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望他还活着
下午两点，继续开会。
会议一开始，邱实就请大家对案件发表看法。但是，过了好一会儿都没人说话。
徐佳良政委把手里的烟蒂在烟灰缸里用力摁了几下，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我说说吧。这五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干的没问题。这个人应当就是呼河县人，对呼河县的情况特别熟悉。这个人连续杀掉张阿贵和赫爱成后，在警方严密防范、高度警惕的情况下，不仅继续作案，而且在选取对象时，抓住了冯木体弱、冯妻患精神病的弱点和他家虽然偏僻但周围四通八达的便利条件。另外，童辉家也特别偏僻，住房周围道路复杂。可见，犯罪嫌疑人对环境熟，对人熟。”
对于这个案子，关鹤鸣并不陌生。
案发时，关鹤鸣正在警校上学。这个案子轰动了全国，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十分关注。在鹤岗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他被调到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任政委。一上任，他就想把这个案子拿起来。可是，那些年案子多，没有办法调集精干力量办积案。后来，他受命调到北京，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四年前，他提出把这个案子再攻一下，于是让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把案件的相关资料给他递了一份。不凑巧的是，那年国家级重大活动安保任务很重，他只好又把“呼河大侠”这个案子放下了。
这次，龙江省又把这个案子报了上来，他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一定要跟这个老谋深算的隐形杀手过过招。
案件过去三十年了，呼河县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记忆中的小街小巷都已经消失殆尽。
现在，此案已经成了一起案发现场消失、物证严重缺失的案件，俨然是一座没有任何提示的迷宫。
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关鹤鸣认为犯罪嫌疑人就在警方画定的圈子里。
可是，为什么他一次次作案，又能一次次全身而退呢？不是他用了障眼法，就是警察自己障了自己的眼。排查中漏掉了，这种可能性极大。排查漏掉，无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是排查条件本身定得有问题；其二是民警工作不细致，或者出现了“灯下黑”。
案子过去三十年了，现在再重新大规模排查，显然已经失去了条件。该从哪里突破呢？
徐佳良有备而来，对案件相当熟悉。也许对他的魁梧身材来说，椅子有些窄了，坐久了很不舒服。于是，他挪了挪椅子，坐正身体后说：
“我们当时给出的条件，是身高一米七五，体形中等，会熟练使用枪支，会骑摩托车。这个条件，应该说比较精准，但人还是漏了。总结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当时的刑事技术装备、条件相对落后，现场勘验的理念同现在有差距。比如说，当时不懂什么是DNA，对犯罪嫌疑人抛弃的衣物上的汗斑只做了血型检验。另外，受时代的影响，对犯罪的动机和目的认识不清晰，究竟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抢枪后报复杀人，还是针对不特定对象的仇视社会犯罪，认识不统一。由于被害人身份的特殊性，调查不深入，排查工作不到位。此外，当时推断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现在看依据不足。实际上，犯罪嫌疑人用面罩遮脸，且案发于天黑以后，很难推断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现在重新来搞这个案子，难度又增大了。”
说完，徐佳良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拿起金属打火机，“叭”的一声打开盖子，火光亮起，点燃，深吸了一下。
听到这里，关鹤鸣想起了一个传闻。
当年在排查此犯罪嫌疑人时，一名派出所民警所管片区人口多，一个人一个人地拉皮尺量身高速度太慢，于是脑洞大开，拿了一根竹竿，先用尺子量好一米七五的长度，然后截下来。他带着这根竹竿去排查，用竹竿一比，“超高了”、“不够高”，一目了然。
表面看来，这个方法还真提高了效率，但实际上体现了民警机械操作的弊端。侦查中推测出的任何一个条件，都只是参考，必须要结合现场综合分析，排查时更不能以偏概全。仅凭身高一项就排除，显然会漏掉。
关鹤鸣的眼神全照顾到了，看来没有人再打算就案件发表观点。
沉默了一小会儿，他深有感触地说：
“首案距现在快三十年了。案发时，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还没进公安的门。虽然这案子不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发生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案子没破，责任落在我们这代警察的身上了。就在上个月，浙江办了一起在英中国留学生杀人案件。当时，主办这起案件的英国警察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听说案子在中国开庭了，就表示要自费来中国观看庭审，以完成心愿。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别的不讲，只讲责任心。警察这个职业，最需要的就是责任心。”
会议室里只有烟雾在袅袅地飘着。
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严肃，抽烟的人动作也渐渐慢了下来，轻了下来。
“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确定，造成社会上传闻很多，甚至有人把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描绘成了佐罗式的‘呼河大侠’。一起案子，伤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及其家属……也损害了整个公安队伍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当年的理念和条件跟现在不一样，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但是，再难，我们也得干。我们干得下来，是我们的功夫下到了。干不下来，也要把最确凿的东西留给后边的人。”
他的话发自肺腑。声音不大，语调也没有那么抑扬顿挫，但字字铿锵，像鼓槌一样敲击着每个人的心。
听了这席话，罗牧青不由得把脸转向了关鹤鸣。
她禁不住肃然起敬，对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调到公安部工作五年了，关鹤鸣依然改不了亲自参与办案的习惯。他始终认为自己不论走到哪一步，都还是一名刑警。刑警的天职就是破案，就是维护公平正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决心把这个“呼河大侠”彻底掀翻。什么“呼河大侠”，一个杀人犯居然披上了光鲜的外衣。可是，不破此案，显然无法以正视听。
“虽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大规模排查的条件，并且当年的保管条件差，生物检材都失去了检验条件，但我们还是有可能破案。没有破不了的案，只有下不到的功夫。咱们还是要从找人入手。既熟悉人，又熟悉路，杀人的地点都是小街小巷，还会用枪，恐怕这样的人在呼河县并不多。我看过这个案子的资料，里面都是围绕被害人的关系圈展开的调查，很细，很好。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应该就在你们排查过的人里面。”
听到这里，大家隐约觉得关鹤鸣就要说出一个名字来了。
四年前，关鹤鸣拿到了一份名单，上面有呼河县所有在案发前服过兵役的男性信息资料。
四年来，他只要有空就对这份名单仔细研究。他发现，有两个人，单从提供的简要资料看，极其相像。一个叫吴庆生，一个叫吴超勇，两个人都当过兵，都接受过枪支使用训练。吴庆生身高一米七五，吴超勇身高一米七七。吴庆生在邮局工作，是一名邮递员，案发时三十六岁。吴超勇在供电所工作，是一名查表工，案发时三十三岁。两个人都具有随时深入小街小巷踩点的便利条件。
凡是出现在名单上的人都被排查过，当年为什么被排除了？
关鹤鸣不明其中的原因。
于是，他问道：“吴庆生、吴超勇这两个人，你们调查过吗？”
“吴庆生？吴超勇？你们谁了解这俩人的情况？”徐佳良转头问身后的几名侦查员。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没人作声。
“下一步，先把这两个人的情况调查清楚。他们跟被害人的关系，再细致深入地了解一下。把当年的物证整理清楚，看看还有什么能重新检验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有条件的话，再去回访一下重要的关系人。也许现在讲话更容易些，没什么负担了。”关鹤鸣说，“找到这两个人以后，马上告诉我，我要见见。这恐怕是留给我们警察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他还活着。”
要让凶手活着接受法律的制裁，把所有隐匿的事情都揭开，这是关鹤鸣心里最期盼的结局。
罗牧青看了看手腕上的银色手表，已是下午1点了。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因为过了饭点儿，她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了。
这起案子，罗牧青听得似云里雾里。
当年的物证在移交的过程中发生了缺失，现在再先进的技术也派不上用场了。DNA鉴定的路子堵死了，车把上的那枚指纹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车把上有清晰的手套印，所以不能确定指纹是犯罪嫌疑人所留。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这样的案子放在现在，继续工作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关鹤鸣提到的两个人，就算其中之一是犯罪嫌疑人，又用什么来认定呢？
由于工作安排，关鹤鸣近期要赶回北京，所以他只能压缩在每起案件发案地停留的时间。
第二天，九案侦办组赶往三晋省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