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
莱文用手帕捂着嘴，走过苏豪广场和牛津街，一直走到夏洛特街。街上很危险，但是总比露出豁嘴安全一些。他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进了一条窄街。街上，系着围裙的大胸女人隔着马路彼此打招呼，几个懂事的孩子在水沟里寻找破烂。莱文在一个镶着铜牌子的门口站住。阿尔弗雷德·尤戈尔大夫在二楼，一楼是北美牙科诊所。莱文走上二楼，按了按门铃。从楼下传来一股蔬菜味，墙上不知谁用铅笔画了一个**女人。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女人开了门。她面相猥琐，一脸皱纹，头发灰白、蓬乱。她身上的衣服早就该洗洗了，不只油迹斑斑，而且还沾着一些看起来像血点或者碘酒的污渍。她身上带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和消毒药水味。女护士看见莱文用手帕捂着嘴，马上开口说：“牙科医生在一楼。”
“我要找尤戈尔大夫。”
她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会儿，露出怀疑神色。她的眼睛盯着他的黑外衣：“大夫正忙着呢。”
“我可以等。”
她身后，一个没有灯罩、光秃秃的灯泡在肮脏的过道里摇晃着。“大夫这么晚一般不给人看病。”她说。
“我麻烦了他，会付钱的。”莱文说。她打量他的那种眼神活像一个夜总会的守门人。她说：“你进来吧。”他跟着她走进候诊室。同样是没有灯罩的灯泡、一把椅子、一张橡木圆桌，桌上布满污渍。她走进后面一间屋子，把门关上。莱文听到她在另一间屋子的讲话声，嗡嗡响着总也不停。莱文拿起屋子里唯一的一本杂志，一年半以前的一期《家务管理》，机械地读起来：“今天时兴墙壁不加装饰，也许只挂一张画，点出主要色调……”
护士打开门，向他点了点头：“大夫可以给你看。”一张黄色长办公桌和转椅后面有一只固定的脸盆，尤戈尔正在洗手。屋子里除了一把硬椅、一个柜橱和一张沙发床外没有其他家具。尤戈尔大夫的头发漆黑，看来好像是染过的，稀稀拉拉、一绺一绺地贴在头皮上。当他转过身来以后，莱文看到的是一张一团和气、胖嘟嘟的脸，一张肥厚、肉欲的嘴。他说：“我们能替您做点儿什么？”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大夫更习惯伺候女病人，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男主顾。女护士站在他身后，脸绷得紧紧的。
莱文把嘴上的手绢放下来。他说：“你能不能很快地把我的嘴唇修整一下？”
尤戈尔大夫走过来，用一根胖手指在他的唇上拨弄了一下：“我不是外科医生。”
莱文说：“我可以多付钱。”
尤戈尔大夫说：“这是外科医生的事。不是我的行业。”
“我知道。”莱文说。他发觉护士同医生交换了个颜色。尤戈尔大夫把他的嘴唇两边掀起来看了看；他的手指甲不很干净。他紧盯着莱文说：“要是您能在明天早晨十点钟来一趟……”他的呼吸微微带着些白兰地味儿。
“不，”莱文说，“我要你马上给我治。”
“十镑。”尤戈尔大夫很快地说。
“可以。”
“要现款。”
“我带着呢。”
尤戈尔大夫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请问，你的姓名……”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姓名。”
尤戈尔大夫很客气地说：“随便说一个……”
“那你就写查姆里吧。”
“CHOLMO……”
“不，拼写成CHUMLEY。”
医生填写了一张单子，递给护士。护士走出屋子，把门关上。尤戈尔大夫走到柜橱前面，拿出一个装着手术用具的托盘。莱文说：“光线太暗了。”
“我已经习惯了，”尤戈尔大夫说，“我的眼力很好。”但是当他拿起一把刀子在灯光下查看的时候，手却在轻轻颤抖。他柔声细气地说：“躺在**，老兄。”
莱文躺下来，对医生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到你这儿来过。名字叫佩奇。她说你的手艺挺高。”
尤戈尔大夫说：“她不应该胡乱同别人说。”
“啊，”莱文说，“你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的。只要别人对我好，我是不会出卖人的。”尤戈尔大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像手提式留声机的盒子，拿到床边。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根管子和一个面具，满脸堆笑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专职的麻醉医师，老兄。”
“停，”莱文说，“我不要你给我麻醉过去。”
“不用麻醉剂可痛啊，老兄。”尤戈尔大夫说，拿着面罩走过来，“痛得厉害。”
莱文坐起来，把面罩往旁边一推。“我不要这东西，”他说，“不要麻醉剂。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从来没有昏迷过。我喜欢看着你怎样给我做手术。”
尤戈尔大夫继续一团和气地笑着，像闹着玩似的拉了拉莱尔的嘴唇：“你还是习惯了这玩意儿的好，老兄。过不了几天，咱们都得给毒气熏死过去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快打仗了，不是吗？”尤戈尔大夫一边把橡皮管拉开，一边很快地说。他的手颤颤抖抖地轻轻捻动螺丝，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塞尔维亚人不可能这样白白地暗杀掉一位国防部长，意大利也决定参战了，法国人也有所准备了。过不了一个星期，咱们也得卷进去。”
“就因为那么一个老头……”他解释说，“我没有看报。”
“我真希望我能预先就知道，”尤戈尔大夫一边安气罐，一边同莱文聊天，“这样我在军火股票上就能发一笔财了。军火股票像火箭似的往上蹿，老兄。你往后靠着，一会儿就成了。”他又去拿面罩。他说：“你只要深深吸气，老兄。”
莱文说：“我告诉你了，我不使用麻醉剂。咱们把这件事说清楚。你爱怎么动刀子就怎么动，但我决不吸这种毒气。”
“你这人太傻了，老兄，”尤戈尔大夫说，“会把你痛死的。”他回到柜子前面，又拿起一把刀子来，手比刚才抖得更厉害了。不知为什么，他非常害怕。就在这时候莱文听见外面轻轻的一声铃响，这是电话听筒被拿起的时候从电话机里传出来的。他一下子从**跳下来。尽管屋子里很冷，尤戈尔大夫却满头大汗。他站在柜子前边，手里拿着一把手术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莱文说：“别出声，别说话。”他一下子把门拉开，护士正站在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莱文侧身站着，眼睛同时看着两个人。“把听筒放下。”他说。护士照他的话做了，一对狠毒无情的小眼睛使劲盯着他。莱文气恨恨地说：“你们这两个阳奉阴违的混账东西，我真想把你俩打死。”
“老兄，”尤戈尔大夫说，“老兄。你误会了。”但是护士却一声也不吭。这一对搭档的胆子都生在她一个人身上。干了大半辈子非法堕胎买卖，也经历过不少死亡事故，她已经变得非常强悍。莱文说：“离开那架电话机。”他从尤戈尔大夫手里拿过手术刀，开始切割电话线。他被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感觉激**着，感到自己受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这种感觉好像在他的舌头上蠕动着，令他作呕。这些人是跟他同一类的人，他们并不站在法律的圈子内。这一天里他第二次被不法之徒出卖。他一直就很孤独，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孤独过。电话线被他割断了。他不想再多说话，怕自己再同他们费口舌，就会变得怒不可遏，向他们开枪。现在不是开枪打人的时候。他走下楼去，觉得自己又凄凉又孤寂。他继续用手帕捂住嘴。从街角一家卖收音机的小商店里传出广播电台的声音：“我们已经收到下列通知……”在他沿着街头走下去的时候，这个声音一直跟着他。一家家简陋房屋开着的窗户中不停地传出这个毫无表情的、谄媚的声音：“伦敦警察局，通缉令。詹姆斯·莱文。年约二十八岁，中上身材。此人生有兔唇，极易辨认。最后被人发现时，身着黑大衣，头戴黑皮帽。如有线索而缉获……”莱文离开了这个声音，走到牛津街喧嚣的人流中，一直往南走。
有很多事莱文都弄不清楚：街谈巷议的这场战争，为什么他到处被人出卖。他要去寻找查姆里。查姆里本人倒无关紧要，他是按照别人的指示行事的，但是假如他能找到查姆里，他就能从他的嘴里挤出信息来……莱文正在被人到处搜捕，遑遑遽遽，孤独无依。他一方面感到自己这样被人对待非常不公正，但同时又有一种奇怪的自豪心理。在走过查令十字路的时候，他经过一些音像店和橡胶制品店，他的心膨胀起来：不管怎么说，战争是需要人挑动起来的，而我就是挑动起一场大战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查姆里住在什么地方，唯一的线索就是查姆里的一个转信的地址。他想，如果他盯住了替查姆里转信的这家小店铺，也许就有一线希望可以看到查姆里。尽管希望微乎其微，但是既然警察现在还没有抓到他，这件事便多少有一点儿可能性。他正在被通缉的消息在电台里已经广播了。晚报上一定也会登，查姆里可能要暂时避一避风。也许有这种可能，在他准备销声匿迹以前先来取走他的信。但这件事首先取决于，除了莱文给他写的信以外，别人的信是否也从这个地方转。如果查姆里不是那么一个大傻瓜，莱文是绝对不存在这种幻想的。但是查姆里看来并不那么精明，用不着同他一起吃几次冷饮就能看出来他是怎样一个人。
店铺在一条小巷里，对面是一个戏院。这是一家只有一间门面的小书店，出售的东西没有什么超过《影坛花絮》《滑稽故事》的水平的。封得很严的法国明信片、美国和法国的杂志，另外还有一些低级的刺激性读物。这些书，那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或者他的姐姐，不管谁在店里，都向你要二十先令一本，如果看了以后退还给他们，可以拿回十五先令。
要在远处盯着这家店铺很难。街角上正站着一个女警察在注意不三不四的女人，街对面是戏院的一道长墙和入口。如果站在墙边，就会像苍蝇落在壁纸上一样显眼，除非等着绿灯亮了走过街对面，莱文心里盘算着，除非今天的戏非常叫座。
今天的戏很叫座。虽然戏院的大门一个钟头以后才开，门前已经排了一长队人等着买楼座票了。莱文用身上最后的一点儿零钱租了张帆布椅坐下来。书店就在街对过。今天看店的不是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姐姐。她就坐在一进门的地方，穿着一件绿衣服，很像是用隔壁一家酒店台球桌的绿绒面剪裁的。她生着一张大方脸，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一只斜眼虽然戴着钢丝边大眼镜也掩盖不住。她的年龄介于二十到四十之间，说她多大岁数都可以。和他头上挂着的那些画报上的最漂亮的肉体、那些专拍模特儿照片的摄影师所能雇到的一张张最美丽的面孔比起来，这个女人又邋遢又丑恶，简直是对女性的一种嘲弄。
莱文在张望着，用一块手帕堵着嘴。他是排队买顶层楼座戏票的六十个观众中的一个，他在张望着。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停在书店门前偷偷地看了一眼《繁华的巴黎》又匆匆走开。他看见一个老头儿走进店里，出来的时候夹着一个棕色纸包。排队的人里面有一个跑过去买了一包纸烟。
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老太太坐在莱文旁边。她回过头来对身后边一个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喜欢读高尔斯华绥[8]的书。他是个绅士。读他的书，你会觉得有一种稳当的感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像老是在巴尔干半岛出事儿。”
“我喜欢《忠诚》。”
“他很有人情味。”
一个人站在莱文和对面铺子中间，举起一小张方方正正的纸来。他把这张纸放进嘴里，接着又举起另一张来。一个浪**的女人在街对面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对着书店里的女人讲了几句话。那个男人把第二张纸又放进嘴里。
“他们说舰队……”
“他的作品令你思索。我喜欢他的就是这个。”
莱文想，如果排队的人开始移动，查姆里还不露面，我就得走了。
“报上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新消息。”
站在路上的人从嘴里拿出纸团来，把它们撕开，折叠起来，又撕开。最后他把纸打开，变成一个圣乔治十字章，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他过去曾给反对活体解剖社团捐了一大笔款。米尔班克太太跟我讲过。她给我看了他的一张支票，上面有他的签字。”
“他真是有人道精神。”
“也是很伟大的作家。”
一对神情很快活的青年男女给变戏法的人鼓掌，这个人摘下帽子，开始沿着买票的队伍讨钱。一辆出租车在街的一头停下来，从车里面走出一个人。那人是查姆里。他走进书店，店里的女人站起身跟着他。莱文数了数身上的钱。他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另外就是那一百九十五镑失窃的钞票，一点儿用场也派不上。他把脸更深地埋在手帕后面，匆匆忙忙地站起来，像是突然觉得一阵不舒服似的。变戏法的人走到他眼前，把帽子向他擎过来。莱文看到那里面放着几便士的零钱和一个六便士、一个三便士的硬币，他非常羡慕。他愿意出一百镑来换帽子里的一点儿钱。他把那人粗暴地一推，匆匆走开。
街的另一头有个出租车停车场。莱文弯着腰靠墙站着，像是个病人，直到查姆里从书店里走出来。
莱文说：“跟着那辆车。”他感到如释重负地往车座上一躺。汽车转回去，驶过查令十字路、托特纳姆宫路和尤斯顿路。尤斯顿路上陈列着的自行车都收回屋子里去了，大波特兰路靠近这一段的二手车店主在系好领结，摆上一副疲惫不堪、暗无光泽的笑脸回家以前，正在匆匆地往肚子里灌一杯晚酒。莱文不习惯被人追捕。这明显好多了：追踪别人。
汽车的计程表也没有同他过不去。当最后查姆里先生绕过尤斯顿战争纪念碑，来到车站烟雾弥漫的入口时，他还富余一个先令。他非常不明智地把这个先令给了汽车司机。他还要等很长时间，手里的一百九十五镑钱却无法买一份三明治。查姆里先生带着两个搬运工先到行李房，把三个旅行包、一台手提打字机、一口袋高尔夫球棒、一个小公文包和一个帽盒寄存起来。莱文听见他在打听午夜十二点的火车从哪个站台发车。
莱文在候车大厅里斯蒂芬逊制造的第一辆机车——“火箭号”的模型旁边坐下来。他要好好思考一下。十二点的火车只有一趟。如果查姆里是去汇报，他的雇主一定是在北部某个烟雾弥漫的工业城市，因为在诺维治市以前火车是不停的。但是他马上又面对了这个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问题。他手里的钞票的号码已经通知给每一个地方，火车站售票处肯定也不例外。看起来，他对查姆里的追踪到了三号月台的入口处暂时就算进了死胡同了。
但是就在莱文这样坐在“火箭号”模型下面大大小小的包裹和吃三明治的人到处乱抛的面包屑中间时，一个计划在他心中慢慢成形了。他还是有一个机会的，很可能列车上的验票员并不知道钞票的号码。这是官方可能疏忽了的一个漏洞。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在这辆北上的列车上试用的钞票最后会使他暴露身份。他在车上得买一张全程的车票，不论他在哪个站下车，都是很容易被追踪的。他还会继续被人追捕，但是他很可能会甩开他们半天的时间，使他更接近他自己猎捕的对象。莱文永远也不会理解别人，别的人好像都同他生活得不同。尽管他对查姆里先生心怀怨恨，恨得简直想把他杀掉，他还是不能想象查姆里先生自己的恐惧和动机。这就像是一场追捕：他是猎犬，查姆里只不过是一只机器兔子，不同的是这只猎犬又被另一只机器兔子在身后紧紧追赶着。
莱文的肚子很饿，但是他却不敢冒险去破开一张大票子；他甚至连去厕所的铜板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开始在车站里踱来踱去，为了在这寒冰一般的污秽和零乱中使身体暖和一点儿。十一点三十分，他站在一台卖巧克力茶的机器后面看见查姆里去取行李，他远远地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走进检票口，沿着灯火明亮的一节节车厢往前走去。过圣诞节的乘客热潮开始了。这些乘客同平时的旅客不同，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回家团聚去。莱文站在一个月台指示牌的暗影里，听着这些人的笑声、彼此打着招呼，看着灯光下一张张的笑脸。车站里的柱子装饰得像大鞭炮；旅客的手提包里装的是圣诞节礼物；一个女孩子大衣里裹着一根冬青树枝；车站的天花板下面高高挂着一支带白浆果的檞树枝，被雪亮的灯光照耀着。莱文走路的时候，感到塞在胳膊下面的自动手枪顶着自己的身体。
离十二点只差二分钟了，莱文向前跑去，机车已经向月台上喷射着浓烟，车厢正在噼噼啪啪地关门。他对检票口的人说：“我来不及买票了。我到车上去补。”
他想上最后面的几节车厢，但是里面人都已经坐满，门已经锁上了。一个搬运工对他喊，叫他到前面去。他又往前跑，只来得及跳进最近一节车厢里。他找不到座位，便站在通道里，脸对着窗玻璃，不叫人看见自己的兔唇。他看着伦敦城向后奔驰。一个亮着灯的信号室，屋子里火炉上热着一锅可可；一个信号灯发着绿光；寒星闪烁的天空下兀立着一长排黑暗的房屋。他凝视着窗外，因为只有脸朝外才能不叫人看到他的嘴唇。但就在这样眺望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像在看着心爱的东西向后奔去，他永远也不能再抓住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