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屋漏又遇连阴雨
自从换了审查站站长，又叫收审所所长，“5·10”专案组在审查站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先是关于打扫卫生问题，“5·10”专案组本来住在审查站斜对面、隔一条马路、距离大约一百米的另一个小院子，是一处临时建筑，但是地盘是审查站的。
当初专案组建立时，我就给领导建议，公安局这么大的院子，前后有四栋楼，其中两栋大楼是主楼，虽然只有两层，却是苏式建筑的双面楼，还有一栋五层大楼，是老战士协会等附属机构的，另外一处小楼也是两层，是刑侦科、刑警队和预审科的。随便调整调整，就可以腾出两间房子给“5·10”专案组办公。
这里，离火车站较近，追捕组上下火车方便。
在这里办公，通信比较畅通，各个科室都有直拨铁道部公安局，全国各铁路公安局、分局、各大站派出所、各刑警大队的铁路电话，通信联络比较方便、快捷。
而且，来自七个铁路公安局的同志们，可以住在附近的小旅馆或铁路招待所。
还有一个方便的条件，那就是距离公安局领导近，有什么事情请示汇报会很及时。
而审查站距离郑州铁路公安局大约十五公里，那时城市的发展还没有到达这片被称为“北大荒”的地方。除了审查站这一个单位，周边几公里几乎都是一片农田空地。
上面所说的五个条件审查站都不具备，吃、住、行、通信等都很不方便。打出租车打不到，电话要经过总机转，什么时候接通是个未知数，打邮政长途附近没有，吃饭的小饭馆也没有，可供住宿的小旅馆也没有。
一个由公安部五局和十局（铁道部公安局）共同领导，对外的招牌是公安部专案组，怎么能住在条件如此简陋的地方呢？很影响工作的开展。
鉴于以上情况，我向领导先是口头报告，接着又写专题报告，但最后的答复是，公安局机关没有地方，在审查站办公提审方便。
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就在审查站扎下了根。
近几个月来，我们这几十个同志不知道克服了多少困难，受了多少委屈，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的战绩也开始凸显出来。那些当初说“5·10”专案没什么搞头，不可能搞成功的舆论，暂时声音低了。但是他们还会说“3·20”案件这个龙头案件不破，给全国各地破再多、再大的案件也没用。
专案组度过了最难熬的时期，队伍也越来越稳定。
自从审查站站长换了以后，这个新所长认为我们占了他的地盘，沾了他的光。他先是在我们专案组每天不给审查站打扫卫生方面找碴儿。
这个所长说：“王科长，你们不能老住在这里不干活呀！你看这院子脏的，你们也该打扫一下了……还有厕所，都臭成啥样了？”
我说：“你们院子脏、厕所臭，怎么能找我们专案组的事呢？”
这个所长说：“你们专案组的人也在这里解手啊！也在这里提审人哪！有的还在这里吃饭哪！”
我一想人家说得有道理，于是说：“你们可以搞一个打扫卫生的制度，各个部门轮流打扫，我们专案组可以算一个部门，跟大家一起轮流。”
就这么定了，我们专案组从那时开始轮流给审查站打扫卫生。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又来了。
那位所长又找到我说：“王科长，你们专案组住在这里，这水、电都用得太费，你们是不是向上级反映一下，解决一下你们的水电费。”
我想不对呀！
审查站的牌子是公安局的，全称是郑州铁路公安局收容审查所，怎么还跟我要水电费呢？后来我搞清楚了，虽然名义上是郑州铁路公安局收容审查所，这是因为按照公安部规定，只有地市以上公安机关才能设这个机构，而那时的公安分局虽然是副处级单位，但行使的只是县级公安机关的权力。因此，郑州铁路审查站只能挂这个牌子。而审查站实际上是郑州铁路公安分局管辖的单位。按说，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是郑州铁路公安局的下属单位，但是在当时政企合一，以铁路管理为主的模式下，端谁的碗看谁的脸，公安分局主要是看铁路分局的脸，人家不光管着经费，还决定着公安分局两千多号民警的人事权，还决定着股级、副科、正科级干部的任免权。所以，公安局和分局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是，我分局想看你公安局的脸就可以看你的脸，不想看你的脸也可以不看。
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审查站站长为什么跟我要水电费了，我答应他向局长汇报。
我真的向卫伯英局长汇报了。
“是谁跟你要水电费的？”卫局长问我。
我没敢说是这个审查站站长。因为我怕局长一生气把他免掉了。我只是说：“他们只是提了这个想法，不是真的想要水电费。”
卫局长说：“谁再跟你说这个事儿，你让他来找我。”
我把这话对这个审查站站长说了。
他对我说：“王科长，以后再也不提这个事儿了。”
这个问题不再提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外局的专案组成员找到我，说是人家审查站卖饭票的同志不想卖给我们外局同志饭票。因为，我们没地方吃饭，专案组成立之初领导明确专案组同志在审查站搭伙。现在怎么又出现问题？
我找到那位所长，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不是不想卖给外局的同志饭，是因为民警们有意见。”
我问：“民警们怎么会有意见呢？”
所长说：“因为现在大家买的饭票的这个价格，我们审查站是有补助的。”
这个我知道，因为审查站有可用的无偿劳动力搞副业，里面关了几百号人，这些劳动力可以赚钱。所长说的补助就来自这里。我说：“那你就一起补呗！反正都是公家的钱。”
所长说：“你们的人吃了，我们的人就补助少了。”
我求所长：“你给大家做做工作，外局的同志撇家舍业，都是为了工作，也不容易。”
所长被我的真情感动，从那以后，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
隔了一段时间，又有问题了。
这位所长又跟我说：“王科长，你们专案组得住到啥时候啊？”
我说：“说不清楚，估计得半年以上，说不定更长。”
他一听蒙了，对我说：“你看，我们这审查站的房子本来就紧张，你们专案组这一下子又占了好几间，我们现在摆布不开。你是不是找局里反映反映，让他们给你们解决一下？”
这一次，是真的要撵我们走了。
我没有说什么，只说道：“我找领导汇报一下吧。”
我找到局领导汇报，领导怀疑我跟审查站没有搞好关系，是不是说话不注意把人家得罪了。问题没有解决，还被领导这么说，我很无语。
此刻，我感到很悲哀。
这干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呢？那些不干工作，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整天吃香的、喝辣的，领导时不时表扬，弄不好还会被提拔。怪不得人家说：信球（通常用来骂人二半吊子、头脑简单、办事不够周延）加两耳朵的人都能得到提拔，给扫帚扎两个眼，穿上衣服，也能当这长、那长。
离开了局长的办公室，我在院子里转圈。
我突然想起我的老领导，原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尹鹏。尹处长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老八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就在郑州市二七区担任区长。这是个有名的大好人。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民警，包括老家的农民，无论是高子还是矮子，只要谁有什么事找到他，有事需要他帮忙，他总是跑前跑后，到处找关系帮你办成。
院子里有一栋五层新楼，也就是老战士协会的楼，是尹处长凭借他的威力找铁路局领导要钱盖的，他现在是老战士协会会长。
我想，私事找他他肯帮忙，那我这是公事找他，他会不会帮忙呢？
等我把原委向他汇报以后，他很爽快地说：“把楼顶上那一层全部给你，行不行？”
我一听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我们专案组一下子从贫民变成了贵族。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连连地说：“谢谢，谢谢尹处长。”
尹处长说：“又不是我家的，我占那么多房子干吗？就是我家的，你需要我也会给你。”
我还是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他接着又说：“你们这个专案组很重要，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打出威风！”
我说：“请尹处长放心，我绝不会辜负老领导的期望。”
就这样，也就是在“5·10”专案攻坚克难的节骨眼上，专案组搬出了审查站。
事情还不算完，没过几天，这位所长又间接地给我捎信，要把吴永胜同志要回去。
“王科长，审查站的负责同志说了，想让吴永胜回去。”
我问这个捎信的同志：“为什么？他们没看见专案组都忙成什么了？捣什么乱！”
捎信的同志说：“人家说，审查站也缺人，一定要让吴永胜回去。”
吴永胜确实是审查站的民警，而且是他们所里的骨干。而现在，他是“5·10”专案组第一审查组组长，专门对付那些拒不交代的顽固分子。在这个时候，我肯定不能放吴永胜回去。
我对这位捎信的同志说：“你跟所长说，吴永胜参加的是两部专案组，要让他回去，至少要经铁道部公安局邹景华副局长的批准。”
我估计他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个本事。吴永胜回去的事儿就这么搁浅了。此后，他又干了将近一年，直到“5·10”专案完全结束。
人说，屋漏又遇连阴雨，真是不假。
刚搬到公安局没几天，那天一上班，李进永副局长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到他办公室去。听口气，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他劈头盖脸地就把我训了一顿。
原来，是我派到南方的第二追捕组出了问题。
李进永副局长问我：“你现在派到南边的是不是还有追捕组？”
我说：“是啊！还有一个组，两个人。”
李局长问：“他们在外面干得怎么样你清楚吗？”
我说：“清楚啊！”
于是，我如数家珍地向领导汇报这个追捕的情况。
“为了加强南方的战场，特别是抓捕赵喜贵和钱振民，我一共派了三个追捕组。赵、钱二犯抓获后，那两个组都撤回来了。现在只在京广南线留下了一个第二追捕组，他们主要在信阳和株洲间，以及株洲至广州间来回扫**。他们干得还不错，先后在车站和列车上抓获现行七起，作案分子十一人，但是没有一个是东北流窜犯，更没有‘5·10’专案追捕的对象……”
我说得有些得意，刚说到这里，李副局长打断我的话，把一份值班记录甩给我，很生气的样子：“你看看这个！”
我一看，傻眼了。
原来，第二追捕组在车上抓了一个现行，构成打击处理，但却被他们擅自放掉了。人家失主不愿意了，把告状的电话打到了郑州铁路公安局值班室。
李进永副局长狠狠地教训我：“你怎么把队伍带成这个样子！”
李进永副局长从来没有对我如此严厉。自从他调任公安局领导以来，什么事都是跟我商量，听取我的意见，都是慢声细语，都是面带微笑。而今天，他不仅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我，还责令我向公安局党组写出检查。
我把第二追捕组紧急调回郑州。我没有劈头盖脸地先训他们，而是让他们把事情的原委陈述清楚。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三天前的一个下午，大约两点钟，他们从信阳火车站跟踪上一个老贼。说是老贼，可是年龄不大，也就三十多岁。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和这个贼同在信阳车站上车已经是第三次了。
有一次，他们二人从汉口上车往信阳方向返，这个老贼在车上掏了一个包二十块钱，被乘警给抓住了。乘警把他捆在餐车上，让他蹲在餐桌下。餐车上吃夜宵的旅客都知道这是个小偷，所以每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要么踢他两脚，要么扇他几巴掌。当时，这两名侦查员也在餐车上，对这个老贼的印象很深，记得乘警当时叫他“刺毛”。
现在，他们两个就随着“刺毛”上了车。
“刺毛”是专门在硬座上吃“死猪”的，也就是专门掏那些睡着旅客的钱。这两名侦查员分别把守着车厢的两头，席地而坐，装作昏昏欲睡的样子，看着“刺毛”怎么表演。
孝感车站停车时，上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衣服很破旧，人很瘦，走路颤颤巍巍的，一看就是农村人。车厢里本来已经坐满，这位老大爷看来是没有怎么出过门，他走到车厢的中部看见一个空位就坐下来，把身上背的一个脏兮兮的编织袋也放在座位上。
这时，有一个穿戴很时髦的三十多岁的少妇走过来。她一看自己的座位被人占了，气冲冲地走到老人跟前，呵斥道：“起来，起来！”
老人没有听懂她说的什么，加上太累，头一歪，在编织袋上就想睡觉。
少妇一巴掌打在老大爷的脸上：“让你起来，你装什么熊！”
老人不明白怎么回事，抬头问少妇：“你怎么打人？”
少妇指着座位说：“这是我的座位！”
老人连忙说：“噢，你的座，我走，我走。”
老人背起编织袋站起来，可是突然一阵眩晕，踉跄倒地。
少妇连连踹了几脚：“装什么死！真恶心！”
正在这时，从空中飞来一拳，“咣”的一声打在少妇的脸上。原来，在一旁的“刺毛”早就看不下去，举手打了少妇一拳。
附近的旅客也早已被吵闹声吵醒，大家纷纷指责这位看似漂亮实则丑陋的少妇。
有人叫道：“打得好！”
还有人叫道：“这个娘儿们以貌取人，真恶心！该打！”
“刺毛”弯下腰来，轻轻呼唤昏迷中的老人：“大爷，大爷。”连声地叫，不断地问：“你怎么了？”
大爷瘫软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别看“刺毛”是个小偷，他还真有能耐。只见他用右手拇指使劲地摁住大爷的人中穴，持续了几十秒。猛地，大爷“啊”了一声苏醒过来，并且睁开了眼睛。
附近的旅客都纷纷让开座位，让把大爷抬到座位上。
“刺毛”在几个旅客的帮助下，大家一起把大爷抬到三人座位上躺下。
大爷微弱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呀？”
“刺毛”俯在老人的耳边，轻声地说：“大爷，你在火车上。”
大爷：“……我要找我的儿子。”
“刺毛”问：“大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身体有什么病吗？”
大爷说：“我没有病……只是两天没吃饭了。”
“刺毛”明白了，老人是身体太虚弱了。
这时，正好一辆售货车推过来。
“刺毛”立即从腰间掏出一个钱包，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面值的人民币，递给售货员：“给，买点儿吃的。”
售货员接过钱：“挑吧！”她一看“刺毛”拿着一个粉色钱包，好奇地说：“咦，你这个钱包好漂亮。”
“刺毛”慌忙把钱包装起来。
不远处一个正看热闹的中年妇女看见了这个钱包，猛地一怔。
“刺毛”首先拿过一个面包，急忙撕开包装袋，将面包掰下一块塞到老人嘴里。接着，他又挑了饮料、饼干、水果等，一下子买了一大堆。
老人吃着面包，喝着饮料，精神马上好多了。
很多旅客向“刺毛”投来赞美的目光。
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我的钱包！”
大家一起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那个中年妇女跑到“刺毛”跟前，质问道：“我的钱包呢，快拿出来！”
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说：“人家正在抢救老人呢！你神经病啊你！”
那妇女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抓住“刺毛”的衣服，继续叫道：“我的钱包！”
那位中年男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吼一声：“滚一边去！”他一把将那个妇女推到一边。
中年妇女边哭边喊：“我的钱包，我的钱包！”
“刺毛”见此状况，趁大家不注意，悄悄地离开了人群，向车厢的一头快步走去。
妇女跟着追了过去，她连忙几步上前拽住“刺毛”的衣服后襟。
“刺毛”一甩手把妇女甩倒在附近一个旅客身上。
正在车厢连接处的追捕组侦查员急忙走上前，跨上前一个携腕紧紧控制住“刺毛”，低声但却威慑地：“跟我走，铁路公安局的。”
妇女冲上来：“跑不了你！”她抢先一步挡住二人的去路，指着侦查员的脸说：“你们是一伙的！”
我追捕组成员立即向她出示铁路公安证。
妇女不吃这一套：“公安怎么了？公安还不是跟小偷勾结。”
另一个追捕组成员抓紧过来解释：“我们是铁路公安，我们是专门抓小偷的，我们会处理好的。”
他俩把“刺毛”带上餐车，会同乘警一起，对“刺毛”进行审查。从“刺毛”身上搜出一个钱包，还有盗窃其他旅客的六百八十元。
那位妇女也追到了餐车，她说她的钱包里一共三百八十五元，还有一张购买电吹风的发票和一张全家福照片。
经过对钱包里的物品进行清点，与该妇女陈述的完全一致。他们当场办理了退赃手续。
中年妇女非常高兴地向我侦查员致谢，回到自己的车厢。
餐车平静下来，两位侦查员和“刺毛”进行了一次心平气和的交谈。
问：“实际上，你在车厢里所有作案的过程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本来想动手抓你，可是发生了那个女子欺负老人的一幕。我想问你，你本来是个小偷，可是在那一刻，你为什么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帮助弱贫？”
“刺毛”：“你看那个老大爷，多可怜，人家不就是农村来的嘛。那个女人太可恶了，以貌取人，欺负人家农村人！太不像话了！”
问：“那你怎么又拿出钱给他买吃的？”
“刺毛”：“那个大爷一看就是太虚弱了，眼看就不行了，你要是在旁边，你也会这样做的。”
问：“可是你没有想到那是你刚偷来的钱吗？”
“刺毛”：“嗨！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也就是这一句“嗨！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深深感动了两位侦查员。他们经过商量，并且征得乘警的同意，当场把“刺毛”放掉了。
而这一幕恰恰被那个丢钱包的中年妇女看见了。
她上前质问两名追捕组成员：“贪赃枉法！把小偷给放了！你们肯定是一伙的！我要告你们！”
于是，告状的电话打到了郑州铁路公安局值班室。
后来，就有了李进永副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的一幕。
听完了事情的详细经过，又认真地查看了所有的笔录和证据材料，最后我以关领导的身份向他们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你们工作认真负责，跟踪了一个作案分子，并且把他抓捕归案，当场向失主发还被盗的钱财。整个过程是合乎法律程序的，是规范的，应当给予肯定。
二是“刺毛”在一个车厢里连续四次作案，并且作案即遂，总共价值六百八十元，虽然构不成依法逮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刺毛”属于多次作案，应当给予劳动教养的处分。
三是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应该移交乘警，由乘警交给下一站车站派出所依法处理。
四是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也可以带回处理，应当向我汇报，请示如何处理。但是，你们既不汇报也不请示，擅自放掉人犯是违纪行为。责成你们向专案指挥部写出检查，听候处理。
以上几条，两位侦查员心服口服，真诚接受，保证以后永不再犯。
我说：“你们犯了这样的错误，是我对你们管理和要求不严，我已经向公安局党组写出深刻检查，要求给予处分。”
他们两个觉得很过意不去，要求处分他们两个。
我说：“你们不用说了，我负有领导责任。”
接着我又以私人口吻、朋友身份对他们说：“抛开领导的身份，我理解你们把他放掉的做法。如果当时换作我来处理这个问题，也可能会跟你们一样。‘刺毛’是一个流窜作案分子，他应当对他的违法犯罪事实负相应的刑事和法律责任。但是，‘刺毛’本质上不算是个坏人。在公共场合，他能够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救助贫弱，这种品德值得我们学习。”
停了一下，我接着说：“现在，铁路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什么如此猖獗？有当前的社会大环境，改革开放带来的泥沙俱下，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在发生变化，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腐败盛行，邪不压正，好人怕坏人。所以，一些犯罪嫌疑人上了火车，如入无人之境，为所欲为，猖狂作案，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出来和他们对抗。于是，他们就越来越胆大。”
我给他们倒杯水，又接着说：“铁路治安这个样子，更有我们铁路公安机关软弱无力、打击不力、执法不严的责任。我们一些公安机关的领导，喜欢粉饰太平，有案不立，千方百计压低发案率，又不破不立，挖空心思提高破案率，隐瞒真实的铁路治安状况。还有更过分的，对我们队伍里出现的放纵犯罪，甚至警匪勾结问题都视而不见，包庇纵容。”
他们两个听得目瞪口呆。
我又说：“‘刺毛’在那一刻所表现的正义感，值得我们学习，包括我本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一刻的‘刺毛’是个英雄！所以，作为朋友、作为同事，我对你们放掉刺毛的做法无可指责。”
这一番话，竟说得两位侦查员流下了眼泪。
这时，我又用很严肃的口气嘱咐他们：“刚才这一番话，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而且，永远都不能说。”
他们说：“记住了。”
最后我又要求他们在适当时候把“刺毛”再抓回来，重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