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诡异之夏》出版于1991年，在我收到的所有信件、电子邮件和评论中，关于这本书的内容超过我的其他任何一部小说（可能除了《海伯利安》以外）。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些反馈主要来自世界各地和我年龄相仿的读者，本书背景设置在1960年的夏天，这也正是他们的童年时代；这些读者满怀感动地告诉我，他们记忆中自由自在的童年和小说中的儿童角色何其相似。然后他们又感慨说，他们的子孙辈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自由。但一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在法国、俄罗斯、日本或者以色列——我收到的信件的确有一些来自这些地方——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童年经历怎么会和我描写的1960年美国的乡村夏日如此相似呢？
虽然从表面上看，《诡异之夏》是一部恐怖小说，但实际上它是献给童年时代所有秘密和缄默的一曲颂歌。除此以外，它也是一部关于孩提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传说，如今的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世界，或者正在失去它。这本书之所以能唤起那么多人的共鸣，或许正缘于那个世界的诸多元素。
是什么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与麦克、戴尔、劳伦斯（别叫我拉里）、凯文、哈伦、科迪以及《诡异之夏》里的其他孩子产生了那么深的共鸣呢？
哎呀，我知道了！
我相信，引起共鸣的秘密元素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享有的自由……在那个远离父母和其他成人但仍真实存在的鲜活世界里，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孩子。而且我真诚地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属于孩子的富饶王国已经不复存在。
每个夏日的清晨，吃完早餐的戴尔、劳伦斯、麦克、凯文和哈伦挥别妈妈（如果吉姆·哈伦的妈妈在家的话）以后就从大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晚饭时分甚至天黑以后，他们才会回来。
在《诡异之夏》第一版精装本第29页里，我看到“自行车巡逻队”的五名队员在伊利诺伊州这座名叫榆树港的小镇上展开了例行的晚间“巡逻”。
“走吧。”麦克一边低声招呼，一边站起来奋力踩着脚踏板。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伏在车把上方，转动的车轮扬起一阵细小的沙砾。
戴尔、劳伦斯、凯文和哈伦跟在他身后。
他们在昏暗柔和的暮光中沿着第一大道向南骑去。男孩们穿过榆树的阴影，很快重新出现在黄昏的旷野中。他们的左边是低低的田野，右边则是漆黑的房屋。
想象一下，如果是在今天，一群11岁的孩子在黄昏时骑车出门，一直玩到天黑以后，那会发生什么。电视开始播放安珀警报，直升机的探照灯划破夜幕，孩子们的父母在晚间新闻里一边哭一边接受采访。
夏天的夜晚，要是麦克、戴尔、劳伦斯、凯文和哈伦直到10点才骑着车回到榆树港的家里，那他们可能受到责骂——凯文的妈妈有点神经质，所以他可能是被骂得最凶的；哈伦的妈妈多半出去约会了，于是他大概会逃过一劫——但一般来说，这样的责骂不会太严重。
正如《诡异之夏》第三章的第一段所说：
人的一生中——至少在男人的一生中——很少有什么事能像11岁那个暑假的第一天那样自由，那样生机勃勃，那样广阔无垠，充满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整个夏天铺展在你眼前，就像一场即将开场的盛宴，每一天都充盈着悠长富饶的时间，值得慢慢享用。
我当过十八年的小学老师，在此期间我读到过全国不少学区发出的倡议，他们认为应该废除暑假，让孩子们全年上学，这些论调让我觉得恶心透顶。
当然，时至今日，三个月的暑假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这是过去的时代留下的遗俗。那时候每到播种和收获季节，大大小小的孩子就成了家庭农场和牧场里的免费劳动力。
当然，离开学校两个多月以后，孩子们在8月底或者9月初返校时总会忘记上一个学年学过的一些概念，老师们只能重新再教一遍。
但我只想说，那又怎样？什么样的人才会剥夺孩子们充盈着悠长富饶的时间、值得慢慢享用——自由——的夏日盛宴，只为了让他们多记住几张乘法表？
再说了，作为一个曾经从业十八年的小学老师，我可以证明，孩子们在暑假里忘记的那些知识，只需要新学年第一个月的几个星期就能全部补上。（我还可以证明，那些被忘记的知识多半无关紧要。）
鸡舍收音机：
自行车巡逻队的孩子喜欢在麦克·奥罗克家的鸡舍碰头。在这本小说里，1960年暑假的第一天早上他们就去了那里。
这间鸡舍早就不养鸡了，但你还能闻到一点气味。有人拖来了一张弹簧都露在外面的旧沙发和几把破烂扶手椅，又有人——大概是奥罗克先生——在鸡舍角落里塞了一台又大又老的短波落地式收音机的空壳子，看起来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款式。暑假第一天，趁着别的孩子，包括聪明的胖男孩杜安·麦克布莱德在鸡舍里厮混的时候，吉姆·哈伦钻到后面爬进了落地式收音机的壳子里。他模仿了老式收音机预热的静电声，然后——
“他回来了！回来了！他奔向了柯敏斯基公园球场右侧的界墙！他试图跳起来接球！他跳上了墙头！他……”
“啊，这个台没什么好听的，”杜安咕哝着说，“我试试国际频段。嘟、嗒、嘀……来了……柏林。”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费希图吉内球场！”哈伦立即从芝加哥棒球解说员歇斯底里的腔调换成了低沉的日耳曼口音，“导游似乎不太高兴。啧！啧！他喝醉了，醉得厉害，而且十分沮丧。”
“也没什么好听的，”杜安抱怨道，“我再试试巴黎。”
近年来，每次读到或者听说线上“社群”的报道，我总会想起麦克、戴尔、劳伦斯（别叫我拉里）、杜安·麦克布莱德、凯文和自行车巡逻队的其他成员。他们总在麦克的鸡舍里厮混，然后跳上自行车，骑往某个地方。对我来说，所谓的“线上社群”不过是玻璃屏幕上多到拥挤的文字和超链接，今天的孩子和成人躲在家里吸着这样的玻璃**，全然忘记了真实世界里沐浴真实阳光的感受。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说得这么多，做得那么少？
因为我们从他们手里偷走了很大一部分真实的世界，或许这就是答案之一。
偷走孩子空间的贼：
1960年夏天，榆树港男孩（和大部分女孩）的游玩半径其实取决于他们的自行车：
只需要骑上1英里，他们几乎就能走遍榆树港镇的每一个角落。如果继续向东，越过镇子边缘的黑树酒馆，沿着山坡上的石子路骑到小山脚下树林里的尸体溪畔，再赶往下一座山顶的骷髅地墓园，这段路程大约是1.5英里出头。亨利叔叔和丽娜阿姨的农场比墓园再远一点，差不多得骑上两英里，但路比较好走；杜安·麦克布莱德的家还要再往前骑半英里；过了骷髅地墓园以后，往前再走1英里就到了树林里的老采石场，现在人们叫它“比利羊山”；穿过茂密的树林，前面两英里左右就是神秘的吉卜赛小径。
石头溪离镇子差不多有4英里，这条路基本都是石子铺的。孩子们可以在自行车道高速桥下的深水区里游泳——顺便抓几只蝲蛄。完全没问题。过了石头溪以后，沿着这条路往前再走四五英里就是朱比利州立公园；要是打算在外面待一整天，你可以在这座大公园里玩个痛快，比如说，爬到“情人泄”（这个绰号是男孩们起的，因为哈伦站在崖顶上撒过尿）高高的悬崖上面假装要往下跳。
每天早上，父母不会追问孩子们打算去哪儿，孩子也不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件大好事。
所以在1960年暑假里的任意一天，榆树港的孩子们无人看管的有效玩耍半径大约是单程10英里，往返20英里。相比之下，今天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过去三四十年来，前青春期儿童的自由活动空间到底缩小了多少，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寻找可靠的社会学证据，但是，尽管我在线上论坛认识了几位比我懂行得多的研究者，这方面的数据还是少得可怜。我只能仰仗于个人的观察和旁人的口述，综合下来，大家普遍认为，21世纪的孩子多半像囚犯一样被关在家里或者院子里，只能按照父母安排好的时间表活动。
不过，我找到了桑福德·加斯特主持的一项有趣的研究——《城市儿童的活动范围——三代以来的变化》——这份报告刊登在《环境和行为》杂志1991年1月的第23期上。
正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它研究的是过去三代以来，美国儿童“自由活动空间”的丧失，但它调查的对象是城市儿童，主要关注1915年到1976年之间的几个世代，尤其是曼哈顿北端的英伍德城郊社区。显然，曼哈顿儿童的行为习惯似乎很难跟1960年伊利诺伊州小镇榆树港（邮编650——有电子测速）的麦克、凯文、戴尔、劳伦斯、杜安、哈伦、科迪这些孩子扯上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他们真的有关系。
英伍德最早的城市居民主要是来自爱尔兰、德国和俄罗斯的移民。后来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陆续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干净体面的工人阶级社区。20世纪50年代，英伍德迎来了第一批非裔美国人家庭；等到加斯特开始做研究的年代，这里的很多地方只剩下了黑色的面孔，你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白人儿童样本。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伍德的孩子享受着最纯粹的自由，他们的活动场地包括树林、建筑工地和巨大的英伍德山公园。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政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永远地改变了英伍德的地貌，横贯英伍德山公园的亨利·哈德逊公园大道就像一座长城，它隔开了树林和旷野，将孩子们圈禁在了公路这边。（同一个项目下的亨利·哈德逊桥联通了英伍德和曼哈顿，但在本地的孩子们看来，这座匝道繁复的大桥很难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同样是在罗斯福新政期间，英伍德山公园里那些孩子能走到的荒野也慢慢变得?“文明”起来，长椅、步道、路灯、运动场、游戏场地和游乐场取代了树林和小径。到了60年代中期，英伍德山公园里大部分无人监管的区域已经成了黑人青年帮派的地盘。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父母和神职人员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迅速地将孩子们的活动场地转移到了组织严明、有人监督的地方：譬如成人主持的少年棒球联合会、学校活动项目、青年活动中心，等等。
这样一来，没有加入帮派的8到13岁的非裔美国儿童成为第一批受到严格监管的孩子，他们在树林和旷野中自由漫游的时间越来越少，乃至于无；到了20世纪70年代，白人儿童也步其后尘，开始遭到成人的严格监管。20世纪20年代，英伍德山公园里的孩子尚且拥有3到5英里的活动半径，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的活动范围不断遭到压缩，最终局限在了后院的栅栏和有人监管的游乐场里，这主要是出于家长们对帮派、毒贩和汽车的恐惧。
下面我引用了这项研究的部分结论。
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英伍德儿童无人监管的社区活动日益缩减。最显著的趋势是：儿童能够或者可能造访的地点，其数量和类型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有成人引导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犯罪、物理环境退化和车辆交通都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20世纪20年代，英伍德如火如荼——堪称永不停歇——的挖掘、建筑、清理和其他改造工作为孩子们带来了不受监管的多样化的游玩场地——包括深坑、石堆、农场、沼泽、树林、农仓、宅院甚至建筑垃圾场。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英伍德的建设工作走向尾声，罗斯福新政描摹的蓝图地貌已经成形，这里的人口达到了顶峰，孩子们的玩耍环境也逐渐固定下来，受监管的程度有所提高——他们被关进了游乐场和球场里，到了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室内活动项目进一步压缩了孩子们的自由。
我和弟弟在1956—1957年的得梅因亲身体验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伍德儿童的乐趣。当时我家后面有一片私人森林保护区，峡谷中野生的“城市树林”绵延两英里以上，广阔的树林里几乎没有路，更别提其他人工设施。除此以外，峡谷周围还有很多正在修建的住宅，任何一个男孩都能告诉你，这些“建筑工地”——包括废弃的坑洞、泥土堆成的小山、尚未完工的房屋乃至晚上和周末无人使用的建筑设备——是最完美的游乐场。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干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爬到刚搭好框架、还没来得及铺地板的三层小楼上，踩着狭窄的木板打泥巴仗，或者把我弟弟（他是我们这群孩子里胆子最大的一个）装进大纸箱，从30英尺高的土堆顶上推下去，让他冲进一个20英尺深的半满水坑里（他每次都能像胡迪尼一样惊险地死里逃生）。
等到我们终于从得梅因搬到伊利诺伊中部小镇布利姆菲尔德（这座小镇正是“榆树港”的原型，邮编650——有电子测速）的时候，我们自由漫游的范围变大了很多，这不光是因为我们又长大了几岁。想去树林里废弃的采石场（比利羊山）玩耍，我们只能靠自行车和双脚走更长的一段路——差不多5英里；到了地方以后，我的弟弟韦恩会钻进一个更大一点的纸箱，然后我们把他从一座更高一点（50英尺）的小山顶上推下去，让他冲进一个更深一点（25英尺）的满当当的水坑里，这完全值回票价。（他最后总能从纸箱里逃出来，但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能看到漆黑的水面上不断冒泡，接下来完全不冒泡的时间还会更长一些，我必须承认，这时候我总会胡思乱想，该怎么跟父母解释弟弟的死亡。我能想到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一群吉卜赛人从树林里钻出来，他们把韦恩绑在纸箱里扔进了水坑，我们其他人都被绑了起来，所以只能干看着。）（当哥哥可真不容易。）
我的研究伙伴发现，关于儿童的玩耍和漫游范围，这方面的研究英国做得相对比较多，而且这些研究的结论和我耳闻目睹的情况相当吻合：美国8到13岁的儿童正在失去四处漫游的自由。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观察家报》上的一篇文章开篇就写道：
这是一幅象征童年的画面：年幼的兄弟姐妹奔向一棵枝繁叶茂的橡树，他们争先恐后地爬到低垂的树枝上，跃跃欲试地比赛谁爬得更高。但成百上千万的儿童正在被剥夺这样的快乐，因为父母不愿意让孩子承担哪怕一丁点儿风险。
英国国家儿童局下属组织“游玩英格兰”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半数儿童被禁止爬树，21%的儿童不准玩康克戏，还有17%的儿童被告知不得参与追逐、抓人之类的游戏。为了让孩子远离危险，某些极端的父母甚至不准孩子玩躲猫猫。
虽然我不知道英国人的“康克戏”具体怎么玩，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孩子——曾经可以自由接触球和土块的孩子——我完全能想象。那篇文章继续写道：
用棉花球把孩子们裹起来的趋势悄然改变了他们的童年体验。研究表明，现在的成年人里有70%的人童年最刺激的冒险经历发生在户外的树林或者小河里，相比之下，今天只有29%的孩子拥有类似的体验。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孩子表示，他们最刺激的冒险经历发生在游乐场里。
孩子们最刺激的冒险经历竟然发生在见鬼的游乐场里！！？？这样的说法恐怕会让戴尔、劳伦斯、麦克、杜安、凯文、哈伦和他们的朋友呕吐好一会儿（科迪·库克在呕吐之前还会笑得声嘶力竭）。
在《诡异之夏》里，你会发现，哪怕是在小镇中央那片被大得骇人的老中心学校完全包围的巨大操场里，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还是高高的滑梯（如今的学校操场上根本不允许出现这么高的滑梯）旁那座新修的庞大的污水池。孩子们把这座高达8英尺的池子当成“国王山”，他们互相推搡，让小伙伴顺着陡峭的滑梯一直溜到最下面，然后再爬回来，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呃，这可比康克戏好玩多了。
我的研究伙伴找到的最后一篇英国论文发表于2007年，它的题目叫作“四代以来的儿童如何丧失漫游的权利”，这篇文章的结论广泛适用于英美儿童，包括生活在郊区甚至小镇上的孩子们。
这项纵向研究观察了从1919年到2007年，同一个家庭里的8岁儿童（我感兴趣的是8到12岁儿童的活动范围，8岁正好是个下限）漫游范围的变化趋势。
外曾祖父乔治，1919年正好8岁，他可以步行6英里去镇外钓鱼。这段路主要由铁轨、乡村小径和步道组成，需要穿过大片茂密的树林。
外祖父杰克，1950年时8岁，他可以自己走1英里左右的路去树林里玩耍。他能和同龄的朋友一起，或者自己在树林里玩！和1960年榆树港的男孩们一样，杰克大部分时间待在户外，几乎不会留在家里听广播或者看电视。（直到这份调查报告出炉的那一年，88岁高龄的杰克仍是个“步行爱好者”。）
母亲维姬，1979年时8岁，她可以独自走去半英里外的游泳池。但维姬补充说：“我小时候外出相当自由——我可以骑自行车绕着屋子转圈，和朋友们一起去公园玩，还能步行去游泳池和学校。”
这一代的儿子埃德，2007年时8岁，父母只允许他走到家门口那条街的尽头，大约不超过300码的距离。
我在本地认识的一些孩子处境比埃德还要糟糕。我们有个邻居，他的儿子在12岁以前甚至不能在没有成人监管的情况下走出自家的院子，尽管我们住的这一片属于历史氛围浓郁的“老区”，相对比较安全，颇具小镇风情。等到这孩子终于开始骑车的时候，他浑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看起来活像个中世纪的骑士——除了头盔以外，他还穿着从轮滑店买来的护胫。（你可能想问，麦克、戴尔、劳伦斯、凯文、哈伦和榆树港的其他孩子从来不戴骑行头盔，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那个年代的成年人不骑自行车，所以你看不到身穿紧身运动服、脚踏售价超过3500美元的自行车、用价值几百美元的头盔保护自己珍贵头颅的骑行者。榆树港的孩子们——我这一代的孩子们——从来不戴骑行头盔。奇怪的是，我们也没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骑车摔伤了脑袋而送命或者瘫痪的。当然，骑车的人早晚会摔跤，但最多留下擦伤和瘀青，而不是在植物人病区里躺上一辈子。）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社区里的所有孩子要想靠近自行车15步以内，就得穿上全套护具，打扮得像个纳粹冲锋队员一样；除此以外，21世纪每辆自行车上的反光条恐怕有10英尺长，每根反光条上仿佛都写着橙色的大字：“求求你，别撞我！”近年来我们认识的邻居家的男孩在14岁以前都只能在父母的视线范围内骑车，就算满了14岁，他们也最多能骑到街区尽头就得掉头回来。就算孩子们的活动范围如此有限，如今的母亲们仍会像老鹰一样把自己的孩子盯得紧紧的，要是在榆树港，只有7岁的孩子才可能引发这样的担忧。
正如2001年吉尔·瓦伦丁和约翰·麦肯德里克在英国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清醒地总结的那样：“限制儿童户外活动和无监督玩耍的主要因素不是游乐设施不足，而是父母对孩子安全的担忧。父母认为现在的孩子面临的风险高于自己儿时。在所有针对父母焦虑原因的调查中，家长最大的担忧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陌生人诱拐，其二是道路交通。尽管父母的焦虑与日俱增，但事实上，现在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
等等！你喊道。那是在英国。美国的灌木丛里到处都是拐子、恋童癖、疯子和拎着斧头的杀人犯！
真的吗？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美国内陆城市非危险区——譬如郊区、小镇和乡村——儿童的安全程度和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乃至世纪之交几乎没有区别。但我们这些成人——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却不相信，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和成年人的监管，孩子们依然是安全的。（虽然同样有研究表明，很多“恋童癖”最终会在学校、游乐场、学前班或者有组织的运动队里谋一个职位，摇身一变，成为“监管孩子的成年人”——要是孩子们依然自由自在地在户外漫游，他们原本不会成为这些人的猎物。）
但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让你看到了全国所有的安珀警报，电影电视播放的警匪片里也充斥着拐卖、虐待、谋杀儿童的故事。
于是成年人开始无视常识——也抛下了自己11岁时和其他孩子一起自由玩耍漫游的记忆——错误地走向了极端的警惕。
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了囚犯。
现在，这些囚犯就像精神病院的住客一样被囚禁在自己家里，手机、电脑、平板电脑、随身听、电视、短信和其他玻璃**就是他们的镇静剂和铁栅栏。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如果成年人偷走了孩子们的空间和时间，那就相当于偷走了他们的童年。自行车巡逻队的麦克、戴尔、凯文、劳伦斯、杜安、哈伦、科迪和其他孩子一定赞同我的看法。
一位儿童角色之死：
可是……
可是……
《诡异之夏》里有一位儿童角色死了。（如果这也算剧透，那我深感抱歉，但我不会进一步透露丧命的到底是哪一位重要的儿童角色。）（除了他是个男孩以外。）
对我来说，这位角色的死亡写起来格外艰难，不仅因为他是个孩子，或者小说里任何一位重要角色的死亡都会让作者——他的创作者——深受折磨，更重要的是，尽管有很多文章讨论孩子的死对父母造成的影响，但死者的伙伴和朋友又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这方面的探索几近于无——无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还是心理学和虚构层面上的。（失去一位年轻的朋友，孩子将受到怎样的创伤？关于这个问题，我见过的最棒的虚构描写出自韦尔登·希尔一本并不出名的小说，《乔治·亚当的漫长夏日》。）
除此以外，《诡异之夏》里这个早夭的孩子深受我的关注，我在现实生活中正好认识这样一个人，然后我将他与另一位亲爱的朋友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这个角色。现实中的这两位朋友里有一位遭到了谋杀。
此外，《诡异之夏》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具有部分自传色彩，尽管书中的角色出于虚构，但我十分牵挂他们的命运。甚至早在1990年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便已经想到，这些角色在我以后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里很可能再次出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并不赞成作者在多个互不相干的故事里复用角色。
果然，这本书里的一个男孩（我还发现，1960年夏天在榆树港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不到十年，他在越南失去了一条腿）后来在我的长篇小说《暗夜之子》里成了罗马尼亚的一位神父（还是两位主角之一呢）。我很高兴与他重逢，更让我高兴的是，尽管失去了一条腿，但他仍是《诡异之夏》里那个慷慨、无畏、勇敢的孩子。几年后，在我的小说《伊甸园之火》里，他又卸下神职，变成了夏威夷群岛上一位无名的直升机驾驶员；虽然这个角色的分量比前两次轻得多，但看到他在《暗夜之子》的故事结束后结了婚，又有了新的事情要做，我觉得十分欣慰。
《诡异之夏》里那位勇敢的白人垃圾小女孩科迪·库克也出现在了《伊甸园之火》里，虽然我从未想过还能再次听到她的消息，事实上，这次她担当了一位重要的配角。科迪竟然变得非常有钱，震惊之余，我在故事里听说了她发财的原因，这才感觉释然。她本来就是个不屈不挠的人。
在我2000年出版的滑稽悬疑惊悚小说《达尔文之刃》里，来自《诡异之夏》的另一位惹人喜爱的男孩再次成了重要配角。这位不怕死的小弟弟在1960年的榆树港镇还瘦得皮包骨头，可是到了2000年，他却成了加州一位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30磅的调查员，和老婆一起经营自己的保险调查公司，但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幽默（而且他依然不喜欢别人叫他拉里）。我们也从他那儿听说了他哥哥的一点消息。
1960年榆树港自行车巡逻队的一名成员在我2002年的小说《冬日幽魂》里当上了主角。这个男孩长大后成了蒙大拿的一位英语教授，他刚刚咎由自取离了婚，失去老婆和家人让他的精神濒临崩溃，于是他决定——是奇迹还是灾难，你自己掂量——回到榆树港附近一座“闹鬼”的农场写小说，这处产业曾经属于他孩提时的一位朋友。
1960年夏天的榆树港阳光温暖，生机勃勃，但到了2000年的冬天，这座小镇显得荒凉而阴郁，完全变了副模样。而且时至今日，在《冬日幽魂》这位主角的回忆中，1960年的系列事件和我们在《诡异之夏》里看到的很不一样。曾经的超自然元素失去了超自然的意味，那些无法解释、难以言表的事情最终……大部分……得到了解释。
创作《冬日幽魂》的时候，我的目标是将这两部小说拧成一条虚拟的莫比乌斯环——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有两面，但从拓扑学的角度来说，二者实为一体。面对三维的莫比乌斯环，你可以拿铅笔在上面画一条贯穿正反两面的线，在此期间笔尖完全不必离开纸面；同样地，读者可以将《冬日幽魂》和《诡异之夏》看作基于同一串事件分别讲述但同样真实（同时古怪地相互依存）的两个故事。
有的读者这两本书都想读，他们总爱问我是该先读《诡异之夏》还是它的“续集”《冬日幽魂》，我每次都试图解释——但有时候并不成功——后者实际上不是前者的续集，先读哪本都无关紧要。无论你先读哪本，后读的那本都将为你理解前一本小说带来新的启示。（在莫比乌斯环上画线的时候，你从哪个地方落笔并不重要。）
但《冬日幽魂》里有一个“鬼魂”，它实际上是一段无法磨灭的关于儿时朋友的记忆。那个男孩前途无量，却死得太年轻，太惨烈。他到底因何而死？无论读者愿意接受哪种解释，他的死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真是这样吗？
对《诡异之夏》里这位主角之死深感沮丧的人不止我一个。自1991年本书出版以来，来自全世界的许多读者来信都要求我“复活这个角色”（我在《冬日幽魂》里所做的算不算“复活角色”，请读者自行斟酌）。在这些愤怒——受伤或宽容——的信件和电子邮件里，读者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他们说，这个有趣（而脆弱）的角色并没有真的死去，他只是被带到榆树港外某处农田的地下裹了起来（诸如此类）。
我曾在科罗拉多某座小镇的中心学校里教过十一年书，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位艺术家为这所学校的一百二十五周年校庆创作了一幅巨大的彩瓷壁画。有人问她：“透过学校二楼窗户向外张望的那个男孩是谁？他看起来似乎很悲伤。”
他就是《诡异之夏》里死去的那个角色，艺术家用这种方式让他活了下来。
尚未成为消费主义靶标的孩子：
1960年前后的榆树港儿童和现代儿童的一大区别在于，榆树港的孩子还没有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强大的市场营销机器的目标。
榆树港的孩子最重要、最昂贵的财产是他们的自行车——只有凯文算是个例外——这些自行车要么是从哥哥姐姐手里捡来的，要么是买的二手的，或者继承父母的。男孩们热爱自己的自行车，他们也需要这件交通工具（归根结底，有了自行车，他们才能享受四处漫游的自由）。但对于这件无价之宝，男孩们的态度其实相当随意，每天晚上他们的自行车都扔在自家前院里，丝毫不担心被偷（实际上坏蛋查克·康普顿和他的现代党羽阿奇真的偷过车——这两个名字也真的来自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榆树港的男孩们——除了凯文以外——常常直接跳下飞驰的自行车，让无人驾驭的车子穿过别人家的庭院，最终翻倒在地，或者撞上麦克家的鸡舍。
榆树港每个男孩都拥有的另一件宝物是他们的棒球手套。这些几经缝补的旧手套是男孩们心目中的无价之宝，不仅因为大部分男孩都是镇上的小联盟队员——他们有时候会去附近的小镇（譬如伊利诺伊的基卡普）打比赛，直面投手丘上令人胆寒的对手戴夫·阿什利——也因为他们常常连续几个星期在戴尔、劳伦斯和凯文家院子后面的高中棒球场上从大清早玩到天黑。这座球场位于小镇最北端，再往外走就是无边无际的农田。
但除了这些财产——自行车和棒球手套——以外，榆树港的男孩们（除了凯文·格鲁姆班彻、查克·斯珀林和其他几个“有钱孩子”以外）拥有的东西要么破破烂烂，要么是二手的，要么是哥哥姐姐传下来的，或者干脆三者兼具。
这些男孩都穿着牛仔裤——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有点太硬，裤脚向上卷起——和T恤。唯一一件有标志的T恤是戴尔·斯图尔特最爱的童子军制服。劳伦斯和哈伦爱穿旧的幼童军制服，虽然这几件衣服已经洗得又软又短，至少对吉姆·哈伦来说，那件褪色的蓝T恤袖子都快遮不住手肘了。
穿设计师品牌的衣服——除了牛仔裤纽扣上隐藏的“Levi”字样以外——这种念头恐怕会让榆树港的男孩和他们的父母惊得目瞪口呆。
至于夏天的鞋子，榆树港的男孩们一般穿帆布鞋或者高帮鞋。当然是旧的。很旧。几乎每双鞋子都会露出短袜和脚趾。杜安·麦克布莱德是唯一的例外——这位胖男孩身上有太多例外——因为杜安一年到头都穿着他那双古老的黑色高帮运动鞋（还有褪色的灯芯绒长裤和法兰绒衬衫，哪怕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换）。
值得一提的是，榆树港的所有男孩都会严格区分“上学穿的衣服”和“玩耍时穿的衣服”，就连最穷的麦克·奥罗克也不例外。麦克家唯一的室内水源是一台手压式水泵，哪怕最寒冷的冬夜，他们家的人也只能去屋子外面方便（那地方就在鸡舍旁边，所以每到炎热的夏天，聚在鸡舍里的自行车巡逻队就倒霉啰）。大部分孩子不会穿牛仔裤去上学，就算穿了，他们也会套一件有领子的衬衫，下摆规规矩矩地扎在裤子里面。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双上学穿的牛津鞋——虽然老旧破烂，但每年总归有那么几次会擦得亮闪闪的，就像孩子们自己一样。
只有杜安·麦克布莱德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和黑色的运动鞋。
榆树港男孩夏天穿的全套行头大概只值4.5美元——前提是他穿的牛仔裤、T恤和帆布鞋（或者高帮鞋）都是新的。
谴责商业主义未免显得陈腔滥调。（但我喜欢1947年的电影《34街奇缘》里的一段台词，年轻的阿尔文·格林曼饰演的微胖清洁工阿尔弗雷德对埃德蒙·格温扮演的正牌圣诞老人说：“没错，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糟糕的‘主义’，但其中最糟糕的是商业主义。赚钱，赚钱。哪怕你走到布鲁克林也一样——没人在乎什么圣诞精神，大家满脑子都想着赚钱、赚钱。”）
那是1947年。要是阿尔弗雷德——和圣诞老人——有幸目睹21世纪的“商业主义”，他们恐怕会惊掉满嘴假牙。
我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十八年里（以及后来），尼尔·波兹曼一直是我在重大教育问题上的精神导师。他是一位作家，也是媒体和文化批评家，更是不知疲倦的人道主义者。虽然波兹曼已于2003年逝世，但对于技术和文化变革对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造成的影响，他的看法依然鞭辟入里。1971年，我正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准备当一名老师，波兹曼出版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不理解他的人觉得他是个60年代的激进分子。几年后的1979年，波兹曼在后60年代的喧嚣中撰写了《作为保护活动的教学》，这一次，在不理解他的人眼里，他又成了里根式的保守派。
尼尔·波兹曼本人比这些误贴的标签深刻得多。他理解了安德烈·纪德那句被人遗忘的宣言——“真正的教育只可能来自那些和你格格不入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波兹曼理解了——并对此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阐释——成年人（和孩子）心目中的“童年”实际上是一个晚至18世纪末才诞生的空间、地点和概念，而且到了20世纪末期，所谓的童年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作为一个画家兼美术爱好者，我相当理解波兹曼提出的前面半句话——数百年来，油画和肖像作品中的儿童形象比例都严重失真，至少在19世纪以前，情况一直如此。18世纪中叶以前，美术作品里的儿童看起来全都像是缩微版的成人，头和躯干的比例完全不对，这不仅仅是出于原始主义的绘画风格，也因为作画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简单地认为，儿童就是小型的成人，他们的画笔忠实地体现了主人的意志。）
但这道保护墙已被推倒。（事实上，要我来说的话，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我目睹的童年的终结就像是直接拆掉了父母的卧室房门。包括父母在内的成年人所思所想、所说所做、所争执所担忧的一切都完完整整地暴露在孩子面前，就连**也不例外。）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为所有的技术和文化变革欢呼雀跃，但对于这场变革，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虽然几乎所有人（包括父母）都预见到了这场变革，但它仍摧毁了戴尔、劳伦斯（别叫我拉里）、麦克、凯文、哈伦、科迪、唐娜·卢和1960年榆树港镇那么多孩子无比珍视的童年王国。波兹曼在文章中指出，十八九世纪的童年拥有独立的、受保护的超然地位，但这场变革动摇了它的根基。
“当然，我认为‘信息革命’使得我们无法在孩子面前保守任何秘密，无论是性、政治、社会、历史还是医学。也就是说，要维持生命中那段名为童年的时间，我们必须有所保留，至少是一部分，不能将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暴露在孩子面前。”（波兹曼，《建造一座通往18世纪的桥梁：过去如何改善未来》， P124。）
失去了隔离的秘密和沉默，保护童年的藩篱不复存在，孩子们只能直面成人世界里最残酷的方方面面。
榆树港的孩子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超自然的恐怖敌人——老中心学校钟楼里那口有自我意志的邪恶的波吉亚钟，死而复生纠缠、攻击姆姆的步兵，还有那辆说不清道不明的收尸车——但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向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求助（唯一的例外就是麦克找来了那位年轻的神父，但结果证明，这个主意十分糟糕）。
原因十分简单：那时候孩子和成人的生活泾渭分明。在《诡异之夏》的故事里，每个儿童角色都不得不面对成人世界里某个糟糕的方面——**裸的性、同龄朋友的死亡、暴力、孤独、酗酒——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榆树港的孩子们总是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在童年专属的小天地、秘密和缄默中寻找勇气。
今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成了广告和商业活动的目标。中产阶级的孩子开始对李维斯嗤之以鼻，他们更愿意穿设计师品牌的牛仔裤；没有牌子的T恤（和曾经深受喜爱的童子军制服）也惨遭抛弃，孩子们衣服上的品牌标志一个比一个醒目，他们宁可花钱去充当某些公司的广告牌。太多男孩渴望穿上五花八门的运动鞋——篮球鞋、综合训练鞋、网球鞋、跑鞋——每双至少价值60美元，而在1960年，男孩们不管做什么运动都穿着同一双帆布鞋或者高帮鞋。女孩们将“美国女孩”洋娃娃列入自己的圣诞节愿望清单——这样的娃娃一个就要卖100多美元。
一般来说，麦克、凯文、劳伦斯、杜安、科迪、唐娜·卢、戴尔、哈伦和1960年榆树港的其他孩子完全没有零花钱，只是偶尔能弄到几个硬币，好去主街那边麦克妈妈上班的A&P超市买一瓶红色机器里的冰可乐，或者趁着舞台公园放免费电影的时候，从公园咖啡馆的自动售货机里买点口香糖，如魔多之眼般什么都能看见的不断膨胀的媒体和广告界的半兽人大军还没有发现他们。孩子们还不是“消费者”。
他们还是人类。
最聪明的孩子来自乡下：
放假前一天，老中心学校的老师们让乡下的孩子列队上车，镇上的孩子留在课桌边，焦急地等待乡下孩子离开学校。然后镇上的孩子才终于获得了解放。
乡下孩子和镇上的孩子。这是一道深深的鸿沟。镇上的孩子在暑假里常常结伴玩耍，他们骑着自行车组成巡逻队，有时候还会一起打球。而乡下的孩子……呃，大部分乡下孩子要帮家里干活儿。如果有几个乡下孩子住得比较近，能穿过地里越长越高的玉米碰上头的话，他们也会一起玩耍。比如说，去牛喝水的坑里游泳，钻进筒仓里比试谁的玉米棒子扔得高，拿BB枪去谷仓里打麻雀，但大部分乡下孩子的生活比镇上的孩子孤单。
唯一的例外是杜安·麦克布莱德。
杜安·麦克布莱德身上有很多例外。
作为一个乡下孩子，他住的地方离榆树港镇超过两英里，但整个夏天他都和麦克、戴尔、凯文以及其他常去鸡舍玩耍的孩子厮混在一起。杜安是自行车巡逻队的成员，但他自己没车。其他男孩都长得很瘦——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吃得不怎么样，但主要原因是他们一年到头都在户外玩耍，活动量惊人——只有杜安·麦克布莱德是个胖孩子。
其他男孩都不喜欢上学，因为学习实在无聊，老师也很无趣。但杜安的知识水平早就超过了老中心学校教的内容，实际上，他学的东西大部分学校都不教。
杜安的知识基本上都是自学的，而且他很聪明。靠着阿特叔叔的些许指点，杜安·麦克布莱德差不多读完了相当于大学水平的各种书籍，包括虚构类和非虚构类。每到冬天，杜安的父亲常去外面喝酒，所以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待在农场里。杜安会五门外国口语，橡树山公共图书馆档案室里翻出来的78转外语唱片是他的老师和陪练。他读过希腊语的《伊利亚特》、拉丁语的《埃涅阿斯记》和德文尖角体的康德的著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时候他还没满12岁。
《诡异之夏》里的其他儿童角色原型都来自我童年时在布利姆菲尔德小镇认识的男孩和女孩，但杜安·麦克布莱德的两位原型和我相遇的时间比这晚得多，那时候我已经去了印第安纳州的瓦伯西学院念书。
其中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名叫基思·N.，我上到大四的时候他刚念大二，但他的学问和通识都比我强得多。基思现在过得很好，他在印第安纳一所中等规模的文科大学教拉丁文、希腊语、经典文学、电影史和其他很多科目。去科幻大会参加论坛的时候，总有人问我：“丹，你接触过斯蒂芬·金、迪安·孔茨、哈兰·艾里森、彼得·史超伯、大卫·莫瑞尔和其他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家，你觉得谁是你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每次我都不得不回答：“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大概是一个名叫基思·N.的家伙——”
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一点，但不久前，基思来科罗拉多参加我女儿的婚礼，我耳闻目睹了他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艺术家、社会学家、编辑、家庭主妇、飞行员、语言学家、电影经纪人、医生、药物顾问、大学招聘人员、视频制作人——无论对方是谁，基思总能像个真正的内行那样跟他聊上半天专业话题。于是我意识到，在我认识的那么多聪明人里，基思的确算得上最聪明的那个。
杜安·麦克布莱德的另一位原型真名也叫杜安，他是我大学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但在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就遭到了谋杀。大四的时候，我在瓦伯西学院创办了一份名叫“森林之神”的地下文学刊物，作为创刊人兼主编，我刊发了杜安的几篇非虚构作品和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和他本人一样才华横溢，但他并不快乐。
我和杜安时近时远的友情（以及只存在于杜安想象中的大学时代我俩之间的文学竞争），他被谋杀的细节，以及我在瓦伯西学院试图以他的名字设立一个写作奖项的失败经历，这些故事都收录在一篇题为《好好写》的短文里，你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上读到这篇文章。
让我感到难堪的是，我的个人网站上10月和11月的“丹想说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上下集的短篇故事，它以榆树港为背景，出场人物都是《诡异之夏》里的男孩，故事发生的时间，或者至少是叙事开始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1日，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开辩论的那一天。
但我必须提醒读者！
这两个短小的故事描述的不仅仅是《诡异之夏》结束之后，1960年10月发生的事情，还有几位主角在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你可能不会喜欢。你如果愿意冒险的话，也可以读一读这两篇短文，不过切记，在此之前，你必须先读完《诡异之夏》。
对我来说，创造杜安·麦克布莱德这样一个角色的部分乐趣在于，他可能是我在小说中描绘的唯一一个天才。
我们对待“天才”这个词的态度实在过于随便——很多时候它形容的其实只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我读过教育学硕士学位，也在纽约接受过BOCES培训，后来还参加过其他项目，通过这些训练，我不仅有能力教导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小学生，还可以培养特别有天赋的孩子。
杜安·麦克布莱德是一只最珍稀的鸟儿——他是个思想深刻、发展全面的天才。在现实生活中，你和我认识这种天才的概率和碰见外星人差不多。
大家都不相信智商测试，但要预估某个孩子在学术和专业领域的成功，智商测试仍是唯一的最佳方法。虽然智商测试已经风行了一个世纪，但谁也不知道测试的分数该如何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度量标准，这个转化因数在人生中可能非常关键——至少奠定西方文明根基的书籍和研究都这样认为。
你多半记得，智商测试的标准差是15分。呃，假设大多数人的智商测试分数是100分左右，那么我们都习惯于和分数比自己低一个标准差——15分，也就是85分左右——的人相处。我们甚至能够友善妥帖地对待比正常人低两个标准差，即智商测试在70分左右的人，哪怕他们已经落到了严重智力迟钝的边缘。
但三个标准差的距离足以抹杀一切可能，你根本无法与智商55分以下的人正常交流。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人甚至不具备人类最基本的智力。
呃，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比我们更聪明的人。智商比普通人高一个标准差的家伙最容易让人惊艳，我们的上司通常是智商130以上的聪明人，他们的分数比普通人高两个标准差。大部分人至少认识一个智商比平均水平高三个标准差的人，但你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样的人有能力改变世界，无论结局是好是坏。
但杜安·麦克布莱德呢？
杜安的智商可能高达220分左右，比普通人高七个标准差，但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智商测试无法准确测量这么高的智力。这是地地道道的“聪明得爆表”。而且从现实中的很多方面来说，这样的智力也超过了我们能理解的范畴。
我觉得有趣的是，麦克、戴尔、劳伦斯、凯文和其他很多孩子都喜欢杜安·麦克布莱德，尽管这个家伙常常说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冬日幽魂》里的戴尔·斯图尔特成了一位颇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兼作家，尽管戴尔取得了不少学术成就，但他心里依然清楚，他现在的知识水平还是比不上11岁的杜安·麦克布莱德。
吉姆·哈伦对杜安可能最不以为然，但在《大选之夜》和其他几个故事里，我发现哈伦也有一些残忍的小聪明，但这孩子嫉妒心重，容易伤人。他的聪明注定会滑向黑暗面。
不过到头来，我毫不意外地发现，杜安·麦克布莱德只有一位完美的朋友兼知己，就是那条名叫维特根斯坦的老边牧。
免费电影：
在现实生活中重现艺术情节的机会不多，但不久前我正好经历了一次。
“免费电影”是《诡异之夏》里的核心隐喻和叙事焦点。1960年的夏天，几乎每个周六的晚上，榆树港镇的公园咖啡馆外都会放免费电影，就像我小时候在布利姆菲尔德看过的那样。在我的个人网站上，你能找到孩子们观看免费电影的照片（照片里的孩子正是麦克·奥罗克、凯文·格鲁姆班彻、吉姆·哈伦、戴尔·斯图尔特、劳伦斯·斯图尔特等角色的原型）。
在这个页面上的最后一张1960年的古老快照里，人们坐在毯子上或者皮卡车的车斗里，孩子们挤在公园舞台上，翘首盼望免费电影开场。
呃，画面切到我们的新家，从2007年开始，我们一直住在这里。搬来之后不久，凯伦和我——我们已经成年的女儿简也经常帮忙——创办了西蒙斯夏日电影系列活动（在星空下看电影！）。整个夏天里，邻居和朋友们常常在周六的晚上坐在我家后院里看数字投影的老电影，巨大的幕布是我们辛辛苦苦挂起来的，院子里一片漆黑，只有旁边花架下面摆放爆米花、柠檬水和其他零食的长椅上挂着一串黄色的灯泡。
前来参加活动的客人多半知道我是个作家，但我们在后院里看电影的时候，谁也不会提起这个话题。大家更关心我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客人们的电影八卦测试，这些题目问的都是《雨中曲》之类的电影里那些特别琐碎甚至冷僻的细节。（夏日电影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为了表彰凯伦和我为推广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某几次高难度测试的优胜者向我们颁发了“荣誉奥斯卡”奖。那座奖杯沉得要命，后来我们发现，这还真是他们从好莱坞某个地方买来的，整个美国只有那一家机构得到了仿制奥斯卡奖杯的授权。）
今年夏天——现在是12月1日，刚过下午4点30分，太阳已经落山了，望着窗外的落日，我感觉夏天恍若隔世——的最后一次电影之夜上，我决定向大家解释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原因。我取出一本《诡异之夏》，大声朗读了下面这几段话。朦胧的暮色中，40多位听众坐在户外椅上，草坪散发着夏日最后的芬芳，孩子们在睡袋上爬来爬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离榆树港最近的一家电影院，即橡树山的伊瓦茨宫关门歇业以后，免费电影就成了这座小镇的一项传统。当时伊瓦茨的儿子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他是那座电影院唯一的放映员。第二远的电影院位于40英里外的皮奥里亚，由于汽油管制的缘故，大部分人没法跑那么远。于是在1942年的那个夏天，每个星期六的夜晚，老阿什利-蒙塔古先生都会从皮奥里亚搬来一台放映机，在舞台公园里播放新闻、战争债券广告、动画片和热门电影。雪白的帆布银幕挂在公园咖啡馆旁，20英尺高的画面就投影在那上面。
……
时至今日，1960年夏天，6月的第四个夜晚，阿什利-蒙塔古先生的长款林肯驶进舞台西边的老位置，泰勒先生、斯珀林先生和市议会的其他成员帮他把沉重的放映机抬到舞台的木质底座上。人们在自己的毯子和公园长椅上安顿下来；淘气的孩子在嘘声中跳下低垂的树枝，或者从舞台下面钻了出来；皮卡车斗里的大人开始调整折叠椅，传递爆米花。榆树上方的天空变得越来越暗，整个公园陷入了电影开场前的寂静之中，公园咖啡馆墙边那块长方形的帆布渐渐亮了起来。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阅读《诡异之夏》，希望你喜欢这场演出。如果你是故地重游——欢迎回到榆树港。
丹·西蒙斯
于科罗拉多
2010年12月1日
附注：我想感谢克雷格和克里斯·沃尔夫、詹姆斯·D.福伦齐、布拉德·米勒、威廉·科尔曼以及线上论坛的其他网友，你们帮我找到了很多研究数据，所以我才有底气撰写关于“儿童漫游范围”的那几段评论。
这些有趣的研究包括：
Asthana A, “Kids need the adventure of risky’ play”，《观察家报》，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Barnodo’s, Playing It Safe，伦敦：巴纳多之家，1995年；
Carver A, Timperio A and Crawford D, “Playing it safe: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urhood safety on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运动与营养科学学院体育活动和营养研究中心，Vic. 3125，2006年8月31日收稿，2007年6月18日收到更改后的稿件，2007年6月19日决定接受；
Derbyshire D, “How children lost the right to roam in four generations”，《每日邮报》，2007年6月15日；
Ennew J, “Time for children or time for adults?”, in J Qvortrup, M Bardy, G Sgritta and H Wintersberger (eds) Childhood Matters: Social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奥尔德肖特：埃夫伯里出版社，1994年；
Gaster S, “Urban Children’s Access to their Neighborhoods: Changes over three generations”，《环境和行为》，1991年1月，P70～85；Hillman M, Adams J and Whitelegg J, One False Move … A Study of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伦敦：政策研究所，1990年；
Skenazy, L, Free Range Kids: How to Raise Safe, Self-Reliant Children (Without Going Nuts from Worry)，出自同名网站；
Wheway R and Millward A, Child’s play: Facilitating play on housing estates，伦敦：特许房屋经理学会，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