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黄河古道的枪声
这种日子持续到1990年5月26日。
今天，郑州铁路中级人民法院在郑州铁路文化宫召开宣判大会。
为了这场大会的召开，惊动了河南省公安厅、武警河南省总队、郑州市公安局，我们郑州铁路局两级公安、检察、法院更不用说了，全力以赴。
宣判会场位于郑州市陇海路与苗圃路交叉口，旁边是通往苗圃铁路家属区的苗圃街。一大早，各个路口和几千米的马路上以及铁路文化宫门口布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还有荷枪实弹的武警。
从看守所到铁路文化宫这一路上有交警在巡逻，各个路口都有多名交警在指挥交通。这些地方到处是巡逻和站岗的武警。
从铁路文化宫到黄河边三四十公里的沿线，全部由武警把守，在重点路段还停放有各类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件的武警车辆。在沙口路路口、黄河大堤处，这里各部署一个中队的武警力量，随时准备出击。
河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刘士浦带领省武警总队、公安厅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一大早就亲自坐镇在黄河大堤上，以防劫法场。
头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既紧张又兴奋。
今天上午，郑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将在这里对罪犯赵喜贵、杨志刚、薛守志、吴景祥、王锁柱、孙平、丁东升、李秀江、吴殿涛、贾永发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赵喜贵表现得依然沉着。
26日早晨，赵喜贵拖着脚镣走过一个个监室的门，还用戴手铐的手挥动着和犯人们告别，仿佛他不是去吃枪子、去命赴黄泉，而是去赴宴。
“我该走了，再见了！”声音淡然但很自然。
他刚一出监区的大门，就被暮春的阳光刺伤了双眼，因为，他好久没见阳光了。
他定了定神，回身朝监室里凝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在告别。
这里是他最后的栖息地，他对这里似乎有些留恋。因为，这里曾让他充满希望，但是一切都即将成为过去，很过就会成为过去。
想到这儿，他还是在淡淡地笑。两个法警架着他，朝已打开的大铁门走去。他挣脱法警，说：“不用，我自己走。”
在一道白色地线前，赵喜贵在法警的示意下站住了，他不紧不慢地向法警报告：“报告班长，赵喜贵今天执行。”
值班的民警验过法院提票后放行。
警车拉着警报，闪着警灯，向郑州铁路局文化宫驶去。
赵喜贵对昨天晚上的安排比较满意，他提出来想吃一顿肉，而且是炖出来的，看守所满足他了，他吃得很香，也吃得非常饱。
今天一大早，他很认真地洗了洗脸，穿上女儿带来的那套西装，还有那双新布鞋，他要让自己走得体面些。这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愿实现了，所以，他很满足，他再没有什么奢望。
那一夜，我在兴隆旅社门口的吉普车里守了一夜，赵喜贵父亲房间的灯光一夜都在亮着，偶然有人从大门里进出，但是，我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我是早上六点多离开的旅社，开始去忙我分管的工作。
铁路文化宫能容纳一千多人，我穿过大厅，大厅里参加会议的人都坐满了。我来到后院，刚一推开门，院里的情景让我惊呆了。我的面前站着一排插着亡命旗的死刑犯，赵喜贵站在正中。
那时候枪毙人，一般都要召开公判大会，除了宣布执行死刑的命令以外，一般都要同时再宣布一批被判处其他刑罚的罪犯，再宣布逮捕或拘留一批罪犯。死刑犯头上插着的亡命旗，实际上是一个用白纸糊住的长长木牌，上面写着罪犯的姓名和罪名。比如，赵喜贵的亡命旗上就写着：盗窃犯赵喜贵，上面用红笔打了个叉。
就在这一瞬间，我和赵喜贵的目光相遇。
赵喜贵看着我。
我事先并不知道死刑犯就在这里等待进入宣判会场，与赵喜贵在此时、此地、此种境况下相遇，让我始料不及。
抽身离开已不可能，我只有面对了。我不知道该和赵喜贵说什么，该用什么表情面对他。笑吧，人家马上就要被枪毙了，不能笑。不笑吧，可是赵喜贵笑了，当然是冷冷的笑。
赵喜贵笑着说：“王科长，你好帅呀！”
因为我穿着一身橄榄绿的警服，赵喜贵第一次看我穿警服。当刑警的，很少穿警服。
赵喜贵又说话了：“王科长，我没有想到你会来送我。”
赵喜贵接着说：“王科长，这回你可以立功了，还可以上中央电视台。”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赵喜贵接着说：“我这一辈子啊很可悲！我是栽到了女人的手里，坏事坏在了大徒弟的手里，死在了你王科长的手里和新闻记者的笔尖上。”
这时候，正好有人喊我，我借机离开了后院。
上午九点整，宣判大会开始。
赵喜贵和“3·20”案犯等十一名死刑犯被指令站在临时审判台前，接受审判机关的最后宣判。
这是人民的宣判！
“赵喜贵，郑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命令，今天对你执行死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法官问他。
赵喜贵把头抬起来，停了一会儿，漠然地说：“没什么可说的，一切都是命。”
赵喜贵的心猛地紧了一下，这个时候，他眼里偶尔还跳动的一丝希望之光也彻底地熄灭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限期到了。
法官接着宣判……
闪着警灯、鸣着警笛的警用摩托车和警用汽车引导着庞大的行刑车队。这是清一色的敞篷车，十一个死刑犯分乘十一辆囚车，死刑犯插着亡命旗，倒背着手被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车的正前方。全副武装的民警分立两旁，有两个民警分别死死地抓住死刑犯的臂膀，游街示众、张扬法制、震慑犯罪。行刑车队呼啸着，直逼郑州刑场——黄河南岸的黄河滩。
行刑车队的大喇叭里循环播放着罪犯的姓名和犯罪事实以及处以的刑罚。
赵喜贵看到，这阵势可真大呀！从市区到郑州黄河滩，几十里路，沿途各交通道口全部被封锁，到处都有武警把守。
赵喜贵希望在长达几十里路的人群里找到他熟悉的身影，可是，眼看就到黄河边了，他希望看到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
广阔的黄河滩里，刑场外围警戒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荷枪实弹，神情严肃。
赵喜贵彻底绝望。
上午11时许。
行刑车队按顺序进入刑场，指挥车辆的口令声、检验枪械声、跑步声、对讲机联络声交汇在一起。
赵喜贵、丁东升等十一名东北籍流窜犯罪分子，一溜排跪在了干涸的黄河滩上。
与十一个死刑犯身后对应的是十一个手握短枪的行刑枪手。
别的人都低着头等着那震人魂魄的一枪，唯独赵喜贵高高地昂着头。
“真想不到，我赵喜贵果然是血洒黄河滩了。命该如此，命该如此呀！”他猛然感觉脑后有一个很硬的东西碰了他的头一下，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对了，他想起来了，那是在湖南株洲那个发廊里，他被抓的那一瞬间，这是几个月前的一幕，却感觉恍如隔世啊！
他下意识地把眼睛一闭，但马上又睁开了，睁得大大的，平视前方。原来，刚才是有人提醒他把头低下，不是开枪。
我一直观察赵喜贵的举动。
刑场指挥员高声喝道：“预备——”
赵喜贵用尽全身的劲儿喊道：“弟兄们——上路了！二十年后还是好汉！”
有几个罪犯睁开了混沌的眼睛，应了一声：“好！走吧！”而有的早已吓瘫，失去了知觉。
十一支枪口同时射出正义的子弹：“叭叭！”枪声在黄河滩上空久久回**……
这是第一批案犯被执行死刑。
接下来，对“5·10”案犯的判决还在持续：
1990年10月23日，盗窃犯苏有庆在郑州被执行枪决。
1990年12月13日，盗窃犯盛兆福在郑州刑场被就地正法。
1991年3月23日，郑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大抢劫、盗窃犯吴明涛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流窜惯犯毕海波罪恶极大，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由于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押送至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飞车大盗钱振民因认罪态度好，检举揭发有功，被依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赵启发虽参与“3·20”绑架乘警案，但系从犯，且犯罪时年龄未满十八岁，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20”特大暴力抢劫案的案犯郑松华在两年后，1991年6月28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并于当年被郑州铁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执行死刑。郑松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驳回。七十一名长期在共和国大动脉上为非作歹的东北流窜犯，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1990年6月20日，我接到毕海波从河南第一监狱写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王科长、臧干部、吴干部、艾干部、常干部及“5·10”全体干部：
你们好！
我是毕海波，让我衷心地谢谢你们。我今天能给你们每位干部写此信，仍活在这美好的世界上，这是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当初对我耐心开导教育的结果，不然，我就没有这次写信的机会了，早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所以，让我及我的家属再次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王科长，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我来说能有今天的悔改之机会，真是千载难逢，是党和政府及“5·10”的全体干部给了我这次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人是一千个、一万个感激党和政府及“5·10”的全体干部，是你们挽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决不会辜负你们的一片真诚的心意。精诚所至，金石必开。通过这次血的教训，使我真正体验到应该怎样做人，一个人应怎样活着，这个起码的常识。我已下了恒心在这里加强法制学习，认真改造自己，我确信在这里政府、干部的教育下，我是会改造好的，因这里政府以（已）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改造条件，关键看自己怎么做。那对我来说，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好干，争取对国家作出贡献，立功赎罪，早日得到政府再次对我的宽大。只有这样，才对得起“5·10”的全体干部及我家属的期待。
长话短说吧，我要以实际的改造行动，用立功证书作为下次通信来向你们汇报我的改造表现如何。谢谢。
在押犯人：毕海波
1990年6月20日
毕海波的这封信，一直存在我个人保存的“5·10”专案资料卷里。
十年后的一天，我专程到开封第一监狱去探望他，看他是否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果然，那时他已是模范犯人、犯人艺术家，还是一个什么小头目了。刑期也由死缓改为无期，又改为有期徒刑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