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情胜有情
案情分析会上，来自刑侦总队、东南州刑侦支队和开里刑侦大队的二三十号人纷纷落座。
罗牧青见桌子上摆着桌签，找到自己的名字，刚要坐下，朱会磊突然挡在前面，伸手把他们俩的桌签换了个位置，说：“您坐近点儿，看得清楚。”
眼看大家坐定了，她也不好推辞，便坐在了离大屏幕最近的位置上。
关鹤鸣认为开什么会就说什么话，既然开的是案情分析会，就不要说一句跟案情无关的套话、废话。他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同志们，开会。既然犯罪嫌疑人想要烧了现场却没如愿，那就给我们留下了破案的机会。另外，我听说咱们的一名民警兢兢业业地保护这个现场十八年。这些都在提示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现场，通过现场彻底看明白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关鹤鸣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而与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黔贵民警的士气并不高涨。虽然都想破案，可是十八年了，大家对案件的性质、过程和作案工具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性别都还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案子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悬案。当年案发时，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批示“速破此案”。可十八年过去了，连重点嫌疑人都没确定下来。
“在座的都说说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关鹤鸣用目光快速扫了一圈。
片刻的沉默后，有人发言。
“我觉得这个案子已经时过境迁，不再具备研究的价值。”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我这人说话直。在警力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抽出人来研究这个案子，有没有必要？”
大家的目光先是投到这个看起来五十岁上下的民警身上，然后又集中到了关鹤鸣的脸上。
“你可以去办更紧急、更重要的案子，现在就可以去。”关鹤鸣的声音不太大，但是字字铿锵。他的棱角更加分明，表情更加坚毅。
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听着自己的心跳，等待着下一秒的爆发。
时间变得十分漫长。
过了好一阵儿，关鹤鸣才又开口说话：“将心比心，如果被害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还会不会觉得这个案子已经没有再追究的必要？快二十年了，他们的亲人没有卖掉房子，等待的就是警察帮他们沉冤昭雪。他们等待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更何况，被害人里面还有一名我们的战友。难道咱们就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不明不白地死去？我们对战友的感情在哪儿？对群众的感情又在哪儿？”
会场一片寂静。
关鹤鸣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他认为的原则性问题，绝不妥协和将就。真是看似无情胜有情！
他的声音低沉却富有张力，冲击着会场里每个人的心。
“现在之所以重新来研究，是因为案发十八年后，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同志们，这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案子不破，就要一直扛在肩上、放在心上。如果谁对破积案既没兴趣也没信心，可以直接退场。新成立的专案组需要的，是不服输、负责任的人。休息十分钟。”
大家悄然散去，罗牧青也跟着人流走出了会议室。
经过吸烟区的时候，她听见了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说：“我看这架势，说不定能破。”
另一个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不客气的公安部领导，有股狠劲儿。”
罗牧青心想，这也是我见过的最怪的领导。
十分钟后，大家再次就座的时候，每个人的神态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没人低头看手机，没人闭目养神，没人东张西望……
有了前车之鉴，谁还敢往枪口上撞？关鹤鸣是来搞案子的，不是来看面子的。
关鹤鸣指着大屏幕说：“把‘10?17’案件现场照片调出来，谁勘查过现场谁来讲。”
黔贵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周林觉得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详细介绍这起案件，于是他应声答道：
“当时我参加了两起案件的现场勘查。事实上，两起案件有相似之处。电影公司楼上楼下都有不少人，又是夜里，如果马一昆发出喊叫声，应该会惊动楼里的人。但是，没有人听到喊叫或者打斗的声音。这个情况跟银行行长被杀案类似，行长一家被杀的时候，也没有邻居听到打斗的声音。另外，马一昆的手机被插到后颈处，银行行长的肩颈下有茅台酒瓶盖，他的妻女身上盖有衣物。我们怀疑这是刻意摆放，有可能是某个地域或民族的风俗习惯。”
周林个子不高，长得挺敦厚，说起话来从来都不拐弯抹角。案发时，他只是一名大案处的侦查员。为了侦破“开里两案”，他在开里专案组干了八年。那段时间，他常常睡不好觉，总是重复做着情节相似的梦，常常被枪声或者破案的喜讯惊醒，醒来才知道不过是梦。若不是后来妻子病重，需要换肾，他可能会在开里工作更久。十八年过去了，周林的心里一直放不下此案，他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开里两案”。这是他心里的“死结”，就像悬在嗓子眼儿里的一根刺，时时刺痛着他。
关鹤鸣问：“东南州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三十三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州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
“哪个民族人数最多？”关鹤鸣问。
“侗族。”周林答道。
“了解到哪个民族有这方面的风俗习惯了吗？”
周林说：“这个还没问到。”
他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U盘，走到发言席，用一双粗大的手把U盘结结实实地插到了笔记本电脑接口上。很快，大屏幕上显示出了“10?17”案件的现场勘查照片。
“这栋小楼随着城市改造，已经拆除了。以前是电影公司，一共三层：一楼是录像和电影放映厅；二楼是办公室；三楼除了两间库房外，其余都是宿舍。马一昆住在三楼。犯罪嫌疑人杀了马一昆后，从二楼平台往下走，在楼梯上留下了成趟的带血足迹。作案工具是钝器，有可能是一种胶皮锤。头皮没有明显破损，但是颅脑损伤严重。据法医分析，工具大而且重，但有别于铁质工具。经过在猪头上做实验，木槌类的工具可以造成这种损伤，也有可能是直径八厘米左右的胶头锤。”
大屏幕上显示出一个血淋淋的猪头，罗牧青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睛，又赶紧睁开。虽然恐怖，但不能错过，这是一名记者的本职工作。
周林胸有成竹地介绍着：“有一个目击者说，在电影公司附近看见一个人带着‘马桶包’。电影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上楼取胶片时，楼道里的灯还亮着。下楼时，灯就灭了。勘查时发现电灯拉线断了，怀疑是人为破坏。”
关鹤鸣连忙问：“被破坏的电灯拉线还留着吗？”
周林略显尴尬地说：“那个年代，DNA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没有留。那时候，比较重视提取指纹。”
关鹤鸣没再就此追问，转而问道：“对银行行长一家被杀的犯罪过程，是怎么分析的？”
周林对答如流：“中午1点40分，银行行长的女儿要上学，背着书包准备出门。至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入室的，到现在大家的意见都不统一。我倾向于事先在门口守候，在女孩打开门的一瞬间，他们夺门而入。小女孩往屋里跑，手里的米花糖洒了一地。犯罪嫌疑人往屋里追，扼住女孩的脖子——她脖子上有扼痕。女主人听到声音，把衣服穿好，从卧室里跑出来，在客厅里被杀。行长在睡觉，听到声音，从卧室里出来，走到客厅，被嫌疑人控制住之后，头部中枪昏迷，倒在沙发上——沙发缝里有大量血迹。但是，行长当时没有死。苏醒后，他被犯罪嫌疑人开枪击中死亡。紧接着，嫌疑人对所有人补刀加固。从有多处贯通伤看，犯罪嫌疑人力度强，属于青壮年。”
“除了行长一家，现场还有一名女邻居。你们认为她是什么时间被杀的？”关鹤鸣问。
“犯罪嫌疑人夺门而入时，女孩的呼救声被邻居们听到了。邻居认为是夫妻俩打小孩，就打电话给对面楼的刘云，也就是行长妻子的好朋友，让她去劝。下午两点多，刘云步行进楼，然后敲门。正在翻找财物的犯罪嫌疑人打开门，把她拉进去，杀死在进门处。刘云身上有抵抗伤，我们认为她是最后一个遇害的。”周林说。
关鹤鸣接着问：“你们对现场提取的指纹的利用价值怎么看？”
周林直率地答道：“目前，大家的观点还不统一。行长何健康家的卧室衣柜前边有个衣帽架，比较碍事，疑似犯罪嫌疑人用手拨开时，把衣帽架掰断了，留下左手四枚指纹。我认为，这是最有利用价值的。‘阿诗玛’香烟上也提取到了左手指纹，推测是食指，但与这个四连指食指的指纹对不上。”
周林对案情倒背如流，然后又补充了一下：“何行长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在被害前，他参加过银行内部的竞聘，据说希望很大，但最终被黑马截停。还有就是装修工程的包工头，曾分别承接过银行办公楼和他家的装修项目。因为尾款支付问题，包工头曾去银行找过他多次，两人最终以翻脸收场。”
听到这里，关鹤鸣转头问朱会磊：“指纹熏显后，还能检出DNA吗？”
朱会磊答道：“时间短可以，但时间长了不敢确定。”
关鹤鸣问：“周总，弹壳还都留着吗？”
周林说：“弹头和弹壳都在。”
关鹤鸣追问道：“污染了吗？”
周林一脸尴尬地说：“我们这边偏远，技术落后。2004年拿到东南州去检验，当时的人还没有戴手套的意识，很多人拿在手里看过，主要是想找指纹，反复处理过。有一件旧的衬衫留在现场，袖口沾有血迹。地上扔了个空盒子，说明犯罪嫌疑人换上了行长的新衣服。旧衬衫的衣领和袖口上油渍比较多，以为能检出DNA来，后来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说污染太严重了，没检出来。当时，他们对脱落细胞这一块根本没有意识。”
“现场的物品，比如茅台酒瓶盖、空酒瓶瓶口，都检过吗？”关鹤鸣接着问。
周林说：“这些年，我们一发现什么新技术就赶紧拿去检。2006年，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过，都没检出来。当时也采了很多指纹，全国都查过了，就连黔贵籍在新疆的服刑人员都调查了。我们分析，可能有沿海作案特点，有可能是雇凶杀人。前些年专门给广粤的几个地方发过协查通报，到现在也没什么收获。”
周林认为，“开里两案”破不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两名死者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对案件关系人的排查一直不能顺利进行。人员排查不彻底，导致案件的性质至今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