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冯玉祥和李大钊有着久远的革命友谊。远在辛亥革命首义后，经天津法政专门学校白毓昆老师介绍，李大钊、冯玉祥一同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一九一二年一月，以白掀昆（白雅雨）为首，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李大钊在北方发动了反清的滦州起义。为准备这次起义，李大钊曾协助白毓昆在滦州、雷庄一带进行调查联络。起义后宣布了北方革命军的成立。冯玉祥任总参谋长， 白毓昆任参谋长。不久，起义军因遭到曹银统率的新军第三镇的堵击，双方在雷庄激战而失败。白毓昆在古冶被捕遇难，王金铭、施从云英勇就义。通过这次起义，李大钊与冯玉祥的革命友谊更加深厚。
不久，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渐成为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并和陈独秀等人一起推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靠他的威望推进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与此同时，他和冯玉样举行南苑会谈，并明确指出：“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对此，冯玉祥高兴地说：“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自此开始，冯玉祥在中国近代史上演出了有名的史剧：发动北京政变，逮捕贿选总统曹银，驱逐末代皇帝溥仪，组建国民军，访问苏联，南口大战……无一不凝聚着李大钊的心血！时下，冯玉祥在五原高举起国民革命的大旗，但从何起步，仍无主见，他几次派人潜入北京，征求李大钊的意见。由于张作霖讨赤铲共之风吹得太紧，难以和躲进苏联大使馆中的李大钊接头，当面聆听教诲。如今李大钊派人送来了密件，冯玉祥本能地会想到是“锦囊妙计”，故喜不自禁。
李大钊在五原誓师之前，即九月八日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国民军的作战方针应是平甘援陕，东出撞关，会师中原。当他由冯玉祥的使者口中获知：国民军的多数将领力主由五原回师东指，收复南口，夺取北京以后，遂向使者转达了中共中央九月二十日的明确决策：“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撞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可暂自保，以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他惟恐使者不能全面转达他的战略意图，遂写密函转致冯玉祥。大意谓：
首先，冯玉祥将军要有远大的目光，说服部属的狭隘之见，指出这次战争是为了国民革命，而不是为了报奉军之仇，立即取消由南口而北京的进军路线，其次，要教育部属有战略头脑，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更不要孤军奋战，必须和广州国民革命军集中兵力于一点，那就是南北夹击、消灭吴佩孚，然后再合兵一处，图谋消灭奉军张作霖；再其次，为应付前线大战，必须把甘肃、陕西建成粮草、兵源根据地。另外，要向冯玉样将军说明：我国历史上的周朝、秦室、汉唐等王室的起家之地均和陕甘有关，诸葛亮北出岐山的目的，也在于想占领汉中这个粮仓、兵源基地，而明末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未能采取建立粮仓、兵源基地的方针，一旦军事上失利，便无基地做依托，以资东山再起。因此，冯玉祥将军军事行动的总方针应是：猛攻陕西，东出撞关，进军河南，与北伐的国民军构成对吴佩孚南北夹击之势。简而言之，可用八个字说明：固甘援陕，联晋图豫。
冯玉祥接读李大钊的密函之后，大有茅塞顿开，峪然开朗之感。当他把这件密函的大意，向与会的高级将领说明之后，室内碎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从此，冯玉祥的国民军确立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正确战略方针。
冯玉祥为了落实“固甘”二字，“于是先遣伶麟阁、孙连仲两师人甘，以助原留在甘肃的孙良诚、张维玺所部，肃清吴佩孚指使叛乱的张兆钾、孔繁锦、黄得贵、韩有禄、宋有才等部”。他为了落实“援陕”二字，决定甘肃政局一侯平定，立即着手“组织援陕部队，以方振武为第一路司令，弓富魁为第二路司令，孙良诚为第三路司令，马鸿速为第四路司令，石友三为第五路司令，韩复集为第六路司令，陈希圣、刘汝明、韩德元、韩占元、郑大章及张万庆等部为第七路。”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久围西安的直系刘镇华所部，救出杨虎城固守西安的部队。以此为根据地，再东出渔关，和国民革命军会师河南。
与此同时，为箱制奉军南下，策应蒋介石底定江浙，冯玉祥故意做出决战的样子，“任命郑金声为东路总指挥，率石友三、陈希圣等部、骑兵游击师和第三、第四各师，以及第五师的第二旅等，屯驻包头、五原防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冯令韩德元、韩占元、赵守钮骑兵师及韩复柔之一部移驻宁夏，布置三路防线，掩护大军西进。”
但是，如何实现“联晋”二字呢？所谓“联晋”，即联合阎锡山。这些年来，尤其是南口大战之后，阎锡山一度公然参加“讨赤”大军，使国民军损兵折将，地盘丢失，这旧有的芥蒂未解，何以“联晋”呢？正当冯玉祥一筹莫展之际，刘伯坚像阵春风似地闯进来，兴奋地报告说，李大钊正利用他的关系，帮助国民军做阎锡山的工作。另外，他还明确地指出：“只要国民军迅速完成固甘援陕的战略计划，阎锡山会主动派人输诚言和；只要国民革命军顺利实施北伐，底定上海，阎锡山有可能易帜讨奉。”冯玉祥听后激动不已，大声说罢：“知我者，守常也！我就按照你的主意办。”旋即又有些神秘地间：
“刘部长，你们共产党人对国民革命到底是怎样看的？”
“一言难尽”刘伯坚沉吟片时，语意深长地说，“共苦者，未必能够同甘，自古亦然。更何况蒋介石和汪精卫争夺领袖的好戏刚刚启幕，还未唱到**呢1”
对此，冯玉祥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他根据混迹北洋政府多年的经验，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些想法，故笑着问：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天下打出来了，他们都想争着坐天下？”
刘伯坚沉重地点了点头。
“我眼下关心的是打天下，到他们想争坐天下的那一夭，谁都不要忘了我冯某人的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冯玉样冷漠地笑了笑，蛮不在乎地说，“刘部长，打起精神来，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看他们这些自诩是中山先生的忠诚弟子们，是如何演出争权戏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些所谓的中山先生的忠诚弟子，远在中山先生仙逝不久，就急着登台演出争权戏了。而今武昌已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河山谁主沉浮？就又把幕后的争权戏推到了台前。第一折的戏核是迁都之争，而发难的主角是蒋介石。
北伐初期，国共两党的党政要人一致认定，中国可以建都之地只有四个：北京、南京、武汉、广州。时下，北京和南京尚未攻占，自然不发生建都问题；而广州偏处南域，是难得号召夭下的；国府既由广州北迁，惟有武汉是最适合的地点了。就说薄介石吧，在二次攻占南昌不久，也给留守广州的国民政府要人张人杰和谭延发去电报，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据此，国民党中央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会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等国民政府所属机关，也陆续撤离广州北上，延至十二月七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办公。
也就是在国民政府迁都北上的前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福建、江西等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底定江浙，攻占宁沪只是时间问题。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北伐一切胜利，均是他率部打出来的。因此，未来北伐胜利成果，应当归他所有。如果迁都武汉，他这位声名赫然的北伐总司令，只能臣服于那些动嘴不动手的文官和元老；如果定都他占据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即可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从而开始他的军事独裁统治。当他再想到占据武汉的李济深的第四军、唐生智的第八军，均非嫡系部队。其中第四军为粤系，从历史上就听汪精卫的调遣。一旦汪精卫回到武汉重掌党政大权，他再想攫取北伐成果就为时已晚。所以，当国民党中央诸委员绕道南昌去武汉，于十二月七日登上庐山举行中央会议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提议迁都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自然政府、中央就必须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同居一地南昌了！
蒋介石此番用意，堪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以徐谦、宋子文等为首的委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提议，并以武汉三镇从地理位置上讲比南昌优越，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指挥宁沪战场为由，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一并迁往武昌。旋即下山，溯江而上，于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为了粉碎蒋介石篡夺党政大权的阴谋，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
蒋介石深谙有兵就有权，他函电交加请军师张人杰、“摆设”谭延阁以及尚留广州的党政大员速来南昌，又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从此，南昌和武昌公然对立，逐渐由政治论战向军事解决发展，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在酝酿之中！
正在这时，蒋介石获悉冯玉祥所部相继平定甘肃，解围西安．秘密和阎锡山结盟，准备东出淦关，直下河南，与宿敌张作霖的奉系精锐部队在豫北、豫东展开血战。他几经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停止迁都之争，利用奉系无暇南顾的天赐良机，迅速沿长江两岸挥兵东指，赶在汪精卫回国之前底定江浙，占有宁沪。他不无得意地暗自说：
“到那时，别说武汉的政客，就是汪精卫也得臣服我蒋某人”
这时，侨居国外的汪精卫也正在拨弄他的如意算盘。由于汪精卫在这部《冯玉祥和蒋介石》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必须向读者做一介绍：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一八八三年生于广东番禺一个清朝小吏家中。十三岁丧母，一年后又丧父，家境贫困潦倒愈甚。一九0四年考取官费留学，遂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专门学校。翌年，同盟会于东京成立，他成为同盟会总部的评议员之一，并一度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也就是在这期间，以文笔犀利，名声大噪，并获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不久，他离开日本，随中山先生到东南亚筹建同盟会南徉分会。他以“南海纵才”的盛誉，折服了一位华侨巨商的小姐陈璧君，以此为契机，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演出了许多不同性质的重要史剧。辛亥革命的前夕，愿为“薪”者的汪精卫乔装北上，潜人清朝帝都北京，筹划刺杀摄政王载律，后事泄被捕，慷慨赋诗：“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从此，汪精卫的大名享誉九洲。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汪精卫获释，旋即与陈璧君完婚。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偕陈璧君移居法国，直到一九一九年才回国任职。国民党一大召开了，他因“发表激烈言词，讴歌国民党改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获得“左派”之美誉。是年年底，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代为撰写轰动一时的《北上宣言》；次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随侍在侧，并手录中山先生著名的遗嘱。一九二五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改组，他有意和蒋介石结盟，并在苏联顾向鲍罗廷，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击败右派元老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遂成了孙中山先生的第一个接班人。不久，蒋介石开始与他争权夺势，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他负气出走，远去巴黎。
汪精卫不愧是一位沉得住气的书生，他竟然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一幢公寓中韬光养晦，住了整整一年，终于等来了迎汪回国复职的大好时机。他认为蒋介石挑起所谓的迁都之争以后，在国人面前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时下的国民党中央，已经形成群龙无首的政治局面，北伐就要底定江浙、攻战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大上海了，按照中国武打文治的传统，他认为恰是他东山再起的机遇。因此，他取道苏联，争取斯大林的支持，再横穿茫茫的西伯利亚，由海参崖乘船南下，翩然回国。恰在这时，他意外地收到蒋介石进驻上海的密电，他惊得暗然自问：
“蒋某人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蒋介石迅然进驻上海的目的，批是要赶在汪精卫回国之前，公然扯起叛变革命的大旗，建立以蒋氏为核心的军事独裁统治。
蒋介石在迁都之争的过程中，认为占据武汉的党政大员敢于和他公然抗争，是因为背后有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挑唆和支持。同时，还有颇负声望的党魁―汪精卫在法国巴黎遥控指挥。因此，他若想击垮所谓正统的武汉国民政府，必须首先消灭和国民党左派结盟，且又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赶走武汉国民政府头上的太上皇―苏俄顾问鲍罗廷等人。这样，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就会不攻自灭。接着，他再和东山再起的冯玉祥合兵北伐，以优势的兵力进攻奉系张作霖，迫其放弃华北、京津，败退关外，仰仗日本人的支持苟且偷生。到那时，长城以南的中国，都要变成蒋氏王朝的天下。至于他想象中的合作者―丘八将军冯玉祥，蒋介石自视应付的权谋绰然有余，采用封官晋爵的手段，招抚这位当代的宋江就行了；至于政敌汪精卫嘛，他要么变成蒋某人手中的玩偶，要么再回到法国巴黎过他的流亡生活。为此，他利用北伐胜利的大好局面，加快了分共、排俄的反革命步伐。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他的爪牙，惨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三月十六日，蒋介石命令其爪牙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江西省学联会，封闭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AB团公然举着反革命的旗帜，在南昌的街头呐喊。
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在九江派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上大叫“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围攻和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工人和职员四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组织纠察队准备解除暴徒武装时，蒋介石即派大队卫士弹压，掩护暴徒出市，并以“保护”为名，调兵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当晚，蒋介石即设戒严司令部，堆备镇压工人的罢工反抗。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到了安庆，又利用流氓组织所谓“安徽省总工会”。三月二十三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总司令的市民大会，蒋介石以每名大洋四元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召开市民欢迎大会这夭，敢死队举行暴乱，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一百元，重伤者五百元，丧命者一千五百元。就在当天，这些流氓和青红帮党羽，捣毁了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安庆市党部、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文件什物，被抢劫一空，并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等数十人，重伤多人。
蒋介石“二三月二十六日到了上海。当北伐军进驻上海时，蒋介石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的口号。他一到上海，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因此，蒋介石到上海时，帝国主义派来汽车把蒋介石“护送”到法租界的交涉署下榻，当天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同时给蒋介石送一件特别通行证，允许蒋介石随带十名卫士通过租界，与帝国主义直接磋商、筹划叛变革命的阴谋。
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巧，就在蒋介石刚刚举起反革命屠刀，欲要在上海演出一幕屠杀共产党人的惨剧时，汪精卫于四月一日赶到了上海，打乱了蒋介石的全盘部署。
蒋介石作为一名玩弄权谋的大家．他自然知道打着左派幌子回国复职的汪精卫的作用。一旦汪氏回到武汉重掌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反蒋的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还有代表苏联利益的顾间鲍罗廷等人，必然会云集在汪氏的四周，结成一股强大的反蒋力量！假如有“北赤”之称的冯玉祥再率部归附汪精卫，他蒋某人的美梦就难以实现了！他厉经深思熟虑，毅然决定把拒汪回国的口号，改为“拥护汪精卫领导革命”。并主动地派国民党右派元老―汪精卫的恩师吴稚晖、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赴码头迎迁，有意安排汪氏在西爱威西路孔公馆下榻。接下来，他又调动在沪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力主反共的大将包围汪精卫，妄图把汪精卫打扮成一位反共、排俄的领袖。然后，他再用手中的兵权，逼迫汪精卫就范、交权。
时下的汪精卫也有着他的想法：蒋介石欢迎他是假，但他手中握有兵权，武汉的国民政府拥护他回国复职，完全是为了对抗蒋介石，但就其军事实力而言，不足以抗衡蒋氏的军事集团。另外，他离国西渡整整一年了，党情、国情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能顺利地接管党、政、军大权，并能使分裂的国民党统一起来，岂不是汪精卫复出的一大功劳嘛！因此，他决定留沪，听听蒋介石等人的真实想法。
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心怀异胎，因而他们的会面是极具戏剧性的。李宗仁曾经回忆：“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庭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炼烁，充满了疑虑。
“此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燥诚、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站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受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护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份。”
对此，蒋介石的谋士们认为，如要争取汪精卫留护，必须拿出几分诚意来，起码使汪精卫感到，蒋介石此举绝不是圈套。为此，蒋介石于四月三日发表了如下这通拥汪通电：
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 当此革命大业功亏一赞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香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霖，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 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墓，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扫**军阀，格尽革命天职。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中正唯司军令，以明责任。各里师长务遵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对于蒋介石如此**地表示忠诚，汪精卫却有着自己的想法。诚如李宗仁事后所云：“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话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另外，蒋介石拥汪的调门唱得越高，汪精卫的心里就越是打鼓，生怕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不仅变成蒋介石的阶下囚，同时也失去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几经思索，他决定逃离上海，赴武汉先稳稳当当的复职，然后再统一全党，号令天下。
汪精卫决心离沪了，他本能地想到又获罪于蒋介石。搞不好，还要演出兵戎相见的戏剧来。面对这严峻的局势，他黯然自问：“我有战胜蒋介石的力量吗？”他分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似乎觉得腰杆还不够硬。但是，当他想到共产党，就像看见了成千上万的工农大众。他如果能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或某种许诺，决心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底气就更足了！为此，他秘密找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二人一拍即合，并于四月五日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
按理说，汪精卫到这时应该悄然离沪，西上武汉了。但是，他先天就有的软骨病又在起作用，他想留住几天，看看蒋介石这些人的表演再做定夺。他依然君子风不减，如约参加蒋介石召集的清党分共会议。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联合宜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不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汪精卫丢尽了面子，方才下决心逃离上海。
是日夜，汪精卫悄悄登上一艘海关差遣船，翌晨驶离上海，溯江而上，向着武汉驶去。当他暗自分析如何团结各种反蒋势力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东山再起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他对随侍说了这样一句话：“冯玉祥的国民军站在我一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