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专权之路
1.打压恭亲王
一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已十年有余，其间，慈禧对国事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透彻，对皇权的渴望逐渐让她对议政王奕訢的意见和制约不耐烦起来。这十多年来，他们整顿吏治、平定匪患、兴办洋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发展经济，国家似乎出现了中兴局面。她不再需要奕訢事事过问，甚至开始反感他的独断专行，而奕訢也对慈禧太过贪权感到不满，两人的关系渐渐恶化。
过去，慈禧对奕訢的制约手段是恩威并施。同治四年 （1865）的一天，奕訢和往常一样进宫朝见太后，在完成例行的仪式及朝政汇报之后，慈禧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他说： “有人参劾你！”奕訢一愣，接过奏折看了一遍后，很不以为然，自己主持朝政多年，可以说是政绩显著，因此对这份奏折并不放在心上，他貌似谦恭地问：“是哪位大臣上的奏折？”慈禧一直盯着奕訢，尽管他表现得很卑谦，但他脸上转瞬即逝的无所谓的表情让她非常不满意，她依然很严肃地答道：“是蔡寿祺！”奕訢脱口而出： “蔡寿祺不是好人！”在他看来，此人为重塑名声，不惜铤而走险，弹劾当朝亲王，真是胆大包天，利欲熏心。
蔡寿祺是翰林院的编修，入职多年都没升职，于是到处投机钻营。他曾以办团练 “剿贼”的名义跑到四川，希望能找到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由于没有朝廷的委派诏书，他只得私刻关防、招募乡勇、大肆敛财。没想到熟悉团练的骆秉章去四川任总督时，一眼看穿了他的假把戏，命藩司刘蓉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他的发财梦就此破灭，而且他在朝中也颜面尽失。为了报这 “一箭之仇”，他投靠胜保，当了几年幕僚。胜保失势后，他利用安德海的关系重返京师，入宫做起了日讲官。从此，他与安德海来往密切，在入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两道奏疏。
慈禧自然明白，仅靠蔡寿祺的奏折来扳倒奕訢是不可能的，此时她并不想要奕訢下台，只是想从旁敲打他，叫他不要得意忘形。蔡寿祺在奏折中列了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的四大罪状，希望太后能让奕訢罢官引退，不再做议政王。慈禧本来是想试探奕訢，看看他什么态度，没想到他竟准备捉拿蔡寿祺问罪，慈禧便决定动真格了。她和慈安很生气，召见大学士周祖培和瑞常(1)、吏部尚书朱凤标(2)、内阁学士桑春荣(3)和殷兆镛(4)等人，两人哭着对这些大臣说：“奕訢培植私党专权，已无法委任国事，请你们商议治他的重罪。”
诸大臣见太后盛怒，都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恕，你们应从速议罪！”
这帮大臣都已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多年，深知慈禧若真要治一个人的罪，何必跟臣子们商议！他们心知肚明，但仍表现出胆战心惊的样子，慈禧看到这种状况，知道他们至少与议政王不是一个阵营，气也就消了一半。在这些大臣中，周祖培资格最老，他一眼看穿了太后的真正用意，但又不能把话挑明，心里一权衡，就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伏地叩首说：“如果要弹劾议政王，须有充分的证据，请太后容许臣等退下以后再仔细探查，并请大学士倭仁跟臣等一起处理这件事。”慈禧厉声说道：“没真凭实据还不赶紧去查？不然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难道要等到皇帝长大成人后，再一起处罚你们吗？”
从殿中退出后，几位大臣都因紧张而汗湿衣衫，他们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去查。周祖培和倭仁也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恭亲王奕訢的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蔡寿祺。所谓贪墨，是指收受贿赂。经查没有物证，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曾贿赂奕訢，而且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另外三项指控更是含糊其词，实际与诬告无异。
案情扑朔迷离，可信证据极少，大臣们左右为难：如果据实回禀慈禧，那太后也同有诬告之罪；如果认定恭亲王有罪，就得捏造事实细节。更让大臣们焦虑的是，他们不知道慈禧要把这场戏唱到什么程度。最终，他们在复奏中用了极其谨慎的字眼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意见：“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
慈禧看到倭仁的奏折后，立马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亲笔书写上谕，谕中充分表达了她对皇权旁落的担忧，她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子，为了清王朝的稳固，必须防患于未然。这道懿旨使大臣们明白：太后只是想收回恭亲王奕訢的权力，并没有置他于死地的意思。但慈禧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随后又下了一道懿旨，准备推举惇亲王奕讠宗来接替恭亲王奕訢。
奕讠宗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他生性惇厚，经常一身普通老百姓的打扮。现在让他来替代奕訢，这明显是一场假戏，大臣们心知肚明，所以都不愿表态。奕讠宗没有揣测太后的心思，只就事论事上奏折替六弟奕訢辩白和求情。他在奏折中提到：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恭亲王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务，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唯有皇太后和皇帝召对时，在言词语气上有一些不恭，这终究不是臣民共见共闻的；而蔡寿祺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訢，恐难以服人。这道折子出自皇亲中最年长的亲王，在皇亲中影响很大，加之奏折内容是针对谕旨直陈意见，因而慈禧尽管心中不悦，但实在没有借口直接对奕訢 “动手”。无奈之余，她只得下令将惇亲王的奏折和蔡寿祺的奏折一并发给诸位王公大臣和内阁人员，召开会议讨论。
慈禧的态度让大臣们愈加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个 “哑谜”并不难解，太后想削减奕訢的权力，她需要利用倭仁与奕訢的不和，让他们找出奕訢的过错。与倭仁意见相同的许多守旧派大臣也想借机抑制奕訢一派的势力，他们按懿旨再查，多少发现了奕訢的一些毛病。
比如，在两宫太后下发指示时，奕訢总提高嗓音回复，而当慈禧说完某件事之后，他却佯装没有听清楚，要求慈禧重新说一遍。
再如，他经常绕过两宫太后直接与地方官员通信，自行决断任免之事，有时不经通传就擅自闯进后宫。
收集到这些事实后，同治四年 （1865）四月十四日，王公大臣再次开会讨论奕訢的去留，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以倭仁为代表，认为奕訢的四个罪名虽暂无实据，但决非空穴来风，所以恭亲王不能再用。一种是以醇郡王、文祥、王拯等人为代表，坚持不能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罢斥奕訢。经过一番争论，最后，醇郡王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面对王公大臣们的质疑，慈禧采取了去其根本、留其枝叶的折中办法，于四月十六日颁发上谕，大意是说，议政王确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念及他有大功于朝廷，给他一个处分以示告诫。错归错，但还可以留用，谕令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免去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就这样，历时三十九天的一场权力风波，以革去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落下了帷幕。这是慈禧扔掉 “拐杖”，独立处理朝政的第一步。
一周以后，慈禧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一诏：“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也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事实上，慈禧与奕訢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此后她又进一步对奕訢领导的洋务进行打击和限制，使之 “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奕訢因为在同治八年 （1869）与慈安太后一起谋划杀掉了慈禧的亲信安德海，再次招致慈禧的厌恶，两人的第二次、第三次交锋也在暗流涌动中展开。
2.安德海殒命
安德海在 “辛酉政变”中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联络人，故而在政变成功后便以有功之臣自居。慈禧听政后，安德海阿谀逢迎、狡诈势利、跋扈乖张的本性暴露无遗，但慈禧依然中意他，把他当作心腹。
安德海善于察言观色，他能从慈禧的言行、表情，甚至语气中探知太后的需要。自 “匪患”平定后，慈禧放松下来开始消遣，听戏的瘾也上来了，安德海很快便在颐和园搭建了一座戏台，召集梨园弟子，演戏数日。但临时搭建的戏台总比不上圆明园的戏园子，数代皇帝花费无数心血建成的圆明园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令慈禧无限伤感。圆明园中有她的少女时光，也培育了她的政治美梦，如今再也没有机会重温旧梦了。
安德海见慈禧情绪低落，便知太后想起了辛酸的往事。他想逗太后开心，便在太后想听戏的时候将戏班子带进宫，在体元殿的台子上演唱。长春宫经咸丰帝改建，拆除了宫门及前宫墙，将原启祥宫后殿体元殿改为穿堂殿，加盖三间后改为戏台。但随便将民间的戏班子带进后宫唱戏，有违宫规。慈安太后是主掌后宫并严守宫规之人，她几次警告安德海，但安德海都置若罔闻。慈安太后不愿因这件事影响自己与慈禧的关系，也就不再追究。
如果安德海仅限于在后宫耍小聪明、偷巧卖乖，炫耀自己的能耐也就罢了，怎料他生性招摇、恃宠而骄，还常常仗势欺压大臣，甚至连皇亲也不放在眼里，就是同治帝也要让他三分。宫中其他人更奉他如太后一般。慈禧有时高兴，连咸丰帝遗下的龙衣也赏给安德海。御史贾铎素性耿直，听说安德海擅权越矩，深感义愤，便上奏弹劾。他在奏折中不便指斥慈禧，只说 “太监妄为，请饬速行禁止，方可杜渐防微”。慈禧阅后下了一道懿旨，责成总管太监认真严查，如太监有不法等情，应交由总管太监举发，否则将革退总管太监，还要从重治罪。内外臣工见了此旨，都称太后从谏如流，称颂声不绝。
实际上，慈禧是把难题转移给了总管太监，但总管太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动安德海一根汗毛！安德海在宫中为非作歹，人尽皆知。一些想求慈禧又苦于无引荐的官吏，总是设法打通安德海这一关节。安德海便借机贪赃敛财，私结朝臣。最出格的是，同治七年（1868），安德海极为高调地娶了一房妻子，慈禧特地赏赐白银千两、绸缎百匹，京城大为震动。
一天，同治帝正在乾清宫的上书房读书，安德海带着一帮人在殿外大声喧哗。同治帝逮住这个机会，狠狠地训斥了安德海一顿，并罚他在台阶下跪了一个时辰。事后，安德海向慈禧倾诉一肚子委屈，慈禧不仅不训斥他，反而还护着他，责怪同治帝小题大做。
类似的不快之事在恭亲王奕訢身上也发生过。一天，奕訢就江南的督军人选问题进宫请示慈安太后，慈安认为军中事务还是先去向慈禧请旨为好。于是，奕訢便前往西宫，当他走到西宫门口时，碰到了安德海，安德海竟佯装没有看见，大模大样地径直走进宫去。奕訢心中愤愤不已，谁料到了宫门外又被太监们拦住，说太后有事需稍事片刻。他只得强压怒火在宫门外候着，直到天色将晚，还不见传见，询问才知原来是安德海在殿内陪太后闲聊。奕訢气得直跺脚，火冒三丈地走出宫去，见了醇郡王便说：“安德海这狗奴才如此无礼，我非杀他不可！”
奕訢对安德海恨之入骨，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处罚他。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满十四岁，慈安太后开始张罗他的婚事，找来奕訢商议。恰巧慈禧因小恙在慈宁宫静养，奕訢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向慈安和同治帝奏称安德海贪赃枉法、越分专权。最终，三人达成共识，准备请慈禧严惩安德海。
安德海对朝中这三位核心人物的私密会见却不以为意。他依旧横行不法，在外面拉拢官员支持慈禧，有很多大臣加入了慈禧一党。慈禧的拥护者一天天增多，安德海的权力也随之增大，越来越膨胀的他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处境的变化。
慈禧清楚，慈安作为先帝的皇后、现今的东宫太后，名义上她的地位仍在自己之上，要惩处几个太监宫女，完全可以自行裁断。慈禧为此提醒安德海：“小安子，东太后那边，你得小心些，在外面不要太招摇，当心犯在东太后手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安德海感激慈禧对他的关心，随即又假装气呼呼地说：“再怎么说，皇帝还是咱们太后的皇帝，东太后再有手段，也大不过主子您。依奴才看，东太后进一步，主子就得进两步，决不能退半步。不然，奴才担心皇帝真会被东宫拉过去。”
安德海这些话并不是没有依据。自载淳出生以来，慈安太后一直把载淳视如己出，从小关心爱护他，而载淳也非常敬重慈安太后，与她很亲近，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这让慈禧非常懊恼烦忧。她和儿子的关系仅仅是小皇帝与听政太后的关系，少了那种骨肉之间的亲密。正因为如此，慈禧才觉得安德海说得有理，这是权力斗争，决不能向任何人让步。所以，她放纵安德海私下拉帮结派，并在宫中安插了众多眼线。
安德海在宫中虽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时间一长也就失去了新鲜感。同治八年 （1869）入夏，他想劝说慈禧出游，可慈禧身体不适，连颐和园都不想去。或许是天意，安德海很快逮着一个机会——户部、礼部、宗人府、后宫正在为同治帝筹备大婚用品，需要人手四处去采买，安德海乘机密请，拟亲往苏杭，督制结婚用的龙衣等物。慈禧心想，自己凤体抱恙，小安子不想着怎样尽心侍候，反倒想跑出去逍遥敛财。慈禧心有不悦，但她嘴上却说：“我朝祖制，不准内监出皇城，为避是非，你还是不去为好。”安德海看到太后脸上闪过一丝愠色，料知她在搪塞自己。他谄笑着对慈禧说：“奴才是奉太后旨意办差，谁人敢说个不字。何况这本是后宫大事，其他人去反倒不如奴才合适。以前江南织造进呈的衣物，多不合体，平素穿用倒还凑合，但现今是为皇上大婚做准备，不精挑细选，如何大展我皇家的风范和尊贵？奴才自去督办，太后才能放心不是？”
皇宫有专管服饰的部门和太监，安德海这样说无异于是胡诌，但慈禧对安德海所请总是不忍拒绝，她自己也爱打扮，安德海去办这趟差，必然能为她带回不少江南精品，这一点她毫不怀疑。所以，她沉吟片刻便答应了，并交代说：“你想去便去，但切莫太招摇，若是被地方那些官员揪着什么把柄，他们又该上折子弹劾你了。”这是慈禧能想到的最坏结果。
七月初，安德海带着二十几名太监、内侍卫，乘三艘大船，高悬日月龙旗，沿北运河一路南下。他自称钦差，奉太后旨意专为皇帝大婚采办物品。有些地方官员趋炎附势，想通过他巴结讨好慈禧，越矩迎送，极尽奉承之能事。安德海乐在其中，真把自己当钦差了。
安德海一行走走停停，二十多天后才到山东德州。当地知府赵新匆匆赶来河边码头迎接，但来迟了，安德海当众对赵新一顿臭骂，并暗示他要奉送五百两银子。
赵新跑到山东巡抚丁宝桢那里告状。丁宝桢听后非常愤慨，欲捉拿安德海严办，但念及他是慈禧的心腹，为慎重起见，他一边给朝廷写折请旨，一边派人将安德海一伙收押到省衙大牢审讯。
八月七日子时后，夜色深沉，山东济南的巡抚衙门里却灯火通明，亮如白昼。衙门的每个出口都有带刀侍卫把守，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公堂上一切准备就绪，只听堂上官员大喊一声：“带犯人！”话音刚落，几个侍卫便押着一个犯人走了进来。一般的犯人见到这个阵势，早就吓得面如灰土了，可今天这个犯人却没有一丝畏惧胆怯的神情，反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走起路来也是大摇大摆。押解的侍卫见状在他身后猛推了一把。犯人踉踉跄跄地被推到大堂中间，侍卫在他腿窝子上狠狠踹了一脚，他双膝弯曲，一下子跪倒在地。
犯人回头看着侍卫，恶狠狠地骂道：“你是哪个王八羔子，居然敢踢本大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跺跺脚整个紫禁城都要抖三抖的安公公，你个胆大包天的，不想活了吗？”
没错，这个犯人就是安德海。平日里他连皇帝、王爷都不放在眼里，如今又怎会怕一个地方巡抚呢？所以审讯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嚣张。而丁宝桢虽有心惩治他，但因还未收到上级的旨意，只好先简单质询。
丁宝桢的奏折转到了恭亲王奕訢手中，折子里写到内监安德海私自出宫，借慈禧太后的威势，自称钦差大臣，沿途招摇，一路上骚扰地方，逼勒官府，特请旨严办。
此事属后宫内务，并不归奕訢管，于是他把折子转呈慈安太后和皇帝御览。“丁宝桢请旨要把小安子就地正法，但须与西太后商议。”慈安谨慎地回复道。奕訢连忙奏道：“安德海违背祖制，擅出都门，罪在不赦，应立即饬丁宝桢拿捕正法为是。”此时恰逢慈禧在颐和园听戏，正是惩治安德海的好机会。
慈安太后征询小皇帝的意见，同治帝虽然还未亲政，但早有惩处安德海之意。既然三人如此同心，慈安也就不再犹豫了：“既然如此，就让军机处拟旨，速颁至山东。”
拟旨一事本应由内阁负责，慈安之所以说军机拟旨，是因为奕訢除了任总理大臣外，还任军机处行走之职，很明显她要奕訢拟旨。于是，奕訢就以慈安太后和皇帝的名义给丁宝桢下了一道密旨：内监安德海打着太后的旗号，擅自出京，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着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各督抚速派干员，严密缉拿，捕到即就地正法，毋庸再行请旨。
此时安德海一伙已经在山东被捉拿，奕訢之所以要在密旨中写上其他地方，只是一个障眼法，目的是保护丁宝桢。
丁宝桢在山东焦急地等候京城消息，过了两天，加急密旨送到。安德海被捉的第五天，丁宝桢又提审了他一次。直到此时，安德海依然不认罪，在公堂上嚣张骂道：“丁宝桢！你连安公公都不认得，做什么混账抚台？难道你不想要项上人头了吗？”他骂得正起劲，突然听到“啪”的一声，丁宝桢在堂上一拍醒木，呵斥道：“安德海，你已经死到临头了，休要放肆。今日圣旨已到，本堂奉旨审你，判你斩立决，就地正法，以正视听！”
安德海听到 “就地正法”四个字，先前嚣张的气焰瞬间**然无存，他强作镇定地问：“奉旨？奉谁的旨？两宫太后怎么可能杀我？丁抚台，莫不是你欺骗我不成？”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今天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来人，把圣旨拿给他。”
安德海看后，立马瘫倒在地，过了一会儿，他向丁宝桢哀求道：“其中必有隐情，安某着实冤枉，还求抚台大人复奏一本，如此安某死也甘心。”
丁宝桢怒道：“难道您老不识字吗？要不要再看一遍？”安德海把每个字都看得很清楚，最令他绝望的是 “毋庸再行请旨”一句。他在想到底是谁要置他于死地。是东宫太后？若如此，西太后绝不会同意盖印。是同治皇帝？他还在怔怔地想，身边的几个侍卫已经将他拖了出去，锁在一辆囚车里。
一行人在清亮的月光下疾步向前走着。安德海在囚车里耷拉着脑袋，脑子一片空白，他努力使自己清醒，做最后一件事——祈祷。押赴刑场后，刽子手举起大刀，寒光一闪，安德海的人头当即落地。嚣张跋扈、仗势欺人的殿内总管太监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丁宝桢杀了安德海后，将详细经过具奏呈报。奏折很快送到慈禧手里，她只看到一半便大惊失色、暴跳如雷。这件事，她最恨的不是丁宝桢，而是给丁宝桢下旨的人——东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如果说她之前对慈安太后只有几分嫉妒的话，那么现在则增添了几分恨意。很明显，他们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这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而且，慈安太后正加紧敦促亲王们为皇帝行大婚礼，皇帝一旦大婚就更有理由亲政，这是变相逼迫她交权。安德海被杀，她虽然有些心痛，但尚可忍耐；但要让她交权，则比要她的命还难受。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消除这件事给她造成的恶劣影响。
这样一想，慈禧便把心中的怒火强压下来，佯装大度，支持慈安太后的做法，但不该故意瞒着她。她也没下令处罚丁宝桢，以防朝野上下认为她挟私报复，但是她心里已经开始构想专权的计划了。
安德海死后，李莲英接任殿内大总管。与安德海的作风不同，李莲英处事谨慎，处处小心。他经常对身边的奴才们说：“我受恩深重，不可一时失慎。天恩愈大，性命愈限，吾人不可不慎。”尽管如此，慈禧依然担心安德海的惨剧会重演，于是迅速擢升李莲英，甚至突破了雍正帝定下的太监品级以四品为上限的规定，最终使李莲英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二品太监。
3.母子生隙
同治八年 （1869），帝师李鸿藻给同治帝出了一道作文题，让他写一篇 《任贤图治》。将近一个小时，同治帝才写了寥寥四十个字：“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治矣。”尽管篇幅很短，但观点却让李鸿藻等人相当满意。李鸿藻面奏慈禧，说 “圣学宜勤，不胜大幸”，意在请太后归政。但恋权的慈禧却以同治帝 “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东宫慈安太后请为皇帝筹备大婚之礼，也因安德海事件而暂时搁置。
又拖了两年，到同治十年 （1871），同治帝已经十六岁了，婚事和亲政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清朝历史上，顺治帝十二岁亲政，康熙帝十四岁亲政，慈禧再也找不到拖延的理由，只得承诺在同治帝成婚后归政于他。于是，两宫太后和王公大臣们开始为同治帝物色皇后人选。
两宫太后把满蒙文武官员家中待字闺中的女孩都调查了一遍，耗时数月，方才挑选出十几个淑媛，又从中筛选出几个。
一晃到了同治十一年 （1872），皇后人选进入最后的表决阶段。二月初二，对初选出的三名女子进行表决。慈禧坚持选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当时年仅十四岁，资性聪慧，容仪婉丽，是满洲正黄旗人，世代均出将入相。慈安太后则看中了同治三年 （1864）科举夺得一甲第一名的蒙古状元、翰林院侍讲崇绮(5)的女儿阿鲁特氏。她雍容端雅，美而有德，性格直爽，不善阿谀。另一位则是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亦品貌俱佳。
慈安太后说：“女子以德为主，才貌倒还是第二位，不知这几个女子中，哪个德行最好，堪配中宫？”慈禧则说：“闻得这几个女子，崇女年纪最大，今年已十九岁，凤女年纪最轻，今年才十四岁。”慈安太后随即接过话头：“皇后母仪天下，总是年长的老成一点。”慈禧想了想，又道：“凤女虽然年轻，但听说她很贤淑。”慈安太后又道：“皇后册定，妃嫔也不可少，这样的女孩子，都选作妃嫔便是。”
两宫太后意见不一，只得将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同治帝。出乎慈禧意料之外的是，儿子竟站在东宫太后一边，选择了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当即显出不悦之色，但又没办法改变结果。二月初三，两宫太后颁发懿旨，选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为慧妃，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崇绮的妹妹阿鲁特氏为珣嫔，并预定九月十五日为同治帝与阿鲁特氏举行大婚。
随后，同治帝的大婚典礼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恭亲王奕訢等一班亲王郡王，军机处的文祥、桂良、宝鋆以及礼部尚书等皆迎合慈禧偏爱奢华的喜好，所定典制比往时繁缛数倍。因此，同治帝的大婚典礼堪称清朝史上最奢华的帝后大婚。
九月十二日，因大婚期近，同治帝遣官祭告天地太庙。次日，同治帝亲临太和殿，阅视皇后册宝，派惇亲王奕讠宗为正使、贝勒奕劻(6)为副使，持奉册宝前往皇后府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又派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灵桂(7)为副使，操办礼典。
当时有位洋人叫威廉·辛普森，他制作了皇帝大婚的版画纪念册。辛普森介绍说，新娘进宫的仪式繁缛，一定要绕道大清门，一连五六天的清晨，这条路上的嫁妆仪仗队络绎不绝，如蚂蚁搬家一般。华盖的顺序、颜色、举旗人的爵位，都有严格的讲究。其中，端亲王骑白马上，四十八匹小白马由内侍牵引，三十二人举旗，四十八人撑华盖，后面又跟着二十顶形制相似但色彩各异的华盖，一百九十二人提 “囍”字灯笼，然后是骑在马上的其他亲王，再是新娘乘坐的三十二抬大轿，后面还有一百个骑兵、二百个步兵。仪仗队行动有严格的时间表：新娘上轿，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午夜十二点前新娘一定要进入紫禁城；新娘在大清门听训，凌晨两点前经乾清门大门到达内殿的坤宁宫中。
同治十一年 （1872）十一月，慈禧发布一道圣谕，大意是现今幼帝已长大成人，准备将政权交还给他，并命钦天监选择黄道吉日，举行皇帝的亲政大典。随后，钦天监择定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天有吉兆。
同治十二年 （1873），同治帝已经十八岁了。正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下达垂帘听政的最后一道圣谕：“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乂安，滇陇边境及西北路军务未蒇。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当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托一人者，至重且钜。祗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孜孜讲求，不可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当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源，克俭克勤，励精图治。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不能或释也。”
这一天，同治帝率王以下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前往慈宁宫行庆贺礼，然后来到太和殿接受王以下、三品以上文武大臣官员的朝贺。同治帝发布亲政上谕，表达对两宫太后的感激之情，同时表示不辜负两宫厚望。为表诚敬，同治帝又为两宫太后加上徽号，东太后加了 “康庆”二字，西太后加了 “康颐”二字。
亲政仪式后，两宫撤帘，太后似乎已不问朝政，退居后宫但又因慈禧与皇后不和，后宫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起先因为阿鲁特氏身体丰腴，不便急趋，慈禧便故意让她来回奔走，使其大受其苦。而后又因为阿鲁特氏疏于宫廷礼节而责罚她。最让人惊讶的是，慈禧借皇帝亲政后国事繁多，不宜劳累之故，要求同治帝与阿鲁特氏节欲，同治帝不可每日在后宫留宿。有人说，慈禧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是因无法容忍自己选中的慧妃遭受冷落，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跟她过不去。除了干涉同治帝与后妃间的事，遇有军国大事，慈禧还安排内监密行查探，探悉后便将同治帝召到身边训饬，责怪他为何不来禀报。同治帝很郁闷，为了表示对母后干预自己私生活和政务的不满，竟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白天则私自出宫闲游。
母子关系急剧恶化，同治帝想找个法子让慈禧真正放手。内务府那些精明的官员好像早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纷纷给皇帝出主意，说慈禧太后今生最后的愿望就是想重修圆明园，皇帝若投其所好，把园子修好，让她安心去享福，想必不会再干涉皇帝的事了。其中，以内务府郎中贵宝、文锡和侍读学士王庆祺等鼓吹得最起劲。同治帝听了，颇为动心，不久便下诏重修圆明园。
慈禧对同治帝的决定表示反对。早在同治七年 （1868），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否决，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浩大了，要想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朝廷难以负担的。至于此次反对的原因，是慈禧认为同治帝动机不纯，想借机让她彻底放手政务，从此在远离权力核心的园子里颐养天年，嗜权如命的她岂能甘心就此放手？
御史沈淮立即上书奏请缓修圆明园，同治帝以大孝养志之义当面斥责了他。“朕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不安”，次日，同治帝再颁修园上谕，重申值此物力艰难时机，一切可以从俭，但圆明园为两宫太后歇息养老居住之地，可以不尽华靡奢侈，但一定要修葺，无须再议。
同治十三年 （1874）正月十九日，圆明园工程在一片反对声中正式启动。同治帝陪同慈禧亲临视察，并表示自己将亲自督察园建工程，完全不顾亲政时许下的 “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誓言。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承办建园木料的广东商人李光昭被揭发。此人在四川、湖北、香港等地凭借候补知府衔，私刻 “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的衔章，打着 “奉旨采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经李鸿章调查，证实李光昭有三项罪责：一是虚报木价，欺罔朝廷；二是与洋商签署合同时仅付定金，到后来既无力买木，又无力认赔，致使法国领事出面干预，并与法商极力谴责津海关道渎职；三是擅自以圆明园监督的身份代大清皇帝与洋商签订合同，以致本案上升为洋商与清廷之间的纠纷。朝廷以 “诈称内使近臣”和 “诈传诏旨”的律例，判处李光昭斩监候。其他参与这起诈骗案的内务府官员也一并遭到严厉处罚。户部借此停发建园的所有经费，朝中大臣也纷纷上折要求立即停止修复圆明园，但同治帝置若罔闻，依然一意孤行。
更严重的是，同治帝自小沾染了乐**好色的恶习。当时他对侍读学士王庆祺极其宠爱，王庆祺是世家子弟，也是个 “美丰仪”的男子。他们二人爱看秘戏图，经常看得津津有味，旁人毫无觉察。现在同治帝亲政了，仍然很贪玩，把大把的时光花在捧戏子、逛窑子等消遣上。据说，京师内南城一带，向来是娼寮聚居的地方。同治帝常微服出宫到这些秦楼楚馆，沉迷于温柔乡，以致流连忘返。而每次出行，同行者中必有王庆祺。
纸包不住火，这些丑事最终被捅了出去。据记载，醇亲王曾经泣谏同治帝，同治帝却质问他消息从何而来，醇亲王怫然语塞。七月十六日，恭亲王、醇亲王及李鸿藻、文祥、徐桐等王公大臣联合呈上劝谏书《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奏折中列举了前辈们的创业艰难和后世之君的守成不易，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来所取得的政绩给予肯定，认为这是 “内外协力，共济时艰”的结果；同时指出皇帝亲政以来的诸多弊病，希望同治帝能够勤政、勤学、遵祖制、慎言行，言辞恳切，表现了诸臣对修园的谨慎态度和真挚的忧国忧民之心。
同治帝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朕将园子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何饶舌？”奕訢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望皇上容臣宣诵！”他准备逐条解释下去。
同治帝越听越气恼，终于忍不住雷霆大发，怒吼道：“朕把皇位让给你怎么样？”
一旁垂手侍立的众臣闻言都惊愕不已，军机大臣文祥更是伏地痛哭，喘息几近气绝，最后由人扶了下去。众人委婉地奉劝皇帝要珍重帝德，爱惜圣躬。同治帝对 “爱惜圣躬”一词尤为反感，这不是暗指他微服出行、现身于烟花柳巷之地吗？在这场激烈的君臣对抗中，同治帝可以说是龙颜受损、威信全无。
事情闹大后，慈禧再也坐不住了，她和慈安太后急忙赶到弘德殿，在同治帝颁发谕旨之前，出面干预。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史书记载，慈禧哭哭啼啼地对同治帝说：“这十年来如果没有恭亲王的协助，哪会有今天这般安稳的日子。皇帝还年轻，难免意气用事，哀家奉劝皇帝把褫夺恭亲王爵位一旨连同这道谕旨一并撤销。”一场政治风波在这次母子会谈中悄然结束。这件事使满朝文武清楚地认识到，同治帝羽翼未丰，尚无法慑服众臣，慈禧虽然归政却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对同治帝来说，他亲政后值得一提的只有这两件大事——动工重修圆明园，将上折劝谏的大臣 “一锅端”，但没有一件成功。
或许是因为同治帝没有 “爱惜圣躬”，秋后他就染病了，一连几天烧热不退。御医诊断同治帝受了**毒，但找不到对症的治疗方案，对外只说是生了天花 （当时天花属不治之症）。过了几天，同治帝的病情越发严重，颈项、肓背、腰部等处生出紫斑，而且卧床不起。可是，御医还是无法确诊。到了十月底，同治帝躺在**已动弹不得，御医们束手无策。冬至祀天，本应皇帝亲为，也只能由醇亲王代为行礼。所有内外各衙门奏章，全都转呈两宫太后阅示。消息传出后，京城官员私下里议论纷纷，揣测同治帝将不久于人世。
十一月，同治帝下发谕旨：“谕内阁，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俯充，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允宜崇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着该衙门敬谨办理。”
十二月初五傍晚，同治帝驾崩于养心殿东暖阁，年仅十九岁。在场的有两宫太后和二十多位亲王及内务大臣，包括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等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及慈禧忠实的追随者荣禄。慈禧飞调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淮军入京，自己与慈安太后同御养心殿，急召二十几位王公大臣入见。
奉两宫懿旨，醇亲王之子载湉——既是同治帝的堂弟，又是同治帝的姨表弟——入嗣文宗咸丰皇帝，尊谥同治帝为穆宗，封皇后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改元光绪。
醇亲王在儿子深更半夜被抬进皇宫之后，因为担惊受怕，触发旧疾，几乎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而福晋，即载湉的生身母亲、慈禧太后的妹妹闻讯后更是悲痛欲绝，长久地抱着儿子默默垂泪。醇亲王为了避嫌，也为了表达心意，向慈禧请辞去一切职务。
光绪帝入宫时年仅四岁，他瘦弱多病，经常感冒、腹痛头疼。他说话结结巴巴，且胆小怕声，遇到雨天打雷常吓得大喊大叫。这样一个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的小皇帝，需要的是母亲的体贴关爱及父亲的呵护支持，然而在宫中，他可依靠的只有他的姨妈慈禧，慈禧被尊为 “亲爸爸”。在此情况下，诸王大臣违心逢迎奏请两宫太后重行听政。于是，慈禧顺理成章地开始了第二次垂帘听政。
在竭力把载湉推上皇位后，慈禧还需要尽快解决另一个 “麻烦”。对于同治帝之死，慈禧将责任推到了皇后阿鲁特氏头上。阿鲁特氏在同治帝死后，大恸大悲，不思饮食，本欲吞金自杀，但获救得生。她的父亲崇绮将此事奏告慈禧，希望得到垂怜，谁知慈禧只简单地回复了一句：“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绮无奈将此话转告女儿阿鲁特氏。皇后心想，慈禧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也不待她生下孩子再行定夺，却匆匆让载湉继承了皇位，摆明了不给自己留活路。孤苦无依的她只有一条路可走——随大行皇帝而去。于是，这个用最高礼仪迎进皇宫的皇后仅仅享受了一年多的皇家恩宠就自尽了。事后朝廷发布消息称，“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慎柔嘉，壶范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于本日 （按：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寅刻崩逝”。同治朝就这样在一片阴云凄凉中结束了。
(1) 瑞常 （？—1872）：字芝生，蒙古镶红旗人，晚清大臣，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文渊阁大学士等职。
(3) 桑春荣 （1802—1882）：字柏侪，山阴 （今浙江绍兴）桑渎村人，晚清大臣，担任刑部尚书十多年，任内曾主审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平反大狱，执法公正。
(4) 殷兆镛 （1806—1883）：字补金，江苏吴江人 （今苏州市吴江区），晚清大臣，历任礼、户、吏诸部侍郎，性耿直，关心民间疾苦。
(5) 崇绮 （1829—1900）：字文山，原隶蒙古正蓝旗，后升为满洲镶黄旗，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之子，郑亲王端华的女婿，清代唯一一位旗人状元，妹妹和女儿均为同治帝后妃。光绪年间历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八国联军入京时，随荣禄逃至保定，后自缢而死。
(6) 奕劻 （1838—1917）：满洲镶蓝旗人，乾隆帝曾孙，晚清宗室重臣，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同治时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
(7) 灵桂 （1815—1885）：字芗生，满洲正蓝旗人，恭亲王常宁七世孙，清朝宗室。同治年间，兼理部务、旗务，历任实录馆总裁、玉牒馆副总裁、正蓝旗蒙古都统、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工、刑部尚书。
(8) 载澄 （1858—1885）：满族镶蓝旗人，恭亲王奕訢长子，人称 “澄贝勒”，受封为郡王衔贝勒，曾任内大臣和正红旗蒙古都统。
(9) 伯彦讷谟祜：清代蒙古王公，僧格林沁长子。历任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九门提督、崇文门监督等要职。
(10) 沈桂芬 （1818—1880）：字经笙，顺天宛平 （今属北京市丰台区）人，晚清洋务运动主要负责人之一，历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西巡抚、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等职。
(11) 溥伦 （1874—1927）：字彝庵，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帝五世孙，过继给道光帝长子奕纬为嗣孙，袭封 “贝子”爵位，时称 “伦贝子”。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