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下）

1999年，西部地区某省发生了一起110巡逻警车被犯罪分子伏击事件，四名民警当场牺牲。据说，当时一名民警负了重伤还没咽气，犯罪分了竟然残忍地用刀将他砍死。这样的恶性袭警虽然罕见，但今天也已不令人震惊和意外。据公安部统计，近几年平均每天牺牲一名警察，这个职业已成为今天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说起来也奇怪，身处危险之中的警察们却也并不多么惶恐，他们平静地面对着社会，面对養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变。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时代，这就是警察。他们安慰自己，鼓励自己，并且从安慰和鼓励之中萌生一种随遇而安的感觉。

对于我们派出所来说，危险系数自然低于刑警。我们的任务被上边定性为五大职能：人门管理、治安管理、信息收集、安全防范、窗口服务。这五大职能带给我们派出所民警的更多是劳累，是匆忙，是没0没夜干不完的活儿。第三次女民警下社区就是警力不足的结果。可小徐仅仅干了几个月的外勤，便被调回所里当了内勤统计。据说是吴大姐上窜下跳的结果。她找了所长又找政委，然后在院里逮谁跟谁唠叨：“人家是知识分子啊，就这么让人家串胡同去？你们这叫不尊重人才。再说，内勤多忙啊，光月底月初那堆表就够填一阵的。”所长烦了，政委烦了，他俩制止了吴大姐那喷溅着的唾沫星子，然后，无奈地说让小徐明天就去你那儿报到吧。你歇歇去，行吗？”吴大姐心满意足地喱嘴，说：“这才对嘛。我的亲弟弟呀，大姐是为你们分忧啊。内勤要是出点儿事，谁替你们扛？”

内勤确实也是个重要岗位，尤其是统计工作。现在时兴目标管理，一切都要数字说话，各种报表铺天盖地地飞进内勤办公室，嗷嗷待哺地跟你要数字、数字、数字。发案数、破案数、抓获人犯数、收容盲流数、人口数、外来人口数、重点人口数、人户分离数、养犬户数、下岗户数、困难户数、残疾人数、收缴赃物数、赃款数……小徐扔下她的自行车，一坐到电脑前，立刻陷入了数字的汪洋大海。每天老宛的铃声还在余音绕梁，小徐已经面色严肃地开机了。她是唯一经批准可以不参加早点名的人，因为所长知道理清那堆数字是多么不容易，而那堆数字的变化又直接关系着所里每个人尤其是他所长的荣辱和经济收人。他每每路过内勤办公室，都会向小徐投去亲切的目光，以示关心和慰问，同时又送去一种似有似无的暗示。小徐毕竟年轻幼稚，她在繁忙之屮是忽略这种暗示的。她只顾自己埋头于数字之中。直到夜深人静，她才会蓬头垢面似女鬼状，摇摇晃晃地走回宿舍，把自己匆匆扔到**，然后沉沉睡去，在梦中被再次袭来的阿拉伯数码砸昏。

‘终于有一天，所长在那堆填好的表格上签字时，忍不住把长时间的暗示给挑明了：“小徐啊，连续两个月了，咱所的破案数和收容数都是分局倒数，这可不行啊。”小徐推推眼镜，幼稚地回答是啊，您得督督治安组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成问题。”所长把表一摔，说你还让我怎么督？你没看见老孙是揣着病假条在工作的？你不知道小王的对象又跟他拜拜了？这些你没看见？”小徐委屈地摘下眼镜，拼命把眼睛睁大给所长看我看见了呀，我的眼睛不也熬成这样？”所长叹口气，把口气和缓了，把话也说明了你就不会把数字变变吗我的小姐？”小徐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所长说：“小徐啊，谁也不愿意不实事求是。管界案子少盲流少，不还说明咱所工作好呢吗？可是，上边要的是数字，数字可以表现出成绩，也能把咱的成绩淹没了。你愿意看着全所脱皮掉肉地干了一个月，最后让这堆该死的数字淹了吗？”所长的谆谆教诲让小徐哑口无言，她默默收拢了那堆表，转身要走。所长一直看着她，在她出门的时候又补了一句：“小徐啊，你记着，让大伙儿的努力得到肯定，才是实事求是。

事后有一次和几个知心朋友聚会，小徐在讲了这段故事之后感慨地说：“就在我迈出所长办公室门坎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我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多么复杂。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完美。”小徐的那几个朋友把所长关于实事求是的理论热烈讨论了一回，得出的结论是警察，是这个社会中最狡猾的群体。”

如果狡猾是个褒义词，那么湖南妹子小徐当之无愧。她很快地在所长点拨下变成了一个不动声色的魔术师，那堆数字就成为了她手里变幻莫测的道具。我们所的各项工作考核指标都悄悄地不显山不露水地上升了，非常有分寸，非常有规律，不离大谱，大伤大雅，既不突兀，也很令人鼓舞。我们这个落后的派出所终于成为分局的中游偏上了，终于又可以听到赞扬和鼓励了，所长和政委的脸上也终于有了笑容了。年底，小徐理直气壮地荣立了个人三等功。在全所的庆功会上，微醺的湖南妹子举着酒杯动情地说：“我知道我这个功应该是属于大家的。我跟着治安组去蹲守过。我只去了一宿，可他们蹲了整整两个月。我那一宿被蚊子咬了十五个包，他们两个月该咬多少包？我知道老孙是老糖尿病了，早应该住院；我也知道小王的女朋友已经吹了六个了，都是嫌他工作太忙。我还知道大毕的妻子……大毕，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我也下过管界，我也去担任过警卫任务。我被人家老百姓从家里轰出来过，我也追小偷追得崴了脚，可还没人帮我。我知道不管我们抓了多少人收了多少人，我们都尽力了，而且是百分之二百地尽力了。其实我们是在透支啊，我们是一年要千别人三年的活儿……干嘛给我立功啊，要立大家都立，谁比谁差啊？！”说到这儿，小徐热泪盈眶，吴大姐更是抽泣不止，而我们大家狂热地鼓掌，在掌声中，只有我们的政委保持了一份平静，他悄悄地走出了会议室。

当小徐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会议室去方便时，被蹲在当院的政委叫住了，政委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温和的光芒，像个慈祥的老妈妈。他问小徐：“今天晚上，你怎么这么激动？”其实小徐这会儿已经不激动了，激动是不会永远伴随一个成熟的警察的。她听政委这么问，便嘻笑着说：“哈，看见那盘油炸臭豆腐，我想家了。”政委没料到小徐这么说，一下子傻了。小徐被凉风一吹，稍稍清醒了一些，忙又补充道真的，我想家了。政委你不知道，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我永远是个漂泊者。漂泊者，您明白吗？”政委张口结舌地点头是，是，我懂。小徐，难为你了。真的，真难为你了。”

小徐的眼睛又湿润了，她点点头，说政委，谢谢你。”

其实，如果把我们所的进步完全归功于小徐面前的那台电脑，实在是有失公允。我们是真努力啊，我们是真玩命啊，我们是真的想把那面先进的旗帜再捧回我们的派出所呀。警察这个职业最缺乏的是金钱和安逸，最不缺乏的就是荣誉和尊严。我们是不能容忍别人比我们强的。尽管我们有时慢慢吞吞，尽管我们有时对人嗤之以鼻挑三捡四，其实我们心里对别人的荣誉嫉妒得要死。我们真的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们派出所这棵老树发出新芽来。我们甚至暗暗嘀咕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出一个烈士老丁？我们的心情无比迫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疲倦抛家舍业地投入工作，千方百计地要确保我们这一方水土的平安。知道为什么小徐酒醉后说到大毕的老婆时欲言又止吗？那是因为大毕的老婆实在耐不住大毕数周不归的寂寞，着着实实地给大毕戴了顶绿帽子。当大毕疲惫不堪地抱着一堆脏衣服深夜回家时，看到了他认为最不堪人目的场景。据说他那风流漂亮的老婆光着屁股抱着他的腿哇哇大哭，说：“我不是不爱你呀，我是实在憋不住了呀。”大毕当时本想揍那对男女一顿的，听了这话心便软了，一跺脚走了便再也没回去，那个曾经温馨的家就这样散了。警察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酸甜苦辣的，大毕的境遇不过是其中短暂的一'幕。

派出所民警是最辛苦的一群。这种辛苦是语言难以形容的，而且这种辛苦因充满变数而常常成为无功而返的无奈。比如说快速出警，按上边的规定，接到群众的110报警电话派出所必须在五分钟之内派人赶到现场，可实际上在空前繁华纷乱的城市里几乎不可能。碰上一个路口塞车民警就只能急得眼睛发蓝，恨不得警车改了直升飞机。等到好不容易赶到现场，还常常要挨报案的主儿一顿埋怨：“你们还来呀，抢我东西的那小子早洗洗睡了。”有时候，甚至连报案的人也没了，现场仍然是平日不变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时候，你会没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吗？

治安民警小王曾经创造了一天出了十八次110现场的纪录，其中有十次是白跑一趟，随着白跑的次数一次次增多，他的脸色一次比一次变得阴沉烦躁，变得浄狞冷酷。当午夜11点52分他第十次愤怒地空手而归时，他已经表现得忍无可忍。恨恨地，他对值班的小徐说：“你说，是共军太狡猾，还是我们他妈无能？！”小徐推推眼镜同情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讨论吧，你先去火车站，小马他们收容了一批盲流子，人太多弄不回来了，你去帮帮忙。”小王抱住自己的头，呻吟道：“这是我今天第十八次出警了，我受够了！受够厂！”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摇摇晃晃地走向了自己的那辆破吉普车。小徐在他身后嘱咐他慢一点儿，他却一脚把油门踩到底，那破车轰鸣着冲出门去。

那天晚上是小王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天之前，他是民警小王；在那天之后，他是犯过错误的民警小王了，是成熟了的民警小王了。人就是这样，不犯错误不会长大。小王本是个愣头青，原来在市田径队练长跑。市公安局每两年组织一次运动会，分局为了争名次，破例招收了一批退役运动员，就把他招了进来。可小王在运动会上不可思议地跑了个倒数第三名，分局政治处极其失望地一脚把他踢到我们派出所。事后得知小王是个极情绪化的人，参赛那天他的第三任女友刚和他分手，他的腿卜赛场时仍然悲痛地松软着，以至于败得一塌糊涂。小王工作是努力的，可他的情绪仍然忽髙忽低忽热忽冷地沉浮着，使他的工作状态时好时坏。所长曾经郑重地警告过他：“干咱们这行必须保持冷静，你这德性早晚要出事，出大事。”在出了十八次勤务的这一天，所长的话不幸言中。当把一批蓬头垢面的盲流带回所里之后，小王责无旁贷地和其他同志一起进行审查工作。审查到个青年男子，此人操外地口音，个子不高，黑瘦，衣衫破旧而且满是灰土，总之和其他盲流无异，只是其神态自若令人生疑。偏偏小王早被十八趟勤务和其中十次白跑折腾得疲惫而麻木，于是没有看出这点可疑，或者说看出而可悲地忽略了。他按常规向那男子要身份证，答没带；要外来人口暂住证，答没有。小王便烦了，火腾腾地撞上来，恶狠狠地问：“那你有什么？”那男子说有工作证。”停停又补一句但没带。我是省委办公厅的，处长。”小王的眼睛顿时瞪圆了你要是处长我就是省委书记！扯什么鸡巴蛋，你蒙我还嫩了点儿！”男子更镇静IV‘请你注意，别骂人。”一旁的小马看出点不对，伸手想把小王拉开，可小王却愤怒地甩开了他，冲那男子大吼我骂你了，你怎么着？你拿不出证件来就是盲流，我就得收容你。”男子说：“你就凭我忘带证件就收容我？”小王说还凭你这一嘴的怯话！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丫就不是本地人。”男子冷笑道：“某某某也是外地口音，你收容吗？”某某某，是本省省委书记的大名，在本省上下响当当的。小王听了一蹦多高：“你丫逗气是吗？告诉你，某某某来了要没证件，我也照收。”一旁的小马绝望地闭上眼睛，心想完了，你小子算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事后查明，那男子果真是省委办公厅的处长，外地人，大学毕业后分配来本省，正是年轻气盛飞黄腾达的那种人。娶了本市女子为妻，这次是来本市帮老丈人装修房子的。大概为了讨老丈人高兴，他是甩开膀子和装修工人同劳动的，因此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对于错误的收容，年轻处长宽容地认为可以理解：“谁让我没带证件呢，再说你们也是为了维护治安。”但是，他对小王不依不饶这个同志政治素质太差。一个民警，心里要时刻装着大局，装着领导，装着政治。你是党和政府的代表嘛，你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嘛。这样发展下去，你怎么为党和政府服务？为人民服务？”小王灰白着脸，跟着所长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道歉，而处长早已返回省里上班了，接待他们的总是处长的老丈人。老丈人的架子远比处长大得多，水不给倒，座不让坐，教训小王像教训孙子似的不客气，脸上的阴沉仿佛是一块铅让所长和小王心里极其堵得慌。第三次道歉出来，拖着站麻了的腿，走出黑暗的单元进人灿烂的阳光，小王眯起眼睛，突然地哭出声来。所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小子，撞枪口上了，哭有什么用？”

小王的故事对我们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仿佛一列正在费力爬坡的火车，突然被铁轨上的石头给颠了一下，一下子泄了气，不由自主地就后退了。再努力时，便添了几分沉重。

我们所里凡是有头有脸儿的人物都纷纷和小王谈了话。所长，政委，被称为二所长的老肖，还有老宛。丢了老婆的大毕和立了三等功的小徐也找他谈过，是在大排挡一边吃一边谈的。羊肉泡漠，拌黄瓜，猪耳朵，啤酒。小王丧气地透露说他已写了请调报告，但犹豫着没有交。小徐说：“不可以，你这样就等于逃兵。”小王苦笑逃之天天（夭夭〉，逃之天天（夭夭〉，有何不好？我干累了，真累了，都说我是个情绪化的人，现在我的情绪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再也升不上去了。实话说，哥们儿今天真**了。”小徐骂：“讨厌。”大毕却说：“兄弟，下咱们这行，你必须要沉得住气，否则，你永远也干不好。俗话说大丈夫宁折不弯，干警察其实要宁弯不折。折了，你就完了；不折，你还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小王的舌头有些抖蒜说：“你那是一棵树匕吊死的理论，我不干了，又说什么折不折？”大毕正色道：“不干了？你真舍得脱这身警服吗？”小王被问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怔怔地看着大毕，脑海里幵始想象自己穿便服的模样儿，半晌，才说我没想过这个。”大毕说我想过，想过不止一次。离婚之后心灰意懒，连上非洲打工去的念头都有过。可细想下去，一想到脱警服心里就不是滋味，干几十年了，不干这个千别的，行吗？”

大毕的话其实说出了许多半大不小的民警的心里话。警察其实是个不养老不养小的职业。初出茅庐的愣头小子，社会经验等于一张白纸，不定要栽多少跟头才会尝到甜头，才会磕磕绊绊地走人正轨。这又是个竞争激烈的工作，一批穿上警服的，多数人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一步，以后步步输次次输，能混成所长的都是少数。而年龄一过了五十岁，甚至可以说过了四十五岁，精力、体力都适应不了高强度工作了，一个警察的价值便渐渐地趋于降低，像一把用旧了的扫帚，毛稀得已扫不干净地了，也就没人爱用了，只是偶尔新扫帚不够用时再抄起来应付应付。一辈子忙忙碌碌，什么都管，什么也不精，到头来身无所长，跳槽便是不可能的事。从这个角度说，警察的晚景是寂寞甚至是有几分凄凉的，每一个渐人老年的民警面对一页贞撕去的日历都会心生茫然。

治安民警小王当然热爱这份职业。出于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他也鲜有老民警们的那种茫然。大毕的话问到了他的痛处，他的心里仿佛第一次有了严肃和认真。他的请调报告终于没有上交，他终于认识到派出所是一个沉重的烙印，已经永不磨灭地铭刻在他的心上了，他明白自己即使脱了警服，也将永远无法把它消除。

我们应该讲到精神病人老张的故事了。老张的故事是一幕悲喜剧，属于笑中带泪的那种。当年那个来派出所体验生活的作家曾对老张十分感兴趣，甚至想以老张为原型写一篇小说或报告文学。他说老张的故事其实很有意味，他还说其实精神病人才是这个社会里的真实。老张听了作家的话很是欢欣鼓舞，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精神抖擞地穿着整洁的警服来上班，双目炯炯地在院里逡巡，碰见有人进院便劈头喝问找谁？人家说找某某所长，他就绷起脸喝斥道：“所长也是你随便找的？有什么跟我说！”所长终于忍无可忍地找了作家，说求求您了，您就饶了老张也饶了我们所吧，那是位爷，我们一直当佛供着，您何苦折腾他呢？”

干警察的都对精神病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是警察管理职能中的一部分，一个说重要不重要但丝毫不敢懈怠而且很麻烦的部分。说起来精神病人都很可怜，都需要正常人的呵护和善待；但精神病人又确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麻烦，他们常常出其不意地招惹出些事端，甚至杀人放火都可能干出来。按法律规定，他们杀了人也不用偿命，人们对他们打不得骂不得。长此以往，即使是亲人也厌烦了，不能厌烦的却只有警察，警察要按自己的职责去做。但说起来可悲而又无奈的是，这两年警察队伍中也时有老张这样的人出现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工作重负，会把那些原本就心胸狭窄精神脆弱的可怜人压垮的。

老张患病前就是个小心眼、爱钻牛角尖的主儿。这种人如果不走向极端的话肯定会是个工作认真负责讲原则的好人。老张管过片，也管过治安，还曾被指派专门负责管辖区内中学小学的周边秩序整顿。这种指派充分说明了老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是被人们所肯定的。老张也确实工作很努力，整天在学校周围转悠，连卖冰棍的都被他轰跑了。就是在他负责这项工作的时间里，有一天他巡逻回来，急冲冲进厕所撒尿，尿着扭脸，看见地上有个纸箱子，便不经意地踢了一脚：“什么玩意儿，怎放厕所来了？”一同撒尿的大毕忙说：“你轻着点儿，那是两个小孩儿捡了交上来的礼花弹，你再给踢炸了。”大毕是顺口一说，老张却边拉着裤子拉链边琢磨上这件事了，径直出了厕所便去找所长，推门就问：“所长，那爆炸物品怎么能放厕所呢？这得往分局上缴哇。”那时的所长还是爱读报纸的那位，此刻正在办公室里看《参考消息》，被打扰了就有几分不高兴，老张的口气就更让他别扭，便敷衍道报分局了，回头就送。”老张说光报不行啊，分局治安处那帮人你还不知道？懒着哪，你不主动送他们根本就不当回事儿。”所长皱眉道：“送，送。回头就送，你就甭管了。”老张离开所长办公室，不知为什么心里却憋住了，总嘀咕着厕所里的危险，越嘀咕越觉得严重，却越想撒尿，便一趟趟地走厕所，只要厕所里有人，便对人讲我他妈还踢呢，这要炸了我不就完了？这是个危险品，得赶紧送分局啊。”民警们听了先是打哈哈：“你可真逗，这礼花弹砸都砸不爆，你踢就踢炸了？你以为你是谁？”老张便正色道那要丢了呢？丢了呢？”民警们说还有贼敢上派出所偷东西来？”老张摇头，表示不放心。后来，他唠叨多了，民警们也就烦了，大家也就不再理他。有人报告所长：“赶紧把那东西送走吧，要不然，老张要疯。”

这句话谁也没有想到成了谶语。老张就是从这件小事而引发精神病的。

所长当时确实把群众捡了礼花弹的事报告了分局的，也确实吩咐了民警小马把东西送分局治安处去。可小马临时有任务需下乡去了解个情况，这事便拖了两天。按说这事所长没什么错，可强调起来也确实没太当回事儿。几颗不知谁丢的礼花弹，能对社会有多大危害？何况本地是花炮之乡，出了市区村村都有花炮厂，生产的花炮行销全国并既出口。这里大小爆炸常常发生，村里边少根手指或瞎只眼睛的人比养鸡场的鸡都多。人们对这东西太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就容易麻痹，就容易忽略。所长这次便忽略了老张的固执。第三天，老张径直去分局找了分局长，上纲上线地汇报说：“省里这几天要派考察团来检查工作，市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这个时候，这几颗礼花弹就是隐患，何况我差点被炸死！”分局长给所长打了电话，说你也是，赶紧处理了不就完了？非让他上分局找我来。”所长气得鼓鼓的，亲自开车把东西送了分局，然后特意把老张拉到厕所，说看看啊，送走了，你放心了吧？”老张很正经地说我他妈还踢呢，这要踢炸了我不就完了？”所长见他一根筋的样子，气得唉声叹气，也无话可说。

大家更没想到的是，年底，老张要求给自己报三等功。理由是在省考察团在本市考察期间，以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及时消除隐患，保证了考察活动的顺利进行。所长听了他的话愣了半天，才很诚恳地问：“老张，你没病吧？”老张也很诚恳地回答：“我没病，所长，我的话是负责任的。”

三等功当然没给老张。老张从此逢人便祥林嫂似的诉说他发现并处置爆炸物的经过，讲着讲着肯定要说我他妈还踢呢，这要踢炸了，我不就完了？”

人们渐渐觉出老张有些不正常，但都没太当回事儿。每个人都背着一堆工作，忙得连上厕所方便都一溜小跑，谁还顾得上别人的闲事。再后来，老张开始接二连三地请假了，病假事假都有。那会儿正好老所长调走新所长上任，大家更没时间和兴趣关注老张的反常。直到有一大，有群众打110电话投诉老张穿着警服在闹市区草坪上放羊，大家才瞠目结舌地意识到：“啊，老张怎么真疯了？！”

老张病了的消息上全所的同志都感到十分难过。大家突然认识到自己对老张的态度是一种冷漠和一种忽视。为什么就不能耐心地听他的唠叨呢？为什么就不能多安慰他两句呢？为什么就不能干脆给他一个三等功呢？人就是这样，善良和冷酷在人的心中反反复复，人便在善与恶的旋涡中挣扎。警察这个职业是可以而且肯定会加剧、激化这正邪之战的，它面对的**与堕落远远多丁其他职业，它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也远远强烈于其他职业，正与邪撕裂着每一个警察的心，使每一个警察无日不在钻心的痛楚中煎熬。难道老张的死心眼不是这种煎熬的表现吗？难道老张的心里不就是时时刻刻在进行着某种肉搏吗？老张疯了，老张带给大家的厌烦都过去了，大家忽然惭愧了自己曾经的厌烦。特别是老所长，他此时已是分局户籍处的处长。他特意赶到老张家，充满感情地告诉老张的家属：“老张永远是我们的老张，他病与不病，能不能上班，都没关系，养他一辈子所里也养得起。我虽然调走了，可这个所没人敢不听我的话。”他的感情并不虚伪，是完全的真诚。那一瞬间，善良完全压倒了其他欲念，老张也就在老所长的善良中成了我们所特殊的一员。

老张其实并不惹是生非，他只是有点怪异，有点说话颠三倒四，在大量地服用镇定剂之后，有点显得痴呆。他一直坚持上班，被确诊之后反而不请假了。他的警服是全所最干净最熨贴的，干净熨贴的警服使老张看上去挺精神。他的病情也时好时坏，反复严重的时候他就去放羊。他在家里养了两只羊。这种极奇怪的举止成为他这个精神病患者唯一的外在特征。他当然不再去市中心的草坪了，也不穿警服去放牧了。他牵着羊下乡去。他的家本就在城乡结合部的平房区里，下乡很方便。他往往在山坡上一待就是半天。蓝天，绿草，白云，乖巧而驯服的绵羊。老张一定在那优美的环境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身心放松。他陶醉于这种放松，他本能地在大脑细胞活跃时奔向那伊甸园般的境界。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这种轻松，然而每个人又都舍不得放下普通人的身份去当一个疯子。

在病症略轻的时候，老张曾主动要求在社区保安队帮忙。他的出现，使社区保安们既尝到乐趣又感到烦恼。他会在大家休息时一本正经地问：“一头猪和一头驴，先宰哪个？”倘若有人回答：“先宰猪”；那么他就咧着嘴笑道：“驴也这么想。”反之，他当然便说猪也这么想。”被绕着弯骂了的人和旁观者一同大笑，老张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充分表现出一种精神病人特有的狡猾。然而当他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第无数次地问到这个问题并强迫被问者回答时，大家的苦不堪言便溢于言表了。最终，以社区保安们的集体抗议而结束了老张短暂的职务。

社区保安队便是当年的联防队。在公安机关的正式文件里，他们还有个更响亮更时髦的名字叫“辅警力量”。不管名字怎么改，他们的任务基本没变，改变的除了名字还有他们的外表和他们的组成。他们不再是裹着破棉大衣举着手电筒的“二狗子”我们姑且借用一下这个带侮辱性的称呼。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也穿上了各种式样统一的制式服装，高矮胖瘦都显出几分精神抖擞。在我们这座城市，他们穿的是淘汰了的八四式警服，摘去了领章肩花的绿警服使他们在神气中多少又有了几分滑稽。他们的组成也不再是在职工人之类，今天的他们多是下岗职工，甚至还有些外地来的打工者。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在民警面前多了几分驯服和怯懦，工作当中也更多显得勤勉而谨慎。

我们强调某个群体的人员组成，是因为这种组成对这个群体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年代，我们派出所民警的出身有着惊人的相似。大致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中被迫害的人们的子女，仿佛一群流落民间的贵族后代，无可奈何地混迹于贩鸡卖狗之流。在派出所，这类人的父辈大多是“**”前的公安干部民警，这类人从小便耳濡目染了诸多公安局的规矩与氛围，穿上警服自然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后来，这类人多是今天公安机关的骨干。另一类是平民百姓的子女，他们走进工厂、商店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的最大愿望便是摆脱他们家庭几辈子的贫穷与卑微。闪此，能考上警校当个民警是他们大喜过望的事儿，因为警察手中的权力多少可以满足他们部分的翻身愿望。他们多是工作风风火火的人，有强烈的上进心和权力欲。他们往往看不起那些“子弟兵”，认为那些人依靠父辈而缺乏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是咬得住牙的，是肯下死力气的，是抓住任何一点机会不止松手的。假如他们不是警察，那么他们能有机会当联防队员也是一种安慰。他们如果犯错误的话，最多的可能是殴打被审查对象。他们在暴力的快感中渲泄他们的渴望与失望，品尝着一种可怜的强大与尊严。

今大的社区保安们倘若说到出身，仍是以城市平民居多，但经历过了下岗失业的坎坷，人便变得成熟而有沧桑感了。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生活目标，出人头地的梦想被挤压到了心的角落里，只在教育子女时变成几句感慨出来，抒发自己半生的凄凉与失落。他们确实变得驯服多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份巡逻值班的工作真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多少当年的工友这会儿为饭碗着急呢？他们也不再吊儿郎当，因为他们知道吊儿郎当的后果是影响一家人的生计。其实仔细琢磨，我们的许多警察兄弟也和他们一样的平和多了。理想仍然是理想，光荣也依然是光荣，但这份职业终究只是一种职业，革命的浪漫主义是需要职业的框架来使之变得实际变得钉是钉铆是铆的。治安民警小王在犯了错误之后曾问内勤民警小徐：“我为什么不可以不穿这身警服？”小徐沉吟许久未置可否。其实她正在思考的内容是不方便明说的，她只是私下里对网友承认我当警察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现实主义对职业的衡量与判断。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有实际利益的，我为仆么不穿这身警服呢？”

社会在变得日趋复杂，警察的光荣自豪与职业化的趋势就这样并行不悖，就像京剧与流行歌曲并行，就像麻辣烫与麦当劳并行，就像公有制与私企并行，就像亿万富翁与贫闲山区并行……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是不存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呢？也许还是精神病人老张聪明，他那个杀猪或者杀驴的“两头堵”式的问题正是今天社会的某种写照。

让我们回到社区保安队。这几天社区保安员们正和民警们一同陷人到了某种困惑之中。2003年4月的某一天，一个叫孙志刚的普通青年被：“州市公安机关错误收容后被殴打致死。他的死导致收容审查条例被取消，也使他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然而，终于可以瞑目的他并不知道，他带给全国公安机关的震**不亚于一场地震，他使我们习惯于收容工作的民警和保安员们突然地失去了杀手锏，突然地面对社会变得束手无策。那天，一个社X保安冲进会议室，激愤地说：“我巡逻到车站那儿，总在那儿要饭的老家伙居然笑着对我说，大哥，我在这儿呢！你们听听！听听！这不是挑衅吗？！这不是叫板吗？他叫我大哥！明0仗胆地叫我大哥！要搁过去，见了我他早跑了！”

我们的所长、政委和各位警长都在会议室里，他们正在研究的也是收容制度取消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他们一筹莫展：咋天，收容还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灵药，尽管出现过小王收容了街委干部的错误，但是，曾经有过多少逃犯也是在大规模收容中被抄出来然后被审查甄别而暴露的呢？再说，像那个管保安叫大哥的半疯癫乞丐，漂在社会上只能是个麻烦，最起码，用我们所长的话说是丢社会主义的脸。那样的人不收容又怎么办？那老乞丐被我们派出所收容了多少次巳没人数得清了，他老家的儿女们都熟悉了我们专管遣送的民警，一见民警把其父送间来就炖肉烙饼热情款待。别以为乞丐就是穷人，老乞丐家里五间大瓦房都是他要饭要出来的。现在，这老家伙的生财之道不会有人干扰了，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向每一个走过车站的人伸手了，我们强烈的责任心使我们对此愤愤不平。

所长盯着那保安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叫你大哥你就应了吧。记着，今后那人不0咱们管了。民政局，民政局会对他们救助。救助懂不懂？”保安茫然地摇头。政委说咱分局长从北京取经回来，学了句口号叫精确打击。今后不许撒大网海捞了，咱得学会钓鱼。”保安还是没听懂，他糊里糊涂地从会议室出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公安这碗饭越来越不好吃了。

我们的分局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来本地插队的北京知青，虽然娶了本地老婆，虽然十八岁的儿子巳满嘴本地方言，却仍然对故乡充满了感情。我们的每一个派出所都和北京的某一个派出所结成友好关系，走亲戚似的常来常往；我们的分局长更是逮住个机会就去北京取经，回来就连夜召集会议贯彻推：“，把一些新鲜词汇常常在嘴边挂着。我们这种中小城市本来是闲散的、观望的、缓慢的，我们奉行的是“打打小麻将，吃吃麻辣烫，看看歪录相，大街逛一逛”的生活方式。分局长的雷厉风行与时倶进曾经使大家都不适应。但今天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这种不适应并不来自这个北京汉子的热情与敏感，而是这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至于这种发展变化的源头，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闭塞地方，我们更多感受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被动感。派出所的神经是敏感的，这种被动感对我们来说便是痛楚和悲伤。我们对分局长渐渐地理解了，这个有着浓烈北京情绪的家伙，从内心深处涌动着一种大城市人的敏锐和不安分。他对我们这里的古朴民风有着爱恨交加的情感，他在无可奈何中渴望着奋发向上，又在奋发向上中时时体验着被束缚的痛苦与愤怒。

据说，那天在我们派出所的会议室里，我们所长与政委通过长时间沉重的交流达成了对分局长一致的看法和一致的理解。我们的派出所不是和这个城市一样吗？我们派出所不也是这样的无奈和无助吗？我们争取先进的努力一再地受挫，挫败我们的却正是我们自己。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凄凉啊。分局长在面对众多把他的指示执行得谬之千里的部下时该也是这样凄凉吧？所氏和政委那晚就精确打击的话题讨论了许久，尽管仍然不甚了了，但终于鼓舞起了一丝斗志。政委说越在这关键时刻越能露一手的话，我们的困境就越能尽快摆脱。一俊遮百丑，当年老宛的一双皮鞋不是让我们风光了多少年吗？所长啊，让咱们努力吧！”

所谓“精确打击”，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佬对伊拉克的侵略。不是说美军的导弹精确得可以打到萨达姆的办公桌上吗？不是说美国的卫星照片清晰得可以辨认出伊军军官腕上的手表吗？我们这群民警有很多次在大排档的饭桌上或者浴室的喷头下讨论过伊拉克的战局，我们对美国佬的吹嘘嗤之以鼻，对伊军的不战自溃也表不蔑视。我们很关心国际时事，高谈阔论东拉西扯是我们一种很好的休息方式。只有被称为“二所长”的民警肖，对伊拉克战争有一种真挚的近乎狂热的关注。他每天会在伊拉克地图上标出当日的战况，然后老僧人定般地对着纵横交织的红蓝箭头冥思苦想，很精炼地适时发布一点思考后的真知灼见。小王说他极像辽沈战役时的林彪，忧心忡忡而日显消瘦。肖对小王的打趣只是居高临下的盯了一眼，两道林彪式的浓黑眉毛动也不动一下。

解散之后所长回到办公室，悻悻地对政委说：“他妈的，他是所长我是所长。”政委只当没听见，把话岔开了。

民警肖的“蹲、跟、盯、抓”四字诀却在分局内传开了，有好事的主儿又给市局办的内部小报投了篇稿子，肖便一下子成了适应形势调整工作模式的先进人物，小报刊登的那篇稿子便叫作《公安工作改革的弄潮儿》。所长摇着那张报纸，在派出所院里大着嗓门说弄潮儿，从今天起你专门带人上街抓‘站街鸡’去，咱们所到月底就指望你要战果了。”老肖有苦说不出，又不好跟所长直接冲突，只好当晚气鼓鼓地带着小王上街了。

治安民警小王因此便遭遇到他这一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挫折，他几乎因为挫折而丧命。

他们是在凌晨两点抓住那只“鸡”的。在抓人之前他们耐心而又有几分新奇地尝试了老肖的“四字工作法”。蹲守，跟踪，等待，其实老肖自己也是第一次把自己的设计付诸实施。截止到等待阶段，似乎一切顺利，似乎一切都在按照老肖的预想进行着，他们似乎只差临门一脚，踹开那扇并不结实的木门了，在那一刻，老肖的心里开始洋溢胜利的喜悦。

门踹开了。人抓住了。确实是捉奸在床，男人从女人身上跳起来的时候脸色白如丧纸。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这个窝点的里屋居然还有两个男人，两个身份界于老鸨和保镖之间的流氓。事后审讯证明，他们是要敲诈那个可怜的嫖客，这俩人已经多次重复过类似的敲诈并每每得手，他们便靠这种手段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万万没想到会冲进来两个冒失的警察，他们本能地要保护自己的赚钱工具，于是气势汹汹地告诉警察不同意把“鸡”带走。肖和小王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凶狠地下手了。一根本来是用于敲嫖客的木棒敲到了小王头上，小土自己都听到了自己头骨破裂的声音。民警肖本来是富有经验和敏感的，可他正陶醉于他的喜悦之中，他麻痹了，也迟钝了，当小王倒下的时候他才轰地一下清醒了过来。他的手在裤袋里扣动了手枪的扳机，子弹穿过他的裤子射中了正向他扑来的凶汉，那家伙沉重地倒在小王身边，屋子里顿时被女人的尖叫充满。

小王荣立了一等功。那个曾经写过《公安工作改革的弄潮儿》的好事者，又以极煽情的笔调写了通讯《面对危险无所畏惧》，狠狠地为小王也为我们所歌功颂德了一把。其实这个文章标题是不经推敲的，因为小王他们是不知道冲进那间屋子会“面对危险”的，因而也就谈不到什么“无所畏惧”。但是读文章的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就像我们当年忽略民警丁的违纪打人一样。小王已经这样了，已经连亲爹亲妈都不认识了，我们还要指出他的冒失和麻痹吗？显然不应该。所长和政委大张旗鼓地号召全所民警向小王学习，学习他的大无畏精神和改革意识。这后一句话显然把民警肖的四字经移花接木了，可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应该。老肖像一只破船沉没在无声且无情的旋涡里，对小王的愧疚使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应该沉默。警察这个职业具有一种很凝固的团队精神，个人的利益与恩怨常常淹没其中，没有人不习惯，没有人有非议，在工作压力极大、生活水平偏低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往往有一种渴望依偎的感觉。

深夜，当我们在街头大排档上喝啤酒的时候，内勤民警小徐突然推着眼镜问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派出所的故事，为什么都涂抹着一层悲剧色彩？你们看，丁牺牲，老张病了，小王今天傻子似的坐在轮椅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命中注定要奉献？”我们都不回答她的问题，我们尤法回答。这个大排档已经被明令取缔，理由是污染环境。我们的城市很小，所以我们更不愿意被潮流和大城市抛弃。我们今天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喝啤酒了。难道这本身不就具有某种悲剧意味吗？我们将失去一个符合我们身份的随意的而又有啤酒的聚会场所。我们不喜欢饭店里的空调冷气和服务小姐那职业性的微笑，我们也不喜欢饭店里用电炉烤的羊肉串和价格翻了几倍的江鱼。我们是警察，我们是平民化的一群，我们在大街和小巷里才如鱼得水。我们当然很悲剧，悲剧对于任何一个平头百姓来说不是太寻常了吗？

其实大毕的离婚也是一场悲剧，这悲剧其实是我们全体派出所民警的耻辱。没人同情大毕那风流老婆，仿佛她在我们每一个民警的脸上都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可也没人更深刻地理解大毕，没人知道当我们痛骂那女人时大毕心如刀绞。他爱她，在离婚之后很长时间里他仍然爱她。当时他下定决心终身不娶，他甚至暗暗希望那女人还会回心转意来求自己复婚。大毕就那样生活在自己的希望里，同时用近乎疯狂的工作填补自己的生活空间；再同时，他很不情愿地走马灯似的见女朋友。

那一段时间他就是这样矛盾地生活着。其实这矛盾也是合理的。大毕是个优秀的社区民警，他在他的社区里有着极好的口碑，那些熟悉他并且喜欢他的大爷大妈们不能容忍他打光棍，积极地为他介绍了各式各样的女人；而心地善良的大毕，为不扫这些热心老人的兴只好装模作样地去约会，去见各色稀奇古怪的对象。

有位老姑娘是省柔道队转业的，在省监狱看犯人，体重约有二百斤，说话嗓音粗得像崔健唱歌。大毕心想她要是生起气来踹我一脚怎么办？还有位离婚的女子，一见面就没完没了地骂她前夫，随即一把鼻涕一把泪往大毕胸襟上抹。大毕挣扎了许久才逃出来，心情黯淡得像那天没完没了的**雨。还有一件更离奇的事儿，大毕有次赴约，对方竟也是个男人原来两个介绍人交换了双方的姓名、年龄、职业等等，却唯独忘了最重要的性别。大毕哭笑不得地回所说，把全所人都笑成团：谁说派出所只有悲剧呢？我们的喜剧也很精彩呀。

大毕常感慨地说我管界的大爷大妈们，真是太可爱了。”大毕的感慨，是我们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常有的感慨，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感情。

说派出所的故事，必须要说到这些活跃在社区里的以老人为主的治保积极分子们。我们如果把派出所喻为城市建筑中的钢筋，那么这些老头老太太绝对是当之尤愧的水泥和沙石3他们就是我们触角的延伸，手臂的延伸，网络的延伸。他们不仅热衷于为社区民警介绍女朋友，他们更热心于社区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个社区民警，如果是像大毕这样的一个工作负责而和善的家伙，那么他和他的大爷大妈们必然成为鱼和水的关系，成为亲如家人的关系。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大毕对这个戴眼镜常常语出惊人的女孩儿有了枰然心动的感觉。他恍然想起一个著名相声段子里说过的话：“天涯何处无芳草，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

是啊，人何必一棵树吊死呢？何况小徐年轻貌美，有知识，人也随和。大毕思忖了半宿，放弃了和前妻复合的计划，开始向小徐放电。小徐当然想不到自己一句话吸引了一颗心，颇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她当然不甘心嫁给一个结过婚的男人，何况那男人还带着一个不大识数的傻儿子。更重要的是，年轻的大学生突然从这件事上意识到自己虽然和民警们打成一片，但思想深处却仍然存在着某种距离。是地域的关系？是知识层次的关系？反正就像城市边缘流过的黄河水，翻翻滚滚时分不出泥沙和水，静止到一只瓶子里，突然地把小徐的心思就沉淀了。当我们在最后的大排档上狂饮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小徐看着我们的目光里多了几分陌生。

我们知道大毕委托了好几位管辖区的大爷大妈来向小徐求婚，我们知道这些可爱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极其热忱地完成着大毕的信任。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没结果，总是没结果。我们问大中，大毕苦着脸说总是说再看看，你们说她想看什么？是看我对她是不是真心？还是想看看还会不会有比我强的？”民警们默然。大家谁也猜不透女孩儿的心思。那一刻大家也觉得小徐有点陌生了。当时只有我们的政委意味深长地拍拍大毕的肩，然后走出去了。

谈话结束后，小徐和大毕的关系就那么不死不活不真不假地延续下去了。

转眼到年底，市公安局部署开展冬季百日会战活动，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目标是让市民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新年和春节。其实我们早对会战、战役这类的说法麻木不仁了，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各种名目的会战中忙碌，从春季一直打到了年根儿。今天的又一次会战不过是朝一直奔跑的牛屁股上又抽了一鞭子，而且我们知道，这次会战完了，肯定又会有下一次会战。

我们派出所当然是更加繁忙了，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巡逻，没完没了的蹲守，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没完没了的抓人、审人、往分局看守所送人……所有民警的脸都呈菜色，所有民警的眼睛都熬得通红。头发长了，没时间剪；衣服脏了，没时间换。每个人脑子里都嗡嗡嗡地响着一个词：工作，工作，工作。响成一团，响成一片，响成空旷、遥远而且愈加迟钝的耳鸣，把大脑搅成一盆乱糟糟的浆糊。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出事了。我们的所长突然被调到分局看守所任所长，我们的政委接任所长职务。调令一来，所里顿时掀起轩然大波，民警们议论纷纷。谁都知道，看守所是最不招人待见的岗位，被调去看守所与押犯打交道的，大多是素质较差、各部门都不喜欢要的人。甚至，一些犯了大小错误的民警，也被调去看守所，仿佛那封闭的空气污浊的监所不仅是对罪犯的惩罚，也是对民警的警示。那么，所长是犯了什么错误呢？大家有多种猜测，想必所长自己也灰白着脸做过猜测，而所有的猜测都被前政委、现任所长给制止了，他正色道：“有点组织原则没有？你们要做的，就是把工作干好，别没事瞎嘞嘞。”

新所长的喜悦和踌躇满志是溢于言表的，他认为他的被扶正是自己认真努力的结果。他确实是聪明而肯下功夫的，就像一头警犬时时警觉地耸着自己的鼻子。就说小王负伤之后吧，他嗅到了这无疑是一个露脸的时刻，便抓住时机狠狠地绞尽脑汁地努力了一把：说服分局政治处给小王记了功，请分局、市局的宣传干部采写了热情洋溢的通讯，亲自请各媒体的记者们吃了鱼翅和海参，还带头上各种场合宣传小王的事迹。他的上窜下跳终于让痴呆的小乇成了不大不小的名人，我们派出所也屡屡地见诸报端。也许，分局乃至市局的头头儿都从这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获了利，我们已经听说市委领导在一次会议上就小王的事迹表扬了公安局。我们还听说省公安厅也将派人来进一步采访，要把小王推向全省。我们的时代是个造英雄的时代，聪明的前政委抓住了机遇，既造就了英雄也成全了自己，还为许多人包括我们这些民警添了光彩。前所长就没这些聪明，当时他是以多少有几分轻蔑的心情旁观着二把手在折腾的，他认为宣传就是宣传，看不透宣传后边的丰富内容。他今天心中自然有些后悔不及，可他当然也知道这还构不成他的倒霉，那么是哪一步棋走错造成自己摔这么大跟头呢？

那是半年前的故事。我们所辖区内化工厂的厂长找到所里，恳切地请求所长网开一面，放了他刚因嫖娼被派出所抓了现行的小舅子。这小舅子当时正面朝墙哭丧着脸蹲在派出所的后院里。辖区里的这些大小单位都和派出所有往来的，这厂长按说和我们所长也算熟人。可那天晚上，所长心情不好，他自己的小舅子也刚因打架斗殴被另一个分局的另一个派出所拘留了。所长的老婆打着所长的招牌去那个派出所求情，却被不冷不热地挡了回来。当时正打夏季战役，哪个所都希望自己的抓人数名列前茅，不太硬的人情就免谈了。被老婆揪了耳朵的所长自然火冒三丈，刚打电话去那个所骂了别有事犯在我手里这类的话，厂长就不合时宜地进来了。所长还算是冷静的，他沉着脸答复厂长说要请示分局，说这次战役上边有要求，一律不准徇私枉法，否则做违纪处理。厂长以为他卖关子，极熟练并且自然地塞过两条烟来。所长有觉悟，坚决把烟推了回去，说咱别把这点事儿弄得不好意思了。”然后便去给分局主管副分局长打电话。

事后回想起来，所长后悔打那个多余的请示电话。其实当时他已想妥要卖给厂於这个面子了。嫖娼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案，教育教育放了也无不可，派出所长做主也没什么不对。那么自己为什么要打那个没必要的电话？所长百思不得其解，暗想：“那天真是鬼使神差啊，真是命里该绝啊。也许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情被小舅子的事给搅乱了，办事才那么不着四六。”那天副分局长的心情估计也不好，他在电话里把所长臭骂了一顿：“你丫喝迷糊了？这种下三滥的事也请示？不行！市局这次严令不准徇情枉法你就当耳边风是不是？还告诉你啊，回头我就去看守所查，你要敢不把这个人送来瞧我怎么治你！”就这样，我们的所长自己把自己给逼到死胡同里了。当时放下电话他觉得自己真是大傻瓜。

化工厂厂长极其愤怒而失望地在自己小舅子期盼的目光中离开了派出所。他当然不知道是另外一个小舅子的命运影响到了自己小舅子的命运。这社会本来就是千丝万缕地互相联系着的，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攥在什么不相干人的手里。我们所长也不知道。半年前的这件事虽然很窝囊，但在他看来毕竟早过去了。他之所以在喝了二锅头之后想起这件事并把它和自己调动联系起来，是因为他想起政委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提醒他的话：“你要小心，化工厂长这家伙可不好惹：“刚听了这话时他一笑置之。后来当他听说那小舅子一进分局就被教育释放时心里咯登了一下。现在，他回味起这句话有点毛骨悚然。

所里正式开欢送会那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前所长已是一种心如止水的样子，微笑着和每一个人打着和蔼的招呼。倒是前政委，新任所长，神情庄重得像是参加谁的葬礼。这两个应该说曾经合作得不错的搭档，在开会前关起房门谈了一个多小时。所长对政委说我全想通了。官场啊，就这样，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现在谁也不怨。”政委其实是知道内幕的，见所长这样说，也不好再提。化工厂是本区少有的臝利企业，厂长在市里区里都兜得很转。他那小舅子虽然道德败坏，却是个高尔夫球好手，参加过全国大赛，现在正给市公安局某位领导当着业余教练。据说厂长在那位酷爱高尔夫球运动的领导面前咬牙切齿地告了我们的所长一状，而所於就只好挪地方了。政委望着故作轻松的所长，心里涌起兔死狐悲的一点忧伤，暗想：“伙计，恐怕真正的内幕你永远不知道啊。你知道那小舅子出了看守所便随市局领导去外地参加高尔夫球比赛了吗？你知道是那个坚决不让你放人的主管副分局长又坚决要调你去看守所吗？你知道分局政治处来所里征求意见我表示同意了吗？”前政委想到最后这一点时脸红了一下。“老伙计呀，别怪我，我不是落井下石，我不能不为我自己考虑呀。”

欢送会开得很恰如其分的热闹。当过派出所民警的人，和三教九流的人打过交道，去外交部对付洋鬼子都游刃有余，什么场合都不在话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充分肯定了前所长的成绩，又不失时机地赞扬所领导班子的团结，顺便给新任所长脸上贴了贴金。民警肖感慨道咱们这个所啊，可是个老所，一解放就建了”老宛闷闷地插一句：“什么一解放，解放前，国民党警察局，就有咱这个所。”肖瞪他一眼：“那不是国民党嘛。”老宛觉得自己又说傻话了，忙说对对，咱们所，打解放就先进。在咱所干过的，个个都有出息。”仍然穿着整齐制服的老张跳起来说：“是啊，就说我那回排除爆炸物一”民警们都笑起来，连一直严肃的新所长脸上的皱纹都软了。

前所长叹道唉，本想把咱们所挣巴到分局前三名的……”新所长一下被提醒了，叫道：“小徐，小徐啊，1'夬把这月的报表拿来。”小徐应声而去，回来，把报表递到新所长手上。新所长翻翻报表，庄重地问准吗？”小徐愣一愣，点头：“我以党员的名义发誓”新所长把报表推到前所长面前：“老伙计，签字吧。前三名你做到了，这月是实打实的。”会场一下子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两位前后任所长，大家都表现出了少有的肃穆。前所长的眼圈红了，他看着新所长，缓缓地掏出钢笔：“伙计，我”新所长点头：“签吧，签吧，啥也别说了，大伙儿心里都明白。”

派出所的故事到此讲完了，附记一笔：半月后，内勤民警小徐调到区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正式与大毕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