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经济的繁荣

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783.7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年），又增加了7.77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2000万，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3亿。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2150万两，粮640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2990多万两，粮食达

830多万石。

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期，“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被“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

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期，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

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132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近二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有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等繁多品种。陶瓷业，乾隆时期，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已有了13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12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年）增至5939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更是发展到8307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

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楼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

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