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批捕
“5·10”专案进行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感到应该对社会、对新闻单位宣布了。
八个多月来，上海“5·10”专案组，他们每抓一个人，每破一起案件，都会对外宣传，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包括香港地区的媒体，总是时不时地能看到他们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绩。因为这一点，领导多次找我，感到我们工作不力，成绩不突出。铁道部公安局和公安部五局也多次找我，督促工作进展。铁道部公安局的领导说，“3·20”绑架乘警案影响太大了，集中打击东北流窜犯的问题是中央领导下的决心，是两部领导的决心，专案都进行大半年了，我们必须向社会、向媒体有个交代。
于是，我利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集中专案成立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回顾，草拟了一个前八个月的阶段性总结，足足二十多页。
我送给了李进永副局长。
李进永看了以后很激动。他说：“行啊！仲刚，我们的战绩很突出，我们的做法也很有特点。我们不仅破获了震动全国的‘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的案件，我们还抓获了一大批像赵喜贵、钱振民、吴殿涛这样的江洋大盗、亡命车匪。”
李进永又说：“仲刚，你辛苦了。”
我接着说：“是领导辛苦了，是局长们领导得好。”
李进永笑了：“仲刚，你不用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咱们俩不仅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咱们俩应该是知己、是兄弟、是哥们儿。所以这些话你不用对我说，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笑了：“谢谢！说正经的吧，我建议咱们召开个新闻发布会，以郑州铁路公安局的名义，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人民铁道报社，以及其他从中央到河南地方的媒体全都请来。”
李进永点点头：“我看可以。这样，你现在就开始筹备，我向领导汇报一下。”
1990年1月2日上午，郑州铁路公安局一楼会议室。
主席台上方的大红横标是“郑州铁路公安局‘5·10’专案新闻发布会”，黄色的字体格外夺目。
会议室不太大，说是主席台，实际上指的是领导们坐的那一边，横幅就挂在领导身后，屋里挤满了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社、工人日报社、农民日报社、人民公安报社、河南日报社、河南电视台、工人月报社、河南省新闻中心、河南法制报社、郑州晚报社、郑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人民铁道报社、中原铁道报社等十八家新闻单位的二十多名记者和负责人。顺便说一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没有新媒体。
九时整，郑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5·10”专案组两任组长李学安、李进永，副局长李清源，政治部副主任杨志诚，鱼贯进入会场，在长条会议桌前就座。
虽然我是“5·10”专案的前线指挥，但是我只是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官职太卑微，因此，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
李进永副局长代表“5·10”专案组发表新闻讲话：
各位记者同志：
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通报最近破获的曾经轰动全国的去年3月20日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特大暴力性案件，围剿东北籍流窜犯的情况。
1988年以来，一批号称“南下铁道袭击队”“南下支队”的东北籍流窜犯，手持尖刀、匕首、枪支等凶器，结成帮伙，在京广、陇海、浙赣、石太等铁路干线的列车上，大肆盗窃、洗劫旅客钱财，杀伤旅客，甚至公然绑架、杀伤正在执行公务制止其犯罪活动的列车乘警，抢劫公安人员枪支，犯罪气焰极其嚣张。为此，《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和记者综述，要求严厉打击破坏铁路的犯罪分子。人民群众强烈呼吁整顿铁路治安，打击盗窃抢劫的作案分子，让旅客坐火车有个安全感。公安部和铁道部于去年5月在郑州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打击对策，决定抽调七个铁路公安局，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人员，组成郑州“5·10”专案组，专司打击。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已抓获东北流窜惯犯四十九名，破获案件七十五起，其中重大、特大案件四十一起，缴获赃款二十三万五千元，用赃款购买的金项链、金手链六条，金耳环两对，金戒指十四枚，电视机五台，手表七块，密码箱三个，住宅一套，汽车两辆，作案凶器卡簧刀、电工刀八把，高压气枪一支，子弹七十三发，冒充警察作案的警服一套。江洋大盗赵喜贵，从九岁开始盗窃，在全国范围内流窜作案，除了飞机不偷，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偷。从他家里一次就缴获赃款十四万多元，他用盗窃来的赃款购买带有盥洗室的住宅一套、小轿车两辆。飞车大盗钱振民，一次在株洲被抓获后，从七楼跳楼逃跑。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5·10”专案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攻坚，与罪犯斗智斗勇，舍生忘死，连续作战，表现出人民公安战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狠狠打击了东北流窜犯在旅客列车上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嚣张气焰，为稳定京广、陇海、京沪、浙赣、石太等铁路干线的治安，为保证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即将开始的今年的春运安全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我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追捕逃犯，会同检法部门抓紧审理，力争尽快从严惩处，为人民除害。
谢谢各位。
闪光灯频频闪动，照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与会的记者被强烈地震撼了。
李进永讲完之后，记者们开始提问，他们从不同角度挖掘，提出问题，了解细节。
“赵喜贵是哪里人？他都做过哪些大案？”
“钱振民怎么能从七楼跳下来，而且又逃跑了？”
“这些东北流窜犯都关押在哪里？”
“当前，铁路上的流窜犯那么突出，旅客都不敢坐火车，铁路公安机关是怎么打击和防范的？”
“铁路流窜犯那么突出，与铁路内部有没有勾结？”
“‘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案件的细节可以透露吗？民警手里有枪，为什么不开枪？”
……
大家都知道，记者的问题是深入的、细致的、尖锐的，坐在前面的几位领导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因为很多细节和问题他们并不掌握。
“你们哪个同志了解案情？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记者们说。
几个局领导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低声商量着：“叫王仲刚回答吧。”
李进永副局长回过头在人堆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仲刚，你更了解情况，你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吧。”
我认真回答记者们的每一个问题，向他们介绍几个主犯的不同特点，描述抓捕他们的精彩经过，以及斗智斗勇的细节。
记者们听得很入神，觉得很过瘾，问着问着，他们就把我包围了起来。话筒从不同角度伸向了我，有的摄像记者干脆站在凳子上录制我回答的细节。
我当时就感觉不妥，但这个时候已经收不住了。我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成了主角，代替了局领导，领导们坐在那里喝水。当时也就这么一点儿感觉不太好，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
新闻发布会以后，各大媒体纷纷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题目，挖掘不同的新闻点进行报道。一条条电讯，一篇篇报道，把“5·10”专案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新闻迅速地传播开来。
2月11日，我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检察庭一位姓刘的处长的电话，问我案件进展情况，我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我和刘处长有过一面之交，是在徐州的会议上。
刘处长说：“真是难为你们了，案件进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真的不简单。”他还特别问我：“赵喜贵批捕了吗？”
我说：“唉！别提了，我们已经报捕多次了，检察院说证据不足，都给退回来了。”
刘处长问：“那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认为我们搜集的证据很扎实，已经形成了证据链，但就是因为赵喜贵拒不认罪，没有他的口供，检察机关就认为证据不足。像赵喜贵这样的罪犯都批捕不了，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刘处长说：“不要紧，这些问题好解决。”他压低了声音，很谨慎地说：“中央领导有批示，你别跟别人说啊！”
我一听很兴奋，急忙问：“谁的批示？怎么批的？”
他的声音更低了：“电话里不方便说，我和我们铁检厅的鞠副厅长，今天晚上就上火车去郑州，会向你们传达的。”
我连连说：“好，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激动，又开始在屋里转圈了。
电话铃又响了，是铁路检察院批捕科的科长打来的。
这位科长说：“仲刚吗？我想了想，关于赵喜贵的问题，我看还是给批捕了吧。”
因为检察院这位科长原来也是铁路公安机关的，他是个老同志，我们是老战友，所以他一直亲切地喊我仲刚。
我一听很高兴，我急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就把赵喜贵的案卷给您送到办公室。”
科长说：“不，不用了，我现在就过去拿吧。”
此刻，我觉得这位科长真好，赵喜贵终于批捕了。
来自中南海的重要批示，像和煦的春风使专案组的同志们倍感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与温暖；像进军的号令，使专案组的同志们更加振奋。
我组织专案组全体成员，全面传达和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大家听了以后很受鼓舞，虽然大家的年龄、性格、经历各有差异，但心情是一致的。自从专案组成立到今天，大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这么放松过。
我们当刑警的，实际上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样子，到了案件现场，就开始皱着眉头思考，怎么破案？什么时候案子破了，什么时候才会感觉有一丝轻松、有一丝快感。但是，一年到头总有破不完的案子，有时候是同时要破很多案子，老的案子破了，新的案子又在那等着你，总也没有轻松的时候。
学习会的气氛很活跃，平日少言寡语的同志也都纷纷发言。发言中，有的谈了自己参加这次特别活动的感受，有的对工作中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有的对其他同志的出色表现作了肯定。谈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对专案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这样高的评价，是对专案组的极大鞭策和鼓舞。我们只有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把“东北虎”一网打尽，夺取“5·10”专案的彻底胜利，才能不辜负中央和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听着战友们高一声低一声的热烈发言，我也感到浑身热乎乎的。作为一名指挥员，虽然也感受着成功的喜悦，但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专案的任务还很艰巨，把这些已经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从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比前几个月抓人轻松。
大家都说完了。我环视了一下战友们，我说，中央和部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以此为动力，更加努力工作，落实批示精神。正像大家说的，我们只有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把“东北虎”一网打尽，夺取“5·10”专案的彻底胜利，才能不辜负中央和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我接着说：“第六阶段从现在开始利用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抓好两项大事：一是做好查证工作，按照两部两院《关于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精神，本着从重从严从快的原则，做好处理在押犯的工作。对他们再过一遍筛子，再报捕一批案犯，对已批捕的尽快起诉。争取使现已被捕起诉的、罪行特别严重的罪犯能上大刑，罪大恶极的，像中央领导说的，应依法处以极刑；二是再派两个追捕组北上和南下，一定要再抓获一批罪犯。”
于是，“5·10”专案组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1990年2月20日，赴东北追捕组由冯杰带队再赴碾子山，并计划回师白城，杀个回马枪。
同日，臧志恒带领第二追捕组南下，顺京广线南下，在信阳、岳阳、长沙、株洲、衡阳等各大中火车站和有关地点扫**。
临行前，我奉李进永副局长的指示进行了战前动员。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惊叫道：“苏有庆逃跑了！”
“怎么跑的？”我的心“咯噔”一沉。
“在公安局院内候审时，捅开手铐和脚镣跳墙逃跑的。”
“什么时间？”
“下午三点半左右。”
我一看表，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立即会同预审科采取紧急措施，追捕堵截，当天报请铁道部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发至苏有庆原籍所在地、吉林白城市公安局并有关地方和铁路公安机关。
我知道，苏有庆是重案在身，该犯于1989年3月30日在郑州开往广州的243次列车上一次就盗窃郑州二七区的一个体户现金四万四千元，光这一桩就够判极刑。
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一次盗窃三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
当天，派出一个追捕苏有庆的小组，专赴苏犯原籍所在地白城市缉捕。
待追捕工作紧急部署完之后，我开始追查苏有庆是怎么逃跑的。
原来，审查小组为了提高审查效率，把刚刚批捕的苏有庆从收审所提出来，准备连续在公安局机关内审查几天之后，再转押看守所。
那天下午，我召集大家传达学习中央领导的批示，审查组的同志就终止提审，把他铐在预审科门口的小院子里，让苏有庆双手抱在三角铁焊成的立柱上，分别戴了手铐和脚镣，把看管工作委托给预审科正常工作的同志，他们就去开会了。谁知，预审科的同志一忙，就把这事给忘了。等散了会，他们找苏有庆时，发现已经没有了踪影。
我当时来到现场，仔细一看，苏有庆是用放在旁边地上的一个竹帘子，折断一小节，捅开手铐和脚镣后脱逃的。
没什么说的，我主动承担责任，向李进永副局长作出检讨，而且最后又补充了一个书面检讨。
李进永拿过来连看都没看，对我说：“好了，好了，要吸取教训，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事件，一定要想办法把苏有庆抓回来。”
2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检察厅副厅长鞠永春带领最高检工作组到达郑州，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批示精神。随后，立刻调阅盗窃犯赵喜贵的案卷，不到三个小时，就将其批捕。
接下来立即召开了由郑州铁路局党委、政法委负责同志，郑州铁路局公、检、法三长，郑州铁路分局公、检、法三长以及“5·10”专案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由鞠永春副厅长传达了中央和部委领导对“5·10”专案工作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批示，并提出了具体的贯彻意见。要求郑州铁路局各级公、检、法机关一起上手，加快办案进度，依法严惩危害铁路的犯罪分子，要打出声威，从重从快判处。
铁路局党委、政法委书记王光礼要求要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批示精神，公、检、法三家都要全力以赴，主要领导亲自上手，加快办案速度，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办案质量,向党中央交一个满意的答卷！
特大盗窃犯苏有庆的逃跑，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压力。连日来，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追捕工作中。布网、摸排、调查、了解，还物建了几个临时线人。
我们分析苏有庆应该逃回白城老家躲起来了，因此，围绕苏有庆所有的亲朋好友和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布控，张网以待。
果然，当地群众发现并报告白城市公安局铁东派出所，苏有庆已经潜回白城老家一个姘头处。3月27日，白城市公安局紧急出动，但狡猾的苏有庆似乎早就听到了风声，提前逃窜，又逃到其前妻处，准备与女儿见一面后，潜藏到深山老林。
铁东派出所所长等六名民警按图索骥，紧急前往抓捕，但搜遍屋里屋外各个角落，没有发现苏有庆踪迹。
还是所长有经验，他观察到苏有庆母亲的神色不对，判断苏有庆可能没有离开家。他们又重新搜查，注意发现蛛丝马迹，果然发现有一处像是地窖口，于是所长端枪站在一旁，示意身旁的另一个民警猛地掀开了地窖的门。
果然，苏有庆就躲在地窖里，但他拒不出来。
所长朝空中连放三枪示警，又三枪示警，同时大声道：“苏有庆乖乖地举手爬出来！”
苏有庆还是不出来。
所长又朝地窖口旁边的土地上连放三枪，枪声带着回音，子弹掀起地上的泥土散落到地窖里。苏有庆害怕了，他想如果再不出来，民警有可能就朝地窖里开枪了。
苏有庆举手爬出了地窖。
苏有庆被移交给东北追捕组。
追捕组将苏有庆存放在白城市农业银行第五储蓄所的一万五千元赃款办理了暂停支付手续，待法院判决后凭判决书取出。
苏有庆被押回郑州。
苏有庆坐在审讯室里。
他还没有完全从那惊悸的九声枪响中摆脱出来，手上戴着手铐，他的头顶又开始冒汗了，而且一阵紧似一阵，他头上冒的是冷汗。
从我见到苏有庆的第一眼起，他就没说一句话，而是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苏有庆，一米八的大个子，此刻几乎缩成了一团。
我说：“苏有庆，别再哆嗦了，今天这就是你的家了，安心在这儿住吧，有吃有喝，又暖和。”
苏有庆没有抬头，继续哆嗦着。
我问：“苏有庆，那天你是咋逃跑的？从哪里跑的？”
“我，那天下午，我一看没人看着我，我就琢磨着是逃跑的好机会。可是我的手和脚都是被铐着的，要跑必须捅开手铐，捅手铐我很有经验，但是得有工具。我抱着铁柱子转了一圈，看见地上有一个竹帘子，于是我坐下来，好不容易用脚尖把它钩过来。我折断了一节竹签，就这样捅开了手铐和脚镣，就跑了。”
我问：“从哪里跑的？”
苏有庆：“预审科旁边有一个厕所，后窗是开着的，我就从那里翻窗进到后院，然后又跳墙到你们公安局门前的马路上，往左一拐就是铁路局党校，我就是顺着你家门口那条路跑的。”
“我家门口？”我感到吃惊，“你怎么知道我家？”
苏有庆：“有一天中午，我被铐在四楼的栏杆上，看见你手里拎着什么东西，我分析那就是你家，因为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
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在此之前，东北追捕组的同志曾经打电话给我说：“王科长，东北的贼们都传说，他们都是因为栽在了你的手里，他们知道了你家的住处，正谋划着到郑州报复呢。”
我有些担心，但是我能怎么办呢？
东北、南下两个追捕组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紧张的搜捕，共抓获八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于3月15日和18日返程回郑州。
冯杰带领的东北追捕组在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抓获了三名窝藏犯，他们是曾用摩托车帮助丁东升转移的张帆、张伟民和林少辉。
但是，追捕组转战两个省区，在吉林省的白城、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内蒙古自治区的牙克石等地反复扫**，仍未抓获“3·20”案在逃犯郑松华、吴明涛和石长鹏。
臧自恒带领的南下追捕组，在线人曹猴子的配合下，先后在河南许昌、漯河和信阳，在湖北孝感和武汉，在湖南岳阳、长沙、株洲、衡阳等地追捕，一路南下，拉锯式扫**，最后在岳阳市商业大厦抓获五名东北流窜犯。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组到郑州后，即组织各方人员提前介入办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先后派出工作组进驻郑州，督促办案，狠抓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贯彻落实。
我局预审科的艾富强、常思军也抽调到专案组，大家日夜兼程，加快办案速度，很快批准逮捕二十三名，移送起诉十九名。
1990年3月底、4月3日、4月4日、4月5日，郑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陆续开庭，分别对吴景祥盗窃案、“3·20”绑架乘警案、毕海波盗窃案和吴殿涛抢劫案四案十七名案犯开庭审理。法庭上，四案十七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3·20”绑架乘警案的丁东升、李秀江、刘艮波以抢劫罪被法庭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抢劫犯吴殿涛，盗窃、抢劫犯贾永发也同样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0年5月3日，是单独开庭审判赵喜贵盗窃一案的日子。
“哗啦”监室的门被打开了。
“赵喜贵！”看守民警喊道。
“有。”这个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都变形了。
赵喜贵缓缓地站起来，他极力保持着镇静。他穿一身铁灰色西服，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套衣服，也是他进监室以后最好的一副行头，他今天这身打扮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临出门前，他还将鬓角的头发往后抿了抿。
赵喜贵这副架势不像是去接受审判，倒像是去赴宴。
上午9时，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宣布：“传被告赵喜贵到庭！”
赵喜贵被四名法警押着，迎着无数的目光，他把头高高地仰起，两撮上翘的小胡须轻轻地跳动着，透露着一股冷酷的逼人之气！他眼睛不大，但时时闪现的却是一股少见的、发自骨子里的凶光，它使人想起了夜间荒野上的饿狼，那绿莹莹的眼睛，如两只探照灯。
法庭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
法庭调查开始。
起诉书指控被告赵喜贵于1988年12月3日凌晨在178次列车上的盗窃犯罪活动。
宣读失主报案材料、失主陈述、证人证言、辨认记录、抓获经过及其他证明材料。
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对被告人进行讯问和发问。
赵喜贵若无其事地坐在被告席上，对法庭的讯问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狡辩抵赖、拒不认罪。
法庭开始辩论。公诉人致以下公诉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我们受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分院检察长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对被告人赵喜贵一案依法支持公诉，并在法庭上履行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能。
公诉词分两部分阐述：
一、被告人赵喜贵盗窃犯罪主观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
二、被告人赵喜贵应负的法律责任。
公诉词指出：
被告人赵喜贵在多次受到教育处理后，仍不思悔改，在劳教期间请假外出不归，跨省流窜作案，专门在夜间运行的旅客列车上进行盗窃犯罪活动，被捕后拒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能推则推，谈小不谈大，谈远不谈近，对抗审查，毫无悔意，直至今天的法庭调查依然如此，由此可见，被告人赵喜贵盗窃犯罪恶习之深，社会危害性之大，实属屡教不改。
178次列车从西宁驶达上海，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江苏、上海五省一市，各地旅客云集列车达数千人，列车上的治安状况对沿途各地社会治安、社会形势的稳定有着重大影响，是国家社会文明和治安秩序的重要窗口。被告人赵喜贵之所以选择在此次列车上作案，是因为他熟知乘坐此次列车的旅客经商的多，携带巨款的多，之所以选择在郑州—商丘间下手，是看准这次列车运行至这个区间正值午夜以后，旅客长途旅行困倦，便于伺机作案，作案随机性大。由此可见，赵喜贵是有“吃”铁路，在旅客列车上盗窃作案的丰富经验。
公诉人接着说：
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1989〕公发27号文件指出：流窜作案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辩护律师即席依照法律规定为赵喜贵作答辩词。
还没等律师说完，赵喜贵就一脸不耐烦：“算了，算了，不用辩了，想咋办都行。”
审判长：“被告赵喜贵，你可以为自己作最后辩护。”
赵喜贵眼神松散地一瞟：“我没啥可说的。一我没上178次列车；二我没作案，就这些，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吧。不说了。”
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合议之后宣判。
再度开庭时，仔细看赵喜贵的脸已经有些发青了，但他仍努力做出毫无惧色的样子。
审判长宣布一审判决赵喜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喜贵缓缓地站起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审判长足足有十几秒钟，最后他冷笑一声：“完了吗？”说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就在旁听席上。我分明看见，在审判长宣判他死刑之后，他的两条腿不停地颤抖。
一审宣判后，赵喜贵、杨志刚、薛守志、吴景祥、王锁柱、孙平、丁东升、李秀江、刘艮波、吴殿涛、贾永发均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