？”
“算是吧。”
他的语气就好像在说别多管闲事一样，但我佯装没有察觉，继续说道：“先生，我这么问，是因为如果您在这边需要车和司机，我可以随时为您效劳。”
“是吗？”
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希望，但我跟他讲了租车一天的费用，还和他说如果他想观光的话，我们可以多去几个地方，比如特尔斐等地。
他说：“我考虑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
我拿起一张名片从肩膀上方递给他，透过后视镜看到他看了一下，然后将名片塞进口袋。
“你结婚了吗，亚瑟？”
这个问题有点儿出乎意料。客人们通常并不关心你的私生活。我跟他说起我的第一位妻子以及她是如何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被炸死的。我没有提妮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只是因为我当时不想去想她而已。
“你说过你是英国人，对吧？”他问。
“先生，我父亲是英国人，我在英国念的书。”我多少有点儿冷淡地说。我不喜欢这种被盘问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自顾自地问道：“哦，那你是什么国籍？”
“我有埃及护照。”我确实有埃及护照，不过这与他无关。
“你的妻子是埃及人吗？”
“不，她是法国人。”
“你们有孩子吗？”
“很遗憾，还没有，先生。”我现在无疑已经非常冷淡了。
他坐了回去，眼睛看向窗外。我感觉他好像瞬间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了。我想起安妮特，想起自己是如何习惯说她是被炸弹炸死的，习惯到我自己几乎都信以为真。在奥莫尼亚斯广场停下等红绿灯时，我开始猜测她现在怎么样了，她一直说想要孩子，那些向她大献殷勤赢得她欢心的绅士不知有没有让她如愿以偿。我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但我还是忍不住希望她现在能够明白不孕不育的是她，而不是我。
我在布列塔尼大酒店停了下来。行李搬运工开始将行李搬出汽车，而哈珀在这时转向我说：“好的，亚瑟，那么就这么定了。我预计会在这里待上三四天。”
我又惊又喜：“谢谢，先生。你明天想去特尔斐吗？周末人会非常多。”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谈，”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微微一笑，“我今晚想去镇上逛逛。你知道有什么好去处吗？”
他说这些的时候，还暗示性地眨了眨眼，我可以确定。
我不露声色地笑道：“当然知道，先生。”
“我想你也知道。9点钟过来接我，好吧？”
“好的，先生，9点。我来以后会让前台给你打电话。”
当时已经4点半了。我开车回到住的公寓，把车停在院子里，然后上了楼。
妮基不在，意料之中。她下午的时候通常会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可以说是她说她会和朋友在一起。我不知道她的朋友是谁，也从来不会过问太多。我不想听她跟我撒谎，而且就算她在夜店找到一个情人厮混，我也没有兴趣知道。一个中年男人和年龄只有他一半大小的漂亮女郎结婚时，就应该做好某些必要的觉悟。妮基外出时换下的衣服扔得满床都是，而且她还喷过香水，在屋子里留下比平时更为浓烈的属于她的气息。
我写过信的英国旅行杂志给我回信了。他们要我提供作品样本供他们参考。我看完就将信撕了。跟这些杂志打交道近30年，他们还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寄送作品样本，接下来你就会知道，他们会偷走你所有的创意，而且不用付给你一分钱。我遇到这种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再也不会上当了。如果他们想要我为他们写稿，就请他们说明白，给出确切的报价，并提前预支费用。
我打了几个电话，确保哈珀的夜晚之行万无一失，然后去下面的小餐馆喝了两杯。等我回来的时候，妮基已经回来了，正准备再次换装去夜店工作。
妮基结婚后继续出去工作并不是我的意思，而是她自己的选择。我知道有些男人一想到自己的妻子在别的男人面前几乎不着寸缕地大跳肚皮舞，就觉得无法忍受。但是我不是那种思想保守的人。她愿意为自己赚点儿零花钱是她的事。
在她换衣服的时候，我告诉了她哈珀的事，还就他的所有问题开了个玩笑。妮基没有笑。
她说：“他听起来并不简单，老爹。”每当她称呼我“老爹”时，就代表她的心情还不错。
“他有钱。”
“你怎么知道的？”
“我给酒店打了电话，说找232号房的哈珀。接线员纠正了我的错误，于是我得到他真正的房间号。我知道那个房间，那是一个带空调的大套房。”
妮基看着我，露出一抹笑容，叹息道：“你是真的很享受，对吧？”
“享受什么？”
“打探人。”
“那是我的职业素养，亲爱的，我对新闻的敏感性。”
她怀疑地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好像说错了话。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为什么现在自己不向某些方面发展。揭开旧伤疤既痛苦又没有意义。
她耸了耸肩，继续换衣服：“你会带他来夜店吗？”
“应该会。”
我给她倒了一杯酒，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她穿好衣服，喝了自己那杯，就出去了，走时还拍拍我的脸颊，但没有亲吻我。“老爹”的模式结束了。“总有一天，她出去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想。
但是我从来就不是想不开的人。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决定就潇洒放手，权当解脱了。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点上一根烟，琢磨着怎么才能巧妙地打探出哈珀从事的行当。我想自己一定已经觉察到他身上有些不对劲了。
差5分9点的时候，我在布列塔尼大酒店附近的韦尼泽洛斯大道上找到一个停车位，然后去酒店，告诉哈珀我在等他。
10分钟后哈珀下来了，我带着他向停车的地方走去，并解释说，私家车一般不让停在酒店前面。
他说道：“关我什么事？”口气似乎相当不耐烦。
我猜他喝酒了。很多游客在自己的国家习惯晚上早点儿吃饭，到了这时候一般会开始喝点儿茴香酒来打发时间。等到10点，大多数雅典人准备吃晚饭时，这些游客有时已经醉得没空去注意他们的言谈举止了。然而，我很快就发现，哈珀实在是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
到了停车的地方，我打开后车门请他上车。但他直接无视，打开另一扇门，钻进了副驾驶。真是个讲究民主的人!只不过，我恰好喜欢我的乘客坐在后边，因为这样我可以从后视镜里观察他们。
我绕到对面的驾驶室，也上了车。
“好了，亚瑟，”他问，“你准备带我去哪儿？”
“先吃晚饭好吗，先生？”
“那就来点儿海鲜？”
“我会带你去最好的地方的，先生。”
我开车带他来到图尔科利马诺的游艇港口。那里有一家餐厅给了我相当不错的佣金。海滨的景色确实优美宜人，哈珀环顾四周，赞赏地点了点头。然后我把他带进餐厅，向他引荐厨师。哈珀点好菜，又要了一瓶佩特雷干葡萄酒，然后看向我。
“你吃过了吗，亚瑟？”
“哦，我会在厨房里吃点儿东西，先生。”这样，我的晚餐还有佣金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算到他的账单里。
“你过来和我一起吃。”
“不用了，先生。”
“确实不用，但我叫你和我一起吃饭。”
“那谢谢您了，先生，我非常愿意。”
真是民主!我们坐在水边露台的一张桌子旁，他开始问我港口停泊的游艇，哪些是私人的，哪些可供租赁，具体的租赁费用怎么算？
我恰好知道其中一艘可供租用的游艇，那是一艘18米长的双缸柴油机双桅纵帆船。我告诉他租船费用是每天140美元，包含两名船员以及每天航行8小时的燃料等一切费用，但是租船人和乘客的饮食不包括在内。其实真正的费用是130美元，但是我想着万一他真想租，我还可以从中间人那里赚点儿差价。另外，我也想看看他对这个价格的接受程度，是像普通的工薪族那样笑着带过，还是会问船里能容纳多少人住宿。结果，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问起不用船员的海上摩托快艇。
现在想来，他问的问题真是大有深意!
我说这个我得确定一下。他又问我有关游艇中间人的事。我告诉他一个我认识的人，然后又跟他说其他人都靠不住。我还和他说据我所知，大船的船东一般都喜欢自己的船员跟船，否则不愿意租船。他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我知不知道租赁船只能否开出图尔科利马诺或比雷埃夫斯周围的希腊水域，或者说能否“出国”，比如说穿越亚得里亚海到意大利。又是富有深意的问题。我跟说他我不知道，这是实话。
等到结账时，他问能否用美国运通旅行支票兑换50美元的现金。这个问题正常多了。我告诉他可以，然后他从十页的支票簿上撕下50美元的支票。那是我那天见过的最好的东西。
我们待到快11点，然后我开车拉着他去了夜店。
这家夜店可以说是巴黎丽都夜总会的翻版，只是规模小点儿。我将他介绍给夜店的老板约翰，并试图将他单独留在那里待一会儿。他无疑仍然非常清醒，我以为如果一个人，他会喝得多点儿，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我只得进去坐下和他一起喝酒。他似乎具有极强的占有欲，像个女人一样。真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如果我是一个长相俊俏的年轻人，而不是，呃，实话实说，一个大腹便便的记者，那我或许会理解——当然，只是理解，不是赞同。但是他至少比我年轻个10岁到15岁。
夜店的桌子上点着蜡烛，让你可以看到人的脸。很快歌舞表演就开始了，我注意到他在观看。妮基也在表演的女孩当中，哈珀看着她们，就像在看窗外的苍蝇。我问他觉得左边第三个姑娘怎么样，那是妮基。
“腿太短了，”他说，“我喜欢长腿的姑娘。你想要这样的？”
“想要？先生，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开始讨厌这个人了，非常讨厌。
他瞅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切。”
我们喝着希腊白兰地。他伸手拿起瓶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能看到他下巴上的肌肉在抽搐，似乎是在生气。显然我说的话，或者在他看来我说的话，惹恼了他。我想说妮基是我妻子，但是话到嘴边我又收了回去。因为我及时想起我只跟他说过安妮特以及她被炸弹炸死的事。
他很快就喝完白兰地，然后跟我说要结账。
“先生，你不喜欢这儿吗？”
“还有什么可看的？她们一会儿还要脱吗？”
我笑了笑，对于这种粗鄙的话语，这是我唯一可能作出的反应。反正，我并不介意加快自己今晚的计划。
于是，我说道：“还有一个地方。”
“类似这里？”
“是娱乐场所，先生，更加私人和私密的娱乐场所。”我谨慎地斟酌着字眼。
“你是说妓院？”
“先生，我不会这么说。”
他嗤笑道：“我打赌你不会。那么，‘俱乐部’怎么样？这个词听起来对了吗？”
“艾尔玛夫人那里非常安全，所有东西都是最好的，先生。”
他笑得乱颤。“知道吗，亚瑟？”他说，“如果你的胡子刮得短一点儿，再去换个好发型，随时都可以出去当个男管家了。”
他的表情让人看不出是在恶意侮辱，还是仅仅开了个蹩脚的玩笑，我姑且当作后者。
“先生，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玩笑’吗？”我礼貌地问。
这似乎更加取悦了他。他咯咯地蠢笑，最后说道：“好吧，亚瑟。就照你说的来，让我们去看看你的艾尔玛夫人吧。”
我不喜欢“你的艾尔玛夫人”这种说法，但我假装没有注意到。
艾尔玛有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独门独院，就在通往基菲西亚的路旁。她那里每次最多不会超过六个女孩，而且每几个月就会换些新人。当然，价格也很高，但是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客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门进出，以免碰面的尴尬。他们见到的人只有艾尔玛和负责财务的女经理基拉，当然还有他们自己选择的姑娘。
哈珀似乎颇为满意。我用“似乎”这个词是因为我向他介绍艾尔玛时，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而且还对屋子的装潢称赞有加。艾尔玛本身也算是风韵犹存，而且喜欢看起来体面的客人。如我所料，他不再啰唆着让我陪他了。等到艾尔玛给他上酒时，他瞥了我一眼，做出一个不送的手势。
“一会儿见。”他说。
于是我便确信一切正常，并走进基拉的房间去收取我的佣金，顺便告诉她他身上有多少钱。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我说我还没吃晚餐，要出去吃点儿东西。基拉说那天晚上不是特别忙，我可以慢慢来。
接着我就开车去了布列塔尼大酒店，把车停在路旁，绕了一圈走向酒吧，并进去要了杯酒。如果有人碰巧注意到我并且之后还有印象的话，我得给自己找个简单理由，解释我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我喝完酒，给了服务员不错的小费，然后穿过大堂进入电梯。电梯是全自动的，自己按按钮就可以启动。我上了三楼。
哈珀的套房位于酒店内楼，远离辛泰格马伊奥斯广场的喧嚣，而且从楼梯口那里看不到套房的门。楼层服务员晚上不上班。一切都很简单。跟往常一样，我把万能钥匙藏在一个旧零钱包里；但是也跟往常一样，我用不上它。除非特别上锁，否则这家酒店的老楼里有许多套房的客厅门无需钥匙即可从外面打开。这样可以方便端着托盘的客房服务生进入。而整理床铺的女保洁最懒得做的事往往就是随手锁门。为什么要锁门呢？希腊人是一个特别诚实的民族，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
哈珀的行李全都放在卧室。那天我在机场的时候曾接触过它们，把它们放进车里，因此完全不必担心指纹的问题。
我先从他的公文包下手，里面有许多商业文件，好像与一家制造记账机的、名为泰克莱克的瑞士公司有关，我没太在意。还有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钱，包括瑞士的法郎、美国的美元和联邦德国的马克，以及价值超过2000美元的黄色旅行支票号码单。号码单在支票遗失需要止付的时候可以作为记录凭证使用。我没有动钱，但是拿走了号码单。至于支票，则被我在一个手提箱的侧袋里找到，50美元一张，一共35张。哈珀的名字叫沃尔特，还有一个大写的K中间名。
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人在旅行支票的保管上都漫不经心。仅仅因为支票兑现时需要会签，他们就以为只有本人才能兑现。但是实际上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模仿预留签名，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术。写得太快、天太热、换了支笔、令人不便的柜台高度、签字的时候站着而没有坐着……有十多条理由可以解释两次签名的微小差异。不会有笔迹专家检查，至少兑现时不会。而且通常只有在银行，收银员才会要求出示护照。
还有就是，如果口袋里装着普通的钱币，我们一般会知道，至少大约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而且每次付钱时，都相当于又提醒自己一遍，这样的钱我们看得见也摸得着。但旅行支票却不一样，就算去看，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装着支票的蓝色票据夹。试想一下，我们多久会去数一次支票，以确定所有的支票都在？而如果真的有人抽走了票据夹底部的支票。我们又要多久才能发现？十有八九得等到上面所有的支票都用完。因此，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它是什么时候被人拿走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在旅行，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它是在哪里被人拿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被拿走的，又怎么可能想得到是被谁拿走的？所以不论怎么想，都很难及时阻止支票兑现。
把旅行支票四处乱放的人就活该把它们弄丢。
我只从票据夹底部拿走6张支票，也就是300美元，给他留了大约1500美元。我一直认为，贪婪是一种罪过。但不幸的是，我犹豫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再拿两张，而他又会不会更早发现。
于是，等到哈珀走进屋的时候，就看到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支票。
[1] 古希腊货币。——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