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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警察，职业要求我学会对蛛丝马迹进行分析推理。

马福禄说，当翠萍来看我爸爸时，是“大胡子挡了驾”；而大胡子所长很内疚地宣称，“对不起你爸爸”。还有，据我爸爸说，他在一九五九年突然调到分局行政科去了，从此中断了对冯静渡的调查。“突然”这个词用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奥妙么？

把以上情况综合起来，我编造了一个故事。但是我敢说那不完全是编造，它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说它是编造是因为没人对我说起那些往事，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提起它。

我认为，翠萍再次来看我的爸爸一定是在“大炼钢铁”的炉火刚刚熄灭时的事情。那时尽管人们仍热血沸腾，但饥荒已经在阴暗处摩拳擦掌了。对于像翠萍这样历史不明不白的人，饥荒也许会来得更快些。她来看我爸爸，一方面是感恩，另一方面也许是寻求进一步的援助。

总之她一定是疲惫不堪地来到派出所的，也一定是趁天黑了街坊们都回家吃饭才出现在这一带的。在我印象中她应该是个很聪明的女子，她并不想给我爸爸找麻烦。我想她肯定又是蹲在派出所门边，企望碰到我爸爸，可惜的是走出来并一眼认出她的不是我爸爸而是大胡子所长。

“你在这儿干什么？”大胡子一定很惊异也很不高兴，一定把那个“你”字说得很重。翠萍一定很慌乱，她绝对抗不住大胡子的审问，于是如实招来。

大胡子当时会想什么？他一定会想这可不是个事儿，一定会想小肖表现不错又正谈恋爱——我母亲当时是这个所的内勤民警——可不能为这么个女人毁了，一定会想阶级斗争时刻都在考验着我们的民警，我们要经得住考验……

总之，他绝对是为了我爸爸好。

于是他说：“小肖不在这儿，早调走了。”

翠萍一定会问：“调到哪儿去了？”

大胡子也一定会回答，“不知道。”

这回答一听就是假的，会有民警调动所长不知道的么？可大胡子是个爽直粗犷的人，他不考虑这么多。而翠萍略一思忖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不再问。

不，不对，这故事不该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大胡子今天不会感到内疚。他为什么内疚？他无非是为我的爸爸拒绝了一个可能会带来麻烦的客人罢了，他的行为今天说也没什么大不对。他的内疚一定有别的原因。

我继续思索，继续编造。

对，那翠萍知道了大胡子在骗她之后会怎么办呢？她一定不会走，一定仍在四周徘徊，直到我爸爸从派出所里走出来……

哦，那一盏红灯之下，走出来的爸爸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命运中的又一个转折。

他一定吓了一跳。脑子里也一定掠过各式各样的想法。可他到底还是站住了，听那个女子说什么。这或许是因为爸爸那小知识分子的善良。

当时翠萍羞红了脸儿。她垂着头表示了感谢，又吞吞吐吐地讲了这几年的境况。她说的农村情况一定让爸爸心惊肉跳，可也听出她还饿着。于是爸爸截住她的话头，带她去吃东西。

他们那晚吃了什么？馄饨？火烧？豆腐脑？

反正不会是别的东西，尤其不会是“生猛海鲜狗肉煲汤”之类。我相信老爷子是一片真诚，他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想入非非之处。他是个人民警察，他只不过把这女子归于人民之列，他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哦，我可尊敬的父亲。

而大胡子显然没把这女子看作好人。我想他一定知道了那晚我爸爸和翠萍的行踪，他考虑这样不好，于是向分局汇了报，我爸爸也就莫名其妙地到行政科去清点桌椅板凳了。

这便是大胡子今天内疚的原因。

这也说明今天他修正了对那女子的看法。

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有时是要经过漫长年月的。

以上的故事虽然是我的推理和编造，可我相信它八九不离十，我判断不出我的爸爸对调动的原因知道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惋惜，为不能直接与冯静波较量惋惜。他判定那家伙一定会跳出来破坏大跃进的，看那家伙每天积极地在街道食堂和小高炉干活就是兆头。然而我爸爸很沮丧地告诉我冯静波后来又立了一“功”，他抓住了个到食堂偷粮食的盲流……那时我爸爸已调到分局去了。

于是我知道我爸爸又输了一着。

可老爷子并未为这失败而动摇，他认准了追踪的目标便锲而不舍。他说他有一天——他准确地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他发现冯静波在偷偷看一张废报纸。那报纸上登了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可不知让谁包了油条之类的东西之后扔到巷子里。冯静波就站在院门口斜着眼睛看……“可他说他是不识字的，懂吗？”我爸爸向我说起这事时反复强调。

对翠萍的怜悯和对冯静波的追踪构成了一个昨天的青年民警、我的爸爸的形象。这形象既清晰又复杂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使我陷入苦苦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