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森的招术

第二天，各报都刊登了这桩所谓“布里克斯顿谜案”的新闻。每家报纸都有一篇长篇报道，有的还加了评论。其中有些情况连我都不知道。我至今在贴报册里仍保存着有关此案的剪报。以下是一些从中的剪辑：

“每日电讯”评论说：在犯罪史上很少有一桩命案如此怪诞。受害者用的是德国名，毫无其他杀人动机，还有墙上那两个恶毒的血字，这一切都说明作案者是政治避难者和革命党人。社会党在美国有很多分支。显然，死者是违背了他们不成文的规定而被跟踪至此。文章在引述以前发生过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林威列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拉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件之后，督促政府，应密切注视那些在英国逗留的外国人。

“旗报”的评论是，这类无视法律的暴行往往发生在自由党人执政的国家。它们起源于民心不稳，导致政府威信削弱。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他在这座城市已逗留数周。生前住在坎伯威尔区托奎里，夏朋蒂尔太太的公寓。他有一位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陪伴。他俩在本月四日星期二，向房东太太道别，前往尤斯顿火车站，拟乘到利物浦的快车。当时有人在月台上看见他们。此后他们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后来，据报道，在距尤斯顿车站数英里以外的布里克斯顿路的一幢空房子里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尸体。他是怎样去那里的，又怎样遭遇了不幸，至今仍然是个谜。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去向不明。庆幸的是，苏格兰警方侦探莱斯特雷德先生和格雷格森先生两人在受理此案。我们相信这两位著名的侦探会很快将案件查明。

“每日新闻”认为这无疑是桩政治谋杀案。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和出于对给予政府活力的自由主义的愤恨，驱使一些人来到我们的国家。倘若他们不是被原先的经历留下的记忆所染，而变得乖戾的话，他们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公民。这些人中，有一种非常严厉的规定，一旦违反规定，必定被处死。应当全力以赴，寻找那位秘书斯坦格森，以便搞清楚死者的日常活动的细节。探案工作目前已有很大进展。由于苏格兰警方的格雷格森先生的机智和努力，现已查获死者生前寄宿处的地址。

早餐时，我和夏洛克·福尔摩斯读了这几份报纸。他乐开了。

“我对你说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莱斯特雷德和格雷格森都是有功之臣。”

“那要看结果如何。”

“口欧，祝你好运。不过，功劳是谁的都无所谓。如果抓到了凶手，那是他们尽职尽责的结果；如果凶手逃走了，那他们也恪尽厥职了。就如同‘出现正面我赢，出现反面你输’的游戏似的。无论怎样，他们都有崇拜者。正如法国谚语所说的：‘笨蛋虽笨，还有更笨的为他歌功颂德。’”

说话间，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沿门厅和楼梯往上走来，夹杂着一阵房东太太的埋怨声。“发生什么事了。”我说。

“是苏格兰警方贝克街分队的。”我的同伴认真地解释说。这时，六个人冲进屋里来，都是我平日不屑一顾的街里最脏，衣着褴褛的穷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喊了一声，六个无赖立即站成一排，像六尊脏兮兮的小泥人。“以后，你们必须派威金斯单独向我报告，其余人得在街里等候。你找到了吗？威金斯？”

“没有，先生，还没有。”其中一个孩子说。

“我没有期望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你们必须继续找，找到为止。这是给你们的报酬。”他给了每人一个先令，“现在，你们可以走了，下次来时，希望你们有进展。”

他摆了摆手，他们便像一群耗子一样蹿下楼去，没一会儿，便听到他们在街里的欢叫声。

“一个这样的小叫化子要比一打警察还强，”福尔摩斯说，“人们只要看到警察模样的人便会闭上嘴巴。然而，这些小家伙可无处不能去，无事不能探。而且，他们非常机敏。只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就行了。”

“是不是为了这宗案件，你雇用了他们？”我问。

“正是。有一点我想要证实，只是需要一点儿时间。好啦，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一位警官的报告了，格雷格森正沿街走来，一脸得意的神色。他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我敢肯定，是的，他停步了，他来了！”

门铃大响。几秒钟后，这位满头秀发的侦探一步三阶跨上楼梯，一头撞进我们的客厅。

“尊敬的同行！”他一边嚷着，一边握紧福尔摩斯毫无反应的手，“向我祝贺吧，我已经把全部情况弄的一清二楚了。”

此时，我同伴那易于流露感情的面部忽然蒙上一层焦虑的阴影。“你是说，你已走上正确轨道了？”他问。

“正确轨道？嗨，先生，我已经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夏朋蒂尔，皇家海军少尉，”格雷格森一边高声说，一边搓着他那双肥墩墩脝夂脝夂的手，胸脯挺得高高的。

“请坐下，试试这雪茄，”他说，“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是怎样抓到他的。你要点加水威士忌吗？”

“喝一点儿也好，”这位侦探说，“这一两天我竭尽全力了，弄得精疲力竭。不是说身体，你知道的，是心理上紧张。你会赞赏这一点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们都是用脑子工作的人。”

“太不敢当了，”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请讲讲你是怎样得到这个圆满结局的。”

这位侦探在座椅上一靠，得意地吸着雪茄，忽然间，拍了一下大腿，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真可笑，”他说，“莱斯特雷德那个傻瓜总以为他很棒，却完全走上一条错误的轨道。他去追查那个秘书斯坦格森，而此人和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一样与此毫无关系。我相信，此刻他已经抓到他了。”

格雷格森过于激动，竟然放声大笑，直笑得接不上气来。

“而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

“噢，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当然，华生医生，这绝对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这事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死前的经历。有些人会等待着他们刊登的广告得到回应；有些人则等死者的生前好友或自告奋勇者前来提供情况。这不是我格雷格森的工作方式。你们记得死人身边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是在坎伯威尔路129号约翰·安德伍德父子帽店购买的。”

格雷格森听了这话似乎有点泄气。“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你到那里去过吗？”

“没有。”

“哈哈，”格雷格森像是这才松了一口气，“你不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是很小的机会。”

“对于一个非凡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在引经据典似的说。

“好啦，我去找了安德伍德，问他是否卖出过那种号码和式样的帽子。他查阅售货簿，很快便找到：他送过一顶这样的帽子给德雷伯先生，地址是托奎里夏朋蒂尔的公寓。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个地址。”

“漂亮，干得漂亮！”夏洛克·福尔摩斯低声说。

“接着，我去走访夏朋蒂尔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发现她面色苍白，十分沮丧。她的女儿在屋里，是个少有的漂亮姑娘。我和她谈话时她眼圈都红了，嘴唇直哆嗦。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开始产生怀疑。福尔摩斯先生，你是知道那种感受的，当一个线索就在你跟前的时候，你会感到浑身上下，一阵震颤。于是我问：‘你们听说你们原来的房客、克利夫兰来的伊诺克·德雷伯先生神秘地死去了吗？’

“那位母亲点了点头，似乎说不出话来了，她的女儿却一下哭了起来。这更使我感到，她们一定知道些什么。

“‘德雷伯先生是几时离开这儿去赶火车的？’我问。

“‘8点，’她说着咽了咽唾沫，以镇定情绪，‘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说有两趟车，一趟是9点13分，一趟是11点。他是去赶头一趟。’

“‘那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位妇人面色蓦地变得铁青，半晌才吐出两个字‘是的，’她声音沙哑，很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那女儿用一种平静而清晰的声音说话了。

“‘妈妈，你不用掩饰了，这没什么好处，’她说，‘还是对这位先生明说了。我们后来又看到了德雷伯先生。’

“‘上帝宽恕你吧！’夏朋蒂尔太太嚷了一声，把双手一扬，躺倒在她的座椅上，‘你可害了你的哥哥了！’

“‘阿瑟也宁愿我们说实话。’女儿毫不动摇地回答说。

“‘你现在最好把所有的情况告诉我，’我说。‘讲一半还不如不讲。再说，你们并不知道我们掌握了多少情况。’

“‘都是你，艾丽斯！’她母亲高声说，然后转向我：‘我愿意把一切都说出来，先生，请不要误会，我为我儿子而激动并不是怕他与这案件有何牵连。他是清白无辜的。我害怕的是在你们或别人眼中，他会显得可疑。那肯定是没有的事。他的性格，他的职业，他的经历都说明他没有可能。’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情说清楚，’我说，‘根据事实，只要你的儿子是清白的，他不会被牵扯进去的。’

“‘也许，艾丽斯，你最好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她说着，让她女儿走开了，‘先生’，她接着说，‘我本来不想说的，不过既然我女儿说了，我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一旦我决定说，我就要把整个事情说出来，说个透。’

“‘这是最聪明的办法。’我说。

“‘德雷伯先生在这里住了将近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一道在欧洲旅行。我看见他们的行李上贴有“哥本哈根”的标签，说明他们刚从那里来。斯坦格森是一位寡言少语的人，很有教养，但他的雇主，很抱歉，却完全不同。他生性粗野，行为**，就在他来的那天夜里，便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下午还没有真正清醒过来。他对待女仆的态度十分放肆。更甚的是，他很快又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的女儿艾丽斯，并且多次向她说出那些粗话，幸亏我天真的女儿不懂这些。有一次，他把她拉在怀里拥抱了她，为了这种恶劣行为，连他的秘书都责备他了。’

“‘不过，你怎么会容忍呢？’我问，‘我想只要你愿意，你满可以把他轰走。’

“夏朋蒂尔太太羞涩地说，‘上天有知，如果他刚来时，我就知道这一切的话，我会的。可是，他一来就说他们每人每天付一英镑，每星期十四英镑。这是一个淡季，我又是个寡妇，我儿子在海军服役需要很多钱。我不愿失去这笔钱，所以佯装无事。最后那次他太过分了，所以，我才通知他搬走，这就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后来呢？’

“‘看着他离去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儿子正告假回来，但是，我没有告诉他这些事，谁知他们走后不到一小时，门铃响了。我听见德雷伯先生回来了。他很激动，更糟的是他又喝醉了。他闯进我们屋里，我和女儿正坐着，他说了些没赶上火车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然后，转向艾丽斯，当着我的面向她求婚，要她和他一起逃走，“你已成年了，”他说，“没有法律能阻止你。不要管这个老女人，马上和我一起走吧，你会像一位公主一样生活的。”可怜的艾丽斯吓坏了，尽力避开他，但他还是抓住了她的手腕，想把她往门外拉。我尖叫起来。就在这时，我儿子阿瑟走进屋来。我不知道接下去发生了什么，只听见一阵痛骂和扭打的声音。我怕极了，连头都不敢抬。等到回过神来，只见阿瑟站在门口大笑，手里拿着—根粗棍。“我看那家伙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他说，“我去跟着他，看看他怎样去打发自己。”说着，他就戴上帽子出门去了，第二天上午便听说德雷伯先生神秘地死去了。’

“这个过程是夏朋蒂尔太太断断续续亲口说的。有时她声音很低，听不太清楚，但她所讲的我都做了速记，所以，不可能有差错。”

夏洛克·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呵欠。“这的确很动听。后来呢？”

“夏朋蒂尔太太讲完，我已经意识到了，这整个案件的症结就在这里。我把眼睛盯住她，我知道这对一个女人总是有效的。我问她的儿子是几点回来的。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不知道？’

“‘不，他有钥匙，他自己会进门的。’

“‘在你睡觉以后？’

“‘是的。’

“‘你是几点睡的？’

“‘大约十一点。’

“‘那你儿子至少出去了两小时？’

“‘是的。’

“‘可能四、五个小时？’

“‘是的。’

“‘那段时间他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她回答时，嘴唇都发白了。

“当然，那以后，我已没有什么可问了。我找到夏朋蒂尔的下落之后，便带了两名警官把他抓了起来。当我拍着他的肩头要他乖乖地跟我们走时，他厚着脸皮似乎毫不在意地‘我想你们来抓我是因为我和德雷伯那个无赖之死有关系吧？’我们都没有吭声。是他自己先说了出来，这就更加显得可疑。”

“很可疑。”福尔摩斯说。

“那时他仍然带着那根棍子，像他母亲说他去跟踪德雷伯时那样，是一根粗橡木棍。”

“那么，你的推论呢？”

“噢，我认为他跟着德雷伯到了布里克斯顿路，在那里，两个人又争吵起来。在这过程中，德雷伯挨了一棍，可能击中了他的心窝，使他丧命而未留下印记。那天夜里地上很湿，周围没有行人，所以，夏朋蒂尔将被害者的尸体拖进了那间空屋。至于那蜡烛、血迹、墙上的字，还有那戒指，那都是些诡计，用来迷惑警方罢了。”

“干得好！”福尔摩斯用鼓励的声调说，“真的，格雷格森，你长进不少，你会有出息的。”

“我自己也觉得我干得很利索，”这位侦探得意地说，“这个年轻人自己说了一段话，在他跟踪德雷伯一段时间之后，德雷伯发现了他，于是，叫了一辆马车想逃之夭夭。他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位过去在船上的老同事，和他谈了很久。当我问他这人住在哪里时，他却答不上来。我认为整个案情前后吻合。想起莱斯特雷德就觉得有趣，他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恐怕他将一无所获。噢，说曹操，曹操就到。”

确实是莱斯特雷德来了。我们谈话时，他已走上楼梯，此刻已跨进屋里来。他平日所表现的自信和自傲全都不见了。只见他满面愁容，衣着不整。他来这里显然是向夏洛克·福尔摩斯求援的，因为当他看见他的同事也在时，立即露出一种不安的神色。他站在屋中间，神经质地抚摸着手中的帽子，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一桩极不寻常的案子，”最后他还是开口了，“事情太令人难以理解了！”

“啊，你才知道呀，莱斯特雷德先生，”格雷格森得意地说，“我早就料到你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你找到那位秘书斯坦格森先生了吗？”

“秘书斯坦格森先生，”莱斯特雷德心情沉重地说，“今天上午大约六点在哈利迪私人旅馆里被人暗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