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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达吉南死在银河都会酒店十七楼的一间客房里，银河都会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第六大道新建的几家摩天高楼饭店之一。房间租给了一位查尔斯·欧文·琼斯先生，他来自印第安纳州韦恩堡，付现金订了一晚的房间，于星期天晚间九点十五分入住，此前半小时曾打电话预约房间。初步筛查证明韦恩堡没有这么一位琼斯先生，他在登记卡上填写的住址似乎也不存在，因此可以推断他用的是假名。

琼斯先生没有从客房打过电话，也没有用客房号码消费过任何东西。入住数小时后他悄然离开，没把钥匙还给前台。他在房门上挂了请勿打扰的标牌，客房清洁人员严格遵守规定，直到过了星期一上午十一点的退房时间，一名清洁女工才打电话到客房。电话无人接听，她又去敲门；敲门依然无人回应，她就用万能钥匙开门。

她走进了《邮报》称之为“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现场”。一个**女人倒在床脚下的地毯上，**没有收拾过，她的血液浸透了床垫和毯子。女人死于多重伤口，身上的刺伤和砍伤不计其数，助理验尸官认为凶器有可能是军用刺刀或墨西哥砍刀。凶手把她的脸砍成“无法辨认的肉泥”，但一位有魄力的记者从达吉南小姐的“默里山奢华公寓”拿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呈现了她遭到毁坏前的原貌。金的金发在照片中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它披到肩头，一根长辫像冕饰似的盘在头顶。照片中的她眼神清澈、容光焕发，仿佛海蒂[1]长大后的样子。

死者身份的确认是通过在现场发现的女性手包完成的。手包里有相当数量的现金，警方调查人员因此排除了谋财的杀人动机。

开什么玩笑。

我放下报纸。我发现我的双手在颤抖，但这不足为奇。我的内心颤抖得更加厉害。我迎上伊芙琳的视线，她走过来，我请她给我一杯双份波本威士忌。

她说：“马特，你确定吗？”

“有什么不确定的？”

“呃，你最近不喝酒了。你确定你又要开始喝？”

我心想，年轻人，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说：“你说得有道理。”

“再来一杯咖啡吧。”

“好的。”

我继续读报道。初步尸检确定死亡时间为午夜前后。我努力回忆他杀死她时我在干什么。戒酒会活动后我来到阿姆斯特朗酒馆，但我是几点钟离开的呢？昨晚我休息得比较早，然而即便如此，我躺下时恐怕也快到午夜了。当然了，死亡时间只是个大约估计，因此当他开始一刀一刀夺去她的生命时，我有可能已经睡着了。

我坐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一遍又一遍地读那篇报道。

离开阿姆斯特朗酒馆后，我来到圣保罗教堂。我在后排找了个长椅坐下，尽量静心思考。一幅幅画面没完没了地来回跳动，我和金的两次会面与我和钱斯的交谈混剪在一起。

我把无用的五十块钱塞进捐款箱。我点了支蜡烛，盯着它看，像是期待着在火苗中见到什么东西在舞动。

我回去重新坐下。我呆呆地坐在那儿，一位嗓音轻柔的年轻神父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晚上的关门时间到了。我点点头，站起身。

“你似乎有心事，”他主动说，“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我看不太可能。”

“我时常看见你进来坐着。有时候找人聊聊会有帮助的。”

是吗？我说：“神父，我甚至不是天主教徒。”

“这不是必要条件。假如你有什么烦恼——”

“我只是收到了一些坏消息，神父，没想到一个朋友就这么死了。”

“这种事情总是让人很难接受。”

我害怕他要对我说教什么上帝旨意神秘莫测，但他似乎在等我继续说下去。我找了个借口脱身，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琢磨接下来该去哪儿。

现在才六点半，戒酒会活动要两小时后才开始。你可以提前一个小时去，坐在那儿喝咖啡，和别人聊天，但我从不这么做。我有两个小时要打发，然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他们叫你别饿着自己。自从公园里的那个热狗，我还没吃过东西。然而想到食物，我胃里就开始翻腾。

我走回我住的旅馆。路上经过的地方似乎不是酒吧就是酒铺子。我上楼回到房间里，一直待在那儿。

我提前几分钟来到开会的地方。五六个人叫出我的名字，和我打招呼。我倒了杯咖啡，然后坐下。

演讲者先说了个简略版的酗酒故事，然后用大多数时间讲述四年前他戒酒后发生在身上的种种事情。他婚姻破裂，最小的儿子死于交通意外，肇事司机事后逃逸，他长期失业，数次被确诊为抑郁症。

“但我没有喝酒，”他说，“第一次来到这儿时，你们对我说，喝醉永远只能让世上所有糟糕事变得更差劲。你们说想要成功戒酒，办法就是哪怕天塌地陷你也不喝酒。我告诉你们，有时候我觉得我能保持清醒，纯粹就是因为他妈的固执。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要我说，只要有用，怎样都行。”

我打算趁着场间休息溜走。但我没有，而是又倒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无花果牛顿饼。我几乎能听见金对我说她酷爱甜食：“但一盎司的肉都不会多长。你说幸运不幸运？”

我吃掉点心，感觉像在嚼草料，但我还是一口一口嚼着，用咖啡冲下肚。

讨论环节中，一个女人滔滔不绝地讲述她的人际关系。她是个烦人精，每天晚上重复同样的话。我充耳不闻。

我心想，我叫马特，我有酒瘾。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昨夜被杀了。她雇我避免被杀，我信誓旦旦地说她安全了，而她也相信了我。杀死她的凶手欺骗我，而我相信了他，现在她死了，我对此束手无策。这件事从内心蚕食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个路口都有酒吧，每个街区都有酒铺子，喝酒不会让她起死回生，但我保持清醒也同样不会让她复活，你说我他妈为什么非得碰上这种事？为什么？

我心想，我叫马特，我有酒瘾，我们这些人在这种该死的活动室里坐成一圈，没完没了地说着些相同的屁话，与此同时那些禽兽在外面自相残杀。我们说别喝酒，去参加聚会，我们说重点在于你是清醒的，我们说做起来很简单，我们说一次戒一天别着急，我们像被洗脑的僵尸似的喃喃自语，而世界正在走向毁灭。

我心想，我叫马特，我有酒瘾，我需要帮助。

轮到我了，我说：“我叫马特。谢谢你的见证，我非常喜欢，今晚我就听你们说吧。”

祈祷结束我就走了。我没去科布角，也没去阿姆斯特朗酒馆。我走向我住的旅馆，从它门前走过，没有进去。我绕着街区转了半圈，来到五十八街的乔伊法雷尔酒吧。

店里人不多。点唱机在放托尼·贝奈特。酒保不是我认识的人。

我望向吧台里的架子。我见到的第一种波本威士忌是早年时光。我要了一杯纯的，另要一杯水。酒保斟酒，把杯子放在我面前的吧台上。

我拿起酒杯，盯着它看。真不知道我期待自己会看见什么。

我一饮而尽。

[1]　海蒂：瑞士作家约翰娜·施皮里的儿童文学《海蒂》中的小女孩。1937年被改编成电影，由秀兰·邓波儿主演。——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