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绘姑娘
关于千绘姑娘的故事，需要追溯到两年以前。
当时，我经常去西麻布一家古老的烤鸡肉串小酒馆喝酒，身旁总是坐着住在白金的安先生。
“成濑老师的故乡是哪儿？”安先生称我为老师。
“东京。”
“嗬！您是老江户啊，真叫人羡慕！”
“我可不敢自称老江户，原则上讲，得在江户世居三代以上的才称得上老江户。我充其量只能说是老东京，或者东京人。”
“老师就是爱讲歪理。您多好，总是住在故乡。”
安先生已经七十有二，被他称为老师，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倒是羡慕故乡在外地的人，有个回去的地方。”
“看您说的，住在东京，用不着回哪儿去，想跟谁见面，马上就能见着。理发馆、小酒馆、小面馆，都是从小就认识的，多好啊！”
“此言差矣。所谓故乡，就是要在遥远的地方，会令人怀念，只能偶尔回去，才更使人感到故乡的宝贵。加上回去一次要花很长时间，正好可以用来换换心情。像我们这种生活圈子跟故乡是同一个的人，哪有换换心情的机会啊？”
“歪理又来了。叫我怎么说您呢？老师啊，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呢，故乡倒是有，可是呢，想回回不去，您说我这心里，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安先生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端起酒杯往嘴里灌酒。
我跟这位老人是在一家电脑培训班认识的。港区的区政府以高龄老人为对象办了这个培训班，我被聘为那里的教师，安先生是我的学生之一。
我在那里教了将近两年，在那些上了岁数的学生里边，像安先生这么差的学生，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还没有过。单单是让他理解鼠标左键和右键的不同，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不，也许直到现在他都没理解。
但是，安先生学电脑比谁都热心。下课以后也总是缠着我问这问那，问上一个小时以后，作为对我的感谢，总是带我到西麻布的这家小酒馆来。虽然安先生已经不在电脑培训班学习了，我们还是经常一起来喝酒。
“安先生的老家在哪儿啊？”我一边为他斟酒，一边问道。
“茨城，筑波山后边的一个小村子。”
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刚才您说想回回不去，我还以为有多远，当天往返都可以嘛！下个周末我开车带您回去一趟！”
“不是远近的问题。老板！是吧？”安先生放下酒杯，冲着店老板喊了一声。老板大声回答说：“可不是嘛！”
“哈哈，我知道了，您在老家抢了银行，警方发了通缉令，您不敢回去。”我开了一个低级玩笑。
“老师，可惜啊，可惜您只猜对了一半。我在村里确实偷过东西，不过，我们村里根本就没有银行。”
“那就是信用社。”我继续开他的玩笑。
“我在家里不是老四嘛。”安先生的话有点不着边际。
“是吗？您是老四啊？”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看名字您就明白了。”
“不明白。”
安先生的全名是安藤士郎。
“这还不明白，‘士郎’跟‘四郎’发音一样。”
“可是字不一样。”
“老师，您这么大学问，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四’这个字不吉利，所以用的是‘武士’的‘士’。”
“原来如此。”
“您还是老师呢，反应也太迟钝了吧？”
其实我是故意装傻充愣，为的是使两人间的对话更有意思。
“那么我问您，老四又怎么了？”
“因为我是老四，才到东京闯天下来了。”
“什么？我又不明白了。”
“那我就说给您听听。因为我是老四，所以父母也好亲戚也好，都不指望我能有什么大出息。分到我手上的地，只有猫脸那么大一块，不管怎么精耕细作也吃不饱，更谈不上成家立业。忽然有一天我想到，我安藤士郎难道就这么过一辈子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日子吗？想着想着，悲从中来，看着美丽的晚霞，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个没完。我不能这么窝囊地过一辈子，于是决定到东京来闯一闯。我在村里到处吹牛，说一定要在东京混出个人样儿来。父母不但没有阻拦我，反而用嘲笑的口气对我说，你想出去就出去吧。他们压根儿不认为我能有出息，我这个四儿子对他们来说，有没有都一样。他们这种态度把我惹火了，我决意离开老家，到东京闯天下。”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一九五〇年的事，看到美丽的晚霞那天是五月十四日。”
“好记性！”
“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就是这么来东京的。当时谁都认为我在吹牛，没有一个人送我几个钱当盘缠，父母也没给一分钱。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当然不可能有存款。坐火车需要钱，于是我就去偷了。”安先生的话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我盗墓去了。”说完他吐了吐舌头。
“啊？”
“盗墓弄到不少钱，我就用那笔钱来到了东京。对老祖宗我可是千恩万谢！”说到这里，安先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什么？难道您老家建有金字塔？金银财宝陪葬？”
“我们那里有个习惯，人死了埋葬的时候把现金、大米、偶人之类的放进棺材。大概是担心死人在阴间没钱花、肚子饿或闷得慌吧，而且渡冥河也需要钱。当时是土葬，只要刨开几座坟，就能弄到一大笔钱，多是硬币，不过也有纸钞。盗墓后我就逃之夭夭了。一些珍奇的古币，我带到东京以后变卖，没少赚。”
“跟到庙里去偷香火钱差不多嘛。”我莫名其妙地佩服起安先生来。
“差不多吧，所以后来遭报应了。”
“盗墓是晚上去的？”
“那当然，大白天的怎么可能？”
“够害怕的吧？”
“啊，当然害怕啦。因为是土葬，骨头还保持着人的形状，骷髅也看得清清楚楚，比看恐怖电影还吓人。更重要的是，自己干了绝对不应该干的事情，害怕遭天罚，立马丧命。后来我去过东京后乐园有名的鬼屋，哪算得上恐怖，跟我盗墓时看到过的场面没法比。”安先生肩膀突然哆嗦了一下，闷头喝起酒来。
“原来如此，您是因为盗过墓才不能回老家呀。不过，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从法律上来说，时效早就过了，再说，谁还记得您盗过墓的事啊。”
“我并不是因为盗过墓，才回不了老家。我每天朝着故乡，双手合十向祖先祈祷，请求他们原谅。回不了老家的原因是我一事无成啊！当时我夸下海口，说到了东京一定要出人头地，结果一无所成，我哪有脸面去见父老乡亲？”
“事到如今，您就不要再想那么多了。”
“哪能不想呢？”
“您不是一直都很努力吗？”
“人们哪，看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难道您一次都没回去过？”
“当然。”
“您这话真叫我吃惊。来东京多少年了？半个多世纪了吧？大家都在惦记您哪！”
这时候已经是二〇〇〇年了。
“早就把我忘了。老四嘛，没人把你当回事。”
“不会的。您应该让家里人看到您还健在，也要给祖先上上坟。”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就是没有勇气回去。我是个没用的东西！”安先生端起酒杯喝了个见底，“啪”地把酒杯放在了桌子上。
“男人，哪个不是打断了牙齿往肚里咽！”老板好像很理解安先生似的，又送上来一瓶酒。
“咽归咽，可我越老越想念故乡，我真是不想老啊！”安先生悄然自语道。
真傻——这话我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心里想了想。我伸出筷子，夹了一块早就凉了的煮鸡杂。
“老师，您的孩子呢？”
我摇摇手说没有。
“太太呢？”
“我还是独身。”我缩着脖子笑了。
“双亲呢？”
“已经不在了。”
“那您一个人过日子？”
“跟我妹妹一起过。”
“那挺好。我一个人过，孤独！特别是在这深秋的夜里。我约老师一起喝酒，也是因为想念家乡。要是有个亲人跟我一起过就好多了。”
安先生的太太在哪儿？先于他去世了？孩子在哪儿？要么安先生一直独身？我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些问题，一边喝酒。
就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安先生主动把答案告诉了我：“其实啊，我有个女儿。”
“啊，是吗？”
“今年十七岁了。”
“哟，高中小美女呀！”我心里觉得很奇怪，安先生七十二岁，七十二减十七等于……我在心里计算着。
还没等我算出来，安先生又替我说出了答案：“五十五岁的时候生的，真不好意思，都那个岁数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人嘛，到什么岁数都喜欢女人。”我笑笑说。
“我结婚的时候已经五十四岁了。老婆是日暮里那边一间酒吧的女招待，难为情。”
“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女招待也是需要特殊才能的，要让每个来店里喝酒的客人心情愉快，并不是谁都做得到。”
“是吗？您这么说让我好高兴。那女人的确有您说的那种，什么来着，特殊才能！只要有她在，气氛马上就变得温和起来。她大眼睛，长睫毛，身材特别好，可年龄跟我悬殊太大。当初她二十三岁，我比她大三十多岁，很快就过不下去了。孩子她带走了，这也没办法，我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哪带得了孩子。”安先生用手指擦着酒杯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离婚的时候，您女儿多大？”
“一岁零九个月。”
“后来您女儿怎么样？”
安先生摇摇头，右手伸进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从里边抽出一张褪了色又皱巴巴的照片递给我：“离婚之前照的。”
照片上是一个戴着维尼熊肚兜，坐在榻榻米上的小女孩。柔软的头发是自来卷，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无论笑还是不笑，安先生的眼睛都像是用钢笔在脸上画的两条线。小女孩大概长得像妈妈吧。
“名字叫千绘。”安先生眯缝着小眼睛说。
“只要孩子生活幸福就好。”我把照片还给他，他用手指在照片上女儿的额头上爱怜地抚摸了一阵，珍重地放回钱包里。
“对了，老师，我想求您帮我办一件事。”安先生突然挺直了身子说。
“什么事？”
“您能不能代替我去看看我女儿，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
“您太忙，没时间？”
“忙倒是谈不上……您亲自去看嘛。”
“我不行。我跟老婆离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能再见面。在千绘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父亲，如果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说我是她父亲，会吓着她的。”安先生使劲摆着手说。
“拉开距离看上一眼没有什么关系吧？”
“不行不行，我不敢看。别说看了，单是想象一下，我这心都快跳出来了。”安先生扭曲着脸，用手捂住了胸口。
“您女儿现在在哪儿？”
“这么说您答应替我去看看了？求求您，下次我还请您喝酒！”安先生说着，追加了酒和烤鸡肉串。
“要是石垣岛的话我可不去。”我半开玩笑地说。
“没那么远，就在川崎市。”
“什么？这么近？安先生您自己……”
“不是跟您说了不行吗？心脏非得停跳不可！”安先生说着抓住了自己的胸口。
“好吧，我就为您出一把力！”我竖起大拇指说。
安先生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您可千万不要对她说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拜托您去看她的。”
“知道了。”
“老师，您不是有那个什么电脑照相机吗？”
“数码相机？”
“对，就是那个！用那个照几张千绘的照片好不好？咔嚓咔嚓，照几张。”
“好！我这个星期天就去，咔嚓咔嚓！”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再简单不过，“咔嚓咔嚓”就能完成任务。
三天之后就是星期天，我坐上火车，直奔川崎市。
由于不太熟悉川崎那边的路，我没开车。从品川火车站上车也就十多分钟的路程，但列车经过多摩川大桥发出隆隆响声的时候，还真有那么点儿小旅行的味道。
川崎市幸区中幸町一丁目大仓公寓二〇一室——这是安先生给我的地址。安先生说，离婚后不久，前妻来过一封信，告诉他已经跟一个姓三宅的人结婚。信封上就是这个地址。
我走出车站，手里拿着地图，一边确认地名，一边找目的地。虽然是秋高气爽，时间也还不到八点，我还是走了一身汗。
大仓公寓是一座三层楼建筑，二〇一室的门上没有写着住户姓名的小牌子，一楼的信箱上也没有名字。我走到外边绕着公寓观察了一下，二〇一室的阳台上放着滑雪板和纸箱一类的东西，看来有人住。
从现在开始，我只能等待，因为我不能敲开门去给千绘照相，那样会引起误会。我得在这里等她出来，跟踪她，在车站之类人多的地方趁她不注意，咔嚓咔嚓照上几张。所幸大仓公寓各家各户的门都有临街的开放走廊，很容易看到人从家里出来。
我来之前就有需要等很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带上了带耳塞的便携式收音机。我站在一根电线杆下，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盯着千绘家的家门。为了防止千绘一大早就出门，我特意来得很早。我曾经有过当一名出色侦探的理想，这些问题肯定考虑得到。
当然，我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折腾半天还是个半吊子。
快十一点的时候，二〇一室的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发型很怪的年轻人。他一边穿夹克衫一边下楼，走到路边停着的一辆轻型摩托车前，连头盔都没戴，骑上就走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第一，这个年轻人不可能是千绘的继父；第二，他出门后把门锁上了，说明他不是访客。莫非是千绘继父的拖油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
我离开电线杆走进大仓公寓，爬上二楼，站在二〇一室门前观察了半天，什么蛛丝马迹都没观察到。
我决定假装居委会的办事员，问问二〇一的住户是不是叫三宅，如果是，我就继续盯梢。可是，按了好几次对讲门铃，都没有回音。
于是我又摁了二〇二室的对讲门铃，一个声音听上去很疲倦的男人答话了。
“请问，旁边二〇一室的住户是不是姓三宅？”
里边没有反应。
“请问，旁边二〇一室的住户是不是姓三宅？”
“我这不是在想吗？”里边的人有点儿不高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话了：“不是，我替他收过几次邮包，好像是姓平井，要不就是平田。”
我垂头丧气，但还是有些不甘心：“是否住着一个女高中生？”
“没见过。”
“这位平井先生搬过来之前谁在二〇一住？”
“我搬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二〇一住了。”
我又问了二楼其他几户人家，都说不知道二〇一住着三宅和一个大概在上高中的少女。但我并非一无所获，我从二〇五室那里打听到，管理这栋公寓的是荣惠房地产公司。
离开大仓公寓步行十分钟，我找到了位于一条叫做“南河原银座”的商业街的荣惠房地产公司，里边有三个二十多岁的女职员，负责接待找房子的顾客。我走近柜台，向其中之一问道：“请问，你们是负责管理大仓公寓的房地产公司吧？”
“什么？”女职员歪着头，好像没听懂我的话的意思。
“位于中幸町一丁目的大仓公寓，三层楼。”
“对对对，中幸町的，那个公寓现在没有空房。”说完她示意我坐下来谈。
“我不找房子，只是想打听一下那里以前的住户。”我没坐，继续站着说话。
“哦。”
“在二〇一室住过的三宅先生。”
“请稍等一下。”女职员冲我点了点头，转身离去，消失在里边的门里。过了一会儿，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跟着她从里边走出来，一看就是干过多年房地产的老油条。
“什么事？”老油条问我。
“我想打听一下以前住在大仓公寓的三宅一家搬到哪里去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幸町小学的。住在大仓公寓的三宅千绘是敝校毕业生，我们正在制作校友录，可是不知道她现在的住址。”我从大仓公寓来这里的路上看见了那所小学。
“哦，小学的，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随便透露住户搬迁的地址。”老油条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拉开了文件柜，“什么公寓来着？”
“大仓公寓，二〇一室。”
“大仓公寓……大仓公寓……有了。”
老油条抽出一个红色的文件夹，拿到柜台上来。
“二〇一室的三宅先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孩。”我希望千绘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二〇一室的三宅……三宅……二〇一室……我想起来了，那个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我惊奇地问。
“对对对，是有个可爱的女孩。”老油条眯缝着眼睛说。
“菲律宾人是怎么回事？”我往前探着身子，又问了一遍。
“你不是打听三宅吗？三宅的太太就是菲律宾人啊。”老油条摸摸眼睛，狐疑地看看我，又看看文件夹。
“对了，千绘的母亲是外国人。”我掩饰地补了一句，接着问，“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对不起，这上边没有记录。”老油条翻弄着文件夹说。
“三宅先生没说过他们一家要搬到哪里去吗？”
“好像没说过。对了！”
“您想起来了？”我又往前探了探身子。
“说是要关了这边的店，搬到很远的地方去。”
“很远？”
“具体什么地方，他到底说没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千绘的母亲是不是……做女招待的？”
“嗯，在菲律宾酒吧。”
“您知道那间酒吧的店名吗？我可以到那里去打听一下。”
“店名我可不知道，只听说在堀之内那边。诶？小学毕业？他们搬到大仓公寓的时候，孩子有那么大了吗？”老油条说完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
“麻烦您了！”眼看谎话就要被拆穿，我慌忙撤退。跑了很长一段路以后，回头看看没有人追上来，我才气喘吁吁地放慢了脚步。
安先生的太太是菲律宾人，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为什么没向我说明呢？当然，他主要说千绘，没怎么提到太太，但是不是觉得娶了个菲律宾老婆很丢脸呢？我也一样，在房地产公司听到他的太太是菲律宾人的时候，还大吃一惊，可见歧视穷国的意识仍然根深蒂固。
堀之内是首都圈内有名的红灯区，有泰国浴室，也有很多酒吧。所谓的酒吧，既没有酒也没有菜，也没有桌椅，只有两三个浓妆艳抹的女郎站在里边抽烟聊天。她们身上穿着几乎透明的衣服和超短裙，只要客人一进店，她们马上会色迷迷地靠上去，浪声浪气地打招呼说“玩玩吧”。对，她们是妓女。堀之内的酒吧都是为嫖客提供短时间性服务的店，可以称之为“性快餐店”。
横滨的黄金町也是这种地方。想到这里，我想起了江幡京，心里一阵难过。可是，现在的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多愁善感。我不单单是个过路人，我的目的是找到千绘母亲当过女招待的店。我走得很慢，不时四处观望，结果被误认为是在找妓女的嫖客，站在路两边的妓女们不停地向我打招呼。
为了躲避妓女们的纠缠，我在一个路口往右一拐，走进一家叫做“玛布提”的店。
店里黑乎乎、静悄悄的，收银台也没有人，正面挂着黑天鹅绒帘子，好像鬼屋的入口处。我掀开帘子往里看的时候，有人说话了。
“四点才开始营业！”一个推着拖把擦地板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
“请问，您这里有外国小姐吗？”我爽快地问。
“有啊，我们这里是菲律宾小姐，一个小时三千，便宜！”
“我想打听一个人，有个叫三宅的菲律宾小姐在您这里干过吗？”
“你是干什么的？”男人的声音和表情都变了。
“我是她前夫的亲戚。前些日子，她前夫的父亲病逝，遗嘱中说，要把财产分给孙女一部分。这孙女就是这个菲律宾小姐和前夫生的，叫千绘。大概是因为老人家只有这么一个孙女，才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可是现在不知道千绘住在哪里，我就到这边来找找看。”我信口说完上述谎话，把一盒事先准备好的点心递过去，“这是一点小意思。”
“真啰嗦，总之一句话，你是想知道那个菲律宾小姐的住址，对吧？”
“对，后来她又跟一个姓三宅的日本人结婚了，应该姓三宅。”
“三宅？是辛迪吧？”男人用手顶着太阳穴思索着。
“有个女儿，叫千绘。”
“啊，你说的这位菲律宾小姐，大概就是辛迪。”
“那么，三宅辛迪辞掉这里的工作后到哪儿去了？”我就势追问道。
“辛迪是她的艺名，本名叫……”
“维拉亚！”从帘子后边闪出一个女的，清秀的眉眼，乌亮的黑发，棕色的皮肤，修长的身材，圆圆的小脸蛋上洋溢着异国情调，典型的南亚美女。
“哟！萨布丽娜，今天来得够早的呀！”
“井口先生好！我去医院拿了避孕药以后直接过来的。”
这个叫做萨布丽娜的妓女对我说，辛迪本名叫维拉亚，不是菲律宾人，而是泰国人。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在房地产公司的那个老油条眼里，什么菲律宾、泰国、越南，都一样。
“辛迪有个女儿，”萨布丽娜继续对我说，“叫千绘，辛迪天天带着女儿的照片，我见过，很可爱！”
“辛迪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我趁热打铁。看来辛迪就是千绘的母亲。
“很早，大概有五六年了。”
“您知道辛迪离开这里以后到哪儿去了吗？”萨布丽娜并没有穿高跟鞋，但我跟她说话也得仰着头，她比我高一大截。
“名古屋。”
“您知道具体地址吗？”
“不知道，她只告诉我是去名古屋。”
我看了看井口，他也摇头表示不清楚。
“您没问她到名古屋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吗？”我继续问萨布丽娜。
“辛迪说她要在那边开一家自己的店。”
“她自己开店当老板？”
“可不是嘛！她又找了一个老公，新老公给她出钱开店。新老公是名古屋人，所以要到那边去。”
“新老公？她跟三宅先生分手，又跟别的男人结婚了？”
“当时还没有结婚。女人离婚后六个月内不准结婚！”
这个妓女日本的事情知道得还不少。
“新老公叫什么？”我继续追问。
“不知道。”
井口也摇摇头。
“店名呢？”
“我没问，落合经理也许知道。”
“落合经理？”
“卡萨布兰卡的。”
井口补充道：“就是拐角那家泰国浴室。”
“落合经理说他在川崎火车站见过辛迪。”
“什么时候？”
“辛迪从这里消失那天。”
我把萨布丽娜这句话理解为辛迪离开川崎去名古屋那天。我向萨布丽娜说了声谢谢，转身对井口说：“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托你们的福，我寻找千绘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喂，有完没完？”
“我想现在就去见卡萨布兰卡的落合经理，请您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人要去找他问问辛迪的事，这样我会更顺利一些。”
“你直接去有什么不可以的？”井口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
“我带你去！反正我现在有闲工夫。井口，不许把点心都吃完！”萨布丽娜说着就往门外走。
我又问了井口一个问题：“有辛迪的照片吗？”
“没有没有！”井口不耐烦地挥挥手。
我只好追着萨布丽娜走出了店门。
卡萨布兰卡是一家装饰成中世纪城堡模样的泰国浴室。刚到门口，一个娘娘腔皮条客阴阳怪气地跟萨布丽娜打招呼：“哟！打算换个地方，来我们店上班呀？”
“落合经理在吗？”
“在。这位大哥，现在是优惠时间，每次优惠五千日元！”皮条客好像没有看出我是萨布丽娜带来的，大声冲我嚷嚷。
我指指萨布丽娜，又指指我自己，紧跟在她身后进了店。
萨布丽娜跟这里的人很熟，招呼都不用打，就顺着铺有红地毯的走廊往里走。左拐右拐来到里边一间房，不敲门就进去了。
里头一个染着金发的家伙正在看电视上的赛马直播，看见萨布丽娜进来，大声叫道：“哎唷，我当是谁呢？身体怎么样？”说着伸手摸了摸萨布丽娜丰满的臀部。
萨布丽娜一把推开他的手：“色鬼！我告诉你老婆去！”
“你在店里的时候不是让我摸的吗？”
“不到我们店里来，就不许摸！”
“分得还挺清楚。这位是？”那家伙注意到了我的存在。
“辛迪的亲戚，在找辛迪。落合经理，把辛迪的情况跟他说说吧！”
我向落合鞠了一个躬，说了声请多关照。
“辛迪？”落合歪着头反问道。
“我们店的辛迪！你这个没良心的，已经把人家忘啦？”萨布丽娜鼓着腮帮子生气地说。
“哦，去了名古屋的那个辛迪呀？记得。”
“果然是名古屋啊？”我不由得凑了上去。
“好啦，那我回去啦。下次请作为客人到我们店里来，今天也可以！”萨布丽娜塞给我一张名片，冲我摆摆手，走了。
“关上门！”落合冲萨布丽娜喊了一声，回头把电视的音量调小，冲我摆了摆手。
我把刚才在玛布提说过的那套谎话又对落合说了一遍。
落合听完我的话，说：“我是在川崎火车站碰上她的。当时她拉着一个大箱子，还领着一个小女孩。我问她是不是去旅行，她说要搬到名古屋去，我吃了一惊，太突然了。”
“您没问她在名古屋的住址吗？”
“没有。当时我想请她吃顿饭，可是她说火车就要开了，来不及，只说了两三句话就匆匆走了。”
“都说了些什么呢？”
“她说要在新横滨换乘新干线去名古屋。”
“还有呢？不是说她跟了一个名古屋的男人吗？”
“好像是。不过在车站我只看见了她和孩子。”
“名古屋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不知道。”
“她要在名古屋那边开一家店？”
“好像是。”
“店名是什么，大概在什么位置？”
“我没问……不对，问过，您等等。”落合说完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在里头胡乱翻找。
过了一会儿，落合拿着一张名片大小的纸走回来对我说：“店名是‘山下’。”说着把纸条放在了茶几上。
我看见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山下。
“这是她跟我分手的时候亲笔写的。”
那是辛迪在玛布提时用的名片，“山下”两个字写在名片的背面。
“是日式酒吧吗？”
“从名字上看好像是。”
“辛迪是泰国人，为什么给酒吧取这么个名字？会不会是名古屋那个男人的姓？”
“不，是店名，她还对我说，有机会到店里来坐坐呢。”
我觉得也许是辛迪直接把新丈夫的姓用作店名。这时我忽然看见在名片的一角还写着“市场”两个小字，笔迹跟“山下”不一样。
“这是什么？”我指着“市场”两个字问。
“这是我写的。对了，我想起来了，我问过她的店在什么地方，她说是名古屋那边的市场，那是我回来以后补记的。”
“市场？”我感到困惑。莫非辛迪不经营酒吧，改行经营海产品了？“山下”挺像海产品批发公司的名称。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些大商业街就叫市场，比如大阪的黑门市场。”即使这样说，落合也是满脸困惑。
“您没听错吧？”
“那也说不定。很久以前的事了，回忆不起了。”落合摇摇头说。
“谢谢您！托您的福，我觉得距离辛迪越来越近了。”说完我把名片还给他。
“不要了，你拿走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收好那张名片，又说，“对了，再求您一件事，您这里有没有辛迪的照片？”
“没有吧。”落合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站起来再次走到办公桌前翻抽屉。过了一会儿，他笑眯眯地回来了：“只有这一张，我们俩好的时候照的。”
那是一张大头贴。心形的框子里，落合与一名黑头发大眼睛的少妇脸靠着脸。焦距好像没对准，但足以把握住脸部特征。
“这个能送给我吗？”
“可以。把刚才给你的名片借我用一下。”落合把大头贴揭下来，粘在名片背面，“您要是找到了辛迪，一定要转告她，就说我还惦记着她，让她有机会到川崎来。”
“一定转告。”
我觉得，虽然在黑道上混的人看上去都不是好东西，但都挺讲义气的。我不讨厌他们。
回到东京，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去找安先生。
“你老婆是外国人，为什么瞒着我？”我不满地劈头就问。
“我并没有打算瞒您，我要找的是千绘，维拉亚……无所谓……不，恐怕内心深处还是想隐瞒的，丢人……”安先生缓缓低下头，小声说了句对不起。
“算了算了，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我也就不生气了。
“老师，我都向您坦白了吧，您要给我保密啊。”安先生低着头小声说，“我跟维拉亚是假结婚。”
“啊？”
“在日暮里的酒吧里见到她时，她是个非法滞留者。这时，某家婚介所找到我说，如果我愿意跟维拉亚假结婚，就给我一笔钱。这家婚介所实际上是黑社会操纵的，专门组织外国女人从事色情行业……”
在日本，从事色情业的外国女人大多是持旅游签证入境的，因为在酒吧和泰国浴室打工申请不到工作签证。旅游签证最长滞留期间是九十天，也就是说，这些外国女人最多只能在日本干九十天。当然她们可以在签证到期之前回国，重新申请签证，但那样做一来非常麻烦，二来很可能被拒签，于是就出现了非法滞留现象。不过，非法滞留者一旦被警察发现，立刻就会被强制遣送回国，之后就很难再次踏上日本国土了。
为了解决非法滞留者的危机，假结婚应运而生。跟日本人结婚，就可以拿到配偶签证，但结婚对象并不那么好找，于是出现了由黑社会操纵的婚介所。婚介所专门找那些经济困难的独身男子，对他们说，只要答应假结婚，就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当然，这些钱都由非法滞留的外国女人支付，她们还要向婚介所支付相当的手续费。即便如此，她们手里剩下的钱还是比在本国多。尽管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指跌破了一万日元大关，尽管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五，日本这个国家还算富裕。
“我没有别的奢求，只愿意家里有个女人，能跟我坐在一起吃吃饭看看电视，我就满足了。我不要求她做饭、洗衣服，当然也没有**。如果我强迫她，不是跟要钱一样吗？
“可是，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就主动要求跟我睡一张床。也许是日久生情，不，大概是她可怜我。她怀上了孩子，我以为她肯定要堕胎，但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绝对不会堕胎。
“千绘出生后，我过了半年多的幸福生活。维拉亚很快回她的酒吧打工去了，我照着《育儿大全》竭尽全力养育千绘。维拉亚不管回来多晚，都要抱抱孩子，我呢，就给她做一碗热面条。节假日，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超市买牛奶和一次性尿布，跟一家人一样……
“幸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维拉亚提出跟我分手。她没有说具体原因，但我可以猜得到。大概她忽然想到，自己为什么要跟这个老男人在一起？本来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她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女儿的名字是我起的，她可能很后悔同意我给女儿起了这么个日本味十足的名字。我要是再年轻一些，长得再帅一些，挣的钱再多一些，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维拉亚正式跟我分手以前，就跟那个叫三宅的人好上了。虽然我认为，就算三宅不出现，维拉亚也会跟我分手，但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偷偷去看了三宅的家。人家比我年轻得多，而且是大田区一家小工厂的老板，每个月都给维拉亚母女生活费，几乎可以说是她们母女的监护人。维拉亚找了个好男人，她和千绘跟上这个男人，会得到幸福。”
安先生一口气说完这段经历，呈大字形躺在了榻榻米上。
“对不起，是我逼着你把不愉快的往事说了出来。”我说。
安先生一骨碌从榻榻米上爬起来：“您说什么哪老师，应该是我向您道歉！把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情拜托给您，让您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到处帮我找千绘。谢谢您！累坏了吧？走，喝一杯去，我请客！”
我制止住他：“不不不，请客的事，找到千绘以后再说。”
“不是没戏了吗？”
“没戏？到名古屋就能找到！”
“您肯替我去名古屋？”安先生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当然！不就是名古屋嘛，坐新干线，用不了两小时就能到！”
“可是，老师，不知道住址，您怎么找？”
“小林少年？”
“我呀，以前在侦探事务所干过。”
“嘿，是吗？您是什么都干哪！走，咱们喝一杯去！”安先生站了起来。
“事情还没办成……”
“为预祝成功干杯嘛！”
吹牛谁都会，问题是，怎么才能找到千绘？
回家以后，我问绫乃：“你对名古屋熟悉吗？”
“一点儿都不熟悉。”
“咱们家有住在名古屋的亲戚吗？”
“没有。”
“你在名古屋没有朋友？”
“小虎，你想去名古屋旅游？”
“不是旅游，最近我大概要去一趟。”
“给我买一套御园座的最中冰激凌来！”
“什么？”
“御园座！剧场！那里卖一种特制冰激凌，把冰激凌夹在酥脆的糯米饼里，可好吃了！”
“先别说这个，我问你在名古屋有没有朋友。”
“有啊。”
“你怎么不早说？我有个问题，你能替我打电话问问吗？”
“后天见面。”
“啊？”
“住在东京的名古屋人不行吗？”
“行啊，行！”
“他是我们这个业余歌舞团的成员。”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后天我们有活动，结束后我可以安排你跟他见面。”
“一定啊。”
“他呀，是洋子的男朋友，叫加贺见！”
“嘿……”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好上的，让我大吃一惊。”
“嗯。”
“洋子喜欢上他也可以理解，不过，在团里老是粘在一起，多碍眼。而且女的都喜欢加贺见，实在太碍眼了。”
“你呢？”
“什么？”
“你有男朋友吗？”
“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在团里谈恋爱，太碍眼！”
“团外呢？”
“他呀……”绫乃目光迷蒙地看着天花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问道，“你觉得他会偏向哪一边？”
两天以后，下午，在白金台白金大道的露天咖啡馆，我见到了加贺见。
加贺见高高的个子，脸盘不大，丹凤眼，英国人似的高鼻梁，谁见了都不会觉得讨厌的适中长发，两侧挑染，脖子上围一条酒红色围巾，的确是个引人注目的男人，加上吉他舞蹈样样在行，不可能不招女人喜欢。
相互介绍以后，我把绫乃和洋子赶到别的座位上，跟加贺见单独谈。
“在名古屋，有没有一个相当于东京筑地的市场？”我说话的口气比较傲慢。这倒不是因为对方看上去年龄比我小，而是因为他长得比我帅，我有些嫉妒。
“您指的是中央批发市场吗？”
“在什么地方？”
“在金山。”
“金山？”我从口袋里掏出袖珍名古屋地图册。
“名古屋火车站南边。对不起，请把地图给我。”加贺见接过名古屋地图册，翻到金山那一页，把中央批发市场指给我看，位置在名古屋棒球场和热田神宫之间。
“还有，那种一般人可以买东西的市场，比如说东京的阿美横丁市场、大阪的黑门市场那样的，有没有？”
“有，柳桥中央市场。”加贺见把地图册翻到柳桥中央市场那一页指给我看。柳桥中央市场就在名古屋火车站附近，步行大概只需要五分钟。
“这里有酒吧什么的吗？”
“市场里有没有不好说，附近到处都有。”
“也有外国女人打工的酒吧吗？”
“肯定有。”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所谓市场，绝对不是什么批发市场，而是这个柳桥中央市场。批发市场跟维拉亚对不上号。
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加贺见说话了：“您打算去名古屋进货？”
“不，找人。一个从东南亚来的女人，在名古屋某市场的酒吧里当女招待。”我简单地做了解释。
“如果是那种酒吧，那很可能在柳桥中央市场附近。”
“你也这么认为吗？”我开始对这个帅哥有好感了。
“批发市场不合情理。另外，名古屋也有一个叫市场的地方，是不是跟您要找的市场有关系呢？”
“除了刚才说过的那几个市场还有别的市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地名。”
“什么？”
“想起来了，在守山区。”加贺见翻着地图，指着名古屋室内棒球场北边的一片地区，那里有两个黑体字：市场。
“地名？”
“对，名古屋市，守山区，市场町。”
“哦，地名也有叫市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我摸着自己的下巴，不住地点头。我想起来了，千叶县的船桥市也有一个“市场町”。
“不过，成濑先生，我得向您说明一下，”加贺见歪着头说，“这一带是郊外，不能说绝对没有那种酒吧，至于是不是有外国女人在那里打工，就很难说了。”
“不一定非得有外国女人。”我说。店名叫“山下”，应该是一家比较朴素的小酒馆。个人经营的小店，从经济方面考虑，开在郊外应该比入驻繁华的市区更合适。
“还有个叫市场木町的地方，不知您是否需要了解。”
“还有？”
“西区的市场木町。这里也不是什么繁华区，不过比起守山区的市场町还要热闹些。”
“谢谢你！有了你的指点，找起来就方便多了。对了，你跟洋子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加贺见幸雄，我觉得这人挺不错的。
从星期二到星期五，我在东京把该做的事都做了。
我先上网，在名古屋市守山区市场町查找名叫“山下”的酒吧，没有。紧接着又查小酒馆、小吃店、咖啡馆等餐饮业场所，只有两家叫“山下”。西区的市场木町则一家都没有。
我也查了柳桥中央市场附近的酒吧，没有叫“山下”的。后来我索性查遍整个名古屋，本来以为会有几百家，结果只出现了八家。我分别给这八家叫“山下”的店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个叫维拉亚的外国女人在那里打工，都说没有。
于是我去到位于有栖川宫纪念公园的都立中央图书馆查阅全国的电话号码簿。尽管卡萨布兰卡的落合一口咬定“山下”是店名，但我心里一直没有否定这是维拉亚新丈夫姓氏的可能性。名古屋到底是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姓山下的，名古屋东北部有三百七十二个，西部有三百七十四个，中南部有五百十一个，光是把这些人的电话号码抄下来就让我头昏脑涨。我还花了五天时间打电话，结果一无所获。
我身心俱疲。但是就此鸣金收兵，我就不是成濑将虎了。侦探的调查活动，总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白干。我不能灰心，如今拒绝电话局把自家号码载入号码簿的不是大有人在吗？
我决定跑一趟名古屋。
八点五十六分，我乘坐的新干线到达名古屋站，在那里换乘东海道线，很快就到了金山站。下车后，我直奔中央批发市场。
咦？怎么这么清静？我忽然想到今天是星期天，批发市场休息。我不甘心，到里边的小酒馆、寿司店、烤肉店问了一圈，还把维拉亚的大头贴拿给大家看，结果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外国女人有印象。
我坐车返回名古屋站，把失败的预感深深埋在心底，快步向柳桥中央市场走去，不到十分钟，就看见马路两旁林立的店铺。我见小酒馆就进，见人就问，问到快中午，依然毫无结果。
我先坐地铁，再换乘名古屋铁路，奔向守山区的市场町。
离市场町最近的车站是矢田站，刚下车就能看到名古屋室内棒球场巨大的银色屋顶，仿佛触手可及。可出站时我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一个既没有自动检票机，也没有工作人员的无人小站。从繁华的市中心到这里，只不过坐了半个小时的车，而且旁边就是现代化的室内棒球场，怎么会是个无人小站呢？
走出车站不久，就能看见一条大河。这条河好像叫矢田川，河床非常宽阔。有人在慢跑，有人躺在河堤上晒太阳，人们利用星期天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
走过一座一百多米长的石桥，就是守山区市场町，从地图上看，这是一座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小镇。
我返回车站，坐车去了西区的市场木町。这里比守山区市场町繁华一些，却也没有打听到维拉亚的下落。剩下的还有高田批发市场和北部批发市场。已经下午四点了，我的体力和精力都消耗殆尽，十一月的冷风夺走了我的体温，好冷啊。
我买了一罐热咖啡，喝下去暖暖身子。我找了一个背风的地方，打开地图册，不是找去高田批发市场和北部批发市场的路，而是查一下怎么回名古屋站。我想放弃寻找，回东京去。
我在翻地图的时候，突然有两个字跳进我的眼帘：一场！
我眼前一亮，叫出声来：“对呀！‘一场’跟‘市场’发音一样！”[2]
这个“一场”位于清洲町，通火车。从名古屋站到清洲站，坐东海道线只需六分钟。
我认为这个偶然的发现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于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向清洲进发。
清洲离名古屋虽然只有一站，气氛却跟名古屋市区完全不一样。铁路一侧全是稻田，另一侧是市区，非常冷清。虽然住家不少，还有一家大型电机工厂，店铺却没几家，过往行人很少，车站前也没有别的站常见的房地产公司和拉面馆，甚至连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停靠站都没有，像一个偏远地区的小镇。
虽然很失望，我还是顺着大街往里走去。走了没多远，我发现了一家理发店，进去后，我向一位坐在长椅上看电视等理发的中年女性打听，这一带有没有从东南亚来的开酒吧的女人。
“有啊。”
由于对在这里找到维拉亚没抱什么希望，听到她的回答，我愣了一阵才掏出大头贴给她看。
“对，就是这个人。”她非常肯定地说。
“她的店是不是叫山下？”
“不是。”听到这否定的回答，我心里一凉，但接下来的话让我差点儿欢呼起来。
“叫千绘。”
“千绘？”
“对，千绘。”
“请您告诉我这家店在什么位置！”我急切地掏出地图，请她在千绘酒吧所在位置做个记号，然后飞也似的跑出了理发馆。
我是个实利主义者，得到千绘的消息后，情绪特别高昂，连这个冷清的小镇也喜欢起来。这里的大部分人家还是传统的黑漆木板墙和格子窗，门前种着姿态优雅的松树。走在街上，会产生一种怀旧的情绪。我真羡慕这些能够保持传统的现代人。
不过，这种怀旧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前方红绿灯闪烁，车流滚滚的大马路随即出现。我穿过这条大马路往南走，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那是位于汽车修理厂和一片住宅区之间的一座粗糙的板式组合建筑，店门上方有一块很大的油漆招牌，上面的词不是“千绘”，而是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TIE”，字母经过艺术处理，右上角往上翘着。
维拉亚是泰国人，比起汉字，更喜欢使用英文字母。她为落合写在名片后面的，实际上是横着写的“TIE”三个英文字母。大概是写的时候有些着急，T的位置低了些，那条竖线短了些，略向左偏斜；I离T太近；E中间那横太长了。
落合和我都是按照习惯竖着看名片，维拉亚慌忙之中写得歪歪扭扭的三个英文字母TIE，竖过来看就成了汉字“山下”。
我悟到的还不止这些。
TIE是她女儿名字“千绘”的日语发音，但她没有使用正式的拼法CHIE，而是使用习惯拼法TIE，恐怕也是有理由的。
英文词TIE是“领带”的意思，作为动词，有“系、连接”的含义，发音上又和拉维亚的祖国泰国的英文THAI相同。
维拉亚用TIE三个字母，把她最爱的女儿和祖国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人！
笑过之后，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终于找到了！疲劳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候还不到六点，TIE的门上还挂着“准备中”的牌子。不过，店前的灯箱式移动招牌已经搬了出来，还亮了灯。
现在进去也没什么不可以，管它三七二十一，反正百分之百是这家店，没有必要犹豫！
“欢迎光临！”
我刚把店门推开，一个清脆爽朗的声音就钻进了我的耳朵，只见一名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子正用抹布擦柜台。不是维拉亚，是个非常年轻的日本姑娘。
“开门了吗？”我问。
“已经开啦，您这边请！”姑娘把我带到一个座位上，安排我坐好。
“可是，门上还挂着‘准备中’的牌子呢。”
“哎呀！我忘了！”她吐了吐舌头，跑了出去。
我坐在好像不怎么结实的椅子上，环顾四周。这间酒吧不大，柜台前大约有十把椅子，还有一组可以坐六个人的沙发，然后就是一个唱卡拉OK的小舞台。还没有别的客人来，店员好像也只有刚才那个女孩。
女孩回到柜台里边，打开音响开关，流行音乐在酒吧里响了起来。
“这位先生，您好像是第一次来敝店吧？”女孩问我。
“对，第一次来，连清洲都是第一次。”
“是吗？没什么好看的吧？”
“不是有座清洲城堡吗？”来的路上，我从车窗看见了一座城堡。据史书记载，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五六〇年，织田信长就是从这里出发，奇袭桶狭间，以少胜多打败了当时势力强大的今川义元，从而闻名天下的。
“我才不喜欢什么城堡！我喜欢能买东西又能玩的地方。”
“要买东西，要玩，可以去名古屋。从这里到市中心又不远，住在这边再合适不过，相当于东京的自由之丘或荻洼。来瓶啤酒！”我觉得这女孩是当地人，就跟她聊了起来。的确，从距离上讲，清洲跟自由之丘差不多，但街道上的气氛截然不同。在东京想看到清洲这样的景色，非得跑到青梅或成田那边去不可。
“先生是东京人？”
“对，来，祝咱们有缘相识，干一杯！”我举起酒瓶，要为她斟酒。
女孩拿出一个小杯子，双手捧着接受我的馈赠：“谢谢您，我就不客气了。”
一大一小两个玻璃杯撞在一起，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我左看右看，看不见维拉亚的身影，就问：“妈妈桑还没来？”
“嗯，她有点事，待会儿也许会过来看看。”女孩说话时，牙齿好像咬着什么东西。
“这里的妈妈桑是泰国人吧？”
“对。诶？您第一次来，怎么会知道妈妈桑是泰国人？”
“这个嘛，刚才听过路的行人说的。我喜欢在有东南亚女人的酒吧里喝酒。”
“比如说，菲律宾酒廊之类的地方？”
“那种豪华的地方我不喜欢，我就喜欢这种小酒吧。不过，既然妈妈桑不在，我就过会儿再来。”
“小妈妈桑不行吗？”姑娘指着自己的脸笑着问我。
“当然也可以，不过，还是外国人好。”
“我一半是外国人呀！”
“什么？”
“我是妈妈桑的女儿，真正的小妈妈桑！”
“啊？！”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也是，我长得一点不像外国人，很多人都不相信。哎呀！还没给您上下酒菜。先来点意思意思。”女孩说着开了一袋米果，抓了两小把放进一个木制小盘子里。
她就是千绘？不对吧，安先生说，千绘才十七岁，可是，眼前这位女孩身穿露胸的软缎连衣裙，黑色胸罩隐约可见，涂抹着厚厚唇膏的艳红嘴唇，浓密的假睫毛上刷着睫毛膏，长长的指甲抹上了珠光闪烁的指甲油……
不过话又说回来，最近的孩子们由于喜欢化妆，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大。仔细看看她的双臂，皮肤绷得很紧，手背和手指上的纹路都没长成，说十七岁也不奇怪。但是，十七岁的孩子怎么能在酒吧当女招待呢？是不是安先生老糊涂，把年龄弄错了？
“菜单在黑板上写着，我们这里的拿手菜是炒面。”小妈妈桑把装着米果的木制小盘子放在我面前，顺手为我斟满酒。
“听你说话没有本地口音，从什么地方搬来的？”
“我？没有口音吗？这里的方言我也经常说。不过您要是这么说，我是从东京那边搬来的。”
“东京什么地方？”
“这个嘛……川崎。”
果然是千绘！于是我单刀直入：“请问小妈妈桑，你叫什么名字？”
“千绘，你可以叫我千绘妈妈桑。”
我虽然有精神准备，可还是觉得像挨一巴掌似的，脸上火辣辣的。她既不是我的女儿，也不是我的恋人，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
“欢迎光临！”随着千绘清脆的声音，又进来一位客人。这下可救了我，我正不知道该对千绘说些什么好呢。
后来我又叫了一杯烧酒，喝完就离开了千绘的酒吧。出门之前借着酒劲儿，我用数码相机为千绘拍了好几张照片。
出来后我没有直奔车站。现在是六点半，离最后一班新干线还有将近四个小时，我打算在酒吧外边观察一下。十一月的风吹得我直打哆嗦，我把夹克衫的拉链拉到头，双手插在口袋里，还是觉得冷。于是我在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热咖啡，一边暖手，一边来回走。
八点左右，从千绘酒吧里走出来一个男人，大概是喝多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街上那么多车，他这样太危险了。我上前扶住他，关切地问：“您不要紧吧？”
“不……要紧，不要……紧……”喝醉的人舌头都不灵活。
“您还记得我吗？刚才我也在千绘酒吧喝酒。”
“哦，你……好……”那人握住了我的手。
“您喝得好开心啊。”
“开……什么……心、心哪，还没……喝够呢。”
“那咱们再找个地方接着喝。”
“没……没钱啦。再……再喝，我妈该……骂，骂我了。”
“没关系，我请客！”
“哦？那……走吧！”那人拍拍我的后背，搂住我的肩膀。
这家伙姓新开，醉了也会算计。在新开的引导下，我们走进一家寿司店。闲聊几句之后，我找机会转入正题。
“千绘酒吧的妈妈桑，今天没到店里来吧？”
“可不是……嘛，今天……又没……见着。”新开喷着酒臭，长吁短叹。
“妈妈桑不怎么到店里来吗？”
“最近……没怎么见过她。我妈可啰嗦了，我回家晚一点儿……她就骂我。喂！老板，再来一份海胆寿司卷！”
还吃啊？今天他可逮着冤大头了。
“是因为身体不好吗？”我问。
“嗯，好像是肝脏……不好，不，要不就是……肾脏。”
我已经预感到维拉亚生病了：“没住院吗？”
“住院？没有吧。对了，没有。要是住了……院，就不会在店里……露面了。”
“所以她女儿才到店里帮忙？”
“对。千绘……好可爱呀！”
“她什么时候开始在店里当小妈妈桑的？”
“有半年了吧。”
“每天？”
“嗯。”
“还上学吗？”
“上学？”新开瞪大了眼睛。
“对呀，她才十七岁，应该正在上高中。”
“早就毕业了。”
“啊？”
“违反儿童福利法？”
“嗯，要是被人知道了，妈妈桑就会被罚款，酒吧就会倒闭，那样的话，妈妈桑和千绘就活不下去了。而且，这一带酒吧很少，我们这些人就没地方去乐呵了。”新开好像酒醒了，大口大口地吃着海胆寿司卷。
“没雇别的店员吗？”我给新开斟了满满一杯啤酒。
“没有，那里一直是妈妈桑一个人。”
“现在该雇一个了吧？”
“因为没钱雇人，千绘才到店里帮忙的嘛，这孩子真了不起。”
“没考虑关门休息一阵子吗？”
“休息不了才叫千绘当了小妈妈桑的嘛！”
“妈妈桑的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
“正因为丈夫没了才休息不了的嘛！”
“离婚了？”
“跑了！”
“跑了？”
“欠了一屁股债，跑了！”
“什么时候跑的？”
“有一年了吧，为此妈妈桑可是吃了不少苦。丈夫欠下的钱她得还！我想帮她，可我一个工薪阶层，能帮多少呢？也就是常到她的店里去，让她增加点儿收入而已。”新开叹了口气，端起啤酒一饮而尽。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绝对不能说谎，在家也好，在学校也好，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长大后要是仍然严守绝对不说谎的戒律，不但没人说你诚实，还会被骂作大傻瓜。
打个比方，明天是圣诞节，你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正在愉快地盼望着圣诞老人送来的圣诞礼物，你却对她说，圣诞老人是美国商人制造出来，为了骗走人们口袋里的钱。圣诞老人并不存在，圣诞礼物是爸爸花钱买的。尽管你没有说谎，但能说你的诚实是正确的吗？
我的苦恼也在这里。是把千绘的现状如实告诉安先生，还是编一套谎话让他安心？回东京的新干线上，回家以后在被窝里，当保安值班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最后的结论，还是把千绘的现状如实告诉他。
如果我编一套谎话，说千绘在一所只有有钱人家的小姐才上得起的私立学校，校规严格。她既不染发也不化妆，学习成绩年级排名二十，还是学校网球队副队长，虽然没有男朋友，但经常收到男同学的情书……这样无异于愚弄安先生。我实话实说，也许是在内心深处觉得我成濑将虎比他安藤士郎程度高，也许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也许不过想试试说了实话到底会怎么样。就好比他托我去买蛋糕，反正没有指定生产厂家，而且他这个年纪也吃不出好坏，我就在超市随便买个批量生产的便宜蛋糕了事。
不管怎么说，安先生是我的朋友。虽然他年龄比我大，在电脑培训班我是他的老师，我们也是朋友。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是平等的。
果然不出所料，安先生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看过照片，听完我的讲述以后，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拉着我出去喝酒。
安先生受到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那以前，他每个星期肯定要给我打一次电话，每个月至少约我一起喝两次酒。但在那之后，他再也不给我打电话，再也不约我一起喝酒了。我放心不下，请他一起去喝酒，但他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问他近况如何他也是沉默不语，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原因我最清楚，所以我更加不忍心看他这样下去，也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些什么才好。我错了，当了一回诚实的大傻瓜！我跟安先生的关系自然也就疏远起来。
我把安先生当作朋友，但我的朋友不止他一个，而且我还身兼数职，不能老是惦记着他——我用这个理由原谅了自己。
我跟安先生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联系了。
[1]江户川乱步的侦探小说中的人物。
[2]日语中这两个词的发音都为ichi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