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舞台监督决定这一天清早就进行排练。他可不想再给演员买一批防毒面具，平白无故又增加一笔开支。防空演习开始的时候排演就应该已经开始，演习未结束前，排练一直进行。戴维斯先生说他想看看新排练的这个节目，所以舞台监督也给他送去了一张通知。戴维斯先生把通知书插在镜子下边，紧挨着一张名片。名片上记的是他的一些姑娘的电话号码。

在这套单身汉的现代化公寓里，暧气冷得出奇。同过去一样，柴油机又出了毛病，本来是二十四小时都有的热水也只是刚有一点儿温意。刮胡子的时候，戴维斯先生三番五次割破了皮，下巴上粘着好几个小棉花球。戴维斯先生的眼睛瞟到两个号码：梅费尔区632，博物馆路798。这是寇拉尔和露茜两人的住址。寇拉尔和露茜两个一个皮肤黑黑的，一个白白的；一个刚到结婚年龄，一个小巧瘦弱。这是他的白天使和黑天使。窗玻璃上还挂着黄色的晨雾，一辆汽车发出一阵逆火声，又使他想起莱文：莱文正被一队武装警察包围在一个铁路车场里，绝对不会漏网。他知道马尔库斯爵士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他很想知道如果一个人早晨醒来，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该是什么滋味。“说不定哪个时辰就大限临头。”戴维斯先生心里乐滋滋地想，一边涂抹他的止血笔，把棉花团贴在较大的伤口上。但是如果一个人像莱文那样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到，是不是还会因为暖气不够热或者刮脸刀太钝而发脾气呢？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充满了伟大的哲学道理，他觉得一个注定走上死路的人计较脸上刮破了几个小口，实在是件荒谬绝伦的事。但是，当然了，莱文在那个小木板房里是不会刮脸的。

戴维斯先生匆匆吃了一顿早餐——两片吐司、两杯咖啡，从食堂里用升降梯送上来的四个腰子和一大片火腿，外加一碟银丝牌果酱。他想到莱文绝不会吃上这样丰盛的早餐，不禁得意非常。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监狱里或许能吃到一顿丰盛早餐，可是莱文绝办不到！戴维斯先生最反对浪费东西。这顿早饭他花了钱，所以在吃第二片面包的时候他把剩下的黄油和果酱全都抹上了。一小滴果酱掉在他的领带上。

除了惹得马尔库斯爵士不愉快外，只有一件事叫戴维斯先生有些放心不下：那个女孩子。他怪自己太头脑发热了：开始想杀死她，后来又不想杀死她。这都要怪马尔库斯爵士。马尔库斯爵士要是知道了这个女孩子的存在，指不定要怎么惩治他呢，他当时简直吓得晕头转向了。但是现在这件事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都知道女孩子是莱文的共犯，法庭不会相信罪犯对马尔库斯爵士的控告的。戴维斯先生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把防毒演习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只想到如今万事大吉，他该到剧场去散散心了。在去剧场的路上，他在一台自动售货机上投进两枚六便士硬币，买了一包太妃糖。

他发现考里尔先生非常苦恼。新节目已经排练了一次，穿着皮外衣坐在前排座位上的梅迪欧小姐看过后评论说，这个节目太庸俗。梅迪欧小姐说她不反对戏里有点儿黄色的东西，但是这里表现得太低级。这是音乐喜剧，不是滑稽剧。梅迪欧小姐怎么想，考里尔先生倒不在乎，但是梅迪欧小姐可能代表着寇恩先生……考里尔先生说：“如果您能说说哪一点庸俗……我简直看不出来……”

戴维斯先生说：“再演一遍。要是有庸俗的地方，我告诉你。”他在梅迪欧小姐后边的位子里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嘬着奶油糖。梅迪欧小姐大衣的温暖的皮毛味和身上高贵的香水味一阵阵飘进他的鼻子来。他觉得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整个剧团都属于他一个人所有，至少百分之四十属他所有。当舞台上上来一群女孩子，个个穿着蓝色短裤、红色条纹衫，系着乳罩，戴着邮递员的帽子，手里拿着象征丰饶的羊角，戴维斯先生开始挑选起自己的“百分之四十”来：右边那个生着吊眼眉的黑皮肤姑娘，那个腿比较胖的大嘴姑娘（女孩子嘴大是个好门面）。女演员扭着屁股在两个邮筒中间跳着，戴维斯先生津津有味地嘬着太妃糖。

“这个舞剧叫《两个人的圣诞节》。”考里尔先生说。

“为什么？”

“你看，那些羊角是圣诞节礼物，古典式的礼物。‘两个人’使人想到一点儿两性关系。凡是标着‘两个人’的节目总有点儿那个意思。”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两个人的房间》了，”梅迪欧小姐说，“还有一个什么《两个人才能做一场梦》。”

“‘两个人’是不嫌多的。”考里尔先生说。他又可怜巴巴地央求说：“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到底什么地方庸俗？”

“比如说，那些羊角。”

“羊角是古典的，”考里尔先生说，“来源于希腊。”

“再比如，那些邮筒。”

“邮筒？”考里尔先生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喊起来，“邮筒有什么不好？”

“亲爱的，”梅迪欧小姐说，“如果你不知道邮筒为什么不好，我可不告诉你。如果你找些太太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我倒不妨同她们讲讲。如果你坚持要邮筒，你得把它们染成蓝色，变成航空信件邮筒。”

考里尔先生说：“这是在做游戏吗？”他又气冲冲地问，“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要写信？”在考里尔先生转过身来的时候，演员们随着钢琴的叮咚声继续以极大的耐心跳着。她们把羊角献出来，又对着台下举起羊角，裤子上镶着的玻璃扣子在屁股上闪闪发光。考里尔转过身对台上生气地大喊道：“别跳了好不好？让我好好想一想。”

戴维斯先生说：“不错嘛，就这么演吧。”他觉得能驳斥梅迪欧小姐一下心里非常舒服。梅迪欧小姐身上的香水味弄得他心旌摇曳，既然他打败不了她，又不能同她睡觉，让她小小地下不来台也多少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征服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的欲望。他从青年时期起就一直做这种梦，那时他在英国中部一所纪律森严的寄宿学校里，他在课桌和位子上都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您真的认为这样演挺好吗，戴维南特先生？”

“我姓戴维斯。”

“对不起，戴维斯先生。”这一下可铸成了大错，考里尔先生想，他把这位新的赞助人得罪了。

“我可觉得太低级了。”梅迪欧小姐说。戴维斯先生又往嘴里放了一块太妃糖。“往下演吧，朋友，”他说，“只管演下去。”戏又接着演下去，轻歌曼舞叫戴维斯先生神驰心**，那歌声有时充满渴望，有时又甜美又哀愁，有时又勾得人心里发痒。戴维斯先生最喜欢那种甜美的曲调。当台上唱起“你有点儿像我妈妈”时，戴维斯先生真的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真是个最理想的观众。一个人从舞台侧翼走出来，对考里尔先生喊了一句什么。考里尔先生尖声大叫：“你说什么？”一个身穿浅蓝色短上衣的演员机械地继续唱着：

你美丽的照片

只是那最甜蜜的一半……

“你是说圣诞树？”考里尔先生喊道。

在你的十二月里

我将永远记忆……

考里尔先生尖声喊：“把它拿走。”歌声唱到“另一个妈妈”时突然中断了，年轻人说：“你弹得太快了。”他同伴奏的人争论起来。

“我不能拿走，”站在舞台侧面的人说，“是订购的。”说话的这个人穿着一条围裙，戴着一顶布帽。他说：“是用一辆两匹马的马车拉来的。你最好来看一看。”考里尔出去了一会儿马上又走回来。“我的天！”他说，“那棵树足有十五英尺高。是谁开的玩笑？”戴维斯先生正在一个幸福的梦境里：一间豪华的大厅，熊熊的炉火，他的拖鞋烤得暖烘烘的，空中飘着一股好像梅迪欧小姐身上的高贵的香水味，他正要同一个非常可人、但出身高贵的女孩子上床睡觉。他们是这天早上在主教主持下正式结婚的。这个女孩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你的十二月里……”

他突然听见考里尔先生说：“还有一木箱玻璃球和蜡烛。”

“什么？”戴维斯说，“是我的小礼物来了吗？”

“您的——小——？”

“我想你们要在舞台上举行圣诞节晚会，”戴维斯先生说，“我想和你们全体艺术家认识一下，共度圣诞佳节。跳一会儿舞，唱一两支歌。”看来对方显然并不热情，“多开几瓶香槟酒。”考里尔先生的脸上浮现出苍白的笑容。“啊，”他说，“您太客气了，戴维斯先生。我们非常感谢。”

“我送的圣诞树好不好？”

“很好，戴维——戴维斯先生，太了不起了。”穿浅蓝色运动服的年轻人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考里尔先生使劲瞪了他一眼。“我们都很感谢您，戴维斯先生。姑娘们，我们都很感谢，是不是？”全体人好像经过排练似的，温文尔雅地说了句：“可不是吗，考里尔先生。”只有两个人例外：梅迪欧小姐闷声不响，那个皮肤黝黑、眼睛乱转的女孩子过了两秒钟才说：“那还用说。”

这个女孩子引起了戴维斯先生的注意。与众不同，他带着赞赏的心情想，不随大流。他说：“我要到后边去看看那棵圣诞树。别让我影响你们排戏，朋友。你们接着排吧。”戴维斯先生走进舞台侧翼，圣诞树摆在化妆室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电工正在往树上安一些小玩意儿，在电灯泡照耀下的一堆乱糟糟的道具中间，这株圣诞树给人以森冷、威严的感觉。戴维斯先生搓了搓手，心头涌起一股久已埋藏掉的童年的喜悦。他不由得赞叹了一句：“太好看了。”他充满了节日恬静、安详的心情，偶尔闪过的、关于莱文的念头只不过像飘在熠熠生辉的马槽上的几朵乌云而已。

“这棵树是不错。”一个声音说。这是那个皮肤黝黑的女孩子。她跟他走进后台来，下一个排演节目里没有她的角色。她生得比较矮，胖胖的，并不太漂亮，坐在一只箱子上望着戴维斯先生，带着一副既阴沉又友好的神情。

“增加了节日气氛。”戴维斯先生说。

“一瓶香槟酒也会的。”女孩子说。

“你叫什么名字？”

“鲁比。”

“排练完了以后跟我去吃点儿东西怎么样？”

“看来你的女朋友都不见了，是不是？”鲁比说，“我对吃一份洋葱牛排不反感，但是我可不愿意你跟我变魔术。我的男朋友不是侦缉人员。”

“你说什么？”戴维斯先生大声问道。

“你那个姑娘的男朋友是伦敦警察局的人。他昨天到剧团找她来了。”

“没什么。”戴维斯先生不太髙兴地说。他在考虑这件事的后果。“你跟我出去是很安全的。”他又说。

“你知道，我这人干什么也不走运。”

尽管戴维斯先生又听见了一桩不愉快的事，兴致还是很高。他可不是莱文，连小命都快保不住了。他的呼吸还带着刚才吃过的腰子和火腿味。他的耳边仍然回响着那句歌词：“你美丽的照片只是那最甜蜜的一半……”他舔了舔粘在臼齿上的一点儿糖渣说：“你现在走运了。你遇见我算是找到福神了。”

“我看你这人还可以。”女孩子说，出于习惯，阴沉沉地瞪了他一眼。

“大都会饭店，中午一点整，怎么样？”

“我会去的，除非我叫汽车撞了。我就是那么不走运，好容易有人请吃一顿饭，就会叫汽车撞上。”

“那倒也怪好玩儿的。”

“看你管什么叫好玩儿了。”女孩子说，身体在箱子上挪了挪，给戴维斯先生让了个地方。他们俩并排坐下，看着圣诞树。“在你的十二月里，我将永远记忆。”戴维斯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这支曲子以及圣诞节气氛使他心情比较严肃。他的手虔诚地平放在那女孩子的膝上，就像主教用手抚摸一个唱诗班孩子的脑袋似的。

“辛巴德[20]。”女孩子说。

“辛巴德？”

“我的意思是说蓝胡子。这些童话剧把我脑子都搞糊涂了。”

“你不怕我吧？”戴维斯先生一边安抚女孩子，一边把头靠在她戴的邮递员帽子上。

“如果再有女孩子失踪，肯定该是我了。”

“她不该离开我的，”戴维斯先生柔声细气地说，“刚吃过饭就跑掉了。让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回家去。要是同我在一起，她就不会遇到危险了。”他试探着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捏了她一把。正好这时一个电工走过来，他又连忙把手松开。“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戴维斯先生说，“你在戏里应该演主角。我敢说你的嗓子一定很好。”

“我的嗓子好？我的嗓子简直跟雌孔雀的一样。”

“让我吻一下成吗？”

“吻吧。”他俩接了个吻。“我怎么叫你？”鲁比问，“管一个请我吃饭的人叫先生，我觉得有点儿可笑。”

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叫我——威利。”

“好吧，”鲁比说，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希望你准时去，威利。大都会饭店。一点。我一定到。我只希望你别爽约，不然我的洋葱牛排就告吹了。”说完，她又回到舞台去，到她出场了。阿拉丁说什么……她对旁边一个女孩子说：“这人真容易上钩。”当他来到北京？“问题是，”鲁比说，“这些人我总是拴不住。都是同你鬼混一阵就跑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看样子我今天中午可以大吃一顿了。”她又说，“我又犯老毛病了，忘了把手指别起来[21]了。”

戴维斯先生已经看够了排练，他到剧场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要做的只是对剧团的电工和别的一些人说几句客气话就成了。他穿过化妆室从容地往外走，逢人便寒暄几句，掏出金制烟盒敬人一支香烟。谁知道将来会不会用得上他们？他对后台的情况不太熟悉，以为在服装员中间或许也能发现——怎么说呢，年轻的、有才华的姑娘，值得约到大都会饭店去吃一顿饭，鼓励一番。但他马上就看清了：所有的服装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搞不清他为什么要溜到后台来，有一个老婆子居然还到处盯着他，生怕他藏在哪个姑娘的更衣室里。戴维斯先生觉得大失脸面，但他还是始终客客气气的。他从剧场后面走到寒冷的街头，对剧场挥了挥手。该去中部钢铁公司转一转，见见马尔库斯爵士了。

商业街空****的，几乎没有行人，只是警察比往日多了许多，叫他感到有些奇怪。他把防空演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谁也没有出面阻拦他，虽然没有人说得清戴维斯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所有的警察却都认识他。人们说这个头发稀疏、大肚皮、两臂浑圆、满是皱褶的人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一个年轻助手。他们这样说倒也没有什么讥笑的意思。既然马尔库斯爵士已经老得不能再老，相形之下，戴维斯先生自然称得起年轻了。戴维斯先生向马路对面的一个警官快活地挥了挥手，又往口里放了一块太妃糖。把伤员送到医院不是警察的事，因此没有人拦着他不叫他走路。看得出来，他那一团和气的胖脸很容易就会翻脸不认人，对你大发雷霆。警察看着他向制革街走去，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心里却盼望着他会闹出点儿什么笑话来。他们好像看着一个极有身份的人正走向一道结了冰的滑坡。

从制革街对面走过来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戴维斯先生并没有马上就看到对面走来的这个人，在他发现后，他似乎被那防毒面具吓了一大跳。他想：这些和平主义者做得也未免太过分了，哗众取宠，无聊至极。医学院学生拦住了戴维斯先生，对他说了一句什么，因为声音被面具遮住，戴维斯先生并没有听清。他把胸脯一挺，盛气凌人地说：“你胡说什么？我们早有准备了。”突然间，他想起来了：这是防空演习。他马上变得和气起来。这是爱国主义，不是反战分子的挑衅。“哎呀，哎呀，”他改口说，“我忘了。当然了，是演习。”防毒面具的厚镜片后面，一双眼睛正在盯住他，被面具笼罩住的话语模糊不清，戴维斯先生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不会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的事挺多。”医学院学生一只手揪住戴维斯先生的胳膊，好像在沉思什么。戴维斯先生看到街对面走过一个警察，脸上带着笑容，不由一阵气血上涌。空中的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尽，一队飞机从雾气里穿过去，向南郊飞机场飞去，街头回**起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你看，”戴维斯先生努力不使自己的脾气发作，“演习基本已经结束了。马上解除警报的汽笛就要响了。让我在医院里浪费掉大好时光太没有意义了。你是认识我的。我叫戴维斯。诺维治的人谁都认识我。不信你问问对面的警察。谁也不能说我不爱国。”

“你认为演习快过去了？”那人问。

“我很高兴，你们年轻学生都这么热心。”戴维斯先生说，“我希望不久我会在医院看到你。医院每次有什么重要活动我都去。只要我听过你的声音我就决不会忘记你。可不是吗，”戴维斯先生说，“上次医院增设新手术室，我就是捐得最多的那个。”戴维斯先生很想继续赶路，可是那个戴面具的人却始终拦着他。如果绕到马路上走过去，叫人看着未免有失身份。也许那个人会认为他想逃跑，说不定还会扭打起来，白叫警察在街角上当笑话看。他突然对那个警察恨得要命，就像乌贼放了一股墨汁似的，戴维斯先生的心里也泛出一股毒液，把他的思想都染黑了。那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大猴子……居然敢笑话我……我要叫警察局把他撤职……我要同卡尔金谈谈这件事。他继续和颜悦色地同面前戴面具的人理论，一个瘦削的小个子，比孩子大不了多少，白袍子穿在身上晃晃****的。“你们年轻人，”他说，“在干一件出色的事。我太佩服了。一旦战争爆发——”

“你是说你叫戴维斯吗？”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

戴维斯先生突然冒火了：“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有要紧事。我当然是戴维斯。”他又努力压下自己的怒火说，“你看，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可以给你们医院捐一点儿钱，只要你说个数目。捐给你们十镑，就算赎金吧。”

“好，”那人说，“钱在哪里？”

“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骗你的，”戴维斯先生说，“我身上从来不带那么多钱。”他有点儿吃惊，对方好像笑了一下，这人太无礼了。“好吧，”他说，“你跟我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吧，我把钱给你。但是我得要你们会计给我一张正式收据。”

“会给你收据的。”那人用平板的语调说，往旁边一站，给戴维斯先生让出路来。戴维斯先生的好性子又完全恢复了，他唠叨地说下去：“你戴着那玩意儿，大概吃不了太妃糖。”一个递信的小孩从他身边经过，防毒面具上面歪戴着帽子，他嘲笑地对着戴维斯先生吹了一声口哨。戴维斯先生的脸一阵发红，手指痒起来，很想去扯那孩子头发，揪他耳朵，拧他手腕。“小孩儿这回可有得好玩的了。”他说。他想同这位医学院学生谈谈自己的私事。同医生在一起他总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奇怪地感到自己是个要人。他可以把有关自己消化系统的一些最荒唐的事告诉医生，他认为医生会认为这些事极为重要，正像写幽默文章的作家乐于听别人讲滑稽故事似的。他说：“我最近老爱打嗝。每次吃饭以后都打嗝。我吃东西并不快……但是，当然了，你现在还在读书期间。但这方面的事你知道得一定比我多。另外我眼睛还老冒金星。也许我该少吃一点儿。可是这一点都不容易做到。因为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每天都得应酬。比如说……”他攥住对方的胳膊，意在不言中地捏了一下，但是那个医学院学生毫无反应。“如果我答应你今天不吃午饭，那是白说。你们医学生通达世故人情，我告诉你也没关系。我跟一个姑娘有约会。在大都会饭店，中午一点。”由于某种联想，他摸了一下口袋，看看太妃糖是否还在那里。

他们又遇见一个警察，戴维斯先生向他招了招手。同戴维斯先生一起走的人始终一声不响。戴维斯先生想：这个年轻人非常腼腆，不习惯同我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走路。这个想法使他原谅了年轻人的粗鲁无礼，甚至他对自己的不信任（戴维斯先生对这点本来就非常气愤）多半也出于年轻无知。因为早餐的腰子和火腿烧得都非常好，因为他给了贵族出身的梅迪欧小姐一点儿颜色看，因为他同一个有才华的姑娘定了约会，也因为这时莱文的尸体一定躺在停尸房的冰冷的石板上。因为所有这些事，戴维斯先生情绪非常高，对人也就特别和气。他拼命找一些话和这个年轻人闲扯，想打消他的局促不安。他说：“新手术室开幕的那天你们演出的那个节目很精彩。”他看了看那人细瘦的手腕，“你会不会就是那个装扮女孩子的学生，还唱了一支胡闹的歌？”在转进制革街的时候，戴维斯先生想起了那首歌词，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无论是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在俱乐部里，或是同熟人在一起，戴维斯先生只要一想起那些只能跟男性讲的粗俗的笑话，就要大笑一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笑过多少回了。“简直要把我乐死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同伴的胳膊上，走进钢铁公司的玻璃门。

一个陌生人从墙角后边走出来，问讯处柜台后面一个办事员提高嗓子对他说：“没事儿。这是戴维斯先生。”

“怎么回事？”戴维斯先生一本正经地厉声问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营地，马上就端起架子来了。

便衣侦探说：“我们的眼睛得睁着点儿。”

“莱文？”戴维斯先生尖声问道。那人点了点头。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把他放跑了？真是一群饭桶……”

侦探说：“您用不着害怕。只要他一露面，我们马上就把他抓起来。这回他绝对逃不掉了。”

“但是你干吗要到这儿来？”戴维斯先生说，“你在这儿等着……”

“这是命令。”那人说。

“你告诉马尔库斯爵士了吗？”

“他知道了。”

戴维斯先生一下子感觉自己非常疲倦，好像顿时变得老态龙钟了。他厉声对自己的同伴说：“跟我来，我把钱给你。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他拖着两只脚，有气无力地穿过一条用发亮的黑色合成材料铺面的过道，走向玻璃电梯间。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也跟在他后面，穿过过道，走进电梯。电梯平稳地缓缓上升，这两人关在里面，就像鸟笼里两只亲密相依的小鸟。大厦一层又一层地被甩在下面，一个穿黑衣服的办事员正在办一桩神秘的差事，东奔西走，需要不少主办人签名；一个女职员捧着一叠卷宗，站在一间门还没有打开的办公室外边，嘴里念念叨叨，正在准备如何回答上司；一个送信的小孩脑袋上顶着一捆新铅笔，一边走一边玩儿。最后，电梯在一层空无一人的楼道上停住。

戴维斯先生有一件心事，他走得很慢，轻轻地扭动自己办公室的门把手，倒仿佛害怕屋子里有人等着他似的。但是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通向套间的门开了，一个有着蓬松的金黄头发、戴着角质镜框眼镜的年轻女人招呼了一声“威利”，但是在看到还有一个生人在场时，她马上又改口说：“戴维斯先生，马尔库斯爵士在找你。”

“知道了，康奈特小姐，”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给我找一份火车时刻表来吗？”

“你要走——马上就走？”

戴维斯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查一查到伦敦的车次——下午的。”

“好的，戴维斯先生。”康奈特小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屋子里又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戴维斯先生打了个寒战，他把电灯打开。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问了一句话，他那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叫戴维斯先生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是不是害怕什么？”那人问道。

“城里有一个疯子。”戴维斯先生说。他的神经非常紧张，倾听着走廊上任何响动：脚步声、电话铃响……刚才他实在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下午”两个字的。按照他的本意，他真希望立刻就离开诺维治市，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墙壁后边，一台倒垃圾用的小升降梯咯吱地响了一下，吓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过去把倒垃圾的小门上了锁。只有把每一扇门都锁上，严严实实地关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里，他才感到安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是他每日看惯的：写字台、转椅、摆着两只酒杯和一瓶葡萄酒的玻璃柜、书架、书架上放着的几本有关钢铁的科技书、一本《维台克年鉴》、一本《当代名人传》和一本《东方宠姬》。看着这些东西比去想楼下的侦探叫他心情舒服多了。他仔细打量着身边的这些杂物，倒好像第一次才发现它们似的，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间小屋子能够给他这么多平静和舒适。墙后的小升降台绞绳又咯咯吱吱地响了一下，戴维斯先生第二次打了个哆嗦。他把双层玻璃窗关好，气呼呼地叨咕了一句：“叫马尔库斯爵士等会儿吧。”

“谁是马尔库斯爵士？”

“我的老板。”通向他的女秘书的一扇门还开着，戴维斯先生有些不安，会不会有人从那边进来。现在一点儿也不忙了，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需要有个人陪着他。他说：“你没有事吧？把那玩意儿摘掉，戴着它多闷啊。来，咱们喝杯葡萄酒。”在走向玻璃柜的时候，他顺手把女秘书的门关上，上好锁。他长吁了口气，从玻璃柜里取出酒瓶和酒杯。“现在真的没有别人了，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打嗝的毛病。”他满满地斟了两杯酒，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手却不住地颤抖，葡萄酒洒了一桌子。他说：“每次都是吃过饭以后……”

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钱……”

“真的，”戴维斯先生说，“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你怎么能不相信我？我是戴维斯。”他走到写字台前边，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两张五镑的钞票递过去。“记着，”他说，“我可要你们的会计开一张正式收据来。”

那人把钱装在口袋里。他的手放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他说：“这不会也是偷来的吧？”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幅图景：里昂街的角屋冷饮店、阿尔卑斯雪糕、一个杀人犯坐在桌子对面给你讲他如何杀死一个老妇人的事。戴维斯尖叫了一声，没能说出什么话来，只是一声哀求饶命的呼喊，像一个上了麻药的人在手术刀划破肉皮时发出的一声毫无意义的叫声。他惊慌失措地向屋子的另一头跑去，一把攥住套间的门把手，使劲扭动。他像是一个身体被阵地前沿铁丝网钩住的士兵，左冲右突，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过来吧，”莱文说，“那扇门你已经锁上了。”

戴维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边。他的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坐在纸篓旁。“我生病了，”他说，“你不会杀死一个病人的。”这个主意好像给了他一线希望。他使劲打着嗝，叫对方知道自己确实病得厉害。

“我先不杀你。”莱文说，“也许我会饶了你的命，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话做。这个马尔库斯爵士，他是你的老板？”

“他年纪很老了。”戴维斯先生辩解说。他坐在纸篓旁边哀声痛哭起来。

“他有事找你，”莱文说，“咱们一起去吧。”接着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把你们两个一起找到。真是太巧了，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起来，起来！”他气冲冲地命令瘫软在地板上的这一团肥肉。

戴维斯先生在前面带路。康奈特小姐从过道另一端迎面走来，拿着一个纸片。“我查好车次了，戴维斯先生，”她说，“最合适的一趟是三点零五分的。两点零七分的太慢了，比三点零五分的早到不了十分钟。还有一趟是五点十分的，剩下的就都是夜间开的了。”

“放在我桌子上吧。”戴维斯先生说。他站在豪华的近代化的楼道上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康奈特小姐，好像要和一千种东西告别：他的财富、他的权势、他舒适优裕的生活，只要给他机会的话，他都要和它们告别，甚至对那些“姑娘们”他也想说几句温存话，这还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呢。“好，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吧。”他拖延着不肯迈腿。莱文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后边，手插在衣袋里。康奈特小姐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问道：“您不舒服吗，戴维斯先生？”

“我挺好。”戴维斯先生说。他像是一个深入蛮荒之地的探险家，在离开文明境界之前，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个标记。万一以后有人寻找他，那标记就会说：“向北”或“向西”可以找到我。戴维斯先生说：“我们到马尔库斯爵士那里去，梅。”

“他急着要找你呢。”康奈特小姐说。这时屋子里的电话铃响起来。“说不定又是他打来的。”她的高跟鞋一阵噔噔响，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戴维斯先生感到那只无情的手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肘，叫他继续往前走，上电梯。他们又升上一层楼，当戴维斯先生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又是一阵恶心。他很想干脆倒在地上，让枪弹从脊背后射进自己身体里。通向马尔库斯爵士房间的那段亮闪闪的楼道对戴维斯先生来说不啻摆在一个气喘吁吁的运动员面前的一英里长的跑道。

马尔库斯爵士正坐在他的轮椅上，膝头上摆着一张类似在**用餐的餐桌。他的贴身男仆正同他在一起。马尔库斯爵士的脸背着房门，但是他的仆人却一眼就看到戴维斯先生面无人色地走进来，身边还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仆人感到非常吃惊。“是戴维斯吗？”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掰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小口牛奶。马尔库斯爵士正在吃早餐，准备蓄积精力应付一天的事务。

“是的，爵士。”男仆说。他惊诧莫名地看着戴维斯先生病恹恹地从一尘不染的橡胶地板上走过来，他看起来需要有人搀扶，随时可能跌倒在地上。

“你出去吧。”马尔库斯爵士小声命令他的仆人说。

“是的，爵士。”但这时那个戴面具的人已经把门锁上了。男仆的脸上露出一丝又惊又喜的神色，一种又渴望又不敢相信的表情。是不是终于要发生点儿什么事了？终于要发生一件有异于推着轮椅在橡胶地板上走来走去，有异于给这个老而不死的人穿衣、脱衣（老人虚弱得连洗澡都不成，身上总带着一股臭味），有异于给他端热水、热牛奶和饼干的事了？

“你不出去还等什么？”马尔库斯爵士又低声说。

“靠墙站着。”莱文突然对仆人吆喝了一声。

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喊：“他拿着枪呢。快点儿听他的。”其实他用不着说这话。莱文的枪这时已经亮了出来，把三个人都罩在枪口下：男仆靠着墙，戴维斯先生哆嗦着站在屋子中间，马尔库斯爵士把轮椅转过来看着莱文。

“你要干吗？”马尔库斯爵士说。

“你是老板吗？”

马尔库斯爵士说：“警察就在楼底下。你逃不走的，除非我——”电话铃响起来，响了好大一阵才停住。

莱文说：“你胡子底下有个疤痕，对不对？我不希望把事情搞错。他有你的照片。你们俩在一个少年管教所待过。”他怀着一肚子怒气环顾了一下这间豪华、宽敞的大办公室，脑子里又出现了喑哑的铃声、石头台阶、木椅和那间狭小的公寓，电炉上正在煮鸡蛋。这个人显然比那个老部长爬得高多了。

“你发疯了。”马尔库斯爵士仍然珍惜着自己的力气，声音低低地说。他年纪太老了，已经不会被什么意外的事吓住了。一支手枪对他说来并不比坐椅子的时候迈错一步、进浴盆的时候滑一跤危险性更大。他似乎只是感到有些气恼，因为早餐被打断而心里不痛快。他把头俯到餐桌上，大声咂了一口热牛奶。

男仆靠着墙突然开口说：“他有一块疤。”但是马尔库斯爵士根本不理会这些人，只顾喝自己的牛奶，牛奶滴落在他稀疏的胡须上。

莱文的枪口对着戴维斯先生转动了一下。“是他吧？”他说，“要是你不想叫你肚子上吃枪子，你就老实告诉我，是这个人吧？”

“是他，是他。”戴维斯先生满脸恐惧、低声下气地说，“他想出了个主意。是他出的主意。公司那时候已经周转不灵了。我们得想办法赚钱。这件事叫他一下子赚了五十多万镑。”

“五十万镑！”莱文说，“可他只给我二百镑，而且还不能用。”

“我跟他说过，应该大方一点儿，可是他叫我闭嘴。”

“要是我当时知道那个老人是那样一个人，”莱文说，“我就不干了。我为你们把一个人的脑袋打碎了。还打死了个老妇人，一颗子弹从两只眼睛中间射进去。”他对马尔库斯爵士大声喊道：“这都是你干的好事。你觉得干得挺漂亮，是不是？”但是马尔库斯爵士坐在那里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他老得连想象力也丧失了。他亲手制造的死亡同他在报纸上读到的凶杀案没有什么两样。他有的只是一小点儿馋嘴（贪喝一杯牛奶），一小点儿不道德行为（偶尔把他的老爪子放到女孩子衬衫上面摸到一点儿生命的热气），一小点儿贪心和计算（一条命换来五十万英镑），外加一小点儿固执的、几乎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自卫本能。这就是马尔库斯爵士的全部感情了。正是由于求生的本能，他才不叫对方发觉，一点点儿把轮椅向桌边的电铃移过去。他柔声细气地说：“我否认这些。你发疯了。”

马尔库斯爵士一面偷偷地转动轮椅，一面继续柔声细气地说：“一支七号柯尔特。这个牌子的枪，兵工厂制造了成千上万支。”

莱文生气地说：“现在警察局对枪支有很深的研究，没有他们调查不出来的。他们有专家——”他想在打死马尔库斯爵士以前先好好地吓唬吓唬他。叫马尔库斯爵士比被他打死的那个老妇人少受罪，似乎太不公平了。他说：“你要不要祈祷？你是犹太人，是不是？比你好的人也相信上帝的。”他说这话时，心里想的是那个叫安的女孩子，他想到她在那间黑暗的小木板房里祈祷的事。马尔库斯爵士的轮椅碰到了写字台，启动了电铃，一阵铃声从电梯井下面隐隐传上来。铃声很久也没有停息，但是莱文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直到那个男仆压制不住多年的积恨，警告说：“这个老浑蛋，他在按警铃了。”莱文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办，已经有人来到门外，晃动起门把手来。

莱文对马尔库斯爵士说：“叫他们别碰这扇门，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这傻瓜，”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们抓住你，只不过拿你当小偷办。要是你杀死人，就要处绞刑了。”但是戴维斯先生却不这样，只要能够保住性命，连一根稻草他也抓住不放。他尖声对门外喊：“离门远一些。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靠近房门。”

马尔库斯爵士咬牙切齿地说：“你是个傻瓜，戴维斯。他要是想打死咱们，反正——”在莱文拿着枪比着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狗咬狗地争吵起来。“他没有理由要打死我，”戴维斯先生尖声喊道，“这件事是你闹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代表你。”

仆人哈哈笑起来。“二对一，好滑稽。”他说。

“闭嘴。”马尔库斯爵士恶狠狠地对戴维斯先生说，“我可以随时把你弄走。”

“你试试看。”戴维斯先生像只公孔雀似的嘎嘎叫着。

门外传来用身体撞门的声音。

“西兰德金矿我已经备了案。”马尔库斯爵士说，“东非石油公司我也备了案。”

莱文一阵气往上蹿。在叫马尔库斯爵士祈祷的时候，他本来有一种即将获得安详宁静的感觉，但这两人却搅得他心烦意乱起来。他举起枪来，对着马尔库斯的胸口开了火。这是唯一使他闭嘴的方法。马尔库斯爵士一下子趴在餐桌上，牛奶杯打翻了，写字台上的文件被打湿了一片。他口中吐出鲜血。

门外一个声音喊道：“你还是马上开门吧，不然我们就用枪把门锁打穿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尖叫着，“你们别管我了。他会打死我的。”防毒面具后面的一对眼睛心满意足地紧紧盯着他。“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他哀求道。他从莱文的头上面看到墙上的挂钟：从吃过早餐到现在还不到三个小时，他的嘴里还挂着腰子和火腿味儿，他不能相信这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一点钟他跟一个女孩子还有个约会，哪有赴约之前被人打死的道理？“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嘟囔说，“真的没做过。”

莱文说：“是你，想杀死……”

“谁也没有，我没想杀过谁。”戴维斯先生呜咽着说。

莱文踌躇了一会儿，他还不习惯说这个字。“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往后站，”莱文对门外喊道，“你们要是开枪我就打死他。”他又转过来对戴维斯先生说，“那个女孩子。”

戴维斯先生抖成一团，好像害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他说：“她不是你的朋友。她要是不说，这些警察怎么会到这儿来……除了她谁还知道……”

莱文说：“我就为了那件事要把你打死，不为别的。她是正直的。”

“别，”戴维斯先生尖声喊，“她是一个警察的女朋友。他是伦敦警察局警察的女朋友。她是麦瑟尔的女友。”

莱文的枪响了。出于绝望，他有意打碎了自己最后一个逃生的机会。本来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却打了两枪，好像他打的不是这个号叫着淌着血的胖子戴维斯先生，而是整个世界。他开枪射击的确实是这个世界。因为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而莱文开枪打碎的就是他一生的生活：他母亲的自寻短见、少儿管教所里的长年幽禁、赛马场的流氓集团、凯特之死、老部长和老妇之死……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他试图向一个人忏悔，但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碰了壁。除了你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以外，谁也无法信任：没有一个医生、一个牧师或一个女人可以信任。城市上空响起了汽笛的长鸣声：防空演习结束了。教堂马上敲起了庆祝圣诞的钟声。狐狸还有自己的洞窟，可是人之子却……一颗子弹把门锁射穿了。莱文齐腰举着枪，对门外喊：“你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麦瑟尔的狗崽子？要是有，最好叫他靠后一点儿。”

靠墙站着的那个仆人脸色苍白，对莱文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打了。他们总会逮住你的。他说的是实话。是那个女孩子。我听他们打电话说了。”

我的动作要快，莱文想，门一打开，我必须先开枪。但是他的脑子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他嫌面具遮住眼睛看不真切，便用一只手笨拙地把它摘掉，扔在地上。

仆人看到了莱文脸上红肿的嘴唇，一对漆黑、愁惨的眼睛。他说：“从窗户出去。爬到楼顶上去。”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思想已经麻木了，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做最后一番挣扎。他迟缓地把头转过去，窗外一台油漆工人使用的吊台正晃晃悠悠地贴近大玻璃，第一个看见的还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仆人。站在油漆工吊台上的是麦瑟尔，他这次干的是一件拿生命当儿戏的事。吊台晃来晃去，麦瑟尔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在够窗户，在莱文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悬在窗户外面，身下六层楼底下才是狭窄的制革街，完全没有办法掏出自己的手枪。对莱文来说，他是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

莱文呆呆地看着他，慢慢开始瞄准。打中这个人并不是难事，但是他好像已经失去杀人的兴趣了。他现在感觉到的只是痛苦和绝望，是一种对一切事都已厌倦的心情，就连这次又被人出卖也引不起他的愤怒和仇恨了。冷雨飘摇下漆黑的威维尔河已经把他和一切敌人分隔开了。啊，基督！我多么希望……但是他自从诞生以后便注定要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被一个又一个人出卖，直到通向生活的每一条道路都被堵住，被他死在地下室的母亲出卖，被管教所里的牧师、被夏洛特街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医生出卖，没有一个人同他站在一边。他又怎能逃脱得了世界上最最常见的一种出卖——女人的善变呢？就连凯特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女人，他一定没丧命呢。不论是彭利滋还是卡特尔，不论是姚西还是巴拉尔德，不论是巴克尔还是“大丹狗”，或迟或早都坏在女人手里。莱文一边想，一边心不在焉地慢慢瞄准，他有一种奇怪的屈辱感，但在孤独凄凉中却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他又想到了“伞兵”和梅休，这两人都曾经认为他们的女朋友和别人的不同，他们的爱情是崇高的。一个人出生以后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比降临人世更干净、更利落地离开人世。莱文第一次对他母亲的自杀不再气恨了。正当他犹豫不决地瞄准窗外时，背后的门被撞开了，桑德斯的子弹从背后打进他的身体。死亡带着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他必须像女人分娩婴儿一样分娩自己的痛苦。剧烈的阵痛使他呜咽着、呻吟着，最后从他体内出来了，莱文随着自己的独子走进广阔无垠的寂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