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栓宝当警察实属被逼无奈。
人生其实有许多被逼无奈的事情。只不过有时是别人逼你，有时却是自己逼自己。
那么周栓宝当警察是谁逼的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爸爸与妈同一天咽了气，伤寒。两具尸首直挺挺地躺在炕上。而哑巴妹妹只有十三岁，只会蹲在音晃里嚎哭。这，当然是很残酷的现实。
但周栓宝并不是非当警察不可，混碗饭吃的办法还是有的。比如说去拉洋车，或是接过爸爸的家什去沿街打鼓收破烂。当然这些活儿周栓宝不屑于去干，这些念头只是像风一样掠过他的大脑，便被他坚决地排斥了。周栓宝有文化，念过初中。他爸爸极想让他状元及第。拉洋车之类的下贱活儿自然被初中毕业生疏远。
那么去哪个机关谋份差事？或者去教书？周栓宝虽然心动，却知道这绝非他这个穷光蛋可以做到的。
这很令他悲哀，却也无可奈何。
这时他还并没有想到去当警察。北京人对“脚巡”这一行有种天然的蔑视和排斥，周栓宝并不例外。何况他爸爸活着的时候还常挨警察的棍子。
当那个最终让周栓宝当了警察的人一挑门帘走进周家时，周栓宝想到的还是去邮电局门口摆个摊儿，代写平安家信。
进门的这个人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命运。就像船到河心，峭公在江心石上撑一竿，船便拐弯了。
人生拐了弯一切就都变了样。
周栓宝一下子从一个可能的准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警察。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坎坷。
也真难怪有许多人相信宿命论，不然你怎么解释周栓宝的那一个人生的转折？这个人生转折到来时周栓宝自己并无意识。他十七岁，血气方刚，愣头磕脑，虽然读了十几年书，也仍然糊糊涂涂。看见进门的人，他只知道跪下磕头报丧，全不知面临至关重大的人生选择。
“哥呀，嫂啊，你们怎么就这么甩手走了呢！”来人揉着通红的酒糟鼻子，硕大的泪珠子叭嗒叭嗒地砸着地面。周栓宝陪着哭。哑巴妹妹又嚎起来。
“栓宝，”来人哭过一巡，突然就止住了，回头问栓宝，“你打算怎么办？”
“怎办？”周栓宝说：“让老人入土为安，然后……”
“然后你听我的。”那人的大手拍在周栓宝肩上，仿佛有魔力，把栓宝的心安宁下来，也让栓宝的大脑开始迷糊。他点点头，望着那人的红鼻头在沁出一层细汗。那人姓王，栓宝爸爸的拜把子兄弟。早先拉过车，卖过豆汁儿，后来当了警察。好喝酒，酒后爱吐真言，而真言吐过又常常后悔。
他掏钱安葬了周家二老，然后把周栓宝领到警察局。－
“挑份巡警吧，起码混出窝窝头来。”
周拴宝点头。心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比卖苦力强。
“这不是份好差事，可你要是把心放正了，也他妈不错。”
周栓宝又点头。心说就冲你对周家这份恩，不是好差事我也得1几。至于心正不正，这年头儿还真说不清。
走进警察局的大门，周栓宝想起了《水浒》，有一种逼上梁山的感觉：
他妈的。他对自己说：干吧。也许像王大叔说的，把心放正了，总会有份儿好报吧？
周栓宝就这样当了警察。
周栓宝结婚是两年以后，他娶了那王大叔的闺女，王淑兰。
也算是自由恋爱。小警察常上老警察家去，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姑娘。眉来眼去的，都有了那么点儿意思。有一天姑娘偷偷摸摸地织一双毛线手套，让当娘的看见了，便告诉了当爹的。老王揉着红鼻头儿问：“给谁织的？”娘说：“反正是男的。”
爹说：“我？”娘便撇了嘴：“美的你！去年她不是给你织过了？闺女大了，留人留不住心。”
这娘本是后娘，原就嫌闺女碍眼，竭力摔掇老头子聘闺女。
老王把话憋住没说，原想自己琢磨一下闺女瞧上谁了再找闺女把话挑明。可酒一下肚，话便搂不住。问闺女给谁织手套，王淑兰大大方方说是栓宝哥。老王愣了，全无思想准备，再想想警察的闺女能嫁给谁，左不过也就是警察。便点了头。
周栓宝踏踏实实娶进门一个俏媳妇。
新婚之夜，扫净炕上的花生、枣、栗子，新娘羞羞答答地解开了衣服，把一具美丽至无法形容的洞体展示给了周栓宝。周栓宝呆了，感觉一股火从丹田喷发，直直冲到脑「It，把一张脸烧得通红，也把一副十九岁小男人的身躯膨胀起来。他扑向王淑兰，一下把他的新人扑倒在崭新的红棉被上，然后便把大手往那颤巍巍的胸脯上按去。
王淑兰一激凌，翻腕拦住了男人的手。
“我得先问你，你能一辈子疼我吗？”
“能能。”
“我还得问你，我爸说过，你们当警察的常有人串八大胡同，你呢？”
“我没去过，今后也绝不去。”
“你发誓？”
“我发誓。”
“你不骗我？”
“我哪会骗你？我疼你还疼不够呢。”
王淑兰咯咯一笑，自己把自己的诱人之处送到丈夫手里，然后搂住丈夫的脖子，把自己沉入温柔之乡。
然而这对新人谁也想不到，绝对想不到，就在他们缝蜷之时，那位刚当了老泰山的老王，却因为急症发作而驾鹤西归了。
脑溢血。嗜酒的老警察大概早有高血压的毛病，然而那年头没谁注意这种病症。特别是一个职业要求他忙碌，生存也要求他忙碌的警察，头昏脑胀早成了家常便饭。
他就那么去了，天亮时他的躯体已经冰凉。脸上却挂着很愉快的微笑。聘闺女对一个父亲来说是一件人生大事，完成了这件大事他便彻底卸去了责任。
也许他就是这么想的。
可死亡和新生命的第一次播种偏偏选择了同一个夜晚同一个时刻，这种巧合会使人想到什么？
当第二天早晨噩耗传来时一对新人面面相觑，同时想到了他们昨夜第一次迈过少年与成人界限的那一时刻。那消魂的一刻，那激动的一刻，那幸福的一刻，却是父亲咽气的时候。
周栓宝的手脚冰凉。第一次目睹死亡是他自己的父母，那时只有悲痛，痛彻心肺，却淋漓尽致。而这次是第二次了，悲痛之外却有一种负疚，一种挥不去的自责与恶心。
他的眼睛和新娘的眼睛相碰，又迅速地互相移开。他们都觉得心虚。
这是惩罚吗？这是命中注定吗？在办丧事的过程中周栓宝总在心里这样问自己，越间越糊涂。
一个月，他没再碰妻子。
当一个月之后妻子再次投入他的怀抱时，他那稍稍平复的自责又陡然强烈起来，使他的强硬瞬间疲软，使他的勇气一下子消失在九霄云外。
周栓宝**了。
“这回你想去八大胡同也去不了了。”王淑兰含泪开了一个玩笑，这玩笑让周栓宝无地自容。
于是他真的偷偷去了八大胡同，他希望****可以治好他的病。然而他失望了。开始他是所向无敌的，可那妓女竟在他身下幻化为妻子王淑兰，于是他又开始自责，也同时开始退却。
他开始认定自己有罪。也许是上辈子做下的，也许就是这辈子做错了什么。只有罪孽深重才有今天的下场。
做错了什么呢？周栓宝想来想去，只有做警察。因为除了警察他并没做什么。辞职吧，去拉洋车。
拉车的头一天便挨了打。
挨了警察的打，挨了他过去的同行的打。
拉了个买卖去王府井。．刚在同升和帽店门口搁下车，那个警察就过来了：“谁让你在这儿搁车的？规矩懂不懂？”话音未落，棍子也砸在周栓宝的肩上。
火辣辣地疼。周栓宝被一下子打蒙了，竟不知说什么好。警察，这就是警察。周栓宝隐约听说过王府井有这么一位巡警，外号“一块钱”，说他专欺负拉洋车的，先打，后罚钱，张嘴就一块。他看着眼前这位，猜测自己是不是碰上了“一块钱”。同时想向对方说，我昨天也是警察啊。
可他没说出来，因为说了也没意思。周栓宝此刻觉得警察是天底下最可恶最不得哥们儿的职业。他瞪着眼前这位，嘴唇微微颤抖，缓缓地拉起车来。
“别走！罚款，一块！”
这位果然是“一块钱”，周栓宝乐了，气乐了。他敞开号衣的大襟，拿出北京人的三青子劲儿，说：“打早晨拉到现在，就挣了三毛。还得交车份儿呢。要不，把车给你；要不，你带了我走。”
“一块钱”愣了。大概从来没人敢这么和他说话。他不知所措了。他晃晃手里的棍子，想举却没举。他望着周栓宝，眼珠一转一转的，大概在想主意。
周栓宝双手抱在胸前，等着。
这时又来了个拉车的，干瘦干瘦的一个爷们儿，挺精明的一双眼睛看人有点斜视。他拍拍周栓宝的肩：“爷们儿，走哇，前头有个俩人的买卖，一块儿跑吧。”周栓宝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这是穷哥们儿解围来了。心里一阵感激。拉起车，他问‘一块钱’“走了啊？”
‘一块钱’刚要瞪眼，那个拉车的插嘴了：“干吗呀？难为我弟弟？”一句话竟把“一块钱”说傻了，说呆了。两辆洋车趁机开路。
“他怎么会怕你？＂跑着，周栓宋问。
“他不是怕我。”那人神神秘秘地说。
“那…您贵姓？”
“免贵，肖东昌。”
“看样子您有道儿，警察都怕您。”
“有什么道儿？说有道儿只有一条，挺起腰板儿，大伙儿抱团儿，和他们干。”
“您这是……”周栓宝糊里糊涂，想刨根问底儿，又有几分敬畏。不知为什么，这姓肖的有点儿让人犯休。
“慢慢琢磨吧，爷们儿。”肖东昌一笑，加快脚步，跑过去了。
周栓宝却停了车，真的开始琢磨。他毕竟年轻，也有那么股子愣劲儿，琢磨来琢磨去，他觉得，他还得去当警察。
“一块钱”的那一棍子打通了周栓宝的思路，让他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开了窍。是，也许当这份儿四处得罪人的差事有损德性，可不当这份儿差就舒服吗？拉洋车卖苦力还挨打就痛快吗？一个大老爷们儿绝了后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么还得再加上一份窝囊和一份下贱吗？
不能说周栓宝的反思不是一种哲理。穷人造反往往都基于这种极朴素的思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说没有道理？
周栓宝豁然开朗，一团闷气从胸膛里发泄出来，化做一阵痛痛快快的笑。
当警察去。当然不会像‘。一块钱’，这样霸道，却也绝不能让别人的霸道落到自己身上。那身黑制服代表不了尊严，起码象征了一种地位。
于是，周栓宝把洋车拉回车厂，连车份儿也不交，甩手走了。走到小酒馆里，要三两白干和一碟酱口条，一醉方休。
醉了，把一切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姓肖的就像小说里的大侠，来无踪去无影，和周栓宝是两个世界的人。
周栓宝歪歪斜斜走回家去，告诉王淑兰自己又要去当警察。
王淑兰叹口气：“随你。”
警察是重新当上了，但周栓宝却执意搬了家。说不清是为什么，反正不愿意让熟人知道他吃了回头草。
在新居这边，周栓宝也从不把那身制服穿回家。
他宁愿让新邻居们知道他是个做小买卖的。
人常常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和表现，干什么烦什么，可又离不开什么。常听见有人这样说：这行儿，真不是人干的。可过了许多年，他却还干着那“不是人干的”行当。
周栓宝却从不褒贬警察这个职业。他只是不作声，见谁都只是淡淡一笑。从再次当上警察之后，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差事他是很认真的。巡街，说六小时绝不早回来一分钟，哪怕街上下雹子或是美国兵开吉普车闹事。他当警察这会）L北京已经有美国兵了。他虽然不敢干涉大鼻子的胡作非为却也敢怒目而视。
他有个搭档，叫李振国，比他小一岁，一个从通县来的乡下脑壳。这人有个从小青梅竹马的相好，因为穷让人给卖进了皮条营胡同的艳红楼。李振国伤心之极，成了个吊儿郎当醉生梦死的人，唯一的嗜好就是攒钱去艳红楼。警察的工资不要说逛妓院，随着物价飞涨连吃饭也成为问题。李振国便采取了抄吃抄喝占便宜的办法。
每天在巡街时沿途每个摊儿抄点儿什么，也许大概齐够再摆个小杂货摊儿了。有点儿好吃好玩的直接就送进了艳红楼。这样一个人自然被老百姓恨之入骨，周栓宝却觉得情有可原。真的，假如你老婆被卖进妓院你该怎么办？
周栓宝当然有时看不过去了也批评李振国：
“两棵白菜你拿它干吗？也给春莲送去？”
“白菜怎么啦？白菜不得花钱买？拿回去给嫂子包饺子，你看嫂子乐不乐？”
于是周栓宝便抱着两棵白菜回家。
王淑兰也真的很高兴：“还挺磁实，你也会买东西了？”
周栓宝没敢说这白菜是白来的。他的老泰山活着的时候虽然沾酒就失态，却是耿直无比，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为。老泰山是周栓宝当警察的引路人和榜样，周栓宝心里有数。
可白菜馅饺子还是吃了，也并没跑肚拉稀。周栓宝便对同伴的吃拿卡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我不拿。他安慰自己。
他和妻子的那种事儿仍然尴尬。搬了新家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甚至没带来任何希望。两个人倒也死了心。周栓宝甚至想过给老婆找个情人，帮忙解决一下子嗣间题，人选都物色好了，就是搭档李振国。可他知道这是很丢人的事，成功了丢人，老婆要是拒绝了也丢人，便一直犹犹豫豫的，没有说。
王淑兰和哑巴妹妹天天抱着大盆给人家洗衣裳，累得半死，对于性欲也似乎极为淡淇。
生存是第一位的。国民党的政权正一天天地垮下去，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经济的崩溃。填饱肚子也让人绞尽脑汁，无数夫妻的夜晚都已变得不再激动人心。爱情是需要温饱做基础的。
周栓宝常常被派去阻止游行的学生们。’他这种最普通的巡警是没资格去骑大马抡棍子开水龙头的，他只配在胡同口劝劝那些去集合的学生：回去吧，别闹事儿。没人听也就拉倒。
周栓宝只是觉得生活越来越暗淡。
家庭，职业，时局，没有一样让周栓宝省心的。
天将傍晚的时候，周栓宝坐在东便门外的河岸上，看一只小木船矣乃而去，船后留下一道粼粼的涟漪，心里才会稍稍舒展一些。于是，他常常来这里坐。”
他只是坐在一段枯干的树干上。他的双手有时抱着膝盖，有时则揣在袖口里。他的神情是呆滞的。呆滞的神情使他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衰老一些。
其实他才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的警察周栓宝在北京东便门外的河岸上想到了许多许多。他仿佛已经看透人生。有时，他会一个人笑起来，然后对自己说：
“就他妈那么回事儿吧。”
周栓宝的新家在耳垂胡同3号。这耳垂胡同在北京城里是个极不起眼的小死胡同。
这里原是一片空地。 日本人在的时候有人在这儿盖了四排日本式的房子，每排只有三间。加了院墙之后成为四个小院，四个院面对着一处大宅门的高墙，形成了短短的耳垂胡同。
1号住个叫马宽的光棍汉。他把院门由座西向东改为向南，他说：‘旧本人就是没规矩，盖房哪有冲东开门的？”这人是个很乐观的主儿，妻儿都去世了却一个人硬朗朗地活着。他的院门改过之后严格说已经不是耳垂胡同的范围，但约定俗成，这里仍被大家叫做一号院。马宽把它办成个小茶馆，起名“来福轩”。
2号院住着远近闻名的乔家。乔占魁和他那刚10岁出头的二儿子乔云标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是小偷，也是因为乔占魁那尖酸刻薄的个性。他惯于什么话讨人厌就说什么话，什么事招人烦就干什么事，可偏偏奇怪的是，乔家大儿子乔云林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这大概是一种命中注定？
4号院不必多提，一个靠搜刮民脂民膏而脑满肠肥的税务局官员，总鼻孔朝天地在胡同里来去。
周栓宝住着3号两间房。另一间住了个修自行车的小伙子，叫刘海山。
刘海山在周家搬来一个月之后搬来。这个人白白净净，慈眉善目，见人不笑不说话，因此人缘儿很好。
．他搬来那天给周家送过来一包天福号的酱肘子，很有礼貌地向周家夫妇道了扰。王淑兰很喜欢这小伙子，掩掇丈夫和他拜了把兄弟，并经常为他缝缝补补洗洗测测，饭菜也常为他留出一份儿。周栓宝看着，只笑笑不说话。他没兄弟，刘海山让他有了一份兄弟之情的感受。
可是周栓宝没有意识到，这个刘海山在他未来的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人生就是有许多事意料不到的。
如果人生可以意料也就会索然无味。
周栓宝不是没有发现这个刘海山有许多疑点。比如说，他有一股书卷气，这种书卷气是他那身破衣服所掩饰不住的。又比如说，那年月自行车还不普及，洋车一般车厂自己都会修理，因此一个以修车为职业的人就多少有些奇怪。但是周栓宝清楚这些疑点不说明此人是坏人，而说明他可能是另一类危险人物。这类人物的名字叫共产党。对共产党该敬而远之。
刘海山和所有靠卖力气吃饭的人一样早出晚归。不喝酒，不抽烟，晚上便关起门看书。一个穷人，看书也是很可疑的，周栓宝当然清楚这一点。
有一天夜里他起床撒尿，正碰上刘海山悄悄地开门进院。“干吗去了？这么晚。”
他随口问。“看个朋友。”刘海山答，手却背在身后。其实周栓宝已看见他手里是一捆纸，街上常贴的共产党标语那种纸。
周栓宝什么也没说。第二夭当王淑兰让哑巴妹妹给刘海山送去一碗面茶时，也没说。
没几天就发生了周栓宝一生中最惊险最危急也是最光彩的一件事。
他和李振国巡街回来正在办公室看报，有个和他熟识的警长进来和他们聊天、说着说着，他问周栓宝：“老周，你住耳垂胡同？”周栓宝说是，又问怎么了，那警长说：“今晚上加班，到你们那儿抓人去。”
周栓宝立刻想到是刘海山，不禁冒出一身冷汗。他含糊应了一声，把话题岔开，心却飞回了耳垂胡同。
要不要给刘海山报个信儿？这是他反反复复问自己的首要问题。
也许应该去。海山即使真是共产党，但人品不错，又是自己的结拜兄弟，难道看着他进局子？
可也许又不应该去。万一这事暴露了，砸饭碗不说，恐怕自己也得受罪。
可难道真就见死不救？
周栓宝越想越急，越急越想不明白。忍不住在心里极没道理地抱怨刘海山：你干吗非当共产党啊，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就这么晕晕乎乎地，他走出办公室，走出警察局，随手叫了辆洋车回耳垂胡同。下了车，也不给钱，准知道人家不敢追着要。还那么直眉瞪眼地，匆匆往家走。’乔占魁正在2号门口腆着肚子揉铁球，问了句：“今儿怎么弄这么身儿黑皮啊？”他也没听见。
见了正在补一条车内带的刘海山，他喘了半天气，才说出一句话：“他们今晚上抓你。”
刘海山的脸白了一下：“真要来了……大哥，谢谢你。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没你，我完了。”
“快走！”周栓宝只会这一句。
刘海山却发愣，皱起眉头想事。
“快呀！回头出不城了！”
“我先不能走，我还得再去通知一个人。”
“嘿！多慎一会儿可多一份儿险啊！”
“险也得这么办，我不能丢下同志！”周栓宝一愣，他一急，张嘴说了句他自己也没想到的话：
“那，我替你去！”
事情过去许多许多年，周栓宝还记得那几句接头暗语：
“先生，我买米。”
“买什么样的？釉米还是稻米？”
“我要那种粘性大的江米。”
“粘性不太大成吗？”
“不成。家里老人病了，想喝口江米粥。”
那天刘海山让他脱了制服去接头，省得招眼。还千叮泞万嘱咐地让他注意安全。他应着，却暗自奇怪自己怎么会冒出那么一句话？吃饱了撑的？犯迷糊病？不然干吗自告奋勇趟这道混水？
至于这件事在未来所产生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周栓宝没有先见之明，自然无从设想。
他只是像个傻子似的战兢兢地去了那米店，机械地和那个瘦高的米店掌柜说了上述的那几句话，然后便出来，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
刘海山劝他这晚不要回家，免得特务们见到他竟是逃犯的邻居而引起怀疑。于是周栓宝便在街上胡乱地喝了碗炒肝吃了二两包子。然后，他便又到东便门外的河岸上去闲坐。
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河岸上的杂草蒸腾着湿乎乎的热气，饥饿的蚊子像飞机般地向周栓宝俯冲叮咬，使他根本无法安下心来思想。思维被疼和痒扰着，似乎也变成一只蚊子，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撞出许多血来，染红了河面上最后一点落日余辉。
耳垂胡同3号院的那间小屋从此空了下来。时局不稳，没谁想买卖房产或租赁房屋。周栓宝望着那黑洞洞的门窗心里也有一种黑洞洞的感觉。
19岁的哑巴妹妹出嫁了，嫁的也是个警察，周栓宝亲自保的媒。
爹妈不在，当哥的不能不操心。
哥操着心，也没有什么高兴的感觉。
一切都像护城河的水，仿佛没什么理由流动，可又不能不流动，于是便粘稠地蠕动，散发出一种腥不腥臭不臭的味道。
也许真该改个世道了。有一回偷看了共产党的宣传品，周栓宝对同伴李振国说。李振国什么也没说，摆弄着刚从烟摊上抄来的一只假象牙烟嘴。
嫁妹妹那天周栓宝亲自送亲，路过他匆匆去过的那家米店。店还开着，可粮食显然少得可怜。瘦高的米店掌柜自然不见了，一个阴沉沉的男人坐在门口，周栓宝一眼认出那是军统的人。
他不禁打个冷战。低下头，躲在妹妹的小轿后面，走过去了。
东单正在修飞机场，因为城外的机场已在共产党的手里，而城里的达官显贵们还有不少人没来得及撤走。妹夫家就在东单附近的苏州胡同，酒席间隐约可闻的施工声，使这场本已十分简陋的婚礼更加压抑沉闷。周栓宝喝了两杯酒就告辞，说要回局里值班。木纳的妹夫送他到院门口，呐呐地说：“哥，您慢走。”周栓宝愣了一阵儿，低声道：“好好待她。”
妹妹哑，却绝顶聪明，此刻便哭起来。周栓宝拍拍妹妹的头，转身走进暮色中了。
警察周栓宝的故事到此只是一个开头，或者说是第一段落。即将到来的公元1949年，像一把剪刀，把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剪成两段；又像一架破土的犁，翻掘着中国大地，把上面的翻下去又把下面的翻上来。许多年之后打开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履历，194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与里程碑。周栓宝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当他走在嫁妹之后的归途上时，和以往许多事情一样，却是一无所知。
1949年，周栓宝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