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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六一”第一列原油驶出萨尔图站时，有一位专管装油的会战英雄却竟然不知道他灌的油车在他呼呼大睡之时“隆隆”轰鸣着从他身边开走了。当他醒来时，听说油车已经过了哈尔滨时，气得直嚷嚷队友们“缺德”。
此人便是薛国邦。40年后我在这位老英雄的家里听他讲述了一段趣闻：
上面已说过，薛国邦带领他和采油队到松辽后，接受了萨66井的采油任务。这是大庆油田试验区的第一口高产井。当会战指挥部决定要在“六一”前外运第一列原油时，自然而然装油的任务他薛国邦队又摊上了。那时外界的人还不知道，大庆的原油凝固度特高，从井里喷出后一到地面就凝固起来，尤其是天气一冷，其凝固度就更高了，无法成为流动的**。薛国邦接受外运列车的装油任务时，只离“六一”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先要把21节油罐量的原油加温、熔化好。偏偏在临装车的前三天，气温低于原油的凝固度，土油池里的原油变得愈来愈稠，蒸汽盘管又进不了油池中间，那台土抽油机--水泥车的泵机不时发出“哼嘶哼嘶”的怪叫。“不行了！打不上油啦！”水泥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一次次探出头来，异常焦急地喊着，最后干脆关停了抽油机。
这可怎么办？满身油泥的薛国邦瞅着像凝结成冰块一样的油池，直抓头皮。队友们则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队长，等待他决策。
“指挥部已经确定了第一列外运原油的火车出发时间，要是耽误在装油上，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薛国邦奋然将衣服一脱，腾起双腿，一跃跳进了油池，然后张开双臂，左右划动起来……结成冰块似的原油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渐渐变成流动的**，涌动着、奔流着。
水泥车的泵机重新隆隆响起。“行了行了！”负责抽油的司机欣喜万分地高呼起来。
乌黑的原油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入油罐车内……“队长，你的腿关节不好，快上来吧！”队友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可谁也没有喊动池子里的薛国邦。四天四夜，薛国邦就这样和他的战友激战在油池里，用身体熔化着原油，直到灌完前20节油罐车时，他才被几位党总支的领导硬拉出油池。
“几天几夜下来，太累了，我被大伙抬到宿舍，一躺下就没醒过来……”老英雄回想当年的壮烈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六一’中午时我才醒过来，走出门一看，怎么油罐车没了？
就问队上的人，他们笑着告诉我说，现在火车都快到大连炼油厂了，你还想看什么呀？我生气地问他们为啥开车时不叫醒我？队友们说，我们不知叫了你多少次，叫醒一次你又倒下睡着了，连续叫了不下五六次，就是叫不醒！我听后自己也乐了，心想，反正油车已经走了，毛主席也知道我们大庆的石油要派上用场了，这不就是我的愿望吗？那会儿，人不知啥是累，睁开眼睛就是干活，眼睛闭了也想着工作……”薛国邦后来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与铁人王进喜等名列在中国石油史篇上。退休前，他是大庆市人大主任。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战役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形容。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这样，斯大林指挥的卫国战争是这样，诺尔曼底登陆战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少战斗，能用上这四个字的也有不少，像美国人修建纵横南北的大铁路工程时，每一公里就要掉死十几个人，其中中国的华人在此次修建铁路中便有数千的尸骨埋在加利福尼亚州沿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庆会战可以说五十多年建国史上一场最为壮烈的艰苦卓绝战斗了。
五万余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一下来到荒原后，他们几乎没有顾得上垒一个像样的窝、多备一件卸寒的衣，便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施工。又可以说在脚跟尚未站稳之际，便遭受了一场连绵不断的暴风雨袭击。于是不管是先前在松辽进行普查的松辽勘探局的几千名职工，还是后来从四川、玉门、新疆和青海来的一万余名石油老职工，和三万多部队转业官兵，他们都是遵照会战总指挥部的命令，以最快速度，轻装来到这儿的。大雨将他们仅有的随身物品泡了又泡、湿了又湿，结果让他们遭受了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我从四川来时就带了两身外衣，三身内衣，加上到松辽后发的一身工作服和一块棉毯，不到半个月就啥也没得可换的了。不瞒你说，我当时下面的裤裆里烂得路都走不动。下裆发烂的不是我一个。那时钻井台上基本没有女同志，所以大伙上班时里面不穿短裤，这样舒服些。一回到住处，大家干脆脱得精光往炕上一趟，十几条汉子，赤条条的躺在上面，双腿叉得大大的，我们自嘲这叫烤小黑鱼--从井台上拣点原油，放在盆罐里点着后，将红肿溃烂的双腿根烤着取干取暖……”一位“老四川”对我说。
“我们几个女孩子都是地质学校刚毕业就到了会战前线。那时到会战前线、到会战前线最基层的单位是最光荣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姐妹抢着上野外普查分队。到野外分队后，整天一身水一身泥的，几乎每天都要趟水。男同志们把衣服一脱，往头顶一举，光着屁股就过去了。我们女的不行啊！内衣总得穿吧！所以趟一次水后，就得湿一次身子。时间一长，身体就发生了变化。我和队上的几个女孩，开始几个月的‘例假’都不对劲，两三个月不来是常有的事。队上有个女孩子见两个月没来月经，吓得以为自己怀孕了，她有男朋友。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不是。她为这高兴得请我们几个吃了一斤糖。可后来这位同志到了想生育的时候却再也没了能力。医生说她因长期患经病而丧失了怀孕功能。在参加会战的女同志中，像这样的人不止一二个。可我们至今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们一直是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过来的……”一位女地质师对我说。
在大庆、在石油战线，我听过无数这样的讲述。说起当年会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给我讲三天三夜，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不朽的史书。
但，我知道在五万多人的会战大军中，余秋里无疑是最精彩和最动人的篇章。因为他是这个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他有十倍、百倍于普通会战干部和职工所经历的困苦与艰难需要面对。
现在他需要面对的是比雨季更为严重的一件事：荒原上的四五万大军，冬天来了怎么过？
松辽的冬天是什么样？
松辽的冬天有一百种说法：
一场雪能把一年长起来的草压死；一日结冰能五个月不化；一次寒流能灭掉秋夏两暖；雨季无论再可怕，那是零上温度的春夏里；东北的冬季，从10月开始，将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而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度、最低能过零下三四十度。零下三四十度是什么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拉一回屎可以当凳子坐和尿一泡尿成冰棒的事--你假如不小心迷失在露天几个小时就可能会冻成僵尸、你假如穿一身湿透的衣服在几十分钟内便会冻得失去知觉……在冬季，经常还有被当地人称之为“大烟泡”的暴风雪，那一刮起来，真可谓海倒山移。至于这儿的雪一个冬天下多少场就更是谁也说不清了。在大同镇采访时，当地百姓告诉我，说他们经常遇上这类事：晚上好好的把马儿圈在马厩里，可第二天一开门，却见老马上了房顶。为啥，下雪呗！大雪降至，渐渐积起。马儿没处跑，只好跟着积雪往上走。一夜大雪掩过房墙，马儿也就上了房顶……“秋里啊，咱东北可不比你老家江西，要是冬天没有很好的防寒设施，别说人过不了冬，就是铁疙瘩的机器设备也会成一堆废铜烂铁呀！”早在会战初期，“钢铁大王”王鹤寿等过去在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老同志就关切地告诫过余秋里，并说如果会战队伍过不了冬，就争取在10月份之前把人和设备拉到哈尔滨、长春或沈阳等城市，等来年开春后再把队伍和设备拉到大庆油田去。
“这样保险。”王鹤寿特别提醒跟他仍在较劲“一吨钢一吨油”的石油部部长、好友余秋里。
这是肯定的，把人和设备拉到有保暖设施的城里，会比天寒地冻的北大荒要保险得多。但余秋里却不甘心这么做：一年12个月，过冬就要花去6个月，搬进搬出两次折腾，队伍的消耗不说，光会战的时间就至少拉长一倍！这油田开发将拖到什么时候呀？
“不行！这么干我们耗不起！队伍耗不起！国家要油的时间耗不起！既然一屁股坐定了北大荒，那就不该随便动来动去。还是我说的老话：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余秋里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那只有力的右拳，一连挥动了十几下。“就这么定了，天塌下来，也要把它顶回去！”
然而决心是决心，办法何在？
盖房子？在荒原上一下盖起几十万平方米的房子和其它防寒设施，再让职工们住进去，让机器设备进暖库，吃的粮食蔬菜也能入窖，能做得到吗？肯定不能。一是既没有那么多钱，二也没那么多建筑材料和施工队伍，另外时间也来不及呀！北大荒的冬天不仅寒冷，还有风暴呢！房子不盖坚固，一阵风刮来伤亡不更严重吗？
关键时刻，还是黑龙江老书记欧阳钦同志出了个好主意。余秋里因此生前深怀感激地这样回忆道：“有一天，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有一种办法可行，就是东北老乡搞的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冷。
于是我们就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住房情况。又找民间泥瓦匠，调查当地居民住房的用材、设计和施工情况。经过调查，发现附近乡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当地称之为‘干打垒’的房子，它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几乎全用土垒筑成。墙壁是就地取土，装入活动木夹板内，用木锤、铁钎分层夯实而成。房顶不用瓦，把当地的羊草和芦苇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碱土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房子看起来很土气，但墙厚实，房顶密实，结构也严实，防寒性能比较好，夏天也不太热，适应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随时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能够很快地大面积地建设起来。我们一致认为搞‘干打垒’这个办法可行！”
“干打垒”是大庆历史上第一批居住的建筑，也是永远留存在大庆人记忆中的那种不可抹去的一种象征，就像延安窑洞一样。虽然现在我们上大庆市看到的都是高楼耸立的现代化城市，但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这儿的人，无论是部长市长，还是司机炊事员，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居宿这些用泥、羊草和芦苇等垒起的原始式建筑内。
石油大会战中的防寒之战，余秋里依然稳操胜券。为此，他亲自签署三条命令：一、不管西伯利亚的寒流如何凶猛，会战队伍一定要像解放军在战场上一样，坚守阵地。一个也不许撤走，一步也不准后退。钻井一刻也不能停，输油管线一寸也不能冻。人一个也不能冻伤。二、由油田建设指挥部迅速调查总结当地老百姓“打干垒”的施工方法，油田设计院提出“干打垒”的标准设计，供应指挥部负责木材、木房架、门窗、芦苇、油毛毡及砌火墙和炕口的红砖。三、各级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充分发动群众，在搞好油田生产建设的同时，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和时间，开展一个人人搞干打垒的群众运动。和老天爷争时间，为国家原油自给争速度。
真是军令如山倒。七月份开始，“干打垒”行动在不影响石油开发和勘探主业的前提下，全线开战。顿时，在轰鸣的钻机林中，一座座、一排排大营升帐而起。到9月，历时100天的为生存而战的“防冬保温”战斗胜利完成，全线建起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转眼间百里亘古的荒原上出现了众多村落，如同天上撒下的繁星……除了人居住的居室外，车库、机房、食堂，甚至干部办公室、职工学习室和卫生所等也沾了“干打垒”的光。一个个“铁人村”、“群英村”、“八一村”等地名也芸芸而生……这年入冬时，会战全线基本做到了“人进屋，菜进窖，机器车子进库房”。但又一个更大严峻考验降临--10月，会战的五万大军尚处在脚跟未稳、半饥半饱之中的激战时刻，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来了一个要命的电文：素有中国米粮仓的黑龙江省的储备粮已过“危险线”，大庆会战人员的粮食定量必须按国家规定全线下调。
“下调到多少？”此时正在北京的余秋里一听就大嚷起来。
北京--萨尔图的电话专线里，张文彬向他报告：“钻工从每月56斤减至45斤，采油工从45斤减至32斤，干部、专家和机关人员一律减到27斤。而且每人每月还要省下2斤爱国粮。部长你看怎么办？咱们会战的同志多数是干体力活的，原本的口粮也刚刚够大家填饱的，这一下要降这么多……”
“……”北京方面没有回答。
张文彬着急地：“余部长，你在听吗？”
片刻，电话线里终于有了声音：“我听着呢！”从来声如宏钟的余秋里第一次在电话里变得有气无力。
张文彬不敢大声了，小心翼翼地补问了一句：“余部长你看还有啥办法？”
这一头的余秋里长叹一声，无比沉重地：“知道吗？主席也从10月份开始不吃肉了，总理和中央领导现在都不吃肉了……”
张文彬不再说什么了，他想放下电话，又怎么也放不下。
“文彬同志啊！现在会战的同志们情况怎么样？千万千万要稳住啊！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部党组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对应措施。”余秋里焦虑万分地叮咛着。
“首长！醒醒，到站了。”不知什么时候，秘书李晔的声音又出现了。余秋里睁开眼睛一看，可不，车窗外那个俄罗斯建筑风貌的安达小站出现了。
站台上，康世恩等会战指挥部的干部已经久候在那里。老康怎么啦？几天不见，憔悴得快不成样了！
一出车站，余秋里便停住脚步，一脸严肃地问康世恩：“老康，你没事吧？”
康世恩一愣，定定神说：“没事。”
余秋里这才缓和了一下，又问：“你哪只手有力？”
康世恩不知其意，便伸出右手：“这只有力。”
余秋里又伸出自己的右手--他的唯一一只手，说：“那好，我们俩人从现在开始，你的这只手抓生产，我的这只手抓生活。”
在安达未歇脚，余秋里直赴萨尔图前线。现在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亲自看一看队伍到底被饥荒摧毁到什么严重程度。
想象到的事都发生了：在叠叠排列的“干打垒”里，余秋里串东房、走西屋，一个一个的巡视，每一个“干打垒”内的炕铺上，他都看到了躺着的那些有气无力的患病职工。有人见部长来了，想伸手跟部长握一握手，却就是抬不起手臂，甚至连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握着一双双软塌塌的、枯干的手，心如刀割--昨天这些手还跟着他振臂高呼“让地球抖三抖”，今天却……余秋里两眼噙着泪水却又强忍着不让其流出来。他知道此刻的会战官兵们，无论是躺在铺上的浮肿患者，还是仍拖着疲惫身子、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人，他们需要更坚强的后盾支撑。
“会好的！会好的同志们！”余秋里不断用这句话鼓励自己的干部职工。
走出“干打垒”，余秋里立即吩咐张文彬和吴星峰：“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病号治疗和会战职工们的生活上。所有病号要立即集中起来，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对他们进行抢救。”
“可一下躺了这么多人，本来咱这儿也缺医少药……”吴星峰说。
“再缺医少药也要保证患者。”余秋里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吃饭吃好些，是最好的治疗。老张，你通知所有食堂，一定要保证患浮肿病的人每天都能吃上二两肉和一顿白面或白米饭。”见张文彬面有难情，余秋里补了一句：“让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把我和几个部长们的特供全部调到这儿来！”
张文彬知道余秋里说的是什么，便忙说：“可你们也拖家带口的……”
余秋里右手一甩：“我们那点困难算什么？对了，从现在开始，我和老康等领导，生活上一律跟前线的职工们一样，他们吃什么我们也一个样！听明白了吗？要是搞啥特殊，小心别怪我不客气！”
“知道了。”张文彬和吴星峰哪敢违抗？
“主席都好几个月不吃肉了。他老人家体重已经减了二十多斤！”在走进钻井指挥部的办公室时，余秋里的嘴里嘀咕着。
又是一个座谈会。“你们都说说，队上和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余秋里的目光扫向一在场的干部，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变了样似的，前次来时他们个个生龙活虎，今儿个咋成了有气无力的败军之将？
“李云同志，你是不是也得了浮肿啊？”余秋里一把抓过坐在身边的党委书记李云的手，捏了一下，软的，又用手指一戳，塌下处没有弹起来。
宋振明替李云说：“李书记患病已经有些日子了！”
余秋里大为惊愕地站起身，然后一个一个地捏了捏干部们的手，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同程度患有浮肿。“这不行，你们是指挥员！你们要倒下了，队伍就更不得了啦！”
康世恩掏出小本本，说：我作了一下调查和统计，重灾区一般都发生在生产和工作任务繁重的几个战线，他们分别是施工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像功勋队的王进喜队和1202队等，他们的患病比例基本在50%左右；再就是负责生产、调度的部门，比如像建筑指挥部，也达到了45%患病率；还有像指挥部机关的同志，他们加班加点的特别多，患病率高达80%，打字室的同志全部浮肿了！另一个特点是党员团员的比例在患病者中占的多数，像水电机修处的21个患病中，有20个是党团员……余秋里坐不住了，空袖子又扇动起来，一边频频点着头，一边说着：“我们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时刻，就是靠的党团员骨干！”突然他的脚步停住，右臂有力地一挥，洪钟般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但现在我们要保护他们！保护这些同志，就是保护了我们的大油田！保护了我们的大会战！”
“这样，老康，在你前期已经布置的几条应急措施外，我看我们还需要再补充一条：前线的职工要进行轮休--当然钻机不能停！物资供应也得保证，这是会战的前方战场，不得马虎。但可以作些适当的调整。保证战斗员的战斗力不减，就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嘛！第二点就是机关、指挥部一级的机关同志，得让他们有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也得有个时间限定。我看还可以搞点文化娱乐活动嘛！吴星峰同志和文彬同志，你们在这方面是行家，周末我看可以搞些舞会啥的……”
一生从不娱乐的余秋里，在万般无奈的困难岁月，第一次开口让自己的队伍“娱乐娱乐”真是不容易。从此安达火车站旁的铁路俱乐部和二号院后面的那个礼堂内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开始有了歌声和笑声……但职工们仍然发现，即使所有的会战人员都上那儿蹦蹦跳跳，也不会见得到他们的部长余秋里的身影在那种场合出现。
多么好的石油会战将士！多么好的兄弟姐妹啊！他们舍家为国找油，千里迢迢来到北国荒原，雨水尚未泡干，严寒仍在袭击，饥饿却又降临，他们没有后退，坚守岗位，甚至不惜倾家**产卖掉仅有的随身之物为吃一顿饱饭再上井场，这样的阶级兄弟能让他们饿死冻死吗？不不，决不！铁骨铮铮的余秋里在此刻全身的每一根毫毛都张扬着万般柔情，万般温馨，万般忠厚，万般怜悯。
“这还不够！会战队伍里那么多浮肿病人躺着，明天还会有成百成千的患者。我们得想一切办法制止疾病侵袭！我们必须作出相应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建议：一，所有患者必须入院治疗，对那些一线已经患病的人要全部下到后方来；二，每月要有20%的一线人员轮流下来休整；三，抽出10%的强壮职工搞生活--张文彬同志你从现在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抓生活上，要人给人，部党组全力支持；四，粮食、商业等后勤部门的人要全力以赴到全国各地去大力采购蔬菜、食品，送货到前线；五，要发扬南泥弯精神，自己起来动手种菜种粮，掀起生产自救大运动。这方面我看可以放手干，而且要从长远着想，必要时各单位可以抽调30%左右的人去开荒种地嘛。这北大荒比起当年我们在延安的黄土地不知要肥沃多少倍！《南泥湾》的歌你们不是都会唱嘛！王震将军那时是三五九旅旅长，他的旅第一个通过开垦荒地实现了粮食、经费的自足自给，毛主席表扬他了。我是三五八旅的。我们后来也搞得好嘛！我所在的团在葫芦河边，那是洛河的一条支流。河两边尽是山，山上背阴长满了树林，阳坡没有树，只有一墩墩的羊胡子草和一丛丛狼牙剌和酸枣树，一米多高嘞！
我们就在那儿开荒种地。大家比着种，嗨嗨，那不得了啊！漫山遍野的人，镢头上下飞舞，劳动的号子震得山都动了！同志们编了一首歌叫什么来的？噢，这么说的：‘葫芦河川好地方，火红的太阳照山岗。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多打粮。粉碎敌人的封锁，赶走日本小东洋，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嘞！……”
会场气氛被将军部长绘声绘色、神采飞扬的讲述感染了。他们中间不少人就是从延安过来的，也都经过大生产运动。于是，整个干部会又沉浸在一片激昂亢奋之中。
余秋里的“龙门阵”有些收不住了：“……当年我们团就收了6000多担粮食、蔬菜87万多斤，还采集药材、山果和生漆7000多斤呢！养的猪、牛、鸡更是不知其数！嗨嗨，老康你那个部队听说也搞得不错。”
康世康满脸笑容地推推眼镜，不无得意地：“我们打的粮食还上过毛主席招待美国记者斯诺的宴会呢！”
“就是嘛！我看我们这儿要大家发动起来开荒种地，这北大荒，肯定能变成米粮仓！你们望外边看看--看不到边吧？对嘞！看不到边，就证明我们可以在这儿有垦不完的地，有垦不完的地，就有产不完的粮！那时我们还怕饿肚子？不会了！说不好，我们外送的原油列车后面还拖着几节装满圆溜滚滚的大豆高粱米的车哪！那时，我们也来个给全国人民每人送上几口袋粮食……”
“好--！”方才还是沉闷的会场此刻已经热气腾腾。鼓掌声，叫好声连成一片。
有几个干部在下面窃窃私语：“这余部长真有点子！账也会算哪！”
“嗨，人家是当过解放军的总财务部部长和总后勤部政委哩！算账高手！咱这几万人在他手里算个啥？不过是几颗小算盘珠！”
“是啊，看来我们不会饿死了！”
“饿死啥？饿死了谁来找石油？”
“静一静，静一静。现在我代表会战领导小组念一下《关于安排当前职工生活的紧急指示》，这通知是根据余部长的指示起草的。大家听着，有补充的一会儿再提……”吴星峰趁着余秋里和康世恩等几个干部沉浸在延安“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的甜蜜回忆之际，便拉开嗓门，宣读起来。这份通知基本上是余秋里亲笔起草的，《紧急指示》里提出了“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口号。具体规定，每个基层大队和中队，必须保证有一名干部在食堂同炊事员同做、同吃、同算、同议；要抽调部分优秀干部和红旗手（劳动模范）以及关心群众、办事公正的人，担任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食堂必须达到一清（账目清，并能公之于众）二无（无贪污、无浪费）三好（饭菜花样调剂好、服务态度好、清洁卫生好）以及三热一暖（热饭热菜热汤和餐厅暖和）；同时不准吃不上热饭热菜，不准喝不上热汤热开水，不准住凉房子。此通知规定得事无巨细。这是余秋里风格。
别以为当部长、当大将军的人就只会划划圈、念念稿子、做做不着天不着地的所谓“大事”。余秋里的本事是粗能粗到右手一挥，千军万马在辽阔的大荒原上铁蹄飞扬；细能细到管住一颗螺丝一块岩芯。
信不信？不信你看下面的事：
不是说“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嘛！好，余秋里这会儿在会战前线是最大的干部、最大的书记，自然他也毫不含糊进了食堂。你以为大部长进食堂就是做做样子？到处看看、遛达遛达算完事了？错。余秋里进食堂，头件事就让炊事班长拿来一套伙夫的白大褂往身上一穿，那只晃来晃去的空袖子则被扎在腰间。只见他右手操起锅铲，一声：“大火！”二声：“上盐”！三声：“搅匀！”四声：“闷足！”蛮是专业厨师水平嘛！
炊事班的同志看得目瞪口呆：这余部长怎么还有这一手啊？
不是说开荒种地嘛？那地直铺天边，可没那么多牛耕地呀？“来，牛不够，我们人来凑！”
余秋里利利索索地躬下腰，将两条裤腿往上一挽，又将一根绳子搭上右肩，右手揪住绳头，一声：“走--喽！”嗨，人拉犁，马儿跑。这部长一出腿，一垄地就是十几里远呀！“部长都参加开荒拉犁去了！我们还不赶紧行动？”
大荒原上顿时人声沸腾，那你追我赶的劳动景象赛过“南泥湾”。
独臂将军在北大荒上竟然当了回“狩猎队长”。余秋里对张文彬的安排和康世恩的谦让十分满意。除了抽烟，狩猎是他余秋里最感兴趣的爱好了。人家枪法准嘛！俗话说“独眼龙”胜过千只眼，他独臂举枪就是比两只手瞄得准嘛！这叫“精力集中”。
“打！”独臂伸出，子弹“砰砰”出膛，再飞跑的猛兽鸟鸨也无处藏身。
吉普车在草原上飞奔，野山鸡、野兔子，还有野狍子，不是累倒，就是累死。不是中弹，就是断头穿胸……不要说我们的将军凶残手狠，那会儿《人民日报》在头版还发过《开展冬季狩猎》的社论呢！全国饥荒，别再装斯文了！此一时彼一时嘛！
狩猎队载着满车“战利品”归队时，各食堂就会热闹好一阵，大伙儿的嘴巴上也多了些油腥味。
北京急电：令余秋里速回开会。
会议还没有开完，会战前线又是叫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浮肿病消灭得差不多了嘛？
余秋里真着急了。康世恩和张文彬报告说：黑龙江省来电说，储备粮仓库见底了，原来供应的粮食供应要断一个月。六、七、八三个月只能有两个月的粮食供应。
“我们种的东西接得上吗？”
“不行。至少得到深秋才有收成。”康世恩、张文彬那边回答说。
余秋里直抓毛发：这可怎么弄！一个月没吃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现在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也就是唯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能靠能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单位的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吗？这就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的，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它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