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盛世下的危机
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
一）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5年），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
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
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此外，在当时的世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注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年），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标志着人类新文明的曙光的亮起。
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各省上报80岁以上参加会试者116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92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
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
（二）英使马戛尔尼访华
18世纪中叶，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侵略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华贸易的需求。
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700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
一万三千多英镑。
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或泊岸，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
激烈争执。
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入僵局，险些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人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
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
不可行。”
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
联系。
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7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已融入到乾隆的骨髓中，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
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
律和安全了”。
清朝对君主专制文明的追崇，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
厦出现了凶兆。
点 评
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