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冯玉祥一声令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浩**东指，迭克重城要地，打得奉军节节败退。二十三日，方振武部进至磁涧，即有万福麟率奉军五旅之众来援，连同张治公残部，不下四万余人，与方振武部激战数日。二十五日，孙良诚率石友三、王和民等部赶到，又以郑大章部骑兵抄袭洛阳以东至惬师一带，于是万福麟东走，张治公率残部入南山，第二集团军跟踪追击，即占领洛阳。二十七日，又克孟津，二十八日，过惬师；二十九日，又击败奉军增援部队于黑石关．三十日，占领孝义。
与此同时，唐生智、张发奎自武汉北上督师，于五月一日由河南驻马店分三路北进。奉军面对两个方向的敌人，恐郑州被冯玉祥所部截断，备受夹击之苦，遂惶恐异常，南路各部纷纷退却。唐生智、张发奎率北伐军犹入无人之境，直指河南军事重地郑州。
这时，更令冯玉祥喜上心头的是，就在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第二次北伐不久，善于抢革命旗帜的蒋介石也立即改弦更张，高唱起了继续北伐的调子。说来也巧，冯玉祥于五月一日在西安宣誓就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下达了继续北伐的动员令，分兵三路：直眼鲁南、扫**皖北、直指徐州。
对此，冯玉祥是求之不得的。他坐镇渡关，看着奉军三面受敌、全面败北的局势，真是高兴极了！
但是，战争的捷报并不能排除内优，更不能解决冯玉祥的困难。其一是财政拮据。冯玉祥自己这样描述：
“但是队伍必得出渔关作战，要出魔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部队出撞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什么到手的。然而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困难阻挡在我们前面，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这样的结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晌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至士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置，如叫化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以费用匾乏，非常艰难。 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京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占一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此外伤者病者没有医药，残废者没有人抬扶，死者连桔材也没有，只以布袋裹着埋掉，名之日‘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其二是，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部队中渐渐掀起了反蒋的浪潮。冯玉祥出于自身的利益，极力维护蒋、汪携手北伐，乘胜打垮宿敌张作霖，希冀按照自己的设想统一华北，进而统一全中国。因此，他又站在了反蒋的对立面，压制所部中的反蒋势力。不久，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来到澄关，代表武汉国民政府做拉冯反蒋的工作，对此，冯玉祥不以为然。但作为对上级机关的尊重，冯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所属人员开会，欢迎邓演达的到来。邓借此欢迎大会，公开发表反蒋演说，以他那超群的舌辩之才，大讲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事实，赢得了不少与会者的共鸣。最后，他带头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顷刻之间，会场上空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
这实在是太出冯玉祥的所料了！他依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认为打倒蒋介石，就不能联合北伐，打倒奉系张作霖。所以，他一看会场沸腾的反蒋气氛，脸色拌然大变，但碍于邓演达是总政治部主任的面子，他那火爆脾气没有发作。
事有凑巧，“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一息，“从队伍的后排右角，走出一个穿灰布军装、个子不高、身体挺结实的青年，他向前迈了几步，高举拳头，操四川口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冯玉祥怒形于色，立即宜布散会。这个青年，随即被军法处带走。”
这时，刚刚走马上任的政治部副主任郭春涛走到冯玉祥的面前，冯玉祥严厉地说：
“谁要打倒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在我这里，穿二尺半的，就不准喊打倒蒋某人。”
冯玉祥说罢转身气汹汹地大步走去了。郭春涛和刘伯坚紧急议定，由刘伯坚出面晋见冯玉祥，保释这位被捕的四川青年。冯玉祥气消过后，给了刘伯坚个面子，于第二天把这位四川青年释放了。可能这件事给冯玉祥的刺激太大了，数年之后在泰山撰写《我的生活》一书时，虽有意隐去惨遭蒋介石杀害的邓演达的渡关之行，但他仍然记下了这段文字：
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
“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
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肆意氏毁，热心和勇气真是有的，他说：
“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就连他一块儿打倒户。
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还满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调，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必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
这位被冯玉祥逮捕、构留的四川青年是谁呢？正是年轻时代的邓小平。
邓小平于一九二五年底由法国到莫斯科，先进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是蒋经国的团小组长，与冯玉祥的女公子冯弗能同学。一九二六年九月五原誓师以后，冯玉祥请求派中共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工作。第一批被选派的二十几人，其中就有邓小平。他们一行于年底到达库伦，然后委派邓小平和另外两人为先遣队，随同苏联为冯玉祥运送子弹的汽车，辗转一个多月，于一九二七年初春到达西安。此后，邓小平就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郭春涛对友人说：当年在渔关欢迎邓演达大会上，喊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是邓小平同志。
此段轶事，简记如上。
正当冯玉祥苦于筹措军晌和平息部队中反蒋怒潮的时候，前方迭传胜利捷报。到五月三十一日，东征部队进抵郑州。翌日，武汉的唐生智所部也赶到郑州。六月二日，蒋介石的北伐军也攻下了徐州。至此，冯玉样所企盼的战略计划―与国民政府蒋、汪两派的北伐军会师中原即告实现。他当时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他突然接到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报，说汪精卫一行北上郑州，希望和冯玉祥会商国是。冯玉祥看罢电文把眉头一皱，黯然自语：
“汪某人如此急切和我见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汪精卫如此急切地赶赴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谈，是为了摆脱内困外扰的政治局面。
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后，高举执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旗帜．的确蒙骗了不少人。刹时之间，武汉似乎真的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但是，这种靠反蒋、讨蒋造成的红火假象，没有持续多少时间，虚弱的本相就又现了原形，到了五月中下旬，汪记的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危机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那时武汉的经济算是衰落极了。“武汉政府表面拥有三省的地盘，除湖北之外，只有湖南和江西。湖南仿佛是唐孟潇的采邑，一切收入是不会解到中央的，江西也只能供给朱益之的军费，中央为着不能兼顾起见，似乎给了江西与朱益之，不够不管，有余也不要。那么这样庞大的军费哪里来呢？只有一个办法是拿中央银行变戏法。”结果，经济更加衰落和财政支细，使得物价飞也似的腾贵。军费固无法支持，人民也苦于无路生活。加之，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倒戈，跑到上海和蒋介石构筑未来的蒋宋大业，汪精卫就更无回夭之力了！
其次，就在汪精卫决定北伐不久，蒋介石暗中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的军队顺长江而下，摆出进攻武汉的架子。其中夏斗寅的军队竟然进袭到离武昌只有十多里的纸坊，如果没有叶挺紧急组织军官学校的学生兵奋力厮杀，武昌早已失落敌手。万一蒋介石趁北伐之机挥师西指，和杨森的川军形成东西夹攻之势，武昌必失无疑！面对如此严峻的危局，汪精卫早已失了方寸。怎么办？只有调回刚刚会师郑州的唐生智、张发奎所部护家，似别无它途。但北伐胜利的果实―收复不久的河南省怎么办？他一时也没有定见。
再其次，正当冯玉祥所部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在郑州会师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收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电报，大意谓：一，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二，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三，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四，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这位罗易代表不向中共中央传达，首先给了汪精卫一个副本。汪精卫看后震惊万分，五月指示一旦变为现实，他就必然淹没在工农革命的狂涛中！他三思慎行，请来握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大权的唐生智商量对策，一致认为这个电报指示是要共产党解散国民党，实行共产革命。接着，他们又分头和其他国民政府委员密商，做出先下手为强的决定：六月五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宣布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全部职务，并驱逐回国。从此，汪精卫撕掉了伪装，公开叛变革命。
但是，由谁来举起屠刀，惨杀两湖的工农大众和共产党人呢？惟有从北伐前线河南调回唐生智和张发奎所部。为了拉拢冯玉祥反蒋，并完成所谓的撤军，汪精卫毅然决定北上郑州，和冯玉样举行会谈。
汪精卫对冯玉祥还是有所了解的。对冯当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之举，汪精卫也是十分欣赏的。至于后来冯玉祥宣布加入国民党，举行五原誓师，受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率部东出渣关等义举，汪则更是称道不已。另外，汪精卫也清楚地知道，北赤冯玉祥东山再起，完全是仰仗苏联的支持和共产党人的帮助。时下，冯会赞同自己清共反蒋的路线吗？汪没有一点底数。为此，他在北上郑州的专列中，望着一位年长的大员请教：
“季龙先生，你是冯玉祥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可否谈谈这位冯将军和苏联、和共产党的关系？”
这位季龙先生，就是国民党的元老徐谦。
徐谦早年曾中举人、进士，在清廷供高职。辛亥革命之后，他辞谢清朝官职，吁请清廷逊位。一九一七年曾出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长，从此跟随中山先生奔走国民革命。一九二0年受孙中山委派和冯玉祥会谈，使冯赞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北京政变之后，受冯玉祥之聘出任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由此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考察，他和于右任、顾孟余等陪同前往。行至库伦，同行诸人一起研讨中国的前途。回国述职的鲍罗廷对冯玉祥说：
“您拥有中国最强毅的军队， 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国民党来助您；假设没有，就请您加人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
冯玉祥于戎马住惚之中，很少研究救国的信仰和主义。多年来靠着朴素的善恶标准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先敬仰其为人，后才关注其政治信仰。他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友谊，请中山先生北上议政，均先出于对其伟大人格的敬服。对面前这位苏联人鲍罗廷―孙中山先生所信服的外国顾问，他冯玉祥很自然地怀有崇敬之情。所以，当鲍罗廷劝他加人国民党，遂坦诚告之：
“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是仰慕中山先生的为人和主张的。”
后鲍罗廷等人先行动身，徐谦决计留下，陪冯玉祥同赴莫斯科。徐再三地劝说冯玉祥加人国民党：
“我们的党，决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决不是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更不是‘营私结党’的党。”
这时，冯玉祥受各方面的影响，已决心加人国民党，共同为中国奋斗。他听了徐谦精辟的讲话后，愈加兴奋，当时即由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徐谦不仅是冯玉祥加人国民党的介绍人，而且还是相知很深的朋友，所以，他决不相信冯玉祥会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和国民党为敌。他略加思索，十分巧妙地回答了汪精卫方才的问话：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当年介石游俄归来，也曾跟着中山先生高声喊过以俄为师；中山先生仙逝以后，也曾跟着兆铭同志你高声喊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结果怎么样呢？他最先举起清党、分共、排俄的旗帜。”
汪精卫听后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顿感踏实多了。他沉吟片刻，又说：
“季龙先生，你和这位冯将军交谊素笃，郑州此行，你一定要把他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
“我只能尽力而为。”
“为什么？”
“这要看他索要什么价钱了！”
汪精卫听罢一征，刚刚安定的心又慌乱起来。他近似自语地说：
“冯玉祥会要什么价钱呢？…”
冯玉祥欣然同意举行郑州会谈，索价并不很高。简而言之一句话：他希望武汉国民政府解决他的军需粮晌，继续联合北伐。但这时的汪精卫一是囊中羞涩，难解冯玉祥的燃眉之急，再是急需撤兵武汉，叛变革命，加上汪精卫和冯玉祥生活作风的差异，注定了汪、冯的郑州会谈是不会愉快的。
与此同时，冯玉祥偕国民党元老子右任驱车东来。二人沿路的话题，几乎都是围绕着汪精卫进行的。最后，冯玉祥有些武断地说：
“自打汪先生刺杀摄政王迄始，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位极富正义感又十分重名节的人。”
“我不完全这样看汪先生，”于右任叹了口气，侧首看了看倾心聆听的冯玉祥，“我和他相识有年，知之较深。有中山先生在，他可以办好国家大事，中山先生仙逝了，他就失去了主心骨，该谋不谋，当断不断，不到一年，就让蒋介石逼到法国做寓公去了。”
“汪、蒋失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二人不都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诚弟子吗？”
“一言难尽，”于右任信手搏了抨胸前飘逸的美髯，感慨万千地说，“我只能这样对冯先生说，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王冠面前是不会有亲兄弟的。”
“蒋某人的兴起，是不是靠手中的军队呢？”
“也不尽然，中山先生仙逝之后，介石他并非是三军统帅嘛！”
“那他…”
“有着计高一筹的权谋。在这方面，汪先生就略逊一筹了。”
冯玉祥经过这次和于右任先生的深谈，暗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汪精卫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但他依然出于传统的观念，认为蒋、汪是中山先生的嫡传弟子，认为外人不介人他们的争吵，从旁多做说和工作，争取团结一心北伐，早日打垮老对头张作霖。
冯玉祥的专列驶抵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徐季龙、顾孟余、谭祖安、孙哲生、唐孟潇等军政大员都亲来欢迎。这样隆重的欢迎场面实出冯玉祥的意外，他觉得自己实在愧不敢当。他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裤褂，束一根腰带，匆忙下车与迎接者一一握手。汪精卫和冯玉祥这次相见的印象如何呢？先看陈公博的如下记述。
“这次汪先生往郑州一行，使武汉和冯焕章两面都得不到好印象。武汉这班人比较摩登的，眼见着冯先生大布之衣，杂在士兵当中，有专车不坐而偏要坐货车，有好饭不食而偏要嗜粗橱，以为这是太矫乎常情。并且他治军也太奇怪了，对于下级军官常打军棍不用说，就是高级将领和僚属张之江、薛笃弼等，除当面斥责不必论，往往在通电话时，一不合意，即在电话说‘跪’，那接电话的人虽然没见冯先生的影子，也不敢不立刻朝着电话跪下去。冯先生太不把人当人了，他迟早要失败的，这是武汉方面由郑州回来的人这样观察。至于冯先生呢，眼见着武汉这班先生，早上开会，晚上也开会，桌上茶啊，饼啊，也实在不配他老人家的胃口，这班都是傻子吧，冯先生也在那里想。因此河南既下，武汉以为冯先生唾手而得中央的大平原，一定会对武汉表示同情，而冯先生则以为武汉这班先生不一定能会成功，北伐无期，不熊不另辟途径。”
对于郑州会谈，冯玉祥是这样记述的：
“哲生、季龙两位先生和我详谈武汉的情形，指出许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他们仅只回店来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是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的出来。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见。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懈沓的恶习。比如开会，仅是十儿个人的一个会议，召集起来也不容易，往往规定两点钟开会，四点钟还不能到齐。会桌上水果点心摆得满满的，西洋点心，美国澄子，一切都是穷奢极华，旧官僚的习气全都学会了。他们从未想及自己正在干的是什么事，人民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前线上拚血肉的弟兄们吃的什么？他们说的这种种情形，都无半点夸张，因为我此回到郑州，连开会议，亦有同样情形。汪精卫就多次不曾出席。我忍耐不住，因编一副对子，给他写好送去，那联文是：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对联而外，再加一张横批，是‘官僚旧样’四个字。这虽未免过于刻薄，但确是当时革命政府官吏的写实。听说汪对此甚为恼恨，在许多朋友面前骂我。”
政治家晤面，绝不以个人的印象好恶为转移。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都还要做出十分自然的样子，并面生笑颜地和对方恳谈，尽管他们各自的心里都在骂：“你算个什么东西！”郑州会谈的双方，就是这一典型写照。
汪精卫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席， 自然以君临属下的领袖身份致开幕词，首先大大表扬了冯玉祥自请中山先生北上议政以来的革命业绩，重点嘉奖了促成郑州会师的不灭的功业。最后，又操着关心属下的口吻说：
“为了继续完成北伐大业，我等首先听听冯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有哪些困难？”
冯玉祥虽然对汪精卫的作风不感兴趣，但是对他这番演说还是颇觉心情舒畅的。他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如实地讲述了所部的经济困难。接着，他又指出：“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惟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时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我只好复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须相当的时候。”冯玉祥说到此处，有意巡视一下参加会谈的武汉大员，发现方才那一个个笑口常开的面孔，不知何时又被苦颜愁色所代替，心里好不痛快他随即把脸一聋拉，非常郑重地说：
“我们既然已经纳人国民革命军的序列，国民政府就应当解决我们第二集团军的困难。不知汪主席和诸位大员是怎么看的？
“完全同意冯总司令的意见，而且对第二集团军将士忍饥受饿，还如此英勇的浴血奋战，我深表同情！”汪精卫边说边起身，竟然向冯玉祥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冯玉祥是位非常实际的军人，他不会被汪精卫这一躬所软化，他依然表情严峻地问：
“我想听听汪主席具体解决的办法。”
汪精卫颇有身份地点了点头，旋即提出了他预先设计好的方案：一，成立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甘、陕三省政务，由冯玉祥任主席；二，成立豫、甘、陕三省政府委员会，以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三，唐（生智）、张（发奎）所部武汉部队撤离河南，回镇武汉，四，河南军务由冯玉样的第二集团军负责。最后，汪精卫笑了笑说：
“这样一来，第二集团军的给养由河南等省提供，是可缓解军务必须。待武汉国民政府步入正规，再行北伐，第二集团军的困难即可纳人全局解决了。”
冯玉祥对汪精卫信口开空头支票的做法非常不满，但他对如此轻易获得中原地盘则感到有点意外。同时，他对唐、张所部停止北伐，回师武汉不甚理解，故直言相间：
“难道北伐就到此终了了吗？”
“不！是暂时终了。”
“为什么？”
“这就是我要和冯将军商谈的第二个议题。”接着，汪精卫愤慨地谴责蒋介石独裁专横，目无国民政府，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下；旋即把话题一转，说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这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并攻击鲍罗廷执行的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必须解除他的顾问职务等等。最后，他叹了口气又说，“这就是武汉国民政府所而对的现实。不先扑灭家里的野火，就无法全力北伐。因此，暂停北伐，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汪精卫发完言，唐生智、张发奎等人相继指责蒋介石，大骂共产党煽动两湖工农滋事生非，结论都是一个：打倒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其中，何健说道：“湖南更是一团糟，士兵们带了三、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你不应随意享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了去当土豪劣绅惩办。湖南的官兵在外都不李心，急着要回老家去。您看，这样下去，还能打仗吗？”这实在是触痛了冯玉祥根深蒂固的“军事第一”的军阀思想。尤其当他想到在西安的时候，也曾发生过农民协会拒绝纳租、交税，甚至杀土豪劣绅的事情，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而对汪精卫等人的反共言论，他也由犹豫转为赞同。但是，他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于汪精卫等人的反蒋言行决不苟同。他详细地阐述了对全国政局的见解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
“在目前的政局大势之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因此，我决不赞成对蒋介石用兵。”
由此，汪精卫和冯玉祥陷人了严重的对立，致使会谈无法住下进行。正当汪精卫借故不参加会谈，留在下榻处思索拉冯倒蒋的新招数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份密电：蒋介石要冯玉祥在郑州扣留汪精卫一行。汪精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当即决定：
“终止郑州会谈，立即乘车返回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