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卓越的文治武功
吕不韦在当政期间，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首先在武功方面，秦国在中原地区稳步发展，并最终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主动与绝对优势的地位。吕不韦武功平天下的第一步棋就是灭亡了在巩地（今河南巩义）苟延残喘的小国东周。
战国前期，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分裂出了两个小国：东周及西周。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灭西周，同年，周赧王死。从此，挂名的周天子不存在了。但东周仍遗存着，东周的统治者称周公。周公虽不称“天子”，但毕竟是周王室的残余。所以，他的存在，被秦国统治者认为是统一华夏的一大障碍。然而，无缘无故地去消灭他，又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秦国正愁找不到借口，没想到东周竟自己向秦国的刀口上撞来。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东周不自量力地联合各诸侯国图谋进攻秦国。
吕不韦抓住时机，亲自率兵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周，将其领地并入了秦国版图。接着吕不韦又下令：将周公迁到阳人（今河南汝州西），让他奉其宗祀，延续着有名无权的周人宗室。
吕不韦的这一措施，表现出他不同于以往君王的政治眼光，消灭东周的实体，但又不绝其宗祀，这正符合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思想。一百多年来，秦国以武力征伐东方各国，在东方各国中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人们常斥之为“虎狼之国”“凶残暴虏”“仁义不施”等，人们的口头禅都是“暴秦”。吕不韦这一举措既铲除了走向统一的一个政治障碍，又为自己树起了崇奉“礼”“义”，施行“兴灭”“继绝”的善举形象。这种形象，对于嬴政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吸引他们投奔秦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吕不韦一下子就显露出了他政治家的眼光。
在灭东周的同一年，吕不韦又派将军蒙骜率军进攻韩国，韩桓惠王被迫将成皋和荥阳（均在今河南荥阳境内）一带割让给秦国。秦随即在那里建立了三川郡。成皋和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便控制了关西通向关东各诸侯国的一条要道，也为秦国的东进开辟了牢固的前沿阵地。至此，秦国的东部边界正逼近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军的锋芒可由三川郡直指魏国的心脏。
公元前248年，赵、魏联合向北进攻燕国。吕不韦趁其后方空虚，派蒙骜率军向赵、魏两国进攻。很快，秦军就攻占了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国的商都（今山西晋城北）和汲县（今河南汲县附近）。随后，秦军又在赵国的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新城（今山西新城）、狼孟（今山西孟曲北）等37座城池。
公元前247年，吕不韦令大将王龁进攻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西北地区），将其全部占领，并重建上党郡。同时，又在越国故地太原及其附近一大块土地上设置了太原郡。
从庄襄王死到秦王嬴政亲政这段时间内，吕不韦仍然实施“近攻”
的战略，即将韩、赵、魏作为主攻目标。公元前245年，秦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阳城北），斩首三万。公元前244—公元前243年，秦军又接连攻占韩国13个城邑及魏国的田易、有诡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骜率军大举征伐魏国，一连占领了酸枣、燕、虚、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长垣一带）、长平（今河南西北）、雍上（今河南札梁）、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等20座城邑，并在那里设立东郡。公元前241年，秦又攻占了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至此，韩、魏两国的绝大部分与赵国的西部，都归入了秦的版图。
同年，为秦国的东进形势所迫，赵、楚、魏、韩、燕五国再一次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然而五国联军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遭秦军稍微反击，便迅速瓦解。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反击，只有等待秦国将其一个个灭亡。
公元前238年，秦军多路向魏国发动进攻，占领了垣、蒲阳（均在今山西境内）、衍（今河南郑州北）。昔日兵强地广的魏国，此时只剩下残古币
兵败将和大梁以东的小片地区了。
如果说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借助了以往几十年打下的基础，并有相当一部分功劳应归功于秦军将士的英勇善战的话，那么，在这一期间，秦国在文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就紧紧地与吕不韦联系在一起了。吕不韦给秦国的思想文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写下了一段辉煌的篇章。
1. 倡导加强礼仪教化
在为政治国方面，除了主张原来的严刑峻法的法治外，吕不韦还倡导加强礼义教化。由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写道：“为天下反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行义，不赏而民功，不罚而邪止。”就是说，以“德”和“义”来引导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赏”“罚”手段以使民心归善、邪恶不生的功效。这种德、刑并用的思想，与秦国专用刑罚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反映在对东方六国的兼并策略上，就形成了刚柔相济的两手，除使用武力彻底消灭外，有时还加以笼络、安抚，如对东周的方法。
2. 大量引进人才
吕不韦改变秦国过去的文化封锁政策，大量引进东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各种人才。秦国虽有任用外来人才的传统，但长期以来，为秦国所欢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这使秦国的文化十分单一而贫弱。吕不韦任秦相后，广泛地从东方吸收、引进人才，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欢迎。
一时间，天下之士争相入秦事秦。据说聚集在吕不韦门下的宾客有三千之多，包括了儒、道、占星、阴阳、法、纵横、兵、农等各家各派门徒。这些士人在吕不韦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库，并担负着智囊团的作用。
如后来为秦的统一和秦帝国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吕不韦门下。
3. 集百家之长，建立起治国安邦的理论体系吕不韦执政时期，全国统一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朗，当时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吕不韦也在思考。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人和物都有其长与短，只有善于吸收和利用别人之长补己之短者，才能得到天下。由此，他组织手下的宾客，发挥各自的特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一家，编写出了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
秦国早先所处的岐山以西为戎、狄杂居之地，由于地理和种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中原的社会风俗，民性强悍，崇尚武功。加上地处西陲，与其他地区交流较少，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比如，战国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的土地上培养出来的。因此，吕不韦招揽各国人才，对各种学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实在是秦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件盛事。而反映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特点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出现在秦国，更是为秦国的统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由于吕不韦在文化上进行的这项工作，使秦国可以毫无愧色地担当起统一天下的大任。
五、兼百家之长的《吕氏春秋》
1.《吕氏春秋》的由来和概貌
关于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的由来，《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述的：
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这战国“四公子”都注重礼贤下士，以养着众多宾客而著称于世，当时的士人都十分钦佩和向往他们。吕不韦任秦相以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士却奇缺。吕不韦为此感到羞愧。于是他也广招天下士人，礼遇他们，门下聚集了食客三千人。吕不韦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自己的所见所闻，合成一辑，取名为《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
《史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们对《吕氏春秋》成书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过，关于吕不韦养士、组织编撰《吕氏春秋》还有两点值得说明：
一是战国“四公子”养士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吕不韦养士则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图。“四公子”养士没有编过什么书，而吕不韦却让他们编撰了一部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四公子”所不如的。汉代王充说：“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论衡·效力》）。这就意味着战国之时，贤能之士的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重大。从东方而来的吕不韦，当然明白在争夺人才的这一“战场”上秦国并不占优势，因而他要广泛罗致文士以弥补秦国文化上的不足，为统一做文化和人才上的准备。当然，他也有吸引人才以扩大自己势力的意图。从以后的历史看，吕不韦所网罗的人才，也确有为秦始皇所用，成为秦的栋梁之材的。
二是在《吕氏春秋》成书以前，虽然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天下，但是像吕不韦那样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文章的却是第一次。而且，在现存的先秦诸多著作中，像《吕氏春秋》这样的体裁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吕氏春秋》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写，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
“十二纪”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五篇文章，共计六十篇。
“八览”是“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有八篇文章，共计六十四篇。
“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六篇文章，共计三十六篇。
另外还有一篇“序意”（即序言）。这样，全书一共有161篇文章。
后来，《吕氏春秋》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遗失和错位现象。现存《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七篇文章，“序意”也残缺不全。
2. 集百家之长的杂家之言
在整齐的篇章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有一位学者汪中认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的确，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己鲜明的思想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扬弃。
《吕氏春秋》首先对法家的一些有用观点作了肯定。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阐发了这些观点。
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中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了以法治国及人君面南之术。
但《吕氏春秋》在主张法治以外，又倡导加强礼义教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功，不罚而邪止”。为此，《吕氏春秋》十分赞同“君臣议”。它举了两桩史实说明这一道理。其一是：春秋时代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国瓜分。智伯的一个臣子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涂黑，又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他的妻子见来人模样像讨饭的，可开口说话的声音却像自己的丈夫，十分生疑。见此，豫让离开后又吃木炭，把嗓子搞坏，让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伪装成功后，豫让准备去暗杀赵襄子。这时，豫让的一个好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问他：“你怎么想出这样的主意？”
豫让说：“我要替智伯报仇。”
这位朋友批评他说：“可是，你这样做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却极不明智！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杀死他，不是方便得多吗？”
豫让却反驳说：“此言差矣！照你说的去做，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之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要走什么捷径。”
《吕氏春秋》用来说明“君臣之义”的另一个故事是：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是莒骜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骜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辞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说莒骜公被敌人围困，十分危急。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准备去莒骜公处与其同死。有人劝他说：“当初，因为莒骜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现在你却要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有区别了吗？”
柱厉叔却严厉地驳斥说：“不是！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为警示那些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为君主所误解，那么，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吕氏春秋》维护君臣之义的目的。
《吕氏春秋》对道家和“无为而治”思想也作了发展和运用。它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似“无为”，“贤主劳于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尚贤”“非攻”“节葬”
等思想。
3. 杂家的意义
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会儒、法壁画图
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然而可惜的是，《吕氏春秋》问世没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宫”。秦国依然沿着峻法治国的道路走，使秦国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郭沫若曾在其《十批判书》中指出：“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这虽属推测，但从汉代统治思想的变化及效果看，此话是有道理的。
点 评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走到宰相的政治地位，并在思想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商人。因为是商人出身，又以政治投机起家，所以后人对吕不韦多有诟病。然而，从吕不韦为相之道和他的《吕氏春秋》看，或许他的商人出身正是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树的原因。
商人奔波于天下，见多识广，能够和社会上的各种人、事打交道，因而能够包容百家，极少有狭隘的门户之见。以这样的人格素质来治理国家，才能使天下走向和谐繁荣。今人所需清除的，反而是那些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偏见。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提出一种“哲学王”的主张，认为哲学家来当王是理想社会的模式之一。其实，从人类的终极价值层面说，“商人王”似乎才是最理想的。当然，能够为王的商人，绝不是那些“小商人”，而只能是“大商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商人。
嬴政独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