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的猪

一九九八年,我小学六年级,我们县的五所初中发生了大规模作弊事件,于是当时的教育局局长被罢免,新来的局长发明了跨镇考试模式―― 初中学生在每年的升学会考时都必须去另一个镇考,两个镇的学生穿插坐,也就是坐在你前后左右的考生,你都不认识,关键是你还身处异地,作弊就难上加难。

初一学生考三天接着初二学生考,初三的学生一般都是去县城里考,县城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教中心都设置成了考点。

我到了初中就恰好赶上了这个政策。高兴的是,学校考完就可以放暑假了,成绩下学期开学才出来,这对于我这个当时成绩还算优秀的学生来说,不用惦记分数的假期可以滋润很多,所以我对考试还有那么点小小的期待。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出发前,我去镇里的理发店里剪头发,还专门去了镇里最有名的“柳日鬼”那里,“日鬼”在我们那边是糊弄、凑合的意思,但柳师傅得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技术差,而是技术太好了,随便凑合一下都比别人剪得好,于是幸得大家的褒扬而获名。柳师傅长得像个厨子,身材高大,“干的却是娘们活”。我进理发店时没有其他客人,刚洗完头发时我班主任张老师来了,我便让他先洗先剪。那时候我还是个内心特别纯净的孩子,在张老师剪头发的一个小时里,我一直站着,没敢坐。后来柳日鬼把我尊师的这件事传遍了全镇二十九村。我父母后来去他那里剪头发都半价,我父亲和柳师傅还成了酒友。

北漂多年后某次回家,我还在镇里听到别人在讲这个故事,听上去那么可笑。

二○一五年的时候,张老师联系到我,问我要了张我的照片,并把照片放进了他QQ 空间里叫“优秀学生”的相册里,我看到后有些落寞。张老师可能不知道,在初中毕业后,我的人生一直朝着失败的方向发展。

因为学校只包了两辆小客车运送学生去考点,所以学校把我们分了四个批次,我被安排在第三批次,下午三点在学校门口集合,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五点到达指定考点川镇。五点我们集镇早就没了太阳,但是川镇地理位置奇特,晚上七点还有太阳,也因此经济最发达,连曾经的县城南镇以及现在的县城洛城的经济实力都不及它,加之还有一条省道从镇中穿过,这个川镇就拥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骄傲,那就是它拥有自己的高中,而其他的镇都没有。

我剪完头发,蹲在街道的台阶上看人,看饿了后跑到凉皮摊子吃了一碗,继续等那两辆把集镇人送向各地的客车。

这两辆限乘十九人的小客车,在后来十几年时间中是集镇人离开和归来的唯一工具。两辆车来到集镇不久,是在县运输公司倒闭后来的。移居新疆的双胞胎杨氏兄弟发现了这一商机,哥哥的车是饱满的蓝色,蓝天的颜色,弟弟的车是粉色,桃花的粉色,他们各自的媳妇是车上的售票员。

两辆颜色鲜亮的车往返于集镇通往县城的路途,在春夏的翠绿和焦黄之间,在秋冬的枯瘦和大雪之间。我此生看到的美好和记住的美丽,好像都是这两辆车给我的。至今还没有什么更加幸福的记忆能去媲美或代替。

杨氏兄弟的和善使得集镇的人都温了性子。

在我所有的记忆里,杨氏兄弟带给我的感觉并不像其他人说的那样是集镇经济发展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它更像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人生。

等车的间隙,我的哥们儿涛子过来了。他父亲是个造锅炉的,我喜欢去他家,因为他们家持续多年都保持着把所有的行李通通打包的状态,涛子说他们全家都在等父亲的一个通知,接到这个通知,全家就随时可以离开。我喜欢他们家的这种随时准备离开的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在他们家,到涛子的房间能感受到一种漂泊感,所有随时用的东西都放在炕边,像在旅馆的感觉一样,我讨厌死了我们家所有的东西从我爷爷时代开始至今就没有更新换代过。

涛子有段时间迷恋《易经》,都快走火入魔了,拜了我们村的阴阳先生为师,天天掐指算命,也给人算如何找回遗失的东西挣点小钱。他聪明绝顶,记忆力超群,博学多闻,但又好色至极。他喊我一起去给他爹打电话,我们俩到了敬老院开的门市部,让老头拿出电话机,他给他爹打了个传呼,我们俩随后就站在那里等电话回过来。间隙,他说他可能下个月就走了,他爹最近发财了,在城里买了楼。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但终究没想到能说什么。涛子带着我打过架,闯过女生宿舍,陪我去看过被称为“鬼人”的全校学习最好的畸脸学生的住处。记得那次我说,我要去看看住在那一片荒地上的人,涛子二话不说,直接陪我去看。我们去时,畸脸的学生正在生火做饭,涛子就用书卷成吹筒,帮助吹火。我们出来后,他说,你看吧,他不是什么怪物,而是个天才。现在涛子要走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他不喜欢集镇,他说这里太小,装不下他的见识,他已经读完了五十本小说。我也觉得他应该离开这里,这里的人不知道他有多厉害,这是在浪费他。

他父亲回过来电话,他接了一分钟,挂了他转头告诉我,他父亲没说今天可以走,所以今天不走了。

他说今天带足了钱,带我去吃雪糕。这是我第一次吃雪糕,我们到冰柜前面,挑了“大红鹰”雪糕,我喜欢吃那个脆皮,我们俩蹲在地上面对面吃。我看到他的鸡鸡在裤裆里已经装不下了,顶着一个大包,他发育得真好,真像个男子汉,而我的裤裆外观看上去连点起伏都没有。

吃完后,我们沿着街道走,从粮库走到农机站,从工商所走到供销社,还是没等到车。他提议,我们再吃一个雪糕吧,于是我们又吃了一支。

他说,雪糕真好吃啊。我说,是啊,雪糕真好吃啊。

一直到我们吃第五支雪糕时,车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坐杨氏兄弟的车,兴奋不已,这种兴奋也和离开有关,和远方有关。但是涛子不行了,他肚子疼,在派出所的厕所里蹲到腿软,站都站不起来了。最后他说不去考试了,反正他考了也没用,最后迟早要离开。

他让我去考,他等天黑了,身体好点了就回家去。

我出发了,这是我的第一次出发。我有我的命,涛子有涛子的未来。两辆车装满参加考试的人,迎着太阳一直往西驶去,我在蓝色的车上,粉色的车跟在后面。山路崎岖,车子穿过一条隧道,突然天光射下来,刺眼得厉害,我们大家像被放在了一盏灯下面。眼前是一片无垠的大川,平整坦**但死气沉沉。车绕着山路往下盘旋半小时后,径直往大川的“肚脐眼”里钻,就像一头狮子张着嘴,等我们掉进去。

到了川镇,我们下来,两辆车还要返回去接第四批次的学生。

我们分头各自去找住处。和我们这次一起插考的是赵镇中学,两位老师只给第四批次的学生预订了住宿的地方,而我们前三批学生则需要像士兵潜入百姓中一样,自己去川镇的人家里找落脚的地方。

我们沿街各自找寻住处,因为旅店太贵了,川镇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去住。集镇是出了名的穷镇,在川镇眼里,集镇是“他们买一只麻雀,杀了就可以过一个年”。川镇人临时把自己家改成大通铺,一间屋子里一个炕,一个炕上睡十人,一人一晚上才十元。因为这一年学生数量增多,川镇的大通铺早就不够住了,我们第三批成了最尴尬的一批学生,前两批都比较好找住处,第三批只能见缝插针。

川镇比我们集镇热多了,这里有河,河从川镇的边上流过,是黄河的一支分流。最后剩下我们六个没有找到住宿的只能沿街溜达,买了大西瓜,用拳头砸开吃。吃完继续走,走到一座桥前,我们停下,看大货车来来往往,这些全是运西瓜的车。一辆大货车颠了几下,从车上掉下来十多个西瓜,有些摔成了渣,有些只是裂了缝,我们把它们抱到路边放着,然后继续看过往的车辆。稍微晚些的时候,路过的车都是运啤酒的,一辆车又在原来西瓜车颠簸的地方遭了灾,从车上掉下来一箱啤酒,我们等车走远了,过去抱过来放在西瓜旁边。我们进而研究这两辆车连续掉东西的共通点,得出结论是这两辆车的左前轮都开进了那个看似不深的坑,这个坑迷惑性很强,只是诱饵,它的前面还有个小坑,这个小坑才是罪魁祸首,两个坑只要进去第一个就势必会进第二个,这是命里注定的事,在两个坑之间,轮子的颠簸会抛起车上的东西。后来我们还得到了一箱方便面。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女性的脸,是我三姨家的大女儿,她的名字在集镇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名册上,她喜好给老师起外号,有几个外号最后叫响了,一直沿用至今。她在这里上高中,我看到她时莫名地产生了安全感,有了一线生机,但是紧接着我又产生了负罪感,我们这六个人肯定会给她带来麻烦……她走远后,我突然又变得很高兴,我们六个人一个也没有减少,我们掰开捡到的西瓜,西瓜里全是沙子,硌得嘴里都出了血,于是我们笑川镇的沙子也比集镇的硬啊。

我们抱着捡来的东西往前走,走过一座桥,到了一个垃圾站。

我们走进垃圾站,询问有住的地方吗,一个男人说有,他把我们带到了一间房子,房子里只有床,**只有光溜溜的床板,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几个坐上去,开始喝啤酒,把方便面拆开吃,没一会儿工夫,亮子就醉了。我们脱了他的裤子,把他晾在眼前,有几个小子去逗他的小鸡鸡,把小鸡鸡逗得朝天直立着。亮子个子小,皮肤白,他姐姐是我们镇出了名的浪女,长得美还性感,她出现最多的地方是混混们摩托车的后座和歌舞厅。亮子和他姐姐从来不说话,脾气古怪,沉默寡言,但现在却喝醉了。

我们都昏昏欲睡的时候,有个穿西服的小伙进来,喊我的名字,他说他是我们村的小军,在这边镇政府上班,听说我来考试了,来看看我住好了没,打听了好久,才找到这里的。

他说,走,去我那里住。我说,我们六个得一起。他说,行,六个一起。

我们跟着他去了新建成的川镇敬老院,一整个院子里四层楼,空无一人。他说这才刚建好,这几天在配置家具,正好有两间配置好了,铺盖都齐备,还没人住过呢,我们几个给赶上了。

满院子的油漆味和水土腥味,墙刷得惨白。

把我们几个安排好后,小军就走了,临走前嘱咐我们说有看大门的人,出门不用锁门,记得带好自己的东西就行,他明天就要去下面的村子了,得十天半个月才回来,这几天让我们自己注意,这里一直能住到考试结束。

我们六个像从地狱进了天堂。我们打开收音机听歌,听到后半夜才睡着,第二天要考试的事情早就抛之脑后。新鲜和未知的世界一下子把我们曾经只有考试的生活映衬得那么卑微,让出身在贫瘠之地的我们茫然不知所措。

早上醒来后下楼买包子吃,楼道里睡着一个大胖子,但是听不到一丝呼吸声,他身上撒了一堆钱。我们几个站在那里没动,各自极目远眺猜测着数,最后得到三个数字,一千六、一千八、一千九百五。我们下定结论,那人在测试我们,我们一旦伸手去捡,他肯定迅疾起身抓住我们暴打一顿,并把我们马上赶出敬老院。我们轻手轻脚地绕过那人,去楼下的厕所站成一排撒尿,昨晚的啤酒致使我们的尿液发黄。亮子这时候哈哈大笑,他的两只手没有握他的小鸡鸡,而是拿着一百元。他走在我们最后面顺手捡了一张,他开心地把一百元展开给我们看。

我们拿着准考证去找考场,六个人被分在三个地方,而我的考场比较近,就在川镇的初中。我进学校后,一直沿着学校围墙往里走,那个学校是个长方形,走到尽头费了不少时间。走到我的考场时,所有人都围在那里,原来那间教室在前一晚被一个疯子点了一把火,没法用了,我们要被带去一个小学考试。二十个学生跟在老师后面,穿过街道往山上爬,正因为这个小学在山上,所以才没有被列入这次的考点设置范围,我们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了那个小学。

这一整天我们都心虚不安,怕那个胖子来找我们。一直到晚上我们回到敬老院,胖子也没来找我们。

在回到敬老院之前,我们的确还经历了一些事情。

下午四点考完试,我在街道那里碰到了小东,小东学习好,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他提议我们去采摘园,他说来川镇不去采摘园里吃一趟就算白来了,川镇的光照和土壤以及潮湿的空气让这里的水果远近驰名。于是我们又经过了前一天的那座桥,从桥的一侧下到桥下,沿着河边走了大概十分钟的路程,到了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果园。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果园,一个人只收一元钱,进去就能随便吃,出来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带走指定大小的一篮子水果和蔬菜。一路上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集镇的同学,只要是集镇的,我们就喊上同去。到果园时我们一行大概有二十多人,大家全部钻进果园里,一边走一边吃,喷了农药的树上标明了不能采摘,反之没有标注的树是能随意吃的。

苹果树、梨树、桃树的下面还夹杂着种了草莓和西红柿,最令人惊喜的是有一大片树莓,我穿梭在这树林子之间,心里感到美滋滋的。突然就看见了小东的姐姐小西。

小西曾经给我写过情书,我没有拒绝也没有应承,虽然我俩一个班,但我一直躲着她。小西长得干净,那种干净和我们都不一样,不像是我们这边长大的孩子,她有一种很正经的感觉,给人传递出一种“你敢对我动邪念,我就把你撕碎”的信息。我看到她篮子里的水果每个长相都好看,被擦得很干净,而我从树上摘下一颗桃子用袖子擦了两下就直接咬了一口。“真好吃啊!”我感叹道。她站在对面扑哧一笑,说:“怎么可以这么吃?”然后她从篮子里拿起一个桃子,从衣服兜里掏出手绢,擦了又擦,擦得桃子都快脱皮了,再递过来给我:“吃这个吧。”我接过桃子,咬了一口,然后她又让我把之前咬了一口的桃子给她。她拿在手里,左看看右看看,然后朝着河边扔去。我看着桃子呈现出来的抛物线,有点蒙。等我转过头来,她已经朝果园出口的方向走去了。

我跟在她后面,她的凉裤是浅色的,隐约看见她白色的**,她走起路来屁股往两边甩,边走边回过头来看我。她的脖子很长,回头都不用动身子,我感觉到一股热意从我的肚子下方喷涌而出。

直到我俩上了公路,她说:“我要回去了,你去哪里?”“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站着等他们。”

我看着她远去,她那天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

我从那座桥的另一侧下去,下到河滩那里,蹲在细沙上挖沙子。挖了十多分钟后,听到桥上有人喊我名字,我远远看见是我三姨的小儿子小发,我这才想起来,他也在这个镇里上初中。

他跑下来喊我哥,问我住在哪里?我看他长大了,也胖了。我俩沿着河滩往前走,他说他刚学会了游泳,要带我去教我游。我们往前走了几分钟,我抬头看见夕阳的光辉洒向地面,闪闪发亮,小溪流也交汇到一起往前奔去,越往前走水流越急。

我问他,是不是骗我学会了,要是没学会出了事我三姨和三姨夫肯定打死我。他嘿嘿笑,我就知道这小子从小满嘴谎言。我带着他返回到桥下,正好看到了暂住在敬老院里的他们五个,他们站在桥上喊我一起去吃炒面,我喊他们下来耍一会儿再走。

随后,我们几个在河滩边洗了个脚,下午的水温很舒服,还是活水,我们集镇是倚山而居,这里是沿河而住。不知道什么时候,桥下的几个拱洞里来了人,仔细看有三个男的,他们正围着一个姑娘。仔细一听,那个姑娘在哭,我们几个起初也就只是往那边看看,随后好奇心重了,就往前走了走,这才看清几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男的正围着一个比他们大的姑娘动手动脚,姑娘在拼命反抗,但是无济于事。

我们几个喊:“嗨,嗨。”那边一男的回答:“看什么看,再看打死你。”川镇人说话尾音很长,不论说什么狠话,听上去都像开玩笑。我们这边继续喊,给他们喝倒彩。那三个男的从拱洞里跳下来,那个姑娘继续站在那里,因为拱洞有些高,姑娘不敢跳下去。

三个男的过来,说:“你们是来考试的吧,胆子不小啊。”随后拿出一盒烟,给我们几个每人发了一根,不抽烟的也给塞进了嘴里,然后分别都给点上,随后带头的说:“怎么着哥几个,单挑还是一起上。”

我们几个没见过这么直来直去的,被吓着了,都不说话,那边带头的人派了其中一个人找帮手去了。我们也想走,带头的人说:“咱们先聊聊别着急走。”他们两人挡在前面,不让我们任何一个人离开。

我站在那里环顾四周,不知如何是好,突然看见小发不见了,往远处看过去,小发已经上了桥,在对我招手。

对方的另一个人说:“你们今天要死在这里了。”

带头的人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僵持了十多分钟,在这十多分钟里,我们几个也都交换了意见,没有得出结论,最后小亮说:“要不就一起上,最后到底谁死还没定论。”

不多时,桥那边的方向轰隆隆过来十几辆摩托车,在桥上停下,十多人都从桥上下来径直往我们这边走来,把我们六个围住。

最先开口的是一个小个子平头,开口问:“你们哪里的?”我们说:“是集镇中学的,来考试。”他说:“来考试不好好考试,惹什么事。”

我们张大嘴惊讶,回应说:“我们没惹事。”他上来就给了我们其中一个一巴掌,还说:“让你们话多。”此时我们谁也不敢说话了,他从腰里拿出一把刀子,随手耍了几下,和之前三人中的那个带头人退了出去,细细碎碎地聊了几句,然后说:“把你们身上的钱都拿出来吧。”

就在我们几个被人翻兜的时候,桥上下来一人,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围着我们的人看到这个情形后都开始窃窃私语。我看到那人后面跟着小发,他走到人群里面,是个很矮很黑的人。之前打人的小平头上前说:“小周,你咋过来了?”

小周过来拉了我一下,说:“这是我们村孩子,今天这事就算了。”小平头不买账,回道:“小周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小周拉着小平头去了另一边,说了几句,小平头就喊了一句:“撤了。”人随之散了。那时候我还没来得及产生感恩的情绪,恐惧的心情依旧牢牢地环绕着我的内心,我看看其他五个人,他们也都面带惶恐地尴尬地笑着。

小周过来咧着嘴笑,进而说:“你们几个别再惹事,好好考试,考完赶紧回家。”

紧张的氛围散去后,我这才想起来,这个人是我们村那个高我好几届的好学生小周。他站在我们面前,声音洪亮,气定神闲地说:“没什么事了,能摆平,我就先走了。”

我们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他说不了,还有事。

他走了十多步,又走回来,拉我到一边叮嘱我回去千万别给人提这事。

吃完饭后,我就问小发这咋回事。

小发告诉我,那个要钱的小平头是这边混混里的大哥,手里出过人命,这几天小心一些,小平头可能不会找茬了,但是刚开始惹事那三个人有可能重新找到我们挑事儿。小发还告诉我,他们这些人习惯晚上躲在排水沟里面,趁人不注意时出来抢东西,因为川镇地势低降水量又多,排水沟挖得都很深。他说,他先去看看,要是安全了,就来喊我,这群人不好惹,随便就拿砖头拍人脑袋,一年内就拍了十多个中学生的脑袋。

那晚我们战战兢兢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一言不发,静静地躺着,收音机里面放着我们甘肃广播电台最著名的点歌节目,一封一封点歌信读到深夜。

小发还告诉我,小周已经复读了四年,是川镇高中著名的复读生了,一直没考上理想的大学,但他在川镇却成了响当当的人物,混得再厉害的人也都敬他几分,具体什么原因,他也说不上个一二三。

但是在我们村,小周的故事却完全是另一个版本:他早早考上了省城著名的大学,在那里顺风顺水,是村里人每每谈及好孩子时的案例。

第二天,我们走路时不自然地往排水沟那里看,瞻前顾后地走,考完试就回了敬老院,不敢在马路上多逗留一刻。第三天下午,我们返回集镇时我依旧被安排在蓝色的车上,还是第三批次。

车在钻过隧道后正打算爬山时,眼前出现了几十只横在公路上的小猪仔,有几只猪在拱路边的黄土。这种黄土寸草不生,颜色都快和老师用的彩色粉笔一样了。一辆康明斯挂车侧翻在路边,两位男士站在那里抽着烟,来回踱步。

杨师傅停下车,走过去打听了一下,然后回到车上说:“我们需要改道从县城那条路回家了,这条路今天是通不了了。”

他掉头后,往录音机里塞进去一张磁带,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是节奏很快。车穿过县城的时候,我看到那里人潮涌动,路边全是横七竖八的小摊,那么多的陌生人,他们看上去和川镇的人极其相似。我父亲带我来过几次县城,但那感觉和我现在一个人来肯定是不一样的。两年后,我势必需要到这里考试,需要在这里上学,我看着车窗外的人,心里满是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