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觑视皇权
1.恼人的 “剿匪”与 “夷务”
太平天国的战事刚有所好转，咸丰帝还没高兴多久，又遇到了令他头痛的外交事务。
早在咸丰四年 （1854），英法两国就开始密谋怎样趁火打劫，他们耐着性子等了两年，到咸丰六年 （1856）终于忍不住了，以 “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在中国南部沿海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所谓 “亚罗号事件”，根本就是英国借机挑事。咸丰六年 （1856）九月十日，清朝水师在 “亚罗”号商船上逮捕了两名海盗和十名涉嫌走私的船员。此船虽在香港注册，却是非法注册，且注册期也已过时，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捏造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只，清廷没有权力扣留，而且船上的英国国旗被清朝官兵撕下，是对英国的侮辱。事情闹到两广总督叶名琛(1)那里，他把调查结果摆在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面前，严正指出：不法分子走私鸦片到中国，却让我清朝向犯罪分子赔礼道歉，岂有此理？如果不法分子是英国人或者是受英国保护的人，那么人可以放，但道歉、赔偿都不可能。相反，应该是英国向清政府道歉，因为是英国人违犯了清朝的法律。
处理 “亚罗号事件”之始，叶名琛的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他不仅有地方百姓的支持，而且背后还有朝廷。他写奏折以六百里加急呈送给咸丰帝，奏明情况。此时咸丰帝正在调集各地兵力，准备给太平天国最后一击，一时还顾不上几千里外的南疆，于是就允准叶名琛全权处理。叶名琛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士大夫，思想跟不上急速变化的时代，他满脑子 “华夷大防”的思想，外交手段比较生硬。
英国人知道叶名琛虽是代理两广总督，但他还有一个职务，那就是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说他是南方官场第一人并不为过。广州城的外国人都知道叶名琛的分量，之前英国驻香港总督包藏祸心，多次要求叶名琛放他进广州城，但都被拒绝。英国人这次又碰了钉子，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用舰炮对广州进行炮轰，随后攻进广州城，因遭到阻击而退出。叶名琛以为英国人只想吓唬他，所以便对 “亚罗号事件”搁置不理。
英法两国欲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一直在等待时机寻找各种借口。“亚罗号事件”之前，即同年二月，法国人就在广西制造了 “马神甫事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非法进入广西西林县，与当地恶棍勾结，以传教为名，**妇女，胡作非为，引起当地民众的愤怒，西林县令张鸣凤下令处死马赖。法国公使得知马赖的死讯后，马上向朝廷交涉。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询问张鸣凤是否有此事，他矢口否认。中法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此后，法国人不断向清廷施加压力，中方只得说马赖是非法进入西林，并在该地犯了法。法国人嗤之以鼻，随后以此事为借口和英国勾结，组成英法联军。他们之所以没有马上发动战争，是因为在中国边界的兵力不够，需要时间调集准备。
此事并未引起咸丰帝和内阁大臣们的重视，他们依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太平天国的一举一动上。但他们急切盼望的胜利并没有到来，从各地传来的军报表明，捻军已经开始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虽说力量大为削弱，但仍有相当的实力。在石达开的主持下，太平军的逆势很快扭转，清军的攻势再度受挫。咸丰帝又失望了，他的情绪就像波浪一样翻腾起伏，性情也随之大变。他不再直面现实，而是逃避眼下一切无能为力的难题。天下危局，举国之力都难以破解，他再怎么努力也挽救不了大厦将倾的颓势。
如今，只有美酒的麻醉能给咸丰帝带来一时半刻的安逸和快意。作为国君，他没有朋友，后宫中三位受恩宠的妃嫔——皇后、懿贵妃、丽妃都要严守君臣之礼，不敢逾规越矩，何况其他妃嫔，因此他内心的孤独实在难为外人道。但有美酒还得有美人来陪，他又想到了圆明园。在那里，他可以一边喝着美酒，一边欣赏美妙的歌舞，岂不是如神仙般快乐？于是他让内务府的太监们去准备。太监们对咸丰帝的喜好自然是一清二楚，他们找来一些唱地方戏的戏班歌女，专唱咸丰帝心爱的唱段曲词。
时值早春，咸丰帝在园子里逛了一圈，觉得周围一片枯黄，毫无生机。太监们知道皇帝爱花，立刻有了主意，殿内总管刘承恩说：“这园内的花花草草能够被圣上看在眼里，也是它们修来的福分。可惜春天刚来，它们还没有活色。奴才们应该选些名花进来，让其颜色常新，才不辜负圣上的恩宠。”咸丰帝听后笑了笑，说道：“花无百日红，世上没有不枯的花草，即使当时如何万紫千红，一遇到风霜，也都枯萎败谢了。”另一个太监忙说：“万岁爷乃真龙天子，您想有怎样的花，那就一定会有。”
太监们私下商议了一番，立刻开始搜罗四季名花，分栽到四个院子里。然后，又从数十位歌女中挑出四个皇帝最喜爱的歌女，分住在这四个院子里。咸丰帝赐给她们的芳名分别是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海棠春，人称 “四娘娘”。牡丹春是苏州名妓，生得富丽丰腴，住的院子原叫牡丹台，后来改名 “镂月开云”，在圆明园东边。杏花春是江苏候补道吴王恭家中的一个女婢，生得丰姿绰约、容颜娇艳，所住院子叫作杏花村馆，宫院名杏花台，在圆明园西边。海棠春是大同府中的女伶，原名玉喜，玲珑可人，能歌善舞，住的院子叫作绮吟堂。武林春是一个孀妇，性子刚烈，冷艳逼人，住在祥云庵，这里本是水池上面的小寝宫，院名却叫 “武林春色”，景色非常别致，池子因此出名。
自从得了这几位美人，咸丰帝几乎每天都来园中观赏，兴致所至，还吟诗作对。百花争艳时节，更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咸丰帝任情采撷，在百花丛中流连忘返。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深居宫闱的皇后、懿贵妃、丽妃等人都先后知悉皇帝在外偷欢，皇后当面直谏，丽妃则婉言相劝。咸丰帝有些强词夺理地申辩说，他若是为了贪图安逸，那么在宫中同样可以自耽逸乐，何必去圆明园才萌生怠荒的念头呢？他无论在皇宫还是在圆明园，都是“同一敬畏，同一忧勤”。只有懿贵妃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同时，她还私下让安德海在皇帝面前提起，说懿贵妃最近写了几折新戏，不知皇帝是否有兴致让圆明园的那些歌女排演。咸丰帝听了正合心意，不仅因为懿贵妃和他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更因为她凡事都依着他的意思来，他当然愿意让懿贵妃与他同享欢乐。
咸丰七年 （1857）春末，咸丰帝又移居圆明园，名义上是处理“夷务”，懿贵妃奉诏伴驾。其实，这段时间的朝廷政务基本上由大臣们商议处理，除非内阁认为非皇帝亲阅不可。咸丰帝在圆明园处理公务时也不看奏折，内阁转呈的折子大都交给懿贵妃过目，而他自己不是在听戏，就是在画画。据说在绘画方面，咸丰帝曾受业于杜受田(2)，擅长画马。据清代陈康祺在其笔记 《郎潜纪闻》中称：“尝见文宗 （咸丰）所画马，醇邸 （醇亲王奕府）恭摹上石，神采飞舞，雄骏中含肃穆之气，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拟也。”可见咸丰帝画画很用心，也较专业。
至于听戏，咸丰帝与懿贵妃一样，不仅懂得很多地方戏，兴起时还会亲自登台，其身段、唱功都是一流的。此外，咸丰帝似乎还有一般戏迷的嗜好——捧角。他曾经为捧一名叫朱莲芳的伶人，与御史陆懋宗“争风吃醋”。据史料记载，朱莲芳貌为诸伶之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咸丰帝特别喜欢她，总是与她相见。陆懋宗发现皇帝对朱莲芳有意，便写了一份数千言的劝谏折子。咸丰帝阅完，戏谑道：“陆都老爷醋矣。”随即大笔一挥，批示：“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
懿贵妃对皇帝沉迷酒色视而不见，有她的用意和目的。皇上忧心国事，却苦无良策，烦闷之余排遣一下，无可厚非。若在这个时候劝阻皇上，只会让皇上厌弃。
最重要的是，她已经诞下皇子，宫中地位稳固，可以安享富贵。至于祖宗家法、宫中规矩，她从未放在眼里。
春去夏来，南方战区有消息传来：太平天国再一次爆发内讧。天王洪秀全恐石达开成为杨秀清第二，暗施多种钳制之策。石达开负气出走，沿途发布告示，各路精兵多听从其召唤随之而去，这支军队辗转赣、浙、闽、粤、桂等省，太平天国统治区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懿贵妃看到军机处转来的折子，非常兴奋，把奏折给咸丰帝读了两遍。咸丰帝心中重又燃起胜利的希望，立刻谕令曾国藩设法招降石达开。
没想到曾国藩却 “撂挑子”了，认为石达开部已不成气候，不值得劳神费力，接着他请假回老家奔丧。丁忧期间，他给咸丰帝写了一封奏折：“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他抱怨皇帝没有给他如地方巡抚的实权，不当巡抚就筹不到军饷，没有军饷就打不了仗，时刻受人牵制。咸丰帝对曾国藩伸手要权的做法十分反感，他心想：既然如此，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守孝吧，你曾国藩不干自然有人愿意干。曾国藩的两位门生李鸿章、赵烈文(3)开始崭露头角。
南方战局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懿贵妃和咸丰帝想象中那般乐观。江南局势利于清军作战，但江北捻军已经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太平军李秀成部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部在霍邱 （今属安徽省六安市）会师。此后，他们活跃于淮河南北，不时进击豫东、苏北，实力迅速壮大。在南部边境，英法联军也准备向内地武力扩张。咸丰帝有感于身边无人可用，于是征询翰林院编修郭嵩焘(4)：“依你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天下大局，宜如何处理？”郭嵩焘深受肃顺赏识，自然推崇端华、肃顺兄弟，他们毕竟是皇室宗亲，不会袖手旁观，坐视清朝的江山被他人夺去。于是，咸丰帝命 “铁帽子王”端华为阅兵大臣、右宗正，负责京师戒严、督察巡防，也就是把管理京师皇亲国戚、防务、治安的大权交给端华。另外，咸丰帝还擢升内阁学士、护军统领肃顺为左都御史，负责整肃军队，监督所有军队中的不法违纪行为。肃顺自知八旗兵衰堕，不得不一改过去不重用汉官的主张，认为只有汉人才能挽救这一败局，必须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官僚，才能渡过重重难关。他建议咸丰帝让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继续组建团练，编练出一支新兴的地方武装。
咸丰帝的情绪紧随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同时，得到增援的英军再次入侵南境。同年六月，英军以十七艘战舰轰击清军水师百余艘战船，参战人数增加到近三千人。洋人的趁火打劫令咸丰帝恼怒，但他又深感力不从心，只得放任不管。懿贵妃刚接触政治，就从咸丰帝对 “夷务”的态度和情绪变化中窥知，洋人野心极大，很不好惹。
英法联军把咸丰帝一步步逼向痛苦的深渊，以太平军和捻军为首的反清烈火也越烧越旺。咸丰帝感到自己极力支撑的大清江山，真的摇摇欲坠了。
2.内忧外患解君愁
咸丰七年 （1857）秋，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分别率英法侵略军至香港，组成五千六百多人的联军，封锁广州。
英法联军兵临城下，额尔金、葛罗还装模作样地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入城 “修约”，并提出 “赔偿损失”等不平等条款，不然联军就发动进攻。叶名琛虽然态度强硬，但因他呈给咸丰帝的求援奏折迟迟没有批复下来，且之前既没有得到朝廷兵员物资的支援，朝廷也没有正式授予他全权处理 “夷务”的权力，因此他并未积极备战。他的部下要求调绿营兵防守，并请求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均遭到他的拒绝。英法联军见清廷软弱无能，便肆无忌惮地大举进攻，轻松攻陷广州，清军不战而败，后来连两广总督叶名琛也被英军虏获，押往印度加尔各答。
几天后，咸丰帝的六百里加急圣旨才抵达广州，谕令称：“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饬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款，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可惜此时叶名琛已被押在英军监狱中看不到圣旨，即使看到，他恐怕也难以与决意入侵的联军和谈，无法促使 “大局粗定”，更别说 “一劳永逸”了。
咸丰帝得知叶名琛被俘后有些慌乱，但并未采取解救措施，也没有在南境进行必要的军事部署，只是改调黄宗汉(5)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此时进入广州城的英法联军只有数千人，英方全权大使额尔金担心广州处于无政府状态，局面很难控制。如果广州周边的清军和地方民团奋起反抗，那么联军很难有胜算，甚至难以脱身。令人不解的是，广州出乎意料的平静。
不过，新到任的黄宗汉力主抗击英法联军。他上任时，沿途广招兵马，经过家乡福建时又募集神枪手。到达惠州后，他马上联络广州城外的一批勇士，包括在籍侍郎罗淳衍、京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等发动进攻，但几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失败了。清廷主和派认为黄宗汉 “有碍和局”，上书请咸丰帝免去其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之职，调任四川总督。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额尔金探知了清廷的底线，便要求将广州巡抚柏贵复职，署理两广总督，但前提是柏贵要听从联军指挥。这显然是蛮横干预清朝的内政，而咸丰帝准备让浙江巡抚何桂清(6)来补缺。后来，柏贵经过一番考虑，答应了联军的条件，同时与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联合上书弹劾叶名琛。
残酷的事实证明，强盗的逻辑就是主动向被欺压的国家挑起战争，而后又要求赔偿。道光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便经历过这样的屈辱，如今清王朝的光景远不及道光年间。咸丰皇帝更非救世明君，他先下旨将两广总督叶名琛革职，把责任都推到这个前总督身上，同时停发两广驻军的军需粮饷，让洋人看到清廷有和谈的诚意。
英法联军见中国人步步退让，便有了得寸进尺的想法。为了掩盖自己的 “强盗行径”，他们又打出和谈的幌子。他们知道，清廷根本无力承担巨额赔偿，届时开放通商口岸和割让土地作为补偿将成为清廷不得不同意的条件，而不需他们武装入侵。
他们还重提派公使进驻北京的要求，宣称按外交惯例，友好国之间“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互派公使是很正常的事情。清廷当然知道英法两国的险恶用心，洋人公使一旦进驻京城，就会大施**威，干预京城的某些事务甚至干涉朝政。尽管朝廷对此事有所认知，但由于没有采取妥当的外交策略和反制手段，致使一些封疆大吏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时造成了外交混乱。
英法两国的使节和战船先后到达大沽口外，要求清廷迅速派要员来谈判。名义上是和谈，英法两国的真实目的是实现其 “威胁天津、压服北京”的阴谋。如果不能满足两国的要求，他们就会诉诸武力。咸丰帝显然知道谈与不谈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不是谈判而是强迫接受，所以他不许洋人进京，而是派人去大沽口谈判。
咸丰八年 （1858）四月八日，英法联军以清廷代表未在限定日期到达为由，对大沽口炮台进行突袭，清军阵亡二百九十一人、受伤一百七十人，联军以战死十余人、伤五十七人的代价攻陷大沽口炮台。四月十四日，英法联军又乘势占领天津。洋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咸丰帝在圆明园听懿贵妃给他读奏折，还没听完就面如土色。洋人已经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了，再不迅速做出反应，可能自己皇位不保。但是，是打是谈他一时难以抉择，几经廷议，最后还是主和派占了上风。那么派谁去跟洋人谈呢？懿贵妃见咸丰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建议道：“万岁爷不必如此忧心，眼下就有一个再好不过的人选。”咸丰帝一听，忙问：“爱妃所荐何人？”懿贵妃推荐的人是直隶总督桂良(7)，他是恭亲王奕訢(8)的岳丈。于是，咸丰帝下了一道密旨，让桂良和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并授便宜行事之特权。
桂良、花沙纳遵旨请俄、美出面调停，沙俄借机与清朝签订了 《中俄天津条约》，美国一看有利可图，也与清朝签订了 《中美天津条约》。桂良虽然是遵旨办事，但在与俄、美签字之前，咸丰帝对这两个条约的内容一无所知。两国公使随后发现，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被清廷认可，坐地分赃的目的没有达成，于是再次提出公使进驻北京的要求。同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英法也分别与清朝签订 《天津条约》，再次强烈要求往京城派驻公使，但清廷坚决不同意。桂良虽然想把这条内容加入协议中，但又不敢向皇帝汇报实情。可是，如果不写这条，列强四国必将以武力压服。桂良只得擅作主张，两头隐瞒。
咸丰帝认真看过与四国签订的 《天津条约》后，发现自己被蒙蔽了，他最不能容忍的条款居然出现在正式协议中。《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公使常驻北京；开放牛庄 （后改营口）、登州 （后改烟台）、台湾 （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 （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一个城市为通商口岸；清廷共赔偿英法军费六百万两白银；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自由游历、经商、传教；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通航；修改税则，减轻外国商船吨税 （实际上就是降低进口税率）。
同年四月十六日，沙俄还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9)签订了 《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俄国。
列强对清廷的抗议置若罔闻，用坚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答应他们提出的所有无理条件。咸丰帝见木已成舟，不可挽回，只得御批 “依此办理”，先让洋人退兵再说。洋人见预期目标达成，得意洋洋地退兵。清廷以失去通商口岸主权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代价，忍受屈辱换来暂时的 “和平”。
洋人之围虽解，但咸丰帝丝毫没有感到轻松，他将直隶总督桂良召来大骂一通。桂良硬着头皮对咸丰帝说：“洋大人逼臣签下这城下之约，臣为圣上和朝廷安危着想，不得不对洋大人虚与委蛇。如果圣上认为履行该条约很为难，那不如推翻了吧。”咸丰帝一听更加恼火，这种混账话也说得出口！洋人岂是好惹的，不签约则已，签了约就等于递给列强一张欺负清朝的通行证，任何反抗倒变成了不合法。这该如何是好？
懿贵妃见咸丰帝既愤怒又无奈，忙上前劝慰：“既然木已成舟，万岁爷再恼也无所补益。何不以此作为缓兵之计，等熬过这生死攸关的一刻再说。”她说的 “生死攸关”不是指洋人兵临城下，而是指太平军和捻军联合北上作战，直逼京师。咸丰帝也很明白自己无力履行不平等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但又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他将等在厢房候旨的怡亲王载垣(10)和端华、肃顺传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肃顺看见懿贵妃也在场，顿时心生反感。入春以来，咸丰帝在圆明园从未召见过内阁和军机处的任何臣工，这让爱新觉罗一族重臣非常担忧。肃顺本以为皇帝会委派给他们什么重任，结果咸丰帝只是让他们代替内阁起草一份让新任两广总督何桂清暂缓履行 《天津条约》减关税等条款的圣旨。载垣、端华、肃顺都是朝中的主战派，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当初朝中的主战派官员极力主张对列强开战，皇帝却躲进园子享清福，如今和约已签好了又不想履约，必会招致更大的麻烦甚至灾难，还请皇帝三思为好。
咸丰帝反诘道：“我大清还有银子赔给洋人吗？就是把圆明园、紫禁城全卖了也赔不起，洋人此番又要在十一个埠口减税，我大清朝的财政收入减少不说，从外国源源不断涌进来的洋货和鸦片又要刮走百姓手中所剩无几的银子，那朝廷还有何生存之本？如果拖一拖，或许能找到一线转机，不然眼下就得亡。”咸丰帝还没说完，又拿出拟调两广总督何桂清的三份奏章。这位还未到任的总督坚决反对履行 《天津条约》，尤其对变相减免关税一款最为不满。因为两广开埠最多，国外货物涌入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最大，如果再减税，那么无异于将两广的经济命脉拱手让给洋人。三位重臣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说辞来劝谏皇帝，更想不出解开眼前这个 “死结”的法子，只得依旨而行。
就在咸丰帝忙于应付洋人的时候，太平军和捻军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势。此时太平天国出现了两位年轻的杰出军事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出现危机时，他们展现了非凡的作战天才，使李鸿章组建的淮军三战皆败；胡林翼率领湘军在湖北作战，先胜后败。陈玉成部甚至攻克安徽的临时首府庐州 （今合肥），咸丰帝急命胜保为钦差大臣，主持皖北军务。然而，陈玉成、李秀成合军摧毁江北大营，咸丰帝将钦差大臣德兴阿革拿，并撤销江北大营，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的和春兼理。可是，李秀成、陈玉成再次联手，在安徽三河歼击湘军主力李续宾部，挫败其东进的图谋。
三河一战使湘军元气大伤，所谓 “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咸丰闻讯面如死灰，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旋转，接连不断的败绩奏报让他的意志和健康状况都急转直下。咸丰帝自知回天无力，于是又躲进了圆明园，尽管此时已进入冬季。皇后守在紫禁城后宫不轻易出门，伴驾之人自然首选懿贵妃。在咸丰帝疏于朝政的时候，懿贵妃帮助他批阅奏章。尽管她开始萌生政治野心，但她还是事事顺着咸丰帝的心意，显得非常温顺。
日子久了，咸丰帝、皇后、懿贵妃都对这种模式习以为常，而经常去面见皇帝的肃顺却看出一些不好的苗头，他劝谏咸丰帝不要专宠一人，以免发生后宫乱政之祸。咸丰帝心里明白肃顺所指何人，却故意反诘：“朕专宠过谁？除了你还有谁干政？”肃顺听后料知皇帝心生不悦，心想：我大清两百余年基业绝不能毁在一个女人手上。此后，肃顺授意内务府太监把咸丰帝喜爱的汉女全都安排进圆明园。肃顺的意图很明显，让她们与懿贵妃分庭抗礼，如此一来，懿贵妃就没机会恃宠而骄、干预朝政了。
此举让懿贵妃对肃顺心生恨意，但眼下他是皇帝最倚重的大臣，在朝中也最有权势，所有皇亲国戚都忌惮他几分，所以她不敢过早与他为敌，只能忍气吞声。
3.遗恨圆明园
咸丰九年 （1859）春，咸丰帝突然颁发一道令人不解的谕令：修整紫禁城的长春宫。国库没有存银，还要赔偿洋人军费，皇帝偏偏在如此困境下修缮宫殿。有人猜测因为懿贵妃受宠正隆，皇帝想兑现当初许下的承诺，担心以后每年都得赔款，使他的承诺落空，而现在还可以拖着暂不赔款。又有人猜测是皇帝自己准备常住长春宫，那样去养心殿理政更方便些。不管怎么说，咸丰帝心意已决，无论如何，宫殿都要如期修葺。
这时候，英法两国已分别派出公使。英国公使是额尔金的弟弟布鲁斯，他一到中国就给直隶总督桂良写信，催问交换和约之事。按约定，《天津条约》需在一年内分别交两国皇帝批复后方能生效，批复后的和约还要办一个交换仪式。桂良见洋人逼问得紧，只得将咸丰帝认为条约需要修改，尚未御批一事如实相告。布鲁斯听后颇有微词，自己肩负使命而来，信心满满，而清廷却一直拖延。他决定立刻进京，直接向清朝皇帝问明原委。同时，他又写信给已到上海的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表示要用军舰带士兵护送使团北上，威慑清廷。他认为，带兵去大沽口比带着炮舰不带军队去天津更具威胁性，而去天津又比去北京更有震慑力，因为去了北京只能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容易找到武装入侵的借口。
英法两国公使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管清朝皇帝是否同意这份合约，清廷必须履约，否则两国将动用武力。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更是软硬兼施，一边施以外交手段，一边做着军事准备。
五月上旬，桂良又以钦差身份赶往上海与布鲁斯、布尔布隆会面，商讨入京觐见皇帝流程。他想继续拖延，可布尔布隆毫不给机会，语气生硬地威逼桂良：“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坚决完成使命，就在 《天津条约》规定的期限内换约，不得有半点推迟。我要面见清朝皇帝，亲自呈上拿破仑三世陛下的亲笔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完成使命。”桂良闻出了话中的火药味，只得向皇帝请旨。过了几天，咸丰帝终于批准英法两国使团进京，同时给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发去一份谕令，让外国使团从天津北塘登陆进京。恒福是由河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的，对 《天津条约》的签订过程和条款知之甚少，他没有将使团须在天津北塘登陆的谕令告知英法公使。
五月十五日，得到进京许可的英法公使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率团北上。十七日，负责护卫使团的英军何伯(11)少将的舰队到达大沽口，随后派遣舰长康米利尔和翻译蒙根登陆向清廷宣布公使将要到来的消息。由于使团没在清廷指定的地点登岸，因此，受到刚调防于此的僧格林沁部下的阻拦。英方询问为什么没有官方代表迎接，为什么在河道设置了障碍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朝廷代表已在北塘等候，之所以设置障碍物，是为了防止太平军和捻军进犯天津。
英法公使对清朝廷的 “怠慢”非常不满，决定将一切交给何伯少将处理，也就是采取已经准备好的军事行动。何伯少将重返大沽口，发现清军的防御更严密了，于是，他立刻与公使商议决定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发起攻击。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直隶总督派人匆匆向京城呈送书信，说两国公使拒绝在北塘登陆等候赴京，并已经让何伯少将率舰队直赴大沽口，拆除河面的障碍物，准备武装登陆。是日，僧格林沁所率清军在岸上与英军对峙。下午将要退潮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打响了。双方开炮互射，何伯少将试图用舰炮掩护士兵强行登陆，但遭到岸上清军阻击，伤亡惨重，他自己也受了伤。剩余英军只得退回舰上，待潮水上涨后撤退。
咸丰帝当晚收到天津大沽口战报，僧格林沁歼敌四百余人，取得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最辉煌的胜利。他兴奋得一宿未眠，天刚亮，就派快骑赶往天津询问英法使团是否愿意从北塘登陆进京。英法公使不置可否，掉头离开。
第二天午后，咸丰帝在圆明园九洲清晏殿召见了两江总督何桂清。一般只有召见重臣、近臣，皇帝才会到这个地方谈事。何桂清在封疆大吏中算不上主和派，在朝中也并非皇帝近臣，这次召见正说明咸丰帝有密要之事与他谈。开始何桂清以为是谈京城和广州防御，但咸丰帝谈的却是怎样修改 《天津条约》，并很愉快地提到大沽口一役轻巧取胜。何桂清听后不胜忧虑，心想，大沽口一役已与英法两国撕破脸皮，哪里还有修改条约的可能？即使再次谈判修改，也只会增加他们欺压进犯清朝的条款。他小心翼翼地对咸丰帝说：“圣上，依臣之见，英法公使掉头就走，不是因为他们胆怯，而是他们被彻底激怒了，将卸下谦谦君子的伪装，彻底露出狰狞獠牙，还望圣上尽早做好大战的准备。”
咸丰帝被何桂清泼了一瓢冷水，十分生气，命他去苏州准备下一轮谈判。随后，咸丰帝余怒未消地来到 “天地一家春”大雅斋，懿贵妃正在悠闲地绘一幅兰竹图，见皇帝突然驾临，急忙迎驾。咸丰帝当着懿贵妃的面又把何桂清骂了一通，懿贵妃端来一碗茶，劝他消消火，冷静后再想对策。咸丰帝建议最好还是争取和谈，即便下一轮谈判对清朝更不利，也只能暂时忍耐，待内贼尽除，再驱外夷。
但是，英法两国不再给清廷和谈的机会。八月，英法两国政府宣布对清朝开战，先攻占天津，威逼北京方面屈服，如果达不到目的，再进攻北京。
英法联军劳师远伐，做了长达半年的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仅建立绵延万里的海洋补给线，还在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军需补给站。至咸丰十年 （1860）春，英法联军的战前准备已然就绪，总计兵力有三万人、舰船一百四十四艘进入中国海域。对此，在上海周边 “剿匪”的清军竟然视而不见，还请求利用英国人的洋枪队来合剿捻军。
与此同时，一直在圆明园的咸丰帝则忙着操办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筹办他三十虚岁生日庆宴。据说西藏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派来一个使者，转告咸丰帝在他的而立之年会有一场深重的劫难，必须建坛作法。有人劝告皇帝，这可能是成烈嘉措讨封赏的伎俩，不可轻信，但咸丰帝对此深信不疑，让内务府尽力筹备。洋人战前准备充分，双方一旦开战，胜败已无悬念。
六月中旬，英法联军第三次出现在天津大沽口。咸丰帝不慌不忙地给直隶总督恒福发去一道谕令：照会联军，依照美国使者从北塘登陆进京之例，少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清廷的态度一如以前，英法联军共一万八千余人，按清廷照会要求，在北塘登陆了，但他们并不是去北京，而是武力进占天津。他们稳扎稳打，登陆十二天一直未遭到任何反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廷仍对和谈抱有幻想，按兵不动；另一方面是清廷因去年的小胜而误认为洋人不擅长陆战，所以不怕联军登陆，一旦打起来，正好聚而歼之。
六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已登陆一万一千余人，并迅速对塘沽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所率清军见英法联军来势汹汹，稍作抵抗就开始溃逃。但咸丰帝看到的战报是：“该夷炮车二百余辆，夷人万千名，实系众寡不敌，然亦毙贼无数。”虽然清军寡不敌众，却也能毙贼无数，说明英法联军并不可怕，咸丰帝颇感欣慰。既然清军只是兵力不够，那就再派些人去。
然而，还没等清军增派到位，英法联军又攻击北炮台，虽然伤亡三百多人，却掌握了主动权。七月初八，英法联军占领了整个天津城。被蒙在鼓里的咸丰帝根本没想到形势会急转直下，洋人又要搞城下之盟了，无奈之下，他只得让桂良再去与联军谈判。正如何桂清所预料，这一次洋人直接撕下了伪装，直截了当提出清廷除了无条件接受先前拟定的 《天津条约》外，还必须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增加战争赔款。同意就谈，不同意就打，若打，他们会一直打到京城去。
桂良见事态严重，据实将谈判细节呈报皇帝。咸丰帝一看暴跳如雷，痛骂桂良：“你这不是让朕来承担卖国之责吗？你们号称忠臣，却每每临阵脱逃，事后又百般遮掩辩解，难道都是在欺瞒朕不成？”咸丰帝被推至风口浪尖，一筹莫展，只得故技重施，他授意桂良先让洋人退兵，只要退兵就答应他们的所有条件。桂良把皇帝的意思转告联军谈判代表，但他们的耐心已经耗尽，不再信任桂良，也不相信清朝皇帝会如此干脆地答应所有条款。因此，他们不仅不退兵，反而继续向北京进攻。
因洋人节节进逼，咸丰帝只得硬着头皮应战。他强作镇定，毕竟是在清朝的国土上，难道还惧怕万余名洋鬼子不成？他两次表态要御驾亲征，以激励士气，安定人心。七月下旬，英法联军进抵通州时，咸丰帝谕令军机大臣绵愉(12)、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表示要与英法联军 “决战”。战前，他先派载垣去谈判，并叮嘱他做好两手准备。亲王的身份比钦差桂良尊贵，英法联军不好再做推辞，便派巴夏礼为代表进行谈判。
八月初四，也就是巴夏礼被扣留当天，英法联军即出动近四千人进攻通州，与清军在张家湾展开激战，僧格林沁所部近万人的防线被突破，联军伤亡仅35人，清军伤亡1350人，伤亡比例几乎迫近1∶40。清军溃败后，僧格林沁又在距离京城很近的八里桥构建一道由三万余人组成的防线。他本人统率步兵一万余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带，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 （今建国门）的大道，以保卫京师。
八月初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八里桥之役打响了。清军马队按原定部署从正面冲上前去，将士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因火枪装备有限，清军马队大都手持冷兵器，凭着一腔热血迎击英法联军，企图冲乱英法联军纵横相应的战斗队形。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激战一个小时，毙伤联军多人，但清军马队遭到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炮榴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横冲直撞，无法形成攻势，在敌人火力的逼迫下退却。
随后，南路的法军主力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所部受到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当法军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士兵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法军展开了白刃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而撤至定福庄。
当战斗进行得正激烈时，僧格林沁才发现，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僧格林沁在胜保部与南路敌军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军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军，歼灭敌人主力。但胜保部已撤，僧格林沁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僧格林沁担心清军再次溃退，于是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命令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举僧王大旗，指挥将士顽强抗敌，直到他被一枚霰弹击中。将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联军射来的子弹。然而，清军最终溃败。八月初八，咸丰帝惊慌失措地从圆明园出逃至热河，恭亲王奕訢作为全权大臣留下继续与联军交涉。临行前，懿贵妃极力谏阻，请求咸丰帝留在北京继续抵抗，而这次进谏差点给她惹来杀身之祸；不过由此可见懿贵妃的勇气与见识不同于一般女子。
僧格林沁、瑞麟(13)、胜保各部仍驻城外防守。英法联军要求清廷释放被扣留的外交人员巴夏礼等人，否则炮轰北京。额尔金表示必须亲自向清朝皇帝递交国书，条约须皇帝亲自签字画押，否则不谈。对此无理要求，清廷自然不会答应，和谈一事又被搁置。
八月二十四日，巴夏礼被释放，他在扣留期间并未受到虐待。而此时的英法联军则以搜查圆明园各宫殿为名，肆意抢劫财物，并放火烧毁许多房屋。八月二十六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后，纵容、鼓动士兵抢劫、火烧圆明园。额尔金竟公然在北京城内张贴告示，恬不知耻地阐述抢劫、火烧圆明园的理由和 “正义性”。九月初五，四千多名法军和三千五百多名英军将圆明园里的珍奇宝物洗劫一空，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大火三日不灭，北京城映照在一片火光之中。自此开始，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五十天。已逃至承德热河的咸丰帝闻讯痛心疾首，五内俱焚。他深感愧对祖宗，更不知此生此世还能否回到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他亲率皇子皇孙跪在列祖列宗灵位前请罪，并下 “罪己诏”诏告天下。而侍奉在咸丰帝左右的懿贵妃听到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后，竟不顾自己尊贵的身份，大骂其强盗行径。她先是怒不可遏，转而抽泣起来，她无法原谅英法联军的罪行。北京城的那场大火，不仅烧毁了大清国的 “万园之园”，也将懿贵妃深埋心底的爱情回忆化作灰烬……
(1) 叶名琛 （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人称 “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自诩“海上苏武”。
(2) 杜受田 （1788—1852）：字锡之，山东滨州 （今滨州市滨城区）人，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3) 赵烈文 （1832—1894）：字惠甫，江苏常州人，曾任易州知州，为曾国藩机要幕僚多年，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均有涉猎。
(4) 郭嵩焘 （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5) 黄宗汉 （1803—1864）：字寿臣，福建泉州晋江县 （今晋江市）人，晚清大臣，封疆大吏，“辛酉政变”后被两宫太后罢黜。
(6) 何桂清 （1816—1862）：字丛山，云南昆明人，晚清大臣，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与吏部侍郎、两江总督等职。
(8) 奕訢 （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道光帝遗诏封 “恭亲王”，清朝十二家 “铁帽子王”之一，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9) 奕山 （1790—1878）：字静轩，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宗室。历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伊犁将军、黑龙江将军等职。
(10) 载垣 （1816—1861）：清朝宗室、康熙帝六世孙，世袭和硕怡亲王爵位，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首。曾任御前大臣行走，咸丰帝即位后，渐受信用，累官左宗正、宗令、领侍卫内大臣。
(11) 何伯 （1808—1881）：英国海军将领，1859年至1862年任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抵抗太平天国的上海保卫战。1879年被授予英国海军元帅衔。
(12) 绵愉 （1814—1864）：嘉庆帝第五子，道光帝之弟，被封为惠亲王。
(13) 瑞麟 （1809—1874）：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清朝大臣，历任太常寺少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军机大臣、户部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等职。