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选择了“5·10”
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中央级舆论媒体的大力呼吁、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引起公安部、铁道部的高度重视。两部决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打击对策。
此刻，历史把目光对准了共和国铁路的中心、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
1989年5月10日，郑州，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郑州铁路局军事代表处招待所。公安部、铁道部公安局打击东北流窜犯罪团伙协作会在这里召开。
来自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五个省市的公安厅局长、刑侦处长，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济南、哈尔滨、沈阳、成都、柳州、兰州十个铁路公安局的主管刑侦副局长、刑侦科科长，长春、齐齐哈尔、郑州、广州四个铁路公安分局的分局长和刑侦科科长、队长，共三十三人参加会议。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邹景华、公安部刑侦局侦查处长陈家瑞主持了会议。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光礼参加会议并发言。
两天的会议，与会代表汇集各方掌握的东北流窜犯作案情况以及有关线索，分析规律特点，决定打破地区和警种界限，组织流窜犯流入地、流出地的公安机关和铁路公安机关联合行动、整体作战，成立专案组，把打击东北流窜犯罪团伙的行动纳入全国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总体部署，开展有计划、有步骤、全方位的特别行动。
就这样，由公安部刑侦局、铁道部公安局协调总指挥，以公安部的名义成立了特别综合专案组，下设郑州、上海两个“5·10”专案组。郑州“5·10”专案组以郑州铁路公安局为主，抽调七个局的侦查人员参加；上海“5·10”专案组以上海市公安局为主，抽调有关铁路和地方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参加，分为东西两个战场，对东北流窜犯展开围剿。
特别行动代号——“5·10”。
传真机把印有“机密”字样的〔公刑〕129号内部传真电报飞速送到铁道部、公安部部长的办公桌上……
郑州铁路公安局报告：铁道部公安局、公安部五局于5月10日在郑州召开打击东北流窜犯协作会议后，“5·10”综合专案组郑州专案组按会议决定，在河南省公安厅的统一领导下，由郑州铁路公安局牵头，抽调郑州、广州、哈尔滨、北京、济南、兰州、成都七个铁路公安局、处和铁道部公安局郑州刑事技术中心等单位二十四名同志参加，于5月16日成立了“5·10”综合专案组郑州专案组。由郑州铁路公安局李学安副局长任组长，具体工作由该局刑侦科王仲刚副科长负责前线指挥。下设材料、审查、追捕三个组，迅速开展工作。
按照两部会议要求，郑州“5·10”专案组第一批二十四名侦查人员从各地迅速集结郑州。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共有三十七人先后参战。他们是：
李学安郑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前期）
李进永郑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后期）
王仲刚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
冯杰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干事级侦查员
臧自恒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级侦查员
田和平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股级侦查员
孟庆志郑州铁路公安局技术科干事级技术员
常思军郑州铁路公安局预审科股级预审员
艾富强郑州铁路公安局预审科干事级预审员
刘景福郑州铁路公安局行管科主任干事
吴永胜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收容审查所预审员
赵玉斌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赵立强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高明远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分队长
席松印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雷鸣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王长福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商俊奎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分局刑侦科干事级侦查员
韩庆华海拉尔铁路公安分局刑侦科干事级侦查员
王洪利加格达奇铁路公安分局刑侦科干事级侦查员
费忠明海拉尔铁路公安分局刑侦科干事级侦查员
张万林海拉尔铁路公安分局刑侦科股级侦查员
梁义北京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韩勇北京铁路公安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张连生北京铁路公安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陈宁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
高波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侦队侦查员
李新民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侦队队长
刘思明广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玉东海广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股级侦查员
罗国华广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级侦查员
苏春陵长沙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张其刚兰州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谢宏旭兰州铁路公安局西宁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朱晓毛贵阳铁路公安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王宝星铁道部情报资料中心干事级侦查员
孙正军兰州铁路公安局西宁分局刑警队干事级侦查员
办公地点：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收审所外临时小平房。
交通工具：长江750偏斗三轮摩托车一辆，汽油每季度三十升，不足部分由专案组自行想办法挖潜解决。
通信工具：暂时没有，由专案人员自己克服。
办案经费：暂时没有，由专案人员自己克服。
公安部五局、铁道部公安局“5·10”专案组，这个国家级大型专案组的牌子，就这样挂在了当时被郑州市北郊的人称为“北大荒”的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收审所外的临时小平房的大门上。
谁也不曾想到，一群普普通通的侦查员，竟然在如此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创造了中国铁路公安历史的辉煌。
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当时的压力特别大。原因有五个方面：
一是难度太大。专案组成立之初，没有一点儿线索，理不出一点儿头绪。会议期间各地汇报的情况就是，东北流窜犯在全国各地以铁路沿线为重点，成群结伙，气焰嚣张，无所顾忌，不可一世。曾经各地也抓过一些，群众扭送一些，但是这些人就是在现场被抓到正在掏包的手也不认账。由于缺少口供，缺少扎实有力的证据链，只能关几天后眼睁睁地放掉。虽然我可以组织专案人员采取跟车、上站去抓正在掏包、割包的现行犯罪嫌疑人，但是，还不都是跟几十年前一样，抓了放，放了抓。到头来，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作为前线指挥的我该如何向两部有关领导交代？
二是对于“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的龙头案件，只知道是东北人干的。但是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哪一伙干的？谁是幕后主使？对于这起3月20日发生的大案，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曾组成了一个由二十余名刑侦技术人员参加的专案组，可是四十天过去了，案子不但没破而且毫无进展，一名侦查员反倒把手枪弄丢了。丢枪可是天大的事，必须破案，不然枪支落到坏人手里，那对社会的危害可就大了。于是，这个专案组也无暇顾及“3·20”案件，而是一股脑儿地忙着找枪去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此时不得不接，接了案子我就没有退路，必须破掉。“3·20”案件，是铁路公安民警的耻辱！此案不破，我怎么向广大铁路公安民警交代？铁路公安怎么有脸面对大众？我心里有畏难情绪，但是，我却没有退路！
三是能否带好这支临时队伍，我没有信心。虽然，我当刑侦科副科长已有五个年头，科里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我挑了大梁，可毕竟还有科长（虽然科长因为种种原因不大管事）。这支队伍来自全国各地，东西南北中都有，绝大部分人员彼此并不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工作经历也有很大差别。而且，这其中还有几个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侦查员，资格比我老。从侦查破案这个角度讲，杀猪先杀头还是先杀尾，可以说各有各的杀法，工作中肯定会产生分歧、会有矛盾。一句话，我担心能不能驾驭得了这支队伍。
四是办案条件太差，一些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首先是办公地点在远离市区的大北郊，除了就近提审犯罪嫌疑人方便外，没有一点儿好处。到全国各地执行任务归来的本局侦查员可以骑自己的自行车，而外局的同志回来没有交通工具接，公共汽车不通，离火车站将近十公里远。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恐怕就有问题了。而交通工具只有一辆长江750偏斗三轮摩托车，三个月才给三十升汽油，有的侦查员说还不够我一个人喝的。通信工具那时还没有手机，联系只能靠铁路和国内长途，常常只能借用免费的铁路长途电话，而紧急情况下只有让侦查员自掏腰包了。办案经费暂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到全国各地抓人、查案、取证，需要方方面面的开支，没有钱，寸步难行。这一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克服。这不仅影响专案质量，还关系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侦查员能不能坚持下来。我心里没底。
五是我对自己的水平也产生了怀疑。尽管从警近二十年，也曾指挥和侦破大大小小一百多起刑事案件，参加过一些大的行动，也曾因抓获持枪杀人逃犯而荣立个人三等功。但是，全面指挥这么大的专案组，要攻克这么难的案件，我底气不足。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光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王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对我有知遇之恩。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信阳火车站派出所当民警，因为侦破一起案件，他发现了我的才华，把我从基层调到机关，先是当刑警，后来又当办公室秘书。此后，由于国家经费紧张，准备修建的宁西铁路下马，信阳铁路分局和公安分处被撤销。当时机关干部就地安排，王光礼被提升为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处长，组织上从信阳一共调了三个人到处机关，我是其中之一。后来，他被提升到郑州铁路局担任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王光礼是一位很和善的人，他既和蔼又严肃，看见我走进来，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让我坐下。
我还是喊他王处长，我感觉叫王书记别扭。我说：“您找我有事啊，王处长？”
他抽了一口烟，长长地呼出一口烟雾，说：“仲刚，你这次的任务可不轻呀！”
我皱着眉头，盯着他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睛说：“王处长，能不能换个人，我恐怕干不了。”
王书记笑了，露出少有的笑容。他没有直接接我的话，而是问我：“你还记得那一年，我抽你到公安分处参加那起抢劫杀害押运员的案件吗？”
我不禁也笑了：“那个案件我怎么会忘记呢？我从驻马店回来，你亲自到火车站接的我。”
他盯着我问：“我为什么到火车站接你？”
老领导的这句话，瞬间勾起了我对历历往事的回忆。
以陈建民为首的一帮在郑州至信阳间“蹬大轮”（专门掀盗货物列车上的货物）的车匪狂妄地叫嚣：“兄弟们干啊，现在不干啥时干，快干哪！”
他们说到做到，而且比过去玩得更大。
陈建民这帮歹徒多次飞身扒上飞驰的货物列车，在飞驰的列车上一节一节地翻越，专门查找从东北押运奶牛到香港的车辆，因为列车从东北到广州沿海地区，押运员的身上都带有很多钱物。他们摸到了这个窍门，一连作案近十起，几乎把所有牛车押运员的财物洗劫一空。有一次遭遇押运员的激烈反抗，他们竟残忍地把押运员推下飞驰的列车摔死。
王光礼当时是信阳公安分处的负责人，造反派说他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走资派，一边批斗他一边利用他丰富的经验抓公安工作。王光礼当时就负责这个案件的侦破。有一次，他到派出所检查工作时，发现了我，认为我既精明又老实，于是把我抽到这个专案上。他派给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我带领一个老民警，到驻马店泌阳县去重要犯罪嫌疑人陈建民的老家取一份原籍证明材料。
我的任务很简单，取一份材料证明陈建民是泌阳县人。那时的我已经有六年基层工作经验，特别是有几年干刑警的经验，但我当时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儿：抢劫牛车押运员案件如果是陈建民干的，他抢了那么多钱财会放在哪里呢？会不会拿回家，藏在某一个地方？于是取到他原籍证明材料后，我们来到了陈建民的家，我们俩分头对其父母询问。我对陈父说：“你儿子都交代了，他从外面弄了很多东西回来都交给你放起来了，你如果主动把这些东西交出来，我们会宽大处理你的儿子。”当我说“他从外面弄了很多东西回来都交给你放起来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陈父的眼睛往他家堂屋的门上方瞟了一眼。我明白了，转身走进屋内。我发现陈家中间这间堂屋的顶棚，是用一捆捆麻秆扎起来的。我对同去的老民警一招手，我俩抬起一张桌子，上面又放了一把凳子。“哇！”我发现麻秆棚上有十多个鼓鼓囊囊的提包，拿下来一看里面装的是各种衣物，还有一台缝纫机头以及部分现金。那么多的赃物要运回信阳可不容易，找大队支部书记商量后，雇了一辆毛驴车一直拉到驻马店火车站。当时没有客车可坐，我们坐上了一列平板货车，在夕阳的辉映下，我们到了信阳火车下行场。
没想到王光礼处长亲自到站上迎接，这让我受宠若惊，也备受鼓舞。王处长拍拍我的头,说：“小王，中，能干。”
根据这些财物罪证，认定了陈建民等抢劫犯的罪行。陈建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对老领导笑了，说：“因为你只让我取一份材料，我不仅取回一份材料，还拉回一车赃物，对突破、认定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
老领导语重心长地看着我：“是啊！十五年前你就能干出这么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我相信‘5·10’专案组你也能带好，能打胜这一仗。”
我看着老领导的脸久久没有说话。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站起来说：“王处长，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王书记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一脸严肃：“到时候我给你颁奖。”
5月14日，参加“5·10”专案组第一阶段工作的二十四名侦查员全部到位，全体人员在郑州铁路公安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铁道部公安局刑侦处李升龙处长、刘作发科长主持会议，郑州铁路公安局局长卫伯英、副局长李学安也参加动员。
首先由我向大家传达了两部郑州会议精神，介绍了目前在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审查站关押的毕海波等五名东北籍流窜犯的情况，并代表专案指挥部宣布了具体作战方案，就如何开辟线索来源、审讯、侦查、追捕等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团结、纪律、作风、枪支保管等事宜向全体侦查员提出了要求，还宣布了成立材料线索组、审查查证组、追捕组三个作战小组，以及具体组成人员。
“5·10”特别行动，是中国公安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区域协作，它不仅为有效地打击东北流窜犯罪团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打击各种流窜犯罪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年过半百的铁道部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李升龙语重心长地说：“犯罪分子如此嚣张，作为铁道部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负责人，作为铁路警察的一员，我深感内疚，因为我没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次公安部、铁道部把七个局这么多的优秀刑侦人员集中到郑州，成立‘5·10’专案组，这是铁路公安机关打击流窜犯的一次重大行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坚决破案！把流窜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狠狠打下去！”
李升龙顿了顿，接着说：“郑州铁路公安局担当了这个专案的主力军，对这个专案很重视，两位局长参加了今天的会议，亲任专案组组长，我代表铁道部公安局表示感谢！又把我们的干将王仲刚同志派到专案组，担任前线指挥，具体负责这个专案的全面工作。王仲刚同志是郑州铁路局刑侦科副科长，他从事刑侦工作十多年，破过很多大案、要案，你们大家已经熟悉了。希望大家多多配合他的工作，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全体专案人员齐声回答：“有！”
卫伯英、李学安也当场表态，郑州铁路公安局一定会全力支持“5·10”专案组，并且对参战的郑州铁路公安局的同志们特别是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卫伯英局长还特别补充道：“最近一个时期维护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学安局长有很多工作要抓，‘5·10’专案组的事你就多担当、多操心。你代表我们放手去干！”
我代表郑州铁路公安局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绝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希望专案组全体同志多支持、多帮助、多担待，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会尽力去办。
会后，全体同志来到位于郑州市西站北一街的郑州铁路公安局郑州收容审查站。收容审查站，现在听起来是很陌生的单位，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与看守所具有几乎同等权力的关押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处所。铁门紧闭，高墙耸立，万伏电网，房顶游动的武装警察向过往的人们暗示，这是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场所。
“5·10”专案组的侦查员们还没有这个待遇进入此院落里办公，而是在审查站隔一条马路的一个只有几间临时房的小院里。
一间十分简陋、面积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两张办公桌，一张能坐三个人的铁板椅，“5·10”专案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然，这就是我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办公室。
本来刚刚结束的动员会把大家的干劲鼓得很足，但当大家看到如此差的工作环境时，劲头似乎泄了一大半。从大家的眼神里，我捕捉到了这个变化。
1989年5月，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间。各地市公安机关的主要警力都投入到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中心工作中去了。地处全国交通要冲的郑州，危机四伏。
地方治安秩序需要警力，铁路治安秩序也需要警力，“5·10”还干不干？
有的同志说：“算了吧，这活没啥干头。打击流窜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参加过多次，还不是抓了放，放了抓，活受这份罪。”
“是呀，别的部门都在忙着干大事，咱们却在这儿抓几个蟊贼，没劲。”
“今天打了，明天又放出来了。”
“王科长，跟领导反映反映，散伙算了，等动乱过去再干吧！”
人心涣散！人心思走！队伍心理上的不稳定是最大的敌人。
我不得不找到李学安副局长，因为他是专案组组长，我的主管领导。
当时，李局长正在洗衣服。我说：“李局长，思想上这么乱，外局的同志又这么多，都想走，你看这该怎么办？”
李局长侧过脸看了我一眼，继续洗他的衣服，说：“队伍的心绝不能散，这是根本的。大家刚来，彼此也都不认识，咱们的条件确实也不太好，这些都会造成思想上的不稳定，但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来。‘5·10’你就全权负责吧！要迅速找到一个突破点，快一点儿进入案子，那就好办了。‘3·20’是一个牵动人心的大案，一定要抓住它！要拿下来！局面就会改变。”他直起身子，甩了一下手中的肥皂沫说，“你尽管放手干吧，有什么事我负责！”
我心里似乎有底气了。
回到专案组，我召开了专案组第一次会议。
我对大家说：“抓流窜犯是大事，而且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铁路警察的天职！社会的稳定是全方位的，丢掉哪个战场都会顾此失彼，带来新的不安全。我希望我们‘5·10’一定要坚定信念！打好这一仗，打胜这一仗！今天我们在这儿抓蟊贼，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受蟊贼的侵害。我们今天干的事业，历史和人民会给我们公正的评价。”
我继续说：“我们都是铁路警察，如果破不掉这个案件，无颜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我们更无法面对七万多铁路警察。群众会耻笑我们，会说：‘你们铁路警察连自己的安全都保护不好，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群众？’他们还会羞辱我们铁路警察，连这样的案子都破不了，丢人哪！所以，我们要为铁路警察的荣誉而战！为了我们头上顶的这个国徽而战！”
讲这话时，我满脸的神圣。
我看到，我这番话很有感染力。大家的情绪在我的感召下，慢慢严肃起来。
我借机提高了嗓门：“有没有不愿意干的？有不愿意干的现在举手！”
我扫视着每一张脸，没有一个人举手。
二十四颗心就这样贴在了一起。
专案组成立后连续几个夜晚，我几乎都没有合眼，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弥散开来。
我平时不抽烟，只有在最高兴的时候，或者最不开心的时候，才会点上一支烟夹在指头上，让烟雾顺着指缝袅动成一条线，以此梳理思绪。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支队伍能否带好，关系到“5·10”能否成功。
从哪里下手？如何才能突破？
清晨，迷迷糊糊的我骑着那辆破旧的26型自行车，要穿过好多条街道、红绿灯，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西站北一街的指挥部上班。
五月的风暖暖地吹到脸上，四周是令人陶醉的遥看绿色近却无、绿柳才黄半未匀的初春景致，本来应是很惬意的感觉，但如今没有了那份闲情逸致。
路上的车辆很多，尽管我早早就出了家门，还是要一路紧按车铃，穿梭在人流中。人头攒动得像微风中的雨丝，凌乱得密密麻麻，如同眼前的案子。
“5·10”从何处下手呢？
我想起郑州市公安局九处羁押在我局审查站的东北流窜犯毕海波、杨志刚、于艳春、贾永发、穆建五个人，能不能协商把他们移交给我们呢？
突然，一声尖厉的哨音，还有一只挥舞着的手臂，拦住了我的去路。
交警用手比画着，把我拦到一边，厉声地问：“没看见红灯吗？”
“没……没……哦！看见了……看见了……”我这才回过神来。立刻就有好多人停下来围观。我心里暗暗庆幸，幸亏自己没有穿警服，要不然围观的人会怎么看，一定会说，你们警察带头违章，只知道管老百姓，还吹胡子瞪眼，一副凶样。
我突然想起自行车上还带着发高烧的儿子。
“下来！不知道骑车不准带人吗？”交警呵斥道。
“知道，对不起，我孩子发高烧……”我连忙解释。
交警瞪着眼：“发高烧就是违章的理由吗？”
我再三解释，说孩子太小发高烧急着去医院，只能用自行车带着，还出示了我的警察证件。交警却硬是扣着自行车不让走。
我火了：“孩子发高烧正危险！你难道就没有孩子吗？”
那个交警把眼一瞪：“你还敢顶撞我？”
我无语了，只得交了罚款，连声说：“对不起。”
交警狠狠地瞪了我一会儿，手一摆说：“去吧，去吧！”
我连声说：“谢谢，谢谢。”推起车就走了。
虽然不爽，但我心里还在反复默念着“毕海波……毕海波”，一个四十二岁的流窜惯犯。
对了，他是怎么被抓住的？是被郑州公安局九处三科的侦查员们捂了窝子。捂了窝子！
我的心里猛地一亮，豁然开朗，刚才的不快瞬间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