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我看《五福》

对于文学评论，我是外行。平日庶务缠身，几年不看长篇，不觉少点什么。樟叶先生的《五福》读罢，却一时心血气来，真有点不吐不快之感——不过涉及文学内行的话确实不多。

我看《五福》，首在历史。秦地文学，中华一绝，名家众多，华章连篇，但多以现实题材见长，讲古说史者少，特别是宏大历史之题材鲜为罕见。这对于举世闻名的古城古地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樟叶先生以辛亥革命、西安举义、光复反正为背景，以同盟会、哥老会联袂起事的故事、人物为线索，演绎出一幕幕英勇悲壮、感天动地的历史话剧来，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突破意义何在，又要从历史说起。人常讲，中华历史，五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此话不假，但大都是以文物胜迹为依据的旅游指南。提起西安历史，人们注目聚焦于十三王朝古都、周秦汉唐盛事，但就于今为近、影响深远的百年激**史而言，又将如何？确实有不甚了了、不足为谈的淡漠之感。西安的辉煌、西安的血性与豪放，只有到千年以上的古旧典籍中去寻找了，且多以王朝的年轮去追索与探觅。这多少对于陕西历史界、文学界的朋友有一丝难以抹去的悲戚和酸楚。

百年历史，近在咫尺。烟消云散，耐人寻味。窃以为，自上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变迁史中，特别是前三十年代，西安城发生的三件大事足可以彪炳史册、光照后代。它们环环相接，与时俱进，慷慨惨烈，惠及华夏，理当成为西安乃至中国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三秦大地今日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精神资源。

一件便是樟叶先生着力描述的辛亥革命。1912年10月22日，继武昌首义之后的十二天，西安志士便打响了推翻专制、响应共和的第二枪。起义成功，震动中外，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西安因此而走在了共和前列。

第二件事，1926年4月中旬至11月28日长达八个月之久的“二虎守长安”之战。国民军以不足万人之兵力，与超过于己数倍的强敌长期对峙，牵制北洋军阀十余万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胜利进行。八个月内，长安军民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直到于右任、冯玉祥大军解困，才得以摆脱险境。期间，因战火和冻饿而死者不下五万之众（占城中一半人数），此等惨烈和牺牲状况世所少见，迄今亦有革命公园丰碑铭鉴。

第三件事便是人人皆知的“西安事变”。张、杨二将军千古英雄之举，是在西安广大爱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推动之下成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主导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改写了近代史，促成了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拯救了中国，也有大功于我们的党。张将军长期身陷囹圄，百岁而逝。杨虎城则“满门抄斩”，喋血于白公馆。追史抚今，又有多少深沉悲壮的意味在其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外乎是现在的人为了未来，叙述着过去的故事。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西安，背负着共和的重任、民族的大义，顺应历史，浴血奋斗，披肝沥胆，展现了前辈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浩然正气、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其无疑对我们正在奋力拓展的西部大开发事业，是一种启迪，一个鼓舞，一份难得的思想财富。

由此思之，近年来在陕西学术界常常出现的一个观点，不能不让人加以探讨。有些人将陕西的落后守旧多归结于帝都皇权、故步自封的思想作祟。他们没有从陕西的经济社会生活出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多从自然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弊端中加以梳理批判，而是让西安人过多地背负了千年之遥的王朝古都的思想包袱。殊不知五百年看北京——明清两朝最近的皇都——北京人看不出为此有多少自责自谴之词，反倒演绎了不少康雍乾盛世的历史话剧。何况西安在千年之上的汉唐又是多么恢宏开放的辉煌哟，它雄居于世界东方，哪里有半点的历史落伍。

以上赘言，生发出诸多感慨，实由《五福》的鸿篇巨制——风云际会、攻城略池、英豪浴血的场面激**而来。在这一幕幕鲜活生动的话剧中，我读到了历史，读到了先烈们那种大义凛然的情怀，感悟到今人的责任和担当。我们正是要在这血脉相承的历史步伐中走向未来。未来该怎么走，血性如何不能泯灭，历史在《五福》的描述中昭示着我们。

我看《五福》尤在人物。樟叶先生寄情落墨，最用心力的人物就是刘五，通篇上下，其人、其事、其情，无不主宰其中。其名与书名相连，连带出作者的拳拳心迹，默然长思。刘五出身农家，砸“兴盛号”，投军伊犁，加入洪门，仗义刚直，胆识过人，成为哥老会首领和洪门大哥，其最辉煌的莫过于决战满城，光复长安，转战西线，拱卫革命，指挥了一场场可歌可泣、大气磅礴的历史名仗，可谓一代英雄豪杰。其后在改造哥老会过程中，他顺势而行，有勇有谋，挫败内乱，平定人心，力图带领众弟兄回归社会，造福桑梓。其事未竟，其志可感。洪宪复辟之后，在袁世凯亲信陆建章胁迫之下，刘五矛盾彷徨，惊恐不已，郁闷而死，真可谓大起而大落，**气又回肠。其像一颗耀眼的陨星，短短几年间，便滑落到历史星空的深处中去了。

刘五是一个草根人物、草莽英雄，是社会底层哥老会群众的代表。辛亥革命将他推向了舞台的前沿，这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正如刘五自己所言：如今各种言论中“民”字分量重了，如民国、民生、民权，为民谋利、做主等等。这些人见诸文字中不见“民”字不开腔，成了眼下的时尚，那么到底什么是“民”呢？……除去官商巨贾、军阀阁僚、文人学士这些人，天底下只剩下农夫工匠、三教九流、士兵衙役、贩夫走卒，有了他们的张狂、他们的劳作、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恭礼谦让，才有这活生生的世界。如此说来，洪门兄弟也是“民”才对呀！

推翻清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在下层社会的民众之中，而哥老会这样具有反清复明背景的秘密组织在特定的环境下便成了中坚骨干力量。历史不可图解——像样板戏那样高、大、全地设置人物形象；历史也不好假设——如果没有这帮洪门兄弟，西安举义会是什么形势？历史毕竟是历史，是当时眼下的一潭活水，它常常会脱离那些津津乐道的书本理论，呈现出超乎寻常、匪夷所思的景象来——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变革和重大转型时期。这不，前些年改革开放的初期，不是还很有一阵议论过“不三不四发大财”吗？的确，体制外底层下的民众活动在一定时期内，便成了弃旧图存、革故鼎新的推进力量。没有刘五和他所带领的那一群哥弟们接受同盟会的主张和指导，就难有西安辛亥革命如此顺利成功的一页。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拼死决战、慷慨赴义的壮举，投以由衷的敬意和感激的目光。

刘五的长处和亮点，不仅在于攻城和打仗，还在于改造与融入。起义成功后，官拜兵马都督的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改造哥老会，不论是为弟兄、为自己，还是为国家，这不能不是一个突破。一时战功易得，融入时代实难。在自己的队伍组织中动刀子、弃会堂、设医校、拆旗帜，这还真得有些“自我革命”的精神与勇气。这时期的心谋与决断、惆怅与落寞，说来让人感慨唏嘘，十分同情。哥老会迅速分化——董绪年、苏炳义的密谋叛乱，王魁胜、常文厚的归隐山林，刘金财的带兵出走，哑巴夫妇的功成身退，使刘五几乎只身官场，失掉了众多兄弟的拥戴支撑，其内心之苦闷失据，情感上倍受煎熬，代价相当沉重——但虽于此，刘五毅然决然地走出了这一步。这正是他突破旧人物、迈向新社会的关键一步，尽管没有变革到位，却正是刘五有别于草莽、适应于时代的可贵之处。有了作者前武戏、后文戏的铺垫描述，刘五的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充实，觉得有些高大起来。

刘五毕竟是刘五。樟叶先生可贵之处在于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历史内涵和突而未破的真实性，没有拔高，不加粉饰。在人物性格内在深刻的矛盾中，还刘五一个原本的真实面目，给世人一个值得回味的历史借鉴。风云激**时，刘五全然是一个刚毅果断、侠肠义胆的男子汉大丈夫，而官场角斗中却是如此这般的胆小懦弱，苟且偷官，一筹莫展。两相对峙，集于一身。血性与媚骨同在，公义与私心相融。亲手推翻了清王朝，思想骨子里还停留在封官鬻爵、封妻荫子那一套旧藩篱中。虽然接触到同盟会的新思想、新观念，但仍未越出洪门老大、兄弟义气那一套老眼光。在民初政局纷乱，北洋主陕的形势下，对陆建章百般殷勤，逆来顺受。在“二次革命”全国风起云涌之时，部属至交刘金财——这是一个承继革命、值得再书的新人物，也是本书历史走向的眼线人物——举兵策应，刘五却无动于衷，按兵自保。他终于在新旧交替、再揭义旗的关键时刻，站在了旧门槛下，未能跨越出历史性一步，这正是刘五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宿命。余下的时光，刘五这个不被接纳的哥老会首领，只能在旧势力的倾轧下，众走亲离、心力交瘁、气臌胀痛，英年四十，便走进了历史。一代豪杰，半世英雄，轰轰烈烈，戛然而逝，莫不让人扼腕痛惜。

人们在创造着历史，历史也在造就着人物。历史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杰出人物带领群众去推动和解决，历史同样也毫不客气地将局限乃至桎梏强加在历史人物身上。人人都会走进历史，成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儿和角色，既承载着历史的重任，又背负着历史的局限，这便是历史的宿命。谁也不该不合时宜地苛求历史人物，或给他们的形象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进行艺术造假。但也不能在历史的具象前无所作为，静待宿命。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先进的政党和人物，必须具有历史的主动精神，正视局限，顺应历史，超越自己。用一句时髦但确有深意的话来讲，那便是学习改造，与时俱进。此中成败得失在于古于今、于大于小的众多人物中，不乏其例。君不见，改革开放以来，那些一个个弄潮儿们起伏跌宕的命运故事不正是历史反复向我们叙说着这个真理吗？

我看《五福》，也在风情和描述。樟叶先生对关中风俗人情可谓了如指掌，信手拈来，便成一段。秦风秦韵、秦人秦情在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滚烫火热，暖人心田。看大戏、说秦腔；娶秋姑、论嫁妆；摆神案、开香堂；长袍马褂坐大轿，威风凛凛过街坊。就是那人人皆知的羊肉泡，经他一写，洋洋洒洒几大章，有中外评价，有天人合一，更有那老者自带自食、自品自尝的慢功细景，叫我们这些羊肉泡食家也心旌神动，口液猛涨。

要说风情，不能不提及两位女性，她们的出现为本书增色不少。一位是刘五的至爱美菱，一位是刘五的知交秋姑。一个是伊犁军旅中、边疆草原上可以想象的最浪漫的事主，一个是秉承古道侠肠、知书达理的才女义女。她们是刘五情与爱、柔与绵之所在，伴随于刘五成年后的始终。两位人物性格鲜明，印象深刻，承载着刘五的嘱托与希望，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对刘五的痛惜与抚慰——刘五过早地走了，他的爱还留在世上，他的义（秋姑）在惩恶扬善之后，也随他一同前往了。

再说描写，不知樟叶先生功力何来，对战争的描述真是神来之笔，无论是攻城战役、纵横捭阖、人马调度、战术迂回、号乐迷敌，还是彬乾保卫战中亭口桥的惨烈、“柳子堂”的伏击、马家军的诈降、敌我双方斗智斗勇、布阵拼杀，无不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目不暇接，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雄浑壮美之感。就是刘五对付董、苏二人的叛乱谋杀，中间横插着一个丑娃“哑巴”的反间制敌，亦写得悬念四起，从容有度，引人入胜。

有人讲，写小说，少年出短，年长写中，五十上下而见长。据说樟叶先生初涉小说，即能在结构布局中驾驭长篇，而且抬手便是近百年前的人物和战争，就不能不让人感佩了，想必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没有苦心孤诣的探索和积累，难有今日《五福》中的宏大美妙之叙述。

但就文学品位来讲，恕我直言，《五福》毕竟还是樟叶先生的初作，其中可圈可点的固然很多，尚待改进细研的也有一二：一是人物是作品的魂，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魂，人物要立起来，有质感，不仅在于其事可叙，更重要的是人物语言的锤炼、心理活动的描述，让人物心归其心，口归其口，语言尽量多一些个性的张扬，少一点理性的生硬。心理分析再深入些，人物就会变得鲜活而有味，也就更有生命力了。二是情节的叙述铺排要疏密有间，有节奏感。急促的叙事诉求若与舒缓有致的节奏有机结合，也就不会使读者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三是宏大的历史题材，需有历史背景和众多关系的铺垫和解说，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局之演变，纵横交错，纷繁芜杂，若能站立于历史高度大处着笔，拓展意境，加上已备的史实和描述，无疑会更具有史诗的品格。

不胜惴惴，贸然于此，只是希望《五福》在樟叶先生的二稿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为文友，我真心地看好《五福》，并祝愿它的成功一开先生创作之源泉，从此喷涌滔滔，浪花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